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西澳大利亞殖民地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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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登陸珀斯，還有一些人非常擔心刑滿解教者會偷偷來到西澳大利亞。
然而，在關鍵時刻，一場巨變正在醞酸之中。
移民帶來了人口增長，但罪犯勞動力非常稀缺。
與此同時，随着東澳大利亞和南澳大利亞殖民地的開拓，西澳大利亞殖民地的罪犯勞動力逐漸減少。
結果，造成了西澳大利亞的農場和高牧業勞動力短缺。
西澳大利亞殖民地的前期開拓工作已經完成，繁榮時代即将到來，但此時，這裡正面臨着發展停滞的威脅。
更重要的是，英國政府最近引入了一項新的土地政策，這一土地政策會在後面的章節中提到。
土地政策的具體内容是，不論土地質量，大臣們統一将澳大利亞殖民地的所有土地擡高到每英畝一英鎊。
這條規定從三個方面影響了西澳大利亞。
首先，剝了西澳大利亞殖民地通過廉價士地吸引殖民者的優勢。
如果想在澳大利亞定居，每英畝土地至少需要支付一英鎊。
因此，很多人甯可去其他地方，也不會選擇天鵝河。
其次，随着購買土地的人逐漸減少，殖民地沒有足夠的資金養活更多勞動力。
最後，由于澳大利亞移民帶來的新資本相対減少，蕭條的氛圍籠罩着天鵝河，當地的貿易停滞不前，土地一直賣不出去。
1848年，英國政府啟動了處置罪犯的新管理體系。
有條件赦免的含義及其産生的原因和背景，将在第十八章中闡述。
查爾斯·菲茨傑拉德總督在珀斯宣誓任職後，向著名的殖民者咨詢了如何處理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問他們是否願意通過接收犯緩解困局。
關于這個問題，殖民者們認真讨論了幾個月，然後于1849年上半年在珀斯召開了公共會議，通過了向英國政府申請&ldquo将西澳大利亞殖民地納入罪犯安置地之列&rdquo的決議。
查爾斯·菲茨傑拉德将該決議呈交給了倫敦，措辭嚴謹地表達了大多數西澳大利亞居民的态度，稱他們十分樂意将珀斯定為罪犯流放地。
作為回應，1849年5月12日，英國議會宣布西澳大利亞成為罪犯流放地之一。
1850年6月，第一批罪犯到達西澳大利亞。
因此，繼其他幾個澳大利亞殖民地之後，西澳大利亞也成了罪犯安置地。
除了範迪門斯地，其他地區都決心竭力擺脫罪犯流放地的負累。
流放制度持續了十六年，為西澳大利亞引入了一萬名罪犯。
但同時，按照一開始達成的共識，英國政府嚴格執行了一項規定，即同等數量的移民必須送往天鵝河。
這樣一來，從1855年至1863年的九年時間裡，由英國政府出資，四千八百名罪犯和四千八百五十名自由移民來到西澳大利亞。
1848年，愛爾蘭起義的部分參與者也被流放到了這裡。
後來，由于澳大利亞的其他殖民地強烈抗議将英國的重罪犯流放到澳大利亞大陸，流放制度被追終止。
1867年，最後一艘載滿罪犯的運輸船到達澳大利亞海岸。
雖然西澳大利亞殖民地的勞動力大多來自犯罪群體，但持續的勞動力供應無疑緩解了1840年以來的低迷局面，為當地政府提供了修建橋梁、公路和公共建築的勞動力。
此外，新的政策規定，英國政府每年會為天鵝河地區撥款九萬八千英鎊，用于當地的物資生産和消費。
新政策無疑會使殖民者受益。
然而，從長遠角度來看，新政策并不總是有利的。
每年流放到珀斯的六百名罪犯導緻了當地的人口比例失衡，犯罪人口數量高于自由殖民者的數量。
很多服刑期滿的罪犯流竄到了其他殖民地，殖民地在呈交給英國政府的報告中稱：&ldquo事實上，西澳大利亞地區不過是條從英國輸出道德垃圾的排放管道，通過這條管道，英國将道德垃圾排放到了整個澳大利亞地區。
&rdquo服刑期滿的罪犯中，有的留在了西澳大利亞，與當地的自由移民展開了社會競争。
自由移民逐漸對流放制度産生了不滿，認為該制度有意排擠自由階級。
從英國政府的角度來看，在西澳大利亞實行罪犯流放制度是一次代價昂貴的失敗嘗試。
殖民地副秘書長說：&ldquo我們的實驗是不成功的。
流放制度代價高昂，與其産生的效應完全不成比例。
&rdquo英國一直相信在西澳大利亞沿襲該制度會帶來一定效益，不然早在1867年前，流放制度就被摒棄了。
英國政府發現流放制度已經失去價值，澳大利亞東部和南部地區都極度厭惡流放制度帶來的&ldquo污染&rdquo，終于叫停了罪犯流放制度。
注解： [1] 裡彭爵士（LordRipon，1827&mdash1909），英國首相F.J.羅賓遜（F.J.Robinson）的第二個兒子，1870年被牛津大學授予榮譽民法博士學位。
