第十章 自強運動：尋求西方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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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對自強運動的早期倡導
1860年和約簽訂以後，中國的國際處境整個說來雖然更壞了，但由于同治時期鎮壓了叛亂，清代又得以延續了半個世紀。
經曆過這一事件的政治家們不會輕易地忘掉英法聯軍占領北京這一恥辱。
但是一直到19世紀70年代中期，日本的興起和歐洲列強的侵略，才有可能再引起一場對外戰争。
這段間隙的和平時期使清政府有機會為準備将來抵禦列強而積蓄軍事和财政上的力量。
這種力量對維持國内秩序當然也是可貴的。
從1861年開始，&ldquo自強&rdquo一詞在奏折、谕旨和士大夫的文章中經常出現。
這表現出人們認識到需要一種新的政策，以應付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所發生的史無前例的變化。
為此目的就提出了許許多多方案，但并非每個建議都是付諸實施的，也不是所有建議都是成功地得到貫徹的。
不久，&ldquo自強&rdquo一詞就變成與其說是一個号召為革新而作真正努力的呼籲，倒不如說是一個用來為開支辯護和為官僚既得利益集團服務的口号。
總的說來國内秩序維持下來了，許多地區性的暴亂被輕而易舉地鎮壓了下去。
但中國在1894&mdash1895年中日戰争中的戰敗，表明這一被稱做是防禦外國列強而制定的政策是失敗的。
雖然如此，以自強的名義作出的一些革新确實産生了意義深遠的成果。
新政策必然導緻對傳統的經世緻用說的背離；追求&ldquo富強&rdquo的行動逐漸壓倒了儒家偏重德政的傳統。
當然，所采取的妥協性措施從來沒有達到引起制度方面重大變革的程度。
但是新知識和新看法傳了進來，盡管教育制度和文官制度沒有變化，但還是為新型的管理和技術人才提供了某些機會（雖然機會是偶然的，而且為數很少）。
大力使中國&ldquo富強&rdquo起來的願望不但出現在身負要職的政治家之中，而且還出現在人數越來越多的開明知識分子之中。
自強一詞是1860年英法聯軍占領北京以後第一次出現的，它是清朝新的對外政策的一部分，它強調要與歐洲列強妥協，接受條約制度。
雖然主要的重點放在與列強保持和平方面，但建立中國自己的力量仍被視為有助于維護這種和平的局面。
但是，下述公式化的論調也太簡單化了：既然歐洲各國的軍事力量看來是依靠技術強大起來的，那就應把采用這種技術視作根本的任務。
可是，在那些議論這件事的官員和學者之中，對以下兩個問題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是為了利用西方技術，中國需要做些什麼；一是在固有的制度中進行的調整應該達到什麼程度。
恭親王和文樣 在北京，自強的主要倡導者是兩個負責與歐洲侵略者辦交涉的滿族官員。
長江下遊的主要地方官也持有他們的觀點，并且這種觀點至少在19世紀60年代初期就得到了京師官員&mdash&mdash包括禦史和翰林在内&mdash&mdash的支持。
恭親王和文祥首先認識到中西方接觸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可以通過謹慎的外交得到很大的好處。
他們強烈地感到。
西方列強通常能夠信守條約。
&ldquo自換約以來，該夷退回天津，紛紛南駛。
而所請尚執條約為據。
是該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hellip&hellip似與前代之事稍異。
&rdquo[1]1860年危機時任兵部尚書、同時又是&ldquo主戰派&rdquo首要人物的沈兆霖，也持這一觀點。
沈兆霖也對英法聯軍占領北京後沒有為所欲為的事實所震驚。
他們&ldquo仍換約而去，全城無恙。
則該夷之專於牟利并無他圖已可深信&hellip&hellip爾海邦果能示以誠信，尚易羁縻&rdquo[2]。
恭親王和文祥還意識到歐洲人顯然對清王朝多少懷有好意，并且可以使之為清王朝所用。
從1860年起的三年中，上海之所以免遭太平軍的侵擾，部分地也要感謝英法聯軍，1862年初，恭親王決定&ldquo借&rdquo外兵幫助鎮壓太平軍，并且扶植洋人率領的常勝軍（見第六章和第九章）。
洋人還幫助管理海關；海關為清政府提供了戰争的軍費。
北京領導人從與西方列強的妥協中找到了暫時的好處，但他們認識到仍需要一項更積極和更長遠的政策。
1861年初，他們把這一政策概括成&ldquo自強&rdquo一詞。
他們堅決主張，外交隻是一種緩和的手段，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ldquo探源之策，在于自強之術，必先練兵&hellip&hellip亟宜力圖振興，使該夷順則可以相安，逆則可以有備。
&rdquo[3]毫無疑問，建議訓練新滿軍主要是為了對付當前撚軍叛亂者對直隸省的威脅。
從太平天國叛亂的爆發到英法戰争，禍患頻仍，使他們懂得内憂外患是&ldquo互相為用&rdquo的；而英國人、法國人和俄國人造成的困難尚無結束之望。
像翰林院編修趙樹吉等朝廷命官也有着這些憂慮。
他在1861年初的一份奏折中警告說，與夷人商訂的協定是靠不住的，确保未來安全的唯一辦法在于&ldquo尋求自強之術&rdquo。
趙樹吉希望有一個努力恢複元氣的真正行動，他說：&ldquo誠能日夜袛懼，奮發有為，使天下曉然知聖意之所在，将智者效謀，勇者畢力；則是秋間一變，乃天所以甚彼族驕悖之疾，而警我數十年因循之弊，因災而緻福，化弱而為強，此中國無疆之慶，非彼族之利也。
