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進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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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一百五十個團大約四十萬兵力，這些兵力可能都是用來對付紅軍的三萬人殘部的。
在黎平時設想的建立新根據地的美好前景破滅了。
不僅如此，其它令人不愉快的問題也出現了，遵義地區經濟落後，盛産鴉片，卻沒有多少糧食，所以很難維持一支不斷擴大的紅軍。
在地理位置上也有不利因素。
這個地區三面環水&mdash&mdash三條重要的河流&mdash&mdash烏江、赤水，這兩條河在西邊形成了一條曲折的邊界，北邊是滔滔長江。
如果紅軍在這裡駐紮下來，就會被圍殲。
從所掌握的情況來看，在此地建立根據地的想法是不能實現了。
一月十五日晚飯後七點鐘，二十個人來到了柏宅裡一間長方形的房間裡。
屋内是普通的灰泥牆，紅木色的地闆和門窗。
屋子很空，天花闆上吊接着一盞煤油燈，中間放着一張破舊的桌子，二十五把形狀各異、大小不一的椅子大緻擺成了一個半圓形，還有一個小鐵火爐(當時天氣相當冷)，以及幾個擺得頗為得當、微紅和白色的搪瓷痰盂和煙灰缸。
間或，警衛員進來沖茶倒水。
從某種意義說，這二十個人在這裡開會，是為了正式确定長征的領導和方向的徹底改變，從更深遠的意義上說，則是中國共産主義革命運動的領導和方向的徹底改變。
後來很多人都說，這是整個中國革命史上最重大的一個事件。
屋子正中坐着三個人，在曆時三天的會議裡，他們始終坐在那裡。
會議主持人是二十六歲的中國共産黨書記和名義上的領袖博古。
他長得很瘦很瘦，戴一副高度近視眼鏡(他由此得了個綽 号叫&ldquo黑面木偶&rdquo)。
他聰明、用功，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四年使他能說一口流利的俄語。
他早年曾在共産黨在上海辦的一所大學裡學習過，所以英文也不錯。
他受共産國際中國處的蘇聯領導控制，是德國軍事顧問李德的親密夥伴和堅定擁護者。
第二個人是毛澤東，第三個人是周恩來。
其他與會者不斷地掉換座位，哪兒方便就坐在哪兒。
椅子的擺放沒有什麼既定的次序，而且始終有位子空着。
李德坐在門旁邊，他的椅子放在一個很别扭的地方，&ldquo處在一個被告的位置&rdquo。
翻譯伍修權挨着他坐着，他的地位也不舒服。
他心煩意亂，随着會議的進行，他越來越生氣。
伍十年後也承認，他那次沒有譯出正常的水平。
有兩個人是躺在擔架上來開會的。
其中一個就是王稼祥，他自一九三三年四月、第四次反&ldquo圍剿&rdquo時在樂安縣古公村負傷後一直躺在擔架上。
那次戰鬥中他帶領周恩來、肖華等幾個人去防禦工事的路上被一顆國民黨炸彈擊傷了。
一塊彈片穿過他的臀部進入腸子，傷勢很重。
外科醫生在不施麻藥的情況下為他做了八小時的手術也沒能縫合傷口，隻好塞進一根橡皮管。
他一直發着高燒。
因為要經常使用嗎啡止痛，結果上了瘾，直到一九三六年被送到莫斯科治療時才斷然戒悼了。
大家都知道，王稼祥是要支持毛澤東的。
人們普遍傳說&ldquo王、毛成親了&rdquo。
這些人相互知道底細，甚至連大便的情況都知道。
例如，大家都知道，隻要時間允許，周恩來就要拿着一疊文件到廁所去，經常在那裡讀上一個鐘頭。
他們也都知道，毛澤東患有慢性便秘。
他經常一個星期才大便一次。
後來在延安時，隻要人們一聽說&ldquo主席大便了&rdquo就要歡呼一陣。
他曾告訴埃德加·斯諾，一打仗，他的大便就正常了，最正常的是他早年攻打長沙的時候。
直到&mdash九八四年春夫，人們對于遵義會議的一些細節&mdash&mdash例如時間和與會者的身份&mdash&mdash還是不甚了了。
然面，從未有人對遵義會議的結果産生過疑問。
一九八四年三月四日，黨中央的曆史學家們透露，他們在檔案裡翻出了一份很早以前的備忘錄，提供了很多失傳的資料。
按現在的說法，參加會議的有： 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朱德、陳雲(他的丢失多年的回憶錄提供了很多失傳的細節)、周思來、洛甫(張聞天)、博古(秦邦憲)和候補委員：王稼祥、鄧發(安全保衛負責人)、劉少奇(多年後成了&ldquo文化大革命&rdquo的主要犧牲品)，共青團領導人何克全(凱豐)，共十人。
七位紅軍指揮員：劉伯承、李富春(他接替受傷的王稼祥，擔任紅軍政治部代主任，一直是毛澤東的夥伴)、林彪、聶榮臻(林的政委，毛澤東的堅定的追随者)、彭德懷(第三軍團司令，态度強硬，反對李德)、第三軍團政委楊尚昆以及第五軍團政委李卓然。
紅軍報紙《紅星報》的編輯、新任命的黨中央秘書長鄧小平也出席了會議。
在場的還有李德和翻譯伍修權，他們是列席代表。
總共有二十人出席會議，中國的前途就取決于他們做出的決定。
博古首先發言。
他談了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把共産黨的失敗歸咎于國民黨在數量上的絕對優勢和中央蘇區以外的共産黨軍隊配合不靈。
