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海上罷工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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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勞動力及公共福利&mdash&mdash移民&mdash&mdash反華法案&mdash&mdash第一次殖民大會&mdash&mdash土地立法制度&mdash&mdash不動産法案&mdash&mdash關于勞動力的問題&mdash&mdash工會大會&mdash&mdash工黨政治&mdash&mdash海上罷工運動&mdash&mdash工資調控體系&mdash&mdash教育制度&mdash&mdash海上航線&mdash&mdash鐵路建設
為了進一步建設澳大利亞，首先需要一定數量的人口啟動當地産業的脈搏。
韋克菲爾德理論認為，土地買賣的收入應該用于推動英國移民的遷入。
1835年，在首席大法官弗朗西斯·福布斯的支持下，新南威爾士移民委員會強烈建議&ldquo尊重保護&rdquo土地收入用于移民遷入。
1842年，喬治·吉普斯總督宣布，他的目的是&ldquo将所有從土地中獲得的收入用在移民進程上&rdquo。
然而，澳大利亞的一些地方并沒有貫徹落實這一政策。
很多擅自占地者将土地占為己有，因此，土地持有者并不贊同引入大量移民。
對土地持有者來說，隻要有足夠的勞動力來剪羊毛、放牧就夠了，他們并不想讓外來移民瓜分肥沃的土地。
但考慮到澳大利亞的發展前景，無論如何，他們都會獲得更多利益，因此，他們隻需要将土地分給那些富有的資本家，讓資本家開展牛羊畜牧業就可以了。
雖然罪犯勞動力完全可以滿足土地持有者的需求，但也有一些人提議從中國引入勞動力。
土地持有者非常擔心來自英國的自由移民要求瓜分大片土地，而且一些移民已經開始這樣做了。
在19世紀30年代到澳大利亞聯邦制政府建立期間，殖民地嘗試了各種不同的移民制度，譬如&ldquo賞金制&rdquo、&ldquo資助制&rdquo、&ldquo提名制&rdquo等。
1837年後，喬治·法伊夫·安加斯引進了一大批德意志移民。
後來，事實證明德意志移民是寶貴的人力資源。
約翰·鄧莫爾·朗作為他最喜歡的維多利亞殖民地和昆士蘭殖民地的移民使者，寫了不少頌揚那裡的文章。
早在1841年，新南威爾土地委員會就研究了從亞洲引進勞動力的可行性，但大部分委員都強烈反對這個提議。
主要原因有兩點：第一，引入一個外來民族一定會改變殖民地的人口構成，從而阻礙澳大利亞的&ldquo社會及政治狀态與宗主國對應&rdquo。
第二，亞洲勞動力會和英國移民産生競争，因為他們的價格相對低廉，從而導緻亞洲勞動力成為殖民地唯一的進口勞動力。
澳大利亞殖民地最有能力的總督和關注澳大利亞事務的英國政治家們都這樣認為。
理查德·伯克總督認為，亞洲勞動力的引入将意味着&ldquo犧牲殖民地長期擁有的優勢，隻圖一時的便利&rdquo。
殖民地秘書長查爾斯·格蘭特強調說，引入亞洲勞動力一定會打亂澳大利亞的農業生産，抑制英國勞動力的輸入。
19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這些觀點為以後澳大利亞跻身于控制移民的發達國家之列奠定了基礎。
殖民地的政府機構正式運行後，在移民政策問題上，各地呈現出了明顯的過濾傾向。
南澳大利亞憲法從一開始就禁止接收罪犯移民，維多利亞殖民地的第一屆上議院通過了嚴格的法案，嚴禁塔斯馬尼亞的服刑期滿罪犯和假釋罪犯進入該地區。