&rdquo[4] 當恭親王和文祥強調需要訓練軍隊時，他們認為中國的問題不在于軍隊的質量，而在于他們手中的武器，這樣想也許是不足為奇的。
1860年西方的火力給他們留下了難以忘卻的印象。
從此他們着了迷的想法是：隻要有幾艘炮艦，就能輕而易舉地攻陷南京太平天國的要塞。
這個想法就導緻了命運不佳的李泰國&mdash阿思本小艦隊計劃（見第九章）。
清廷接受了英國人關于由他們提供訓練使用新式滑膛槍的軍事教官的建議，于是在1861年末批準了一個在天津訓練幾百名官兵的計劃，其中包括從北京選拔的旗人軍官。
文祥自己參加了組織北京神機營的工作，此營不用外國教官，使用了一些俄國在1862年送給清廷的武器。
[5] 下一步不僅是使用西方的槍支和炮艦，而且要在中國制造這些武器。
甚至在1860年和約談判期間，法國已經建議要幫助中國鑄造大炮，但恭親王和文祥卻懷疑歐洲人竟會如此爽快地讓人分享他們力量的秘密，不過他們确實也鼓勵過曾國藩和薛煥考慮建立新兵工廠。
[6]新總理衙門的大臣們并不一定比有些低級官員更富于想象力，這可從1861年11月禦史魏睦庭的一份著名奏折中得到證明。
魏睦庭指出，正是因為歐洲人對貿易的興趣大于侵占領土的興趣，所以才有此良機，即他們不僅教中國操作他們的大炮和船艦，而且允許中國人像彼得時代的俄國人那樣學會制造武器和造船的技術。
魏睦庭認為，被大吹大擂的歐洲武器技術畢竟是中國自己的遺産。
他的論調典型地代表了以後30年許多中國作者的論調，即：把火藥傳到歐洲的是元代的蒙古人，雖然它已在歐洲得到很大的改進，以至于&ldquo奇巧百出&rdquo。
魏睦庭要求中國重新學習它已經遺棄的技術。
歸根到底來說，湯若望和南懷仁曾被允許在北京鑄造槍炮，并且西方武器對偉大的康熙和乾隆二帝的軍功也作出了貢獻。
所以魏睦庭認為，所幸的是，由于西方國家渴望在中國國内安定的條件下發展中國的市場，所以它們的侵略意圖得到了緩和。
大清政府應該開始制定一項計劃，即在歐洲人的幫助下制造槍炮和戰艦。
由于忠于帝國的臣民之中不乏才智之士，所以将來中國在這些方面一定會勝過西方。
[7] 這些意見使人想起魏源在《海國圖志》中表達的思想（見第五章）。
魏源的意見不久被更多的實踐所證實。
恭親王和文祥在1863年被李泰國的行為弄得非常懊惱，李泰國無非是因為擁有幾艘他答應用來攻垮太平軍的炮艦，就能對清廷的幾位軍機大臣大加嘲弄。
盡管滿人在傳統上厭惡一切海上的事物，但文祥似乎已下定決心：中國必須想方設法建立自己的艦隊。
[8] 滿族領袖人物特别熱心，因為在1863&mdash1864年，李鴻章在江蘇不僅雇用外國軍官訓練他的軍隊，而且還取得洋人的幫助來制造西式彈藥。
李鴻章的這些活動使人感到，對于自強計劃應有個長期安排。
1864年年中，恭親王和文祥重申他們的觀點：&ldquo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制器為先。
&rdquo他們在奏禀中推薦了李鴻章的事業，并建議選派旗軍到江蘇李鴻章的兵工廠見習。
中國應當利用目前的時機，&ldquo将外洋各種機利火器實力講求，以期盡窺其中之秘，有事可以禦侮，無事可以示威&rdquo。
恭親王和文祥雖然仍未洞悉西方技術的複雜性，但感到他們終于最後找到了中國對付外國挑戰的處方：&ldquo我能自強，可以彼此相安，潛懾其狡焉思逞之計。
否則我無可恃，恐難保無輕我之心&hellip&hellip今既知其取勝之資，即當窮其取勝之術。
&rdquo[9] 曾國藩、李鴻章和左宗棠 與鴉片戰争以後的平靜時期不同，這時各省出現了一批朝氣蓬勃的督撫，此是反對太平軍的戰争所賜。
曾國藩、李鴻章和左宗棠雖然專心緻志地進行内戰，但也關心在與西方商人、傳教士及領事官接觸時經常發生的麻煩問題。
他們支持宮廷堅守和約的政策，但也采取了走向自強的具體行動。
他們對西方技術的興趣是直接由内戰引起的。
早在1854年，曾國藩已從廣東購買洋炮。
曾國藩本人認為，湘軍在湖南湖北地區獲勝的部分原因是洋炮的作用。
在1860年，後來又在1862年初，上海英法聯軍的火力輕易地打退了太平軍，這給曾國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1860年12月，他雖然反對俄國提供海軍援助以鎮壓太平軍的建議，但仍提倡&ldquo師夷智&rdquo，并且試圖制造西方槍炮和建造汽輪船。
1861年8月，當曾國藩支持向英國購買一支艦隊時，他強調必須學會在中國生産新軍事裝備的必要的技術。
因此，必須&ldquo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rdquo。
[10]1861年收複安慶後，曾國藩派了幾個具有一定科技知識的中國數學家到安慶的兵工廠，其中有華蘅芳、徐壽和李善蘭。
曾國藩的自強觀點不隻是單純地采用西方技術。
他經常反複強調他的觀點說，要安置&ldquo賢且智者&rdquo到成為武力基礎的管理崗位上去，并且他很重視自己倡導的關于組織和訓練軍隊的主張。
但他深感急需西方的技術。
1862年6月，他的日記寫道：&ldquo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炸炮，學造輪舟等具為下手工夫。
&rdquo[11] 1862年初李鴻章在準備援救上海時，似乎就已決定&ldquo用夷變夏&hellip&hellip圖在複與之為無町畦，而求自強之術耳&rdquo[12]。
當李鴻章和他的淮軍乘着從英國商行租來的輪船通過太平軍控制區沿長江順流而下時，他在船上呆了三天，因而有機會思考西方技術的價值。
李鴻章從上海不斷地寫信給曾國藩，贊揚外國軍隊遵守紀律和外國槍炮的巨大破壞力。
他在評論一次戰役時說，&ldquo洋兵數千槍炮并發，所當辄靡。