博古沒有稿子，是即席發言。
他着重講了形勢的客觀一面。
據翻譯伍修權說，他相當客觀地分析了當時的軍事形勢，并批評自己在軍事路線上的錯誤。
在黎平時設想的建立新根據地的美好前景破滅了。
不僅如此，其它令人不愉快的問題也出現了，遵義地區經濟落後，盛産鴉片，卻沒有多少糧食，所以很難維持一支不斷擴大的紅軍。
在地理位置上也有不利因素。
這個地區三面環水&mdash&mdash三條重要的河流&mdash&mdash烏江、赤水，這兩條河在西邊形成了一條曲折的邊界，北邊是滔滔長江。
如果紅軍在這裡駐紮下來，就會被圍殲。
從所掌握的情況來看，在此地建立根據地的想法是不能實現了。
一月十五日晚飯後七點鐘，二十個人來到了柏宅裡一間長方形的房間裡。
屋内是普通的灰泥牆，紅木色的地闆和門窗。
屋子很空，天花闆上吊接着一盞煤油燈，中間放着一張破舊的桌子，二十五把形狀各異、大小不一的椅子大緻擺成了一個半圓形，還有一個小鐵火爐(當時天氣相當冷)，以及幾個擺得頗為得當、微紅和白色的搪瓷痰盂和煙灰缸。
間或，警衛員進來沖茶倒水。
從某種意義說，這二十個人在這裡開會，是為了正式确定長征的領導和方向的徹底改變，從更深遠的意義上說，則是中國共産主義革命運動的領導和方向的徹底改變。
後來很多人都說，這是整個中國革命史上最重大的一個事件。
屋子正中坐着三個人，在曆時三天的會議裡，他們始終坐在那裡。
會議主持人是二十六歲的中國共産黨書記和名義上的領袖博古。
他長得很瘦很瘦，戴一副高度近視眼鏡(他由此得了個綽 号叫&ldquo黑面木偶&rdquo)。
他聰明、用功，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四年使他能說一口流利的俄語。
他早年曾在共産黨在上海辦的一所大學裡學習過，所以英文也不錯。
他受共産國際中國處的蘇聯領導控制，是德國軍事顧問李德的親密夥伴和堅定擁護者。
第二個人是毛澤東，第三個人是周恩來。
其他與會者不斷地掉換座位，哪兒方便就坐在哪兒。
椅子的擺放沒有什麼既定的次序，而且始終有位子空着。
李德坐在門旁邊，他的椅子放在一個很别扭的地方，&ldquo處在一個被告的位置&rdquo。
翻譯伍修權挨着他坐着，他的地位也不舒服。
他心煩意亂，随着會議的進行，他越來越生氣。
伍十年後也承認，他那次沒有譯出正常的水平。
有兩個人是躺在擔架上來開會的。
其中一個就是王稼祥，他自一九三三年四月、第四次反&ldquo圍剿&rdquo時在樂安縣古公村負傷後一直躺在擔架上。
那次戰鬥中他帶領周恩來、肖華等幾個人去防禦工事的路上被一顆國民黨炸彈擊傷了。
一塊彈片穿過他的臀部進入腸子，傷勢很重。
外科醫生在不施麻藥的情況下為他做了八小時的手術也沒能縫合傷口，隻好塞進一根橡皮管。
他一直發着高燒。
因為要經常使用嗎啡止痛，結果上了瘾，直到一九三六年被送到莫斯科治療時才斷然戒悼了。
大家都知道，王稼祥是要支持毛澤東的。
人們普遍傳說&ldquo王、毛成親了&rdquo。
這些人相互知道底細，甚至連大便的情況都知道。
例如，大家都知道，隻要時間允許，周恩來就要拿着一疊文件到廁所去，經常在那裡讀上一個鐘頭。
他們也都知道，毛澤東患有慢性便秘。
他經常一個星期才大便一次。
後來在延安時，隻要人們一聽說&ldquo主席大便了&rdquo就要歡呼一陣。
他曾告訴埃德加·斯諾，一打仗，他的大便就正常了，最正常的是他早年攻打長沙的時候。
直到&mdash九八四年春夫，人們對于遵義會議的一些細節&mdash&mdash例如時間和與會者的身份&mdash&mdash還是不甚了了。
然面，從未有人對遵義會議的結果産生過疑問。
一九八四年三月四日，黨中央的曆史學家們透露，他們在檔案裡翻出了一份很早以前的備忘錄，提供了很多失傳的資料。
按現在的說法，參加會議的有： 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朱德、陳雲(他的丢失多年的回憶錄提供了很多失傳的細節)、周思來、洛甫(張聞天)、博古(秦邦憲)和候補委員：王稼祥、鄧發(安全保衛負責人)、劉少奇(多年後成了&ldquo文化大革命&rdquo的主要犧牲品)，共青團領導人何克全(凱豐)，共十人。
七位紅軍指揮員：劉伯承、李富春(他接替受傷的王稼祥，擔任紅軍政治部代主任，一直是毛澤東的夥伴)、林彪、聶榮臻(林的政委，毛澤東的堅定的追随者)、彭德懷(第三軍團司令，态度強硬，反對李德)、第三軍團政委楊尚昆以及第五軍團政委李卓然。
紅軍報紙《紅星報》的編輯、新任命的黨中央秘書長鄧小平也出席了會議。
在場的還有李德和翻譯伍修權，他們是列席代表。
總共有二十人出席會議，中國的前途就取決于他們做出的決定。
博古首先發言。
他談了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把共産黨的失敗歸咎于國民黨在數量上的絕對優勢和中央蘇區以外的共産黨軍隊配合不靈。
博古沒有稿子，是即席發言。
他着重講了形勢的客觀一面。
據翻譯伍修權說，他相當客觀地分析了當時的軍事形勢，并批評自己在軍事路線上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