中國人流入了淘金地，對澳大利亞的英國殖民者構成了威脅。
英國殖民者擔心亞洲人會很快占領淘金地的海岸。
1858年，維多利亞殖民地的淘金地有三萬三千名華人，而1853年時，維多利亞殖民地的華人還不到兩千人。
英國礦工和技術人員非常反感中國人，有些人甚至認為不應該允許外國人進入人口稀少的地區。
1855年，維多利亞殖民地通過了第一項限制華人移民的法案，向每位華人移民強行征收十英鎊人頭稅，并規定船上的華人數量不能超過船舶總噸數的十分之一。
1859年，該法案通過修正，規定每個華人每年交四英鎊居住稅。
雖然殖民秘書長認為限制華人移民法案會引起人們的強烈反對，但英國皇室并沒有否決該法案。
昆士蘭和新南威爾士對華人移民也十分苛刻。
1888年，亨利·帕克斯面對強烈的反華情緒，處境尴尬。
當時，英國政府也不贊成排華政策，認為不利于英國和中國的合約關系。
索爾茲伯裡侯爵時任外交大臣，收到過中國大使的投訴。
然而，英國政府也不能放任澳大利亞各殖民地的不滿情緒。
布裡斯班曾出現了多次暴動，淘金地也一度出現了一系列暴力事件。
亨利·帕克斯認為有必要将一些事說清楚。
他公開宣布，澳大利亞人都不是&ldquo學校的學生，英國首相也無權興師問罪&rdquo，&ldquo與英國皇家戰艦、英國皇家代表和殖民秘書長無關，我們的目标是永遠禁止華人登陸澳大利亞的海灘&rdquo。
查爾斯·格蘭特（1778&mdash1866） 通過維多利亞殖民地的鐘天鬥和穆斯格雷夫一案，英國殖民地政府最終确定了禁止其他民族的移民進入澳大利亞的法律。
在這樁案子中，一個叫鐘天鬥的華人在1888年乘&ldquo阿富汗&rdquo号來到維多利亞殖民地，他是船上二百六十八名華人中的一個。
按照維多利亞殖民地的法律，&ldquo阿富汗&rdquo号的噸數可以載二百五十四名華人，因此，船上的華人數量超标。
墨爾本海關官員穆斯格雷夫收到長官指示，禁止華人上岸。
因此，鐘天鬥向維多利亞殖民地的最高法院提起訴訟，質詢自己被驅逐的合法性。
最高法院以四比二的票數判鐘天鬥勝訴，但維多利亞殖民地政府将此案上訴到了英國樞密院，即英國處理殖民案件的最高級上訴法院。
1891年，英國樞密院判定&ldquo外族人不具備進入英國殖民地的法律權利，殖民地可以采取強制措施&rdquo。
關于澳大利亞殖民地是否有權制定排華法案或禁止外族移民進入的問題，也在此案中得到了解決。
隻要英國政府認為這一做法對
韋克菲爾德理論認為，土地買賣的收入應該用于推動英國移民的遷入。
1835年，在首席大法官弗朗西斯·福布斯的支持下，新南威爾士移民委員會強烈建議&ldquo尊重保護&rdquo土地收入用于移民遷入。
1842年，喬治·吉普斯總督宣布，他的目的是&ldquo将所有從土地中獲得的收入用在移民進程上&rdquo。
然而，澳大利亞的一些地方并沒有貫徹落實這一政策。
很多擅自占地者将土地占為己有，因此，土地持有者并不贊同引入大量移民。
對土地持有者來說，隻要有足夠的勞動力來剪羊毛、放牧就夠了，他們并不想讓外來移民瓜分肥沃的土地。
但考慮到澳大利亞的發展前景，無論如何，他們都會獲得更多利益，因此，他們隻需要将土地分給那些富有的資本家，讓資本家開展牛羊畜牧業就可以了。
雖然罪犯勞動力完全可以滿足土地持有者的需求，但也有一些人提議從中國引入勞動力。
土地持有者非常擔心來自英國的自由移民要求瓜分大片土地，而且一些移民已經開始這樣做了。
在19世紀30年代到澳大利亞聯邦制政府建立期間，殖民地嘗試了各種不同的移民制度，譬如&ldquo賞金制&rdquo、&ldquo資助制&rdquo、&ldquo提名制&rdquo等。
1837年後，喬治·法伊夫·安加斯引進了一大批德意志移民。
後來，事實證明德意志移民是寶貴的人力資源。
約翰·鄧莫爾·朗作為他最喜歡的維多利亞殖民地和昆士蘭殖民地的移民使者，寫了不少頌揚那裡的文章。
