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 室町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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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色和土岐，明日就該輪到我了吧。
&rdquo嘉吉元年（1441）六月，赤松滿祐邀請義教到自己的府邸，出其不意将其殺害，這就是嘉吉之變。
群雄割據 室町幕府中，将軍下設有管領這一重職，相當于鐮倉幕府的執事。
管領由斯波、細川、畠山三氏輪流任職，故稱三管領。
然而到了應仁的時候，斯波氏和畠山氏（斯波氏的義敏和義廉，畠山氏的政長和義就）兩家各自都發生了家督之争。
讓形勢更糟糕的是，将軍家裡也起了内讧。
将軍義政本無子嗣，就跟其弟義視說好将來讓位與他，但之後義政得子義尚，于是義視和義尚之間就産生了争端，引發了内讧。
他們兩人各自尋求有勢力的人做自己的靠山。
當時的得勢者一是管領細川勝元，二是侍所的所司（長官）山名持豐。
足利義視、斯波義敏和畠山政長歸于細川氏一方，足利義尚、斯波義廉和畠山義就歸于山名氏一方。
于是應仁元年（1467），細川方即東軍十六萬和山名方即西軍十一萬在京都展開大戰，史稱應仁大亂。
京都淪為戰場，而戰場無管制和紀律，其毒害之大令人恐懼。
據說，宮殿、寺社、邸宅皆被燒成灰燼，廢墟裡被種上小麥，變成了一片綠油油的麥田。
應仁三年（1469），年号改為文明。
山名持豐（七十歲）和細川勝元（四十四歲）都在文明五年相繼病死。
但是即便沒有了首領，戰争也沒有停止，直到文明九年武将們各自領兵回到自己的領國。
經曆了十一年之久的戰亂，京都終于恢複平靜，但是接下來戰場轉移到了地方。
長達百年，群雄割據，混亂不堪的戰國時代拉開帷幕。
《應仁記》記載了當時的情形：&ldquo弱肉強食，賤欺尊，臣弑君，子殺父。
上下颠倒，如猿犬在咬叫。
&rdquo更有甚者，足利将軍根本無意解決問題，平定戰亂。
&ldquo天下若是破碎了就随它吧，世間若是毀滅了就随它吧&rdquo，隻要自己一人能享盡榮華富貴就足矣，這便是将軍的态度，而且将軍開始征收苛稅。
應該擔當起将軍重任的是足利義政，但其一生都在享樂中荒廢了。
發生了如此巨大的戰亂，他毫無反省之意，還在東山建起了風雅的别墅（即現在的銀閣寺），在文明十五年（1483）之夏入住。
為了籌集這筆費用，文明十四年（1482）義政向山城一國征收苛稅，還在次年向明朝卑躬屈膝，訴說窘境，請求寄贈。
如此态度實在令人蒙羞。
将軍如此昏庸，大權轉移到管領手上也不足為奇。
但管領的權力又繼續落到其臣子手中。
舉個例子：管領細川氏被其執事三好氏玩弄于股掌之中，而這三好氏手中的權力又被其重臣松永氏奪走，最後事态發展成了永祿八年（1565）松永久秀把将軍義輝給殺了。
中央政局都已如此腐朽無力，地方演變成群雄割據的狀況也是必然。
關東有北條，駿河有今川，越後有上杉，越前有朝倉，山陰道有尼子，山陽道先是大内後變毛利，四國有長曾我部，九州有大友和島津，東北有伊達。
但這些枭雄們的地位都在足利氏之下，他們并無意願去考慮日本國的本質，為其中興做貢獻。
但在這戰亂不停的一百多年間，有一種東西，它毫無權力但我們不能忽視，那就是書籍讀物，比如《古今集》《源氏物語》《職原抄》。
就算在那個戰亂年代，人們也熱情不減，對這些書籍讀物愛不釋手。
公卿們在京都的邸宅在應仁大亂中被燒毀，也失去了經濟來源。
但他們尋求各路人脈，移居到地方。
正是這些公卿們把古典知識帶到地方，廣泛傳播，這樣的效果是人們難以預料的。
關白一條兼良（應仁元年時六十六歲）、内大臣三條西實隆（應仁元年時十三歲）等都是當時備受尊敬的學者，在古代經典的理解和傳授上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他們都很長壽（兼良活到八十八歲，實隆活到八十三歲），且都勤于著書寫作。
人們讀着這些古代經典，自然就能了解日本的國家性質、本質、制度及其精神。
所以，即便在戰國亂世，這些古代經典都能被廣為傳閱，可知日本國的中興之日不遠矣。
*** [1]平泉澄此處對足利氏及室町時代的評價有失客觀性。
将背叛後醍醐天皇的足利高氏（足利尊氏）定義為亂臣賊子的這種觀點，是二戰以前日本國内的通說。
但二戰後，這種觀點已逐漸被否認，高氏、直義兄弟的政權被定義為&ldquo二頭政治&rdquo，兩人的人物形象也得到了深刻、客觀的分析。