&mdash&mdash譯者注 [2] 羅伯特·皮爾（RobertPeel，1788&mdash1850），英國19世紀的傑出政治家，于1834年至1835年、1841年至1846年擔任英國首相，被視為英國保守黨的創建人，也是英國曆史上傑出的首相之一。
&mdash&mdash譯者注
然而，在關鍵時刻，一場巨變正在醞酸之中。
移民帶來了人口增長，但罪犯勞動力非常稀缺。
與此同時，随着東澳大利亞和南澳大利亞殖民地的開拓，西澳大利亞殖民地的罪犯勞動力逐漸減少。
結果，造成了西澳大利亞的農場和高牧業勞動力短缺。
西澳大利亞殖民地的前期開拓工作已經完成，繁榮時代即将到來，但此時，這裡正面臨着發展停滞的威脅。
更重要的是，英國政府最近引入了一項新的土地政策，這一土地政策會在後面的章節中提到。
土地政策的具體内容是，不論土地質量，大臣們統一将澳大利亞殖民地的所有土地擡高到每英畝一英鎊。
這條規定從三個方面影響了西澳大利亞。
首先，剝了西澳大利亞殖民地通過廉價士地吸引殖民者的優勢。
如果想在澳大利亞定居，每英畝土地至少需要支付一英鎊。
因此，很多人甯可去其他地方，也不會選擇天鵝河。
其次，随着購買土地的人逐漸減少，殖民地沒有足夠的資金養活更多勞動力。
最後，由于澳大利亞移民帶來的新資本相対減少，蕭條的氛圍籠罩着天鵝河，當地的貿易停滞不前，土地一直賣不出去。
1848年，英國政府啟動了處置罪犯的新管理體系。
有條件赦免的含義及其産生的原因和背景，将在第十八章中闡述。
查爾斯·菲茨傑拉德總督在珀斯宣誓任職後，向著名的殖民者咨詢了如何處理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問他們是否願意通過接收犯緩解困局。
關于這個問題，殖民者們認真讨論了幾個月，然後于1849年上半年在珀斯召開了公共會議，通過了向英國政府申請&ldquo将西澳大利亞殖民地納入罪犯安置地之列&rdquo的決議。
查爾斯·菲茨傑拉德将該決議呈交給了倫敦，措辭嚴謹地表達了大多數西澳大利亞居民的态度，稱他們十分樂意将珀斯定為罪犯流放地。
作為回應，1849年5月12日，英國議會宣布西澳大利亞成為罪犯流放地之一。
1850年6月，第一批罪犯到達西澳大利亞。
因此，繼其他幾個澳大利亞殖民地之後，西澳大利亞也成了罪犯安置地。
除了範迪門斯地，其他地區都決心竭力擺脫罪犯流放地的負累。
流放制度持續了十六年，為西澳大利亞引入了一萬名罪犯。
但同時，按照一開始達成的共識，英國政府嚴格執行了一項規定，即同等數量的移民必須送往天鵝河。
這樣一來，從1855年至1863年的九年時間裡，由英國政府出資，四千八百名罪犯和四千八百五十名自由移民來到西澳大利亞。
1848年，愛爾蘭起義的部分參與者也被流放到了這裡。
後來，由于澳大利亞的其他殖民地強烈抗議将英國的重罪犯流放到澳大利亞大陸，流放制度被追終止。
1867年，最後一艘載滿罪犯的運輸船到達澳大利亞海岸。
雖然西澳大利亞殖民地的勞動力大多來自犯罪群體，但持續的勞動力供應無疑緩解了1840年以來的低迷局面，為當地政府提供了修建橋梁、公路和公共建築的勞動力。
此外，新的政策規定，英國政府每年會為天鵝河地區撥款九萬八千英鎊，用于當地的物資生産和消費。
新政策無疑會使殖民者受益。
然而，從長遠角度來看，新政策并不總是有利的。
每年流放到珀斯的六百名罪犯導緻了當地的人口比例失衡，犯罪人口數量高于自由殖民者的數量。
很多服刑期滿的罪犯流竄到了其他殖民地，殖民地在呈交給英國政府的報告中稱：&ldquo事實上，西澳大利亞地區不過是條從英國輸出道德垃圾的排放管道，通過這條管道，英國将道德垃圾排放到了整個澳大利亞地區。
&rdquo服刑期滿的罪犯中，有的留在了西澳大利亞，與當地的自由移民展開了社會競争。
自由移民逐漸對流放制度産生了不滿，認為該制度有意排擠自由階級。
從英國政府的角度來看，在西澳大利亞實行罪犯流放制度是一次代價昂貴的失敗嘗試。
殖民地副秘書長說：&ldquo我們的實驗是不成功的。
流放制度代價高昂，與其産生的效應完全不成比例。
&rdquo英國一直相信在西澳大利亞沿襲該制度會帶來一定效益，不然早在1867年前，流放制度就被摒棄了。
英國政府發現流放制度已經失去價值，澳大利亞東部和南部地區都極度厭惡流放制度帶來的&ldquo污染&rdquo，終于叫停了罪犯流放制度。
注解： [1] 裡彭爵士（LordRipon，1827&mdash1909），英國首相F.J.羅賓遜（F.J.Robinson）的第二個兒子，1870年被牛津大學授予榮譽民法博士學位。
&mdash&mdash譯者注 [2] 羅伯特·皮爾（RobertPeel，1788&mdash1850），英國19世紀的傑出政治家，于1834年至1835年、1841年至1846年擔任英國首相，被視為英國保守黨的創建人，也是英國曆史上傑出的首相之一。
&mdash&mdash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