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民主制度與黑色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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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中，上議院曾面臨嚴峻的危機。
1855年憲法，即《溫特沃斯法案》規定，第一屆議會的二十一名成員應該由總督任命，任期五年，任期滿後&ldquo所有成員可以在其有生之年一直連任&rdquo。
在實行這一法案的前五年，查爾斯·考珀領導的政府采用了《土地法案》，目的是讓窮人更容易獲得土地。
該法案的撰寫者約翰·羅伯森制訂了一條頗有争議的原則&mdash&mdash&ldquo審查前可自由選擇&rdquo，即想要獲得土地的人可以自由選擇皇室土地，即使土地已經被租賃給了擅自占地者。
土地選出後，人們就可以在那裡開發定居了。
然而，通過租賃占用了大量土地的擅自占地者反對這條原則，因為這樣一來，選地者可能會在他們的牧場中挑選最好的地，譬如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的草場，而将貧瘠的土地留給他們。
有人認為，這一原則還會使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占用肥沃土地，趁機做投機買賣。
由于上議院的議員大部分是地主或與擅自占地者關系親密的人，他們都希望議會能修改查爾斯·考珀政府的《土地法案》。
1861年，新南威爾士的下議院通過了土地法案。
第一屆上議院的五年任期制度即将結束。
如果查爾斯·考珀延緩幾周開會，他也可以讓議會通過這項法案。
但他迫切地想要将土地法案寫入法令書中。
為了阻止選地者選擇擅自占地者的土地，議會決定修改法案，并建議約翰·揚總督任命一批新的議員。
然而，被提名的議員并沒有接受任命，因為他們仍處在五年任期的最後一天。
立法委員會主席威廉·韋斯特布魯克·伯頓立即宣布辭職并離開，議會的大多數成員也随他離開了。
後來，約翰·揚總督受到殖民大臣的譴責，因為他試圖&ldquo一夜之間&rdquo召集足夠的上議院成員，将少數人的意見變成多數人的意見。
新的議會全部由查爾斯·考珀政府提名的議員組成，土地法案順利通過。
随後，查爾斯·考珀政府建議通過選舉成立議會。
威廉·溫特沃斯忿忿不平地看了會議程序，同意了選舉制度。
他曾鄙夷地表示：&ldquo通過提名任命二十一名議員的制度隻會讓議會陷入困境，政府除了掃大街，什麼也做不了。
&rdquo但提出成立選舉制議會的委員會強烈反對隻包括男性議員的上議院。
查爾斯·考珀想要擴大公民權的實行範圍，作為選舉制議會法案的補充。
但現在，這一計劃根本無法實行。
因此，他并沒有堅持。
1872年，亨利·帕克斯試圖将選舉制引入議會，但也沒能說服議會。
責任制政府成立後不久，維多利亞殖民地的上議院開始實行選舉制，并陷入了與下議院的争鬥中。
新南威爾士人民看到因邊界問題引發的一系列事件，發現提名制實際上為議會與政策部門的和諧做了鋪墊。
但以财産資格為基礎的選舉制也存在很大風險，因為這一制度更容易使上議院和下議院陷入争鬥僵局。
維多利亞殖民地的這出鬧劇是兩個議院之間的第一次争執，也是英國議會制政府曆史上一樁趣事。
這起事件的重要性在于，它和澳大利亞整體經濟政策的最終啟動密切相關。
1864年，以詹姆斯·麥卡洛克為首的政府部門提出對進口商品征收關稅，以促進維多利亞地區的商品生産，即所謂的保護性關稅政策。
詹姆斯·麥卡洛克及其同事們采取這項政策顯得有些突然，因為他曾在普選中明确宣布：&ldquo我反對保護性措施，殖民地需要以最便宜的價格進口商品，以最高的價格賣出商品。
&rdquo但一個支持保護性制度的公衆輿論組織已經形成，這主要得益于一個默默無聞，卻在維多利亞地區的政治界擁有強大影響力的人。
這個人就是大衛·賽姆。