其落地開花炸彈真神技也！&rdquo李鴻章的淮軍開始用西方武器來裝備它的一部分部隊，并且開始習西洋操練。
李鴻章說：&ldquo惟深以中國軍器遠遜外洋為恥，日戒谕将士虛心忍辱，學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而能戰之&hellip&hellip若駐上海久而不能資取洋人長技，咎悔多矣。
&rdquo此外，李鴻章在上海獲得的處理世界事務的知識，更加深了他的個人閱曆。
1863年他寫信給曾國藩說：&ldquo若火器能與西洋相埒，平中國有餘，敵外國亦無不足。
&rdquo近幾年來，俄國和日本已經獲得了西方技術；他們的大炮和輪船也漸漸地變得有用了，所以能使它們與英法進行競争。
&ldquo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後，長可自立。
&rdquo[13]李鴻章除了認識到中國軍事上的弱點外，在與富饒的西方對比之後，又痛感中國的貧困。
他對洋人在條約商埠中所取得的經濟勢力感到憤慨，因此認為自強是一個長期的需要。
[14] 李鴻章的着眼點并不局限于單純使用西方武器。
根據他在上海的經驗，他多少已知道一些關于機器生産的複雜性及西方挑選和培養人員的辦法。
他得出的結論是，自強需要調整中國現存的教育制度和文官錄用制度。
當他建議在上海設立一所外語學校時，他還要求學校教授西方的數學和科學。
1864年春，他給恭親王的一封著名的信中，包括了一條他稱之為變法的建議。
[15]李鴻章抱怨在政府的從事制度中強調文字之學。
其結果把軍事交給了一些未受過軍事知識訓練的人，而這些人與上流人物一樣蔑視技術。
中國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細心。
以緻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
無事則嗤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
不知洋人視火器為身心性命之學者已數百年。
李鴻章還指出，中國還因學識與技巧之間缺乏配合和協調而吃盡苦頭。
&ldquo蓋中國之制器也，儒者明其理，匠人習其事。
造詣兩不相謀，故功效不能相并。
藝之精者，充其量不過為匠目而止。
&rdquo李鴻章推測歐洲在這方面的制度則不然，在那裡據說機器的發明者一定會得到當官的榮譽：&ldquo（在西方）能造一器為國家利用者，以為顯官，世食其業，世襲其職。
故有祖父習是器而不能通，子孫尚世習之，必求其通而後止。
&rdquo 日本努力學習西方技術的精神很使李鴻章感動。
他知道德川幕府曾經把名門子弟送到西方工廠去當學徒，以獲得&ldquo制器之器&rdquo，然後在國内安裝。
如果東海彼岸的小國日本尚能及時改變它的政策，難道中國就不應該改一改它的政策？李鴻章引用了《易經》中的一句名言：&ldquo生生不窮，事事可通。
&rdquo他建議朝廷在用人時采用新政策，其辦法也許是在考試制度中對精于技術的應試者另設新科。
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
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
欲覓制器之器與制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
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鹄，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
李鴻章關于考試制度方面的建議從未被清帝認真考慮過，雖然恭親王确實把李鴻章的信附在他的一份奏折上。
李鴻章的主張的具體結果是清帝批準創辦江南制造局（1865年創立）。
他在一份關于這一大工程的奏折中，詳細地談到了機械對民生所作的各種貢獻。
洋機器于耕織、刷印、陶埴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
原不專為軍火而設。
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勞費&hellip&hellip料數十年後，中國富農大賈必有仿造洋機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
[16] 左宗棠（1863&mdash1866年任閩浙總督）也持有李鴻章關于自強的一些觀點。
他直到1862&mdash1864年才真正強烈地感到西方的挑戰，當時他在浙江指揮反對太平軍的戰役，并且經過一番猶豫後，決定接受由法國領導的法華聯軍的援助（見第九章）。
德克碑和日意格等法國人給他帶來了關于西方的輪船和火藥武器的知識。
鎮壓太平天國以後，部分地由于法國人的勸告，他建議北京采用西方的技術，特别應采用造船的技術。
西方的大炮并沒有使左宗棠産生深刻的印象，這也許是因為援助他的那支法國人訓練的軍隊，沒有英國人和常勝軍所擁有的、并為李鴻章目睹的那種現代化大炮。
但他對輪船在1864年收複杭州的戰役及以後兩年對沿海海盜的戰鬥中所作的貢獻非常欣賞。
像曾國藩一樣，左宗棠也認為自強政策應包括改進吏治和實行更嚴格的軍訓制度。
但他強調必須學會西方的技術。
&ldquo泰西巧而中國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國不能傲以無也。
&rdquo左宗棠為人很謙虛，所以看到了中國知識遺産的弱點：&ldquo中國之睿知運于虛，外國之聰明寄于實&hellip&hellip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藉外國導其先可也。