早在1841年，新南威爾土地委員會就研究了從亞洲引進勞動力的可行性，但大部分委員都強烈反對這個提議。
主要原因有兩點：第一，引入一個外來民族一定會改變殖民地的人口構成，從而阻礙澳大利亞的&ldquo社會及政治狀态與宗主國對應&rdquo。
第二，亞洲勞動力會和英國移民産生競争，因為他們的價格相對低廉，從而導緻亞洲勞動力成為殖民地唯一的進口勞動力。
澳大利亞殖民地最有能力的總督和關注澳大利亞事務的英國政治家們都這樣認為。
理查德·伯克總督認為，亞洲勞動力的引入将意味着&ldquo犧牲殖民地長期擁有的優勢，隻圖一時的便利&rdquo。
殖民地秘書長查爾斯·格蘭特強調說，引入亞洲勞動力一定會打亂澳大利亞的農業生産，抑制英國勞動力的輸入。
19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這些觀點為以後澳大利亞跻身于控制移民的發達國家之列奠定了基礎。
殖民地的政府機構正式運行後，在移民政策問題上，各地呈現出了明顯的過濾傾向。
南澳大利亞憲法從一開始就禁止接收罪犯移民，維多利亞殖民地的第一屆上議院通過了嚴格的法案，嚴禁塔斯馬尼亞的服刑期滿罪犯和假釋罪犯進入該地區。
中國人流入了淘金地，對澳大利亞的英國殖民者構成了威脅。
英國殖民者擔心亞洲人會很快占領淘金地的海岸。
1858年，維多利亞殖民地的淘金地有三萬三千名華人，而1853年時，維多利亞殖民地的華人還不到兩千人。
英國礦工和技術人員非常反感中國人，有些人甚至認為不應該允許外國人進入人口稀少的地區。
1855年，維多利亞殖民地通過了第一項限制華人移民的法案，向每位華人移民強行征收十英鎊人頭稅，并規定船上的華人數量不能超過船舶總噸數的十分之一。
1859年，該法案通過修正，規定每個華人每年交四英鎊居住稅。
雖然殖民秘書長認為限制華人移民法案會引起人們的強烈反對，但英國皇室并沒有否決該法案。
昆士蘭和新南威爾士對華人移民也十分苛刻。
1888年，亨利·帕克斯面對強烈的反華情緒，處境尴尬。
當時，英國政府也不贊成排華政策，認為不利于英國和中國的合約關系。
索爾茲伯裡侯爵時任外交大臣，收到過中國大使的投訴。
然而，英國政府也不能放任澳大利亞各殖民地的不滿情緒。
布裡斯班曾出現了多次暴動，淘金地也一度出現了一系列暴力事件。
亨利·帕克斯認為有必要将一些事說清楚。
他公開宣布，澳大利亞人都不是&ldquo學校的學生，英國首相也無權興師問罪&rdquo，&ldquo與英國皇家戰艦、英國皇家代表和殖民秘書長無關，我們的目标是永遠禁止華人登陸澳大利亞的海灘&rdquo。
查爾斯·格蘭特（1778&mdash1866） 通過維多利亞殖民地的鐘天鬥和穆斯格雷夫一案，英國殖民地政府最終确定了禁止其他民族的移民進入澳大利亞的法律。
在這樁案子中，一個叫鐘天鬥的華人在1888年乘&ldquo阿富汗&rdquo号來到維多利亞殖民地，他是船上二百六十八名華人中的一個。
按照維多利亞殖民地的法律，&ldquo阿富汗&rdquo号的噸數可以載二百五十四名華人，因此，船上的華人數量超标。
墨爾本海關官員穆斯格雷夫收到長官指示，禁止華人上岸。
因此，鐘天鬥向維多利亞殖民地的最高法院提起訴訟，質詢自己被驅逐的合法性。
最高法院以四比二的票數判鐘天鬥勝訴，但維多利亞殖民地政府将此案上訴到了英國樞密院，即英國處理殖民案件的最高級上訴法院。
1891年，英國樞密院判定&ldquo外族人不具備進入英國殖民地的法律權利，殖民地可以采取強制措施&rdquo。
關于澳大利亞殖民地是否有權制定排華法案或禁止外族移民進入的問題，也在此案中得到了解決。
隻要英國政府認為這一做法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