他是一個身材高大、性格堅毅的蘇格蘭人，從小喜歡吃燕麥，而且精通哲學，既是一名學生，也是一個深谙社會的政客，更是一個對文學和社會問題非常感興趣的思想家。
無論是養牛還是科學考察，或者踏足政界，他都會以堅強的意志努力鑽研，用冷靜的頭腦進行思辨。
1853年，他來到澳大利亞淘金，并從中賺到了一些錢，但他并不喜歡這份工作。
1860年，他找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也是一條緻富之路，即他一直重視的權力。
大衛·賽姆的兄弟埃比尼澤·賽姆也來到了澳大利亞，為創辦于1854年10月的《時代》報刊寫文章。
這份刊物熱情支持巴拉臘特礦工的訴求，但其經營者并不喜歡激進風格。
埃比尼澤·賽姆及其同事們不想改變自己高雅獨特的批判風格，因此，1854年12月，隻想賺錢的經營者失望地将報紙轉賣給了一家印刷廠。
這家印刷廠并沒有多少資金，卻很有活力。
大衛·賽姆通過采礦賺了一筆錢，他的兄弟建議買下瀕臨倒閉的《時代》報刊。
他雖然不相信投機買賣，但相信自己的親兄弟。
埃比尼澤·賽姆在倫敦的《威斯敏斯特評論》當過助理編輯，是一個有遠見的人。
1856年，《時代》報刊以及印刷工廠和機器，以二千英鎊的拍賣價格被墨爾本商人詹姆斯·麥克尤恩買下。
詹姆斯·麥克尤恩是代表賽姆兄弟來競價的。
這家報刊賺到的利潤并不能維持賽姆兄弟的生活，因此，大衛·賽姆一直将它承包給别人。
1860年，埃比尼澤·賽姆去世後，大衛·賽姆開始親自接管這家報刊。
在很多問題上，大衛·賽姆的個人看法與當時的主流思想并不相同。
每一個對政治感興趣的澳大利亞人都是自由貿易主義者。
1845年，理查德·科布登和約翰·布賴特領導的反谷物法同盟在英國大獲全勝，赢得了羅伯特·皮爾的支持。
英國殖民者，尤其是支持自由原則的人，都認為自由貿易是英國體系的固定組成部分。
大衛·賽姆在信中說道，當他開始在《時代》上聲援本地工業時，&ldquo據我所知，整個國家沒有一個人不是自由主義貿易者&rdquo。
但他的結論是，隻要維多利亞地區的商品能夠投入自由市場，與來自英國或其他國家的商品進行公平競争，發展屬于自己的制造業就會十分困難。
他在頭條新聞中寫道：&ldquo從一開始就要設置障礙。
&rdquo隻有對進口商品強加關稅，本地産業才能得到保護，新興國家的居民才不會&ldquo像巴巴裡的貝都因人或中亞地區
1855年憲法，即《溫特沃斯法案》規定，第一屆議會的二十一名成員應該由總督任命，任期五年，任期滿後&ldquo所有成員可以在其有生之年一直連任&rdquo。
在實行這一法案的前五年，查爾斯·考珀領導的政府采用了《土地法案》，目的是讓窮人更容易獲得土地。
該法案的撰寫者約翰·羅伯森制訂了一條頗有争議的原則&mdash&mdash&ldquo審查前可自由選擇&rdquo，即想要獲得土地的人可以自由選擇皇室土地，即使土地已經被租賃給了擅自占地者。
土地選出後，人們就可以在那裡開發定居了。
然而，通過租賃占用了大量土地的擅自占地者反對這條原則，因為這樣一來，選地者可能會在他們的牧場中挑選最好的地，譬如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的草場，而将貧瘠的土地留給他們。
有人認為，這一原則還會使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占用肥沃土地，趁機做投機買賣。
由于上議院的議員大部分是地主或與擅自占地者關系親密的人，他們都希望議會能修改查爾斯·考珀政府的《土地法案》。
1861年，新南威爾士的下議院通過了土地法案。
第一屆上議院的五年任期制度即将結束。
如果查爾斯·考珀延緩幾周開會，他也可以讓議會通過這項法案。
但他迫切地想要将土地法案寫入法令書中。
為了阻止選地者選擇擅自占地者的土地，議會決定修改法案，并建議約翰·揚總督任命一批新的議員。
然而，被提名的議員并沒有接受任命，因為他們仍處在五年任期的最後一天。
立法委員會主席威廉·韋斯特布魯克·伯頓立即宣布辭職并離開，議會的大多數成員也随他離開了。
後來，約翰·揚總督受到殖民大臣的譴責，因為他試圖&ldquo一夜之間&rdquo召集足夠的上議院成員，将少數人的意見變成多數人的意見。