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讓外國擅其能不可也。
&rdquo[17]左宗棠從建議在福州建造海軍船塢（1866年建成）起，就認為自己是一個自強運動的倡導者。
但他以後在中國西北的15年中，雖然最後在蘭州建了一個毛紡廠，但他的職務與李鴻章不同，所以他很少有機會貫徹他的思想。
郭嵩焘與馮桂芬 自強運動的發起是由于中國的某些高級官員開始認識到中國有此需要，但它的意義在地位較低的人（這些人充當高級官員的顧問，并且對後者有一定的影響）中得到更充分的讨論。
在鹹豐時期，翰林院的一名學者郭嵩焘（1818&mdash1891年）已經為妥協的外交政策想出了一套哲學上的理論基礎。
他在24歲時已在浙江省東部親眼目睹鴉片戰争。
戰後不久他經過反省後認識到，&ldquo自古邊患之興，皆由措理失宜&rdquo。
他不斷廣泛地閱讀曆史和仔細考慮邊疆問題的重大事件，終于得出一個總的結論，即處理世界大事，勢與理都應重視&mdash&mdash換句話說，真理總要順應生活的現實。
既然曆史的本質是變，那麼人們就應使自己适應形勢的需要。
1856年他來到上海，他羨慕西方富強的情感與日俱增，并且進一步弄清了他對&ldquo勢&rdquo和&ldquo理&rdquo的概念。
在1857年廣州的戰鬥開始後，郭嵩焘、又到了北京，并回翰林院任職（他在1847年已進入翰林院）。
1858年當英法艦隊迫近大沽時，北京的許多官員主戰，郭嵩焘等少數人卻不以為然，他認為夷務&ldquo不戰易了，戰便不能了&rdquo。
他在1859年被調往天津幫助沿海防禦時，向僧格林沁建議：&ldquo洋人以通商為義；當講求應付之方，不當與稱兵。
&rdquo1859年當僧格林沁在大沽事件中取得大捷時，京都的人們都興高采烈，但郭嵩焘卻感到憂心忡忡，稱病返回了故鄉湖南。
[18] 郭嵩焘表示痛惜的是，中國在與西方接觸的二十餘年中未得到教訓。
1862年李鴻章到達上海後，他就成了李氏的幕僚之一。
郭嵩焘堅決主張，在處理夷務時人們應力圖理解外國人的動機和考慮各種現實，而不應隻考慮原則。
在19世紀60年代初，他已在進行探索，以期超越技術的範圍對西方的力量取得更深入的了解，因而他似乎已避而不談軍隊和軍備了。
但是，郭嵩焘、對李鴻章的影響不如另一位翰林馮桂芬（1809&mdash1874年），後者是一名對經世緻用感興趣的學者。
馮桂芬在蘇州的書院中從事研究和教學，一直到1860年蘇州陷于太平軍之手時為止。
他那時發現自己廁身于上海逃難紳士界中，在那裡，他目睹了西方大炮在鎮壓太平軍中所起的作用，并且又聽到英法聯軍占領北京的消息。
1861年他寫了《校邠廬抗議》，對中國亟須國内改革這一點作了意義深遠的建議。
此書的最後四篇文章是就如何應付西方挑戰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馮桂芬不排除把戰争作為政策來運用，但他對中國的颟顸和動搖感到痛惜。
在過去，&ldquo宜戰反和，宜和反戰，而夷務壞；忽和忽戰而夷務壞；戰不一于戰，和不一于和，而夷務更壞&rdquo。
他注意到&ldquo夷人動辄稱理，吾即以其人之法還治其人之身。
理可從，從之；理不可從，據理以折之&rdquo。
馮桂芬相信，英、俄、法、美在武力方面相等，他們互相既是勢均又是力敵的，所以結果至少是暫時出現僵持狀态。
但在将來這四個國家可能達成協議而合謀反對中國，或者是某一國可能取得獨占地位；總之，不論出現哪種情況，中國都會失算。
因此，中國極應及時自強。
&ldquo不自強而有事，危道也&hellip&hellip矧一自強，即可弭之使無事也。
&rdquo[19] 那麼，怎樣才能達到自強呢？馮桂芬認為真正的自立要求有反躬自問的自我批評；此外，當人們在尋找自己的缺點時，也應毫不猶豫地向他人學習。
&ldquo法苟不善，雖古先，吾斥之；法苟善，雖蠻貊，吾師之。
&rdquo[20]這是多麼大膽的宏論！馮桂芬的心胸很開闊，所以在人力資源和物質資源的利用方面，在溝通君民思想的條件方面，在名與實（即施政的理論與實踐）之間的統一方面，他完全認識到西方都超過了中國。
但他又宣稱，中國本身的經世緻用的智慧足以對這些事務進行革新。
馮桂芬提出了許多關于改革吏治的建議，他認為西方的思想未必更好。
但中國隻有在對科舉制度作出重大改革時，才能向西方學得科學和技術。
[21] 可能正是由于馮桂芬的建議，李鴻章才在1864年向恭親王提出要在考試制度中為精于技術的考生開設新科。
馮桂芬甚至走得更遠。
他攻擊現存科舉制度的考試内容貧乏，并且對文人的前程産生了不利的影響。
&ldquo聰明智巧之士窮老盡氣，銷磨于時文試帖楷書無用之事。
又優劣得失無定數。
而莫肯徙業者，以上之重之也。
&rdquo馮桂芬主張來一次大變動。
他建議對兵工廠和造船廠中的優異工匠應授予舉人的功名，對那些能改進西方産品的人應授予進士的功名，并允許他們參加殿試。
&ldquo今令分其半，以從事于制器尚象之途&hellip&hellip上好下甚，風行響應，當有殊尤異敏出新意于西法之外者，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
&rdquo[22] 李鴻章和馮桂芬的想法說明，至少有少數士大夫在向往西方的技術時，願意看到對神聖不可侵犯的科舉制度進行調整。
19世紀60年代後期的另外一些建議則要求改革傳統的軍事制度。
當1864&mdash1865年李鴻章在考慮裁減他的淮軍至3萬人時，他建議大量削減全帝國的綠營軍，以便把節省的經費用于裝備和訓練剩下的軍隊。
以後幾年，有幾個官員也同樣提出了改組綠營軍的建議。