室町時代也給後世留下了豐厚的文化遺産，例如&ldquo北山文化&rdquo和&ldquo東山文化&rdquo都是日本文化史上的璀璨之星。
&mdash&mdash譯者注 [2]元中為南朝年号，明德為北朝年号。
&mdash&mdash譯者注
&rdquo嘉吉元年（1441）六月，赤松滿祐邀請義教到自己的府邸，出其不意将其殺害，這就是嘉吉之變。
群雄割據 室町幕府中，将軍下設有管領這一重職，相當于鐮倉幕府的執事。
管領由斯波、細川、畠山三氏輪流任職，故稱三管領。
然而到了應仁的時候，斯波氏和畠山氏（斯波氏的義敏和義廉，畠山氏的政長和義就）兩家各自都發生了家督之争。
讓形勢更糟糕的是，将軍家裡也起了内讧。
将軍義政本無子嗣，就跟其弟義視說好将來讓位與他，但之後義政得子義尚，于是義視和義尚之間就産生了争端，引發了内讧。
他們兩人各自尋求有勢力的人做自己的靠山。
當時的得勢者一是管領細川勝元，二是侍所的所司（長官）山名持豐。
足利義視、斯波義敏和畠山政長歸于細川氏一方，足利義尚、斯波義廉和畠山義就歸于山名氏一方。
于是應仁元年（1467），細川方即東軍十六萬和山名方即西軍十一萬在京都展開大戰，史稱應仁大亂。
京都淪為戰場，而戰場無管制和紀律，其毒害之大令人恐懼。
據說，宮殿、寺社、邸宅皆被燒成灰燼，廢墟裡被種上小麥，變成了一片綠油油的麥田。
應仁三年（1469），年号改為文明。
山名持豐（七十歲）和細川勝元（四十四歲）都在文明五年相繼病死。
但是即便沒有了首領，戰争也沒有停止，直到文明九年武将們各自領兵回到自己的領國。
經曆了十一年之久的戰亂，京都終于恢複平靜，但是接下來戰場轉移到了地方。
長達百年，群雄割據，混亂不堪的戰國時代拉開帷幕。
《應仁記》記載了當時的情形：&ldquo弱肉強食，賤欺尊，臣弑君，子殺父。
上下颠倒，如猿犬在咬叫。
&rdquo更有甚者，足利将軍根本無意解決問題，平定戰亂。
&ldquo天下若是破碎了就随它吧，世間若是毀滅了就随它吧&rdquo，隻要自己一人能享盡榮華富貴就足矣，這便是将軍的态度，而且将軍開始征收苛稅。
應該擔當起将軍重任的是足利義政，但其一生都在享樂中荒廢了。
發生了如此巨大的戰亂，他毫無反省之意，還在東山建起了風雅的别墅（即現在的銀閣寺），在文明十五年（1483）之夏入住。
為了籌集這筆費用，文明十四年（1482）義政向山城一國征收苛稅，還在次年向明朝卑躬屈膝，訴說窘境，請求寄贈。
如此态度實在令人蒙羞。
将軍如此昏庸，大權轉移到管領手上也不足為奇。
但管領的權力又繼續落到其臣子手中。
舉個例子：管領細川氏被其執事三好氏玩弄于股掌之中，而這三好氏手中的權力又被其重臣松永氏奪走，最後事态發展成了永祿八年（1565）松永久秀把将軍義輝給殺了。
中央政局都已如此腐朽無力，地方演變成群雄割據的狀況也是必然。
關東有北條，駿河有今川，越後有上杉，越前有朝倉，山陰道有尼子，山陽道先是大内後變毛利，四國有長曾我部，九州有大友和島津，東北有伊達。
但這些枭雄們的地位都在足利氏之下，他們并無意願去考慮日本國的本質，為其中興做貢獻。
但在這戰亂不停的一百多年間，有一種東西，它毫無權力但我們不能忽視，那就是書籍讀物，比如《古今集》《源氏物語》《職原抄》。
就算在那個戰亂年代，人們也熱情不減，對這些書籍讀物愛不釋手。
公卿們在京都的邸宅在應仁大亂中被燒毀，也失去了經濟來源。
但他們尋求各路人脈，移居到地方。
正是這些公卿們把古典知識帶到地方，廣泛傳播，這樣的效果是人們難以預料的。
關白一條兼良（應仁元年時六十六歲）、内大臣三條西實隆（應仁元年時十三歲）等都是當時備受尊敬的學者，在古代經典的理解和傳授上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他們都很長壽（兼良活到八十八歲，實隆活到八十三歲），且都勤于著書寫作。
人們讀着這些古代經典，自然就能了解日本的國家性質、本質、制度及其精神。
所以，即便在戰國亂世，這些古代經典都能被廣為傳閱，可知日本國的中興之日不遠矣。
*** [1]平泉澄此處對足利氏及室町時代的評價有失客觀性。
将背叛後醍醐天皇的足利高氏（足利尊氏）定義為亂臣賊子的這種觀點，是二戰以前日本國内的通說。
但二戰後，這種觀點已逐漸被否認，高氏、直義兄弟的政權被定義為&ldquo二頭政治&rdquo，兩人的人物形象也得到了深刻、客觀的分析。
室町時代也給後世留下了豐厚的文化遺産，例如&ldquo北山文化&rdquo和&ldquo東山文化&rdquo都是日本文化史上的璀璨之星。
&mdash&mdash譯者注 [2]元中為南朝年号，明德為北朝年号。
&mdash&mdash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