新的議會全部由查爾斯·考珀政府提名的議員組成，土地法案順利通過。
随後，查爾斯·考珀政府建議通過選舉成立議會。
威廉·溫特沃斯忿忿不平地看了會議程序，同意了選舉制度。
他曾鄙夷地表示：&ldquo通過提名任命二十一名議員的制度隻會讓議會陷入困境，政府除了掃大街，什麼也做不了。
&rdquo但提出成立選舉制議會的委員會強烈反對隻包括男性議員的上議院。
查爾斯·考珀想要擴大公民權的實行範圍，作為選舉制議會法案的補充。
但現在，這一計劃根本無法實行。
因此，他并沒有堅持。
1872年，亨利·帕克斯試圖将選舉制引入議會，但也沒能說服議會。
責任制政府成立後不久，維多利亞殖民地的上議院開始實行選舉制，并陷入了與下議院的争鬥中。
新南威爾士人民看到因邊界問題引發的一系列事件，發現提名制實際上為議會與政策部門的和諧做了鋪墊。
但以财産資格為基礎的選舉制也存在很大風險，因為這一制度更容易使上議院和下議院陷入争鬥僵局。
維多利亞殖民地的這出鬧劇是兩個議院之間的第一次争執，也是英國議會制政府曆史上一樁趣事。
這起事件的重要性在于，它和澳大利亞整體經濟政策的最終啟動密切相關。
1864年，以詹姆斯·麥卡洛克為首的政府部門提出對進口商品征收關稅，以促進維多利亞地區的商品生産，即所謂的保護性關稅政策。
詹姆斯·麥卡洛克及其同事們采取這項政策顯得有些突然，因為他曾在普選中明确宣布：&ldquo我反對保護性措施，殖民地需要以最便宜的價格進口商品，以最高的價格賣出商品。
&rdquo但一個支持保護性制度的公衆輿論組織已經形成，這主要得益于一個默默無聞，卻在維多利亞地區的政治界擁有強大影響力的人。
這個人就是大衛·賽姆。
他是一個身材高大、性格堅毅的蘇格蘭人，從小喜歡吃燕麥，而且精通哲學，既是一名學生，也是一個深谙社會的政客，更是一個對文學和社會問題非常感興趣的思想家。
無論是養牛還是科學考察，或者踏足政界，他都會以堅強的意志努力鑽研，用冷靜的頭腦進行思辨。
1853年，他來到澳大利亞淘金，并從中賺到了一些錢，但他并不喜歡這份工作。
1860年，他找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也是一條緻富之路，即他一直重視的權力。
大衛·賽姆的兄弟埃比尼澤·賽姆也來到了澳大利亞，為創辦于1854年10月的《時代》報刊寫文章。
這份刊物熱情支持巴拉臘特礦工的訴求，但其經營者并不喜歡激進風格。
埃比尼澤·賽姆及其同事們不想改變自己高雅獨特的批判風格，因此，1854年12月，隻想賺錢的經營者失望地将報紙轉賣給了一家印刷廠。
這家印刷廠并沒有多少資金，卻很有活力。
大衛·賽姆通過采礦賺了一筆錢，他的兄弟建議買下瀕臨倒閉的《時代》報刊。
他雖然不相信投機買賣，但相信自己的親兄弟。
埃比尼澤·賽姆在倫敦的《威斯敏斯特評論》當過助理編輯，是一個有遠見的人。
1856年，《時代》報刊以及印刷工廠和機器，以二千英鎊的拍賣價格被墨爾本商人詹姆斯·麥克尤恩買下。
詹姆斯·麥克尤恩是代表賽姆兄弟來競價的。
這家報刊賺到的利潤并不能維持賽姆兄弟的生活，因此，大衛·賽姆一直将它承包給别人。
1860年，埃比尼澤·賽姆去世後，大衛·賽姆開始親自接管這家報刊。
在很多問題上，大衛·賽姆的個人看法與當時的主流思想并不相同。
每一個對政治感興趣的澳大利亞人都是自由貿易主義者。
1845年，理查德·科布登和約翰·布賴特領導的反谷物法同盟在英國大獲全勝，赢得了羅伯特·皮爾的支持。
英國殖民者，尤其是支持自由原則的人，都認為自由貿易是英國體系的固定組成部分。
大衛·賽姆在信中說道，當他開始在《時代》上聲援本地工業時，&ldquo據我所知，整個國家沒有一個人不是自由主義貿易者&rdquo。
但他的結論是，隻要維多利亞地區的商品能夠投入自由市場，與來自英國或其他國家的商品進行公平競争，發展屬于自己的制造業就會十分困難。
他在頭條新聞中寫道：&ldquo從一開始就要設置障礙。
&rdquo隻有對進口商品強加關稅，本地産業才能得到保護，新興國家的居民才不會&ldquo像巴巴裡的貝都因人或中亞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