1866年8月，總理衙門提出的關于從直隸省綠營軍中産生1.5萬名&ldquo練軍&rdquo的計劃，得到清帝的批準。
這支新軍是用西方武器裝備的，并且一反原來綠營軍的做法，隻駐紮在少數幾個中心城
經曆過這一事件的政治家們不會輕易地忘掉英法聯軍占領北京這一恥辱。
但是一直到19世紀70年代中期，日本的興起和歐洲列強的侵略，才有可能再引起一場對外戰争。
這段間隙的和平時期使清政府有機會為準備将來抵禦列強而積蓄軍事和财政上的力量。
這種力量對維持國内秩序當然也是可貴的。
從1861年開始，&ldquo自強&rdquo一詞在奏折、谕旨和士大夫的文章中經常出現。
這表現出人們認識到需要一種新的政策，以應付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所發生的史無前例的變化。
為此目的就提出了許許多多方案，但并非每個建議都是付諸實施的，也不是所有建議都是成功地得到貫徹的。
不久，&ldquo自強&rdquo一詞就變成與其說是一個号召為革新而作真正努力的呼籲，倒不如說是一個用來為開支辯護和為官僚既得利益集團服務的口号。
總的說來國内秩序維持下來了，許多地區性的暴亂被輕而易舉地鎮壓了下去。
但中國在1894&mdash1895年中日戰争中的戰敗，表明這一被稱做是防禦外國列強而制定的政策是失敗的。
雖然如此，以自強的名義作出的一些革新确實産生了意義深遠的成果。
新政策必然導緻對傳統的經世緻用說的背離；追求&ldquo富強&rdquo的行動逐漸壓倒了儒家偏重德政的傳統。
當然，所采取的妥協性措施從來沒有達到引起制度方面重大變革的程度。
但是新知識和新看法傳了進來，盡管教育制度和文官制度沒有變化，但還是為新型的管理和技術人才提供了某些機會（雖然機會是偶然的，而且為數很少）。
大力使中國&ldquo富強&rdquo起來的願望不但出現在身負要職的政治家之中，而且還出現在人數越來越多的開明知識分子之中。
自強一詞是1860年英法聯軍占領北京以後第一次出現的，它是清朝新的對外政策的一部分，它強調要與歐洲列強妥協，接受條約制度。
雖然主要的重點放在與列強保持和平方面，但建立中國自己的力量仍被視為有助于維護這種和平的局面。
但是，下述公式化的論調也太簡單化了：既然歐洲各國的軍事力量看來是依靠技術強大起來的，那就應把采用這種技術視作根本的任務。
可是，在那些議論這件事的官員和學者之中，對以下兩個問題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是為了利用西方技術，中國需要做些什麼；一是在固有的制度中進行的調整應該達到什麼程度。
恭親王和文樣 在北京，自強的主要倡導者是兩個負責與歐洲侵略者辦交涉的滿族官員。
長江下遊的主要地方官也持有他們的觀點，并且這種觀點至少在19世紀60年代初期就得到了京師官員&mdash&mdash包括禦史和翰林在内&mdash&mdash的支持。
恭親王和文祥首先認識到中西方接觸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可以通過謹慎的外交得到很大的好處。
他們強烈地感到。
西方列強通常能夠信守條約。
&ldquo自換約以來，該夷退回天津，紛紛南駛。
而所請尚執條約為據。
是該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hellip&hellip似與前代之事稍異。
&rdquo[1]1860年危機時任兵部尚書、同時又是&ldquo主戰派&rdquo首要人物的沈兆霖，也持這一觀點。
沈兆霖也對英法聯軍占領北京後沒有為所欲為的事實所震驚。
他們&ldquo仍換約而去，全城無恙。
則該夷之專於牟利并無他圖已可深信&hellip&hellip爾海邦果能示以誠信，尚易羁縻&rdquo[2]。
恭親王和文祥還意識到歐洲人顯然對清王朝多少懷有好意，并且可以使之為清王朝所用。
從1860年起的三年中，上海之所以免遭太平軍的侵擾，部分地也要感謝英法聯軍，1862年初，恭親王決定&ldquo借&rdquo外兵幫助鎮壓太平軍，并且扶植洋人率領的常勝軍（見第六章和第九章）。
洋人還幫助管理海關；海關為清政府提供了戰争的軍費。
北京領導人從與西方列強的妥協中找到了暫時的好處，但他們認識到仍需要一項更積極和更長遠的政策。
1861年初，他們把這一政策概括成&ldquo自強&rdquo一詞。
他們堅決主張，外交隻是一種緩和的手段，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ldquo探源之策，在于自強之術，必先練兵&hellip&hellip亟宜力圖振興，使該夷順則可以相安，逆則可以有備。
&rdquo[3]毫無疑問，建議訓練新滿軍主要是為了對付當前撚軍叛亂者對直隸省的威脅。
從太平天國叛亂的爆發到英法戰争，禍患頻仍，使他們懂得内憂外患是&ldquo互相為用&rdquo的；而英國人、法國人和俄國人造成的困難尚無結束之望。
像翰林院編修趙樹吉等朝廷命官也有着這些憂慮。
他在1861年初的一份奏折中警告說，與夷人商訂的協定是靠不住的，确保未來安全的唯一辦法在于&ldquo尋求自強之術&rdquo。
趙樹吉希望有一個努力恢複元氣的真正行動，他說：&ldquo誠能日夜袛懼，奮發有為，使天下曉然知聖意之所在，将智者效謀，勇者畢力；則是秋間一變，乃天所以甚彼族驕悖之疾，而警我數十年因循之弊，因災而緻福，化弱而為強，此中國無疆之慶，非彼族之利也。
&rdquo[4] 當恭親王和文祥強調需要訓練軍隊時，他們認為中國的問題不在于軍隊的質量，而在于他們手中的武器，這樣想也許是不足為奇的。
1860年西方的火力給他們留下了難以忘卻的印象。
從此他們着了迷的想法是：隻要有幾艘炮艦，就能輕而易舉地攻陷南京太平天國的要塞。
這個想法就導緻了命運不佳的李泰國&mdash阿思本小艦隊計劃（見第九章）。
清廷接受了英國人關于由他們提供訓練使用新式滑膛槍的軍事教官的建議，于是在1861年末批準了一個在天津訓練幾百名官兵的計劃，其中包括從北京選拔的旗人軍官。
文祥自己參加了組織北京神機營的工作，此營不用外國教官，使用了一些俄國在1862年送給清廷的武器。
[5] 下一步不僅是使用西方的槍支和炮艦，而且要在中國制造這些武器。
甚至在1860年和約談判期間，法國已經建議要幫助中國鑄造大炮，但恭親王和文祥卻懷疑歐洲人竟會如此爽快地讓人分享他們力量的秘密，不過他們确實也鼓勵過曾國藩和薛煥考慮建立新兵工廠。
[6]新總理衙門的大臣們并不一定比有些低級官員更富于想象力，這可從1861年11月禦史魏睦庭的一份著名奏折中得到證明。
魏睦庭指出，正是因為歐洲人對貿易的興趣大于侵占領土的興趣，所以才有此良機，即他們不僅教中國操作他們的大炮和船艦，而且允許中國人像彼得時代的俄國人那樣學會制造武器和造船的技術。
魏睦庭認為，被大吹大擂的歐洲武器技術畢竟是中國自己的遺産。
他的論調典型地代表了以後30年許多中國作者的論調，即：把火藥傳到歐洲的是元代的蒙古人，雖然它已在歐洲得到很大的改進，以至于&ldquo奇巧百出&rdquo。
魏睦庭要求中國重新學習它已經遺棄的技術。
歸根到底來說，湯若望和南懷仁曾被允許在北京鑄造槍炮，并且西方武器對偉大的康熙和乾隆二帝的軍功也作出了貢獻。
所以魏睦庭認為，所幸的是，由于西方國家渴望在中國國内安定的條件下發展中國的市場，所以它們的侵略意圖得到了緩和。
大清政府應該開始制定一項計劃，即在歐洲人的幫助下制造槍炮和戰艦。
由于忠于帝國的臣民之中不乏才智之士，所以将來中國在這些方面一定會勝過西方。
[7] 這些意見使人想起魏源在《海國圖志》中表達的思想（見第五章）。
魏源的意見不久被更多的實踐所證實。
恭親王和文祥在1863年被李泰國的行為弄得非常懊惱，李泰國無非是因為擁有幾艘他答應用來攻垮太平軍的炮艦，就能對清廷的幾位軍機大臣大加嘲弄。
盡管滿人在傳統上厭惡一切海上的事物，但文祥似乎已下定決心：中國必須想方設法建立自己的艦隊。
[8] 滿族領袖人物特别熱心，因為在1863&mdash1864年，李鴻章在江蘇不僅雇用外國軍官訓練他的軍隊，而且還取得洋人的幫助來制造西式彈藥。
李鴻章的這些活動使人感到，對于自強計劃應有個長期安排。
1864年年中，恭親王和文祥重申他們的觀點：&ldquo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制器為先。
&rdquo他們在奏禀中推薦了李鴻章的事業，并建議選派旗軍到江蘇李鴻章的兵工廠見習。
中國應當利用目前的時機，&ldquo将外洋各種機利火器實力講求，以期盡窺其中之秘，有事可以禦侮，無事可以示威&rdquo。
恭親王和文祥雖然仍未洞悉西方技術的複雜性，但感到他們終于最後找到了中國對付外國挑戰的處方：&ldquo我能自強，可以彼此相安，潛懾其狡焉思逞之計。
否則我無可恃，恐難保無輕我之心&hellip&hellip今既知其取勝之資，即當窮其取勝之術。
&rdquo[9] 曾國藩、李鴻章和左宗棠 與鴉片戰争以後的平靜時期不同，這時各省出現了一批朝氣蓬勃的督撫，此是反對太平軍的戰争所賜。
曾國藩、李鴻章和左宗棠雖然專心緻志地進行内戰，但也關心在與西方商人、傳教士及領事官接觸時經常發生的麻煩問題。
他們支持宮廷堅守和約的政策，但也采取了走向自強的具體行動。
他們對西方技術的興趣是直接由内戰引起的。
早在1854年，曾國藩已從廣東購買洋炮。
曾國藩本人認為，湘軍在湖南湖北地區獲勝的部分原因是洋炮的作用。
在1860年，後來又在1862年初，上海英法聯軍的火力輕易地打退了太平軍，這給曾國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1860年12月，他雖然反對俄國提供海軍援助以鎮壓太平軍的建議，但仍提倡&ldquo師夷智&rdquo，并且試圖制造西方槍炮和建造汽輪船。
1861年8月，當曾國藩支持向英國購買一支艦隊時，他強調必須學會在中國生産新軍事裝備的必要的技術。
因此，必須&ldquo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rdquo。
[10]1861年收複安慶後，曾國藩派了幾個具有一定科技知識的中國數學家到安慶的兵工廠，其中有華蘅芳、徐壽和李善蘭。
曾國藩的自強觀點不隻是單純地采用西方技術。
他經常反複強調他的觀點說，要安置&ldquo賢且智者&rdquo到成為武力基礎的管理崗位上去，并且他很重視自己倡導的關于組織和訓練軍隊的主張。
但他深感急需西方的技術。
1862年6月，他的日記寫道：&ldquo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炸炮，學造輪舟等具為下手工夫。
&rdquo[11] 1862年初李鴻章在準備援救上海時，似乎就已決定&ldquo用夷變夏&hellip&hellip圖在複與之為無町畦，而求自強之術耳&rdquo[12]。
當李鴻章和他的淮軍乘着從英國商行租來的輪船通過太平軍控制區沿長江順流而下時，他在船上呆了三天，因而有機會思考西方技術的價值。
李鴻章從上海不斷地寫信給曾國藩，贊揚外國軍隊遵守紀律和外國槍炮的巨大破壞力。
他在評論一次戰役時說，&ldquo洋兵數千槍炮并發，所當辄靡。
其落地開花炸彈真神技也！&rdquo李鴻章的淮軍開始用西方武器來裝備它的一部分部隊，并且開始習西洋操練。
李鴻章說：&ldquo惟深以中國軍器遠遜外洋為恥，日戒谕将士虛心忍辱，學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而能戰之&hellip&hellip若駐上海久而不能資取洋人長技，咎悔多矣。
&rdquo此外，李鴻章在上海獲得的處理世界事務的知識，更加深了他的個人閱曆。
1863年他寫信給曾國藩說：&ldquo若火器能與西洋相埒，平中國有餘，敵外國亦無不足。
&rdquo近幾年來，俄國和日本已經獲得了西方技術；他們的大炮和輪船也漸漸地變得有用了，所以能使它們與英法進行競争。
&ldquo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後，長可自立。
&rdquo[13]李鴻章除了認識到中國軍事上的弱點外，在與富饒的西方對比之後，又痛感中國的貧困。
他對洋人在條約商埠中所取得的經濟勢力感到憤慨，因此認為自強是一個長期的需要。
[14] 李鴻章的着眼點并不局限于單純使用西方武器。
根據他在上海的經驗，他多少已知道一些關于機器生産的複雜性及西方挑選和培養人員的辦法。
他得出的結論是，自強需要調整中國現存的教育制度和文官錄用制度。
當他建議在上海設立一所外語學校時，他還要求學校教授西方的數學和科學。
1864年春，他給恭親王的一封著名的信中，包括了一條他稱之為變法的建議。
[15]李鴻章抱怨在政府的從事制度中強調文字之學。
其結果把軍事交給了一些未受過軍事知識訓練的人，而這些人與上流人物一樣蔑視技術。
中國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細心。
以緻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
無事則嗤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
不知洋人視火器為身心性命之學者已數百年。
李鴻章還指出，中國還因學識與技巧之間缺乏配合和協調而吃盡苦頭。
&ldquo蓋中國之制器也，儒者明其理，匠人習其事。
造詣兩不相謀，故功效不能相并。
藝之精者，充其量不過為匠目而止。
&rdquo李鴻章推測歐洲在這方面的制度則不然，在那裡據說機器的發明者一定會得到當官的榮譽：&ldquo（在西方）能造一器為國家利用者，以為顯官，世食其業，世襲其職。
故有祖父習是器而不能通，子孫尚世習之，必求其通而後止。
&rdquo 日本努力學習西方技術的精神很使李鴻章感動。
他知道德川幕府曾經把名門子弟送到西方工廠去當學徒，以獲得&ldquo制器之器&rdquo，然後在國内安裝。
如果東海彼岸的小國日本尚能及時改變它的政策，難道中國就不應該改一改它的政策？李鴻章引用了《易經》中的一句名言：&ldquo生生不窮，事事可通。
&rdquo他建議朝廷在用人時采用新政策，其辦法也許是在考試制度中對精于技術的應試者另設新科。
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
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
欲覓制器之器與制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
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鹄，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
李鴻章關于考試制度方面的建議從未被清帝認真考慮過，雖然恭親王确實把李鴻章的信附在他的一份奏折上。
李鴻章的主張的具體結果是清帝批準創辦江南制造局（1865年創立）。
他在一份關于這一大工程的奏折中，詳細地談到了機械對民生所作的各種貢獻。
洋機器于耕織、刷印、陶埴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
原不專為軍火而設。
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勞費&hellip&hellip料數十年後，中國富農大賈必有仿造洋機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
[16] 左宗棠（1863&mdash1866年任閩浙總督）也持有李鴻章關于自強的一些觀點。
他直到1862&mdash1864年才真正強烈地感到西方的挑戰，當時他在浙江指揮反對太平軍的戰役，并且經過一番猶豫後，決定接受由法國領導的法華聯軍的援助（見第九章）。
德克碑和日意格等法國人給他帶來了關于西方的輪船和火藥武器的知識。
鎮壓太平天國以後，部分地由于法國人的勸告，他建議北京采用西方的技術，特别應采用造船的技術。
西方的大炮并沒有使左宗棠産生深刻的印象，這也許是因為援助他的那支法國人訓練的軍隊，沒有英國人和常勝軍所擁有的、并為李鴻章目睹的那種現代化大炮。
但他對輪船在1864年收複杭州的戰役及以後兩年對沿海海盜的戰鬥中所作的貢獻非常欣賞。
像曾國藩一樣，左宗棠也認為自強政策應包括改進吏治和實行更嚴格的軍訓制度。
但他強調必須學會西方的技術。
&ldquo泰西巧而中國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國不能傲以無也。
&rdquo左宗棠為人很謙虛，所以看到了中國知識遺産的弱點：&ldquo中國之睿知運于虛，外國之聰明寄于實&hellip&hellip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藉外國導其先可也。
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讓外國擅其能不可也。
&rdquo[17]左宗棠從建議在福州建造海軍船塢（1866年建成）起，就認為自己是一個自強運動的倡導者。
但他以後在中國西北的15年中，雖然最後在蘭州建了一個毛紡廠，但他的職務與李鴻章不同，所以他很少有機會貫徹他的思想。
郭嵩焘與馮桂芬 自強運動的發起是由于中國的某些高級官員開始認識到中國有此需要，但它的意義在地位較低的人（這些人充當高級官員的顧問，并且對後者有一定的影響）中得到更充分的讨論。
在鹹豐時期，翰林院的一名學者郭嵩焘（1818&mdash1891年）已經為妥協的外交政策想出了一套哲學上的理論基礎。
他在24歲時已在浙江省東部親眼目睹鴉片戰争。
戰後不久他經過反省後認識到，&ldquo自古邊患之興，皆由措理失宜&rdquo。
他不斷廣泛地閱讀曆史和仔細考慮邊疆問題的重大事件，終于得出一個總的結論，即處理世界大事，勢與理都應重視&mdash&mdash換句話說，真理總要順應生活的現實。
既然曆史的本質是變，那麼人們就應使自己适應形勢的需要。
1856年他來到上海，他羨慕西方富強的情感與日俱增，并且進一步弄清了他對&ldquo勢&rdquo和&ldquo理&rdquo的概念。
在1857年廣州的戰鬥開始後，郭嵩焘、又到了北京，并回翰林院任職（他在1847年已進入翰林院）。
1858年當英法艦隊迫近大沽時，北京的許多官員主戰，郭嵩焘等少數人卻不以為然，他認為夷務&ldquo不戰易了，戰便不能了&rdquo。
他在1859年被調往天津幫助沿海防禦時，向僧格林沁建議：&ldquo洋人以通商為義；當講求應付之方，不當與稱兵。
&rdquo1859年當僧格林沁在大沽事件中取得大捷時，京都的人們都興高采烈，但郭嵩焘卻感到憂心忡忡，稱病返回了故鄉湖南。
[18] 郭嵩焘表示痛惜的是，中國在與西方接觸的二十餘年中未得到教訓。
1862年李鴻章到達上海後，他就成了李氏的幕僚之一。
郭嵩焘堅決主張，在處理夷務時人們應力圖理解外國人的動機和考慮各種現實，而不應隻考慮原則。
在19世紀60年代初，他已在進行探索，以期超越技術的範圍對西方的力量取得更深入的了解，因而他似乎已避而不談軍隊和軍備了。
但是，郭嵩焘、對李鴻章的影響不如另一位翰林馮桂芬（1809&mdash1874年），後者是一名對經世緻用感興趣的學者。
馮桂芬在蘇州的書院中從事研究和教學，一直到1860年蘇州陷于太平軍之手時為止。
他那時發現自己廁身于上海逃難紳士界中，在那裡，他目睹了西方大炮在鎮壓太平軍中所起的作用，并且又聽到英法聯軍占領北京的消息。
1861年他寫了《校邠廬抗議》，對中國亟須國内改革這一點作了意義深遠的建議。
此書的最後四篇文章是就如何應付西方挑戰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馮桂芬不排除把戰争作為政策來運用，但他對中國的颟顸和動搖感到痛惜。
在過去，&ldquo宜戰反和，宜和反戰，而夷務壞；忽和忽戰而夷務壞；戰不一于戰，和不一于和，而夷務更壞&rdquo。
他注意到&ldquo夷人動辄稱理，吾即以其人之法還治其人之身。
理可從，從之；理不可從，據理以折之&rdquo。
馮桂芬相信，英、俄、法、美在武力方面相等，他們互相既是勢均又是力敵的，所以結果至少是暫時出現僵持狀态。
但在将來這四個國家可能達成協議而合謀反對中國，或者是某一國可能取得獨占地位；總之，不論出現哪種情況，中國都會失算。
因此，中國極應及時自強。
&ldquo不自強而有事，危道也&hellip&hellip矧一自強，即可弭之使無事也。
&rdquo[19] 那麼，怎樣才能達到自強呢？馮桂芬認為真正的自立要求有反躬自問的自我批評；此外，當人們在尋找自己的缺點時，也應毫不猶豫地向他人學習。
&ldquo法苟不善，雖古先，吾斥之；法苟善，雖蠻貊，吾師之。
&rdquo[20]這是多麼大膽的宏論！馮桂芬的心胸很開闊，所以在人力資源和物質資源的利用方面，在溝通君民思想的條件方面，在名與實（即施政的理論與實踐）之間的統一方面，他完全認識到西方都超過了中國。
但他又宣稱，中國本身的經世緻用的智慧足以對這些事務進行革新。
馮桂芬提出了許多關于改革吏治的建議，他認為西方的思想未必更好。
但中國隻有在對科舉制度作出重大改革時，才能向西方學得科學和技術。
[21] 可能正是由于馮桂芬的建議，李鴻章才在1864年向恭親王提出要在考試制度中為精于技術的考生開設新科。
馮桂芬甚至走得更遠。
他攻擊現存科舉制度的考試内容貧乏，并且對文人的前程産生了不利的影響。
&ldquo聰明智巧之士窮老盡氣，銷磨于時文試帖楷書無用之事。
又優劣得失無定數。
而莫肯徙業者，以上之重之也。
&rdquo馮桂芬主張來一次大變動。
他建議對兵工廠和造船廠中的優異工匠應授予舉人的功名，對那些能改進西方産品的人應授予進士的功名，并允許他們參加殿試。
&ldquo今令分其半，以從事于制器尚象之途&hellip&hellip上好下甚，風行響應，當有殊尤異敏出新意于西法之外者，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
&rdquo[22] 李鴻章和馮桂芬的想法說明，至少有少數士大夫在向往西方的技術時，願意看到對神聖不可侵犯的科舉制度進行調整。
19世紀60年代後期的另外一些建議則要求改革傳統的軍事制度。
當1864&mdash1865年李鴻章在考慮裁減他的淮軍至3萬人時，他建議大量削減全帝國的綠營軍，以便把節省的經費用于裝備和訓練剩下的軍隊。
以後幾年，有幾個官員也同樣提出了改組綠營軍的建議。
1866年8月，總理衙門提出的關于從直隸省綠營軍中産生1.5萬名&ldquo練軍&rdquo的計劃，得到清帝的批準。
這支新軍是用西方武器裝備的，并且一反原來綠營軍的做法，隻駐紮在少數幾個中心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