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和倫理學 [21] [22]
關燈
小
中
大
難題
人類學資料同倫理學的關系呈現出一個雙重難題。
一方面，一個難題是更為原始的習俗和觀念對習俗進一步發展的影響。
在道德上，傳統和傳遞的作用就像道德的作用一樣，在哪裡都是強有力的。
可是，這内容屬于文化史，而且題目太大，不在本文的考慮範圍之内。
不過，其中的一個階段屬于我們目前讨論的理論範圍。
許多作者傾向于誇大原始文化同我們今天所熟悉的文化之間的差異。
同樣地，當他們發現類似之處時，就把早期的思想和習俗當作&ldquo殘存&rdquo來處理。
其實，很難找到某一段原始文化，它也不會在我們今天生活的某個領域或方面重複出現。
除非古老的信仰和觀念同現存需要和條件相呼應，在大部分情況下，傳統不會起作用，&ldquo殘存&rdquo也不會再現。
簡而言之，泛靈論、神奇和拘泥于禮節的習俗有時被看成是獨有的或至少是特别的原始傳統；這些現象占主導地位是由于心理學上所能觀察的人性永久特征所形成的各種感覺、思維和行動。
重要的現象不是幸存下來的，而是科學、技術以及其他興趣和方法的興起；它們在心理學意義上已經逐漸和穩健地縮小了原始的範圍并減弱了它的威力。
對理論的影響 另一個更狹窄的難題關系到人類學和民族學資料對建立倫理學理論和學說的影響。
對那些正在把道德問題理論化的人來說，這樣的資料提供了什麼啟示呢？倫理學家對這種資料是怎麼使用的呢？因為人類學顯然還是個新學科，這個問題相對來說還是個新問題，對結果極其缺乏共識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目前如此豐富的研究數據面前，有人已經預料到了這個難題及其不同解決方法的更大方面。
希臘人同各種人有交往，在交往時，習俗和信仰的多樣性和對立性引起了他們強烈的好奇心。
這使他們提出了問題：道德是否有一個自然和确實的基礎，或者道德是否完全是&ldquo習俗&rdquo（convention），也就是當地的習慣、法令和協議；或者像我們今天所說，是否有一種絕對和不變的因素，或者道德是否都是相對的？兩種回答都提供了；就像今天，那些支持自然或内在看法的人指向了事實或所謂的事實：在不同民族中，有些因素是所有民族所共有的。
還有，有點像現代的理論家們，他們在解釋這共有因素時有分歧，有人把它歸功于人類所有的同一理由&mdash&mdash用現代語言來說，就是良心或直覺官能，而其他人采取了一種更客觀的立場，認為某些美德和義務慣例肯定會融入社區和社會生活的構建過程。
道德理論家使用未整理的人類學研究數據的另一個例子是：17世紀以來，兩個哲學學派&mdash&mdash經驗論和先驗論&mdash&mdash之間的活躍争論。
這樣，我們看到約翰·洛克（JohnLock，1632&mdash1704）在駁斥天賦觀念時聲稱&ldquo他觀察海外幾個人類部落&hellip&hellip就會自我滿足，那裡幾乎沒有稱得上名的&hellip&hellip沒有被各族人民在大體上有所輕視和譴責的道德原則&rdquo，并引用傳教士和旅行者的報告來支持他的觀點。
以後一個很長時期裡，那些流行的但卻不科學的類似資料為相對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道德理論提供了大量依據。
克魯泡特金 不過，19世紀後期興起的進化論激起了一種對原始道德更加科學的論述，并引發了系統而不僅僅是有争議地使用日益增多的人類學資料。
貴族出身的克魯泡特金（Kropotkin）的著作是進化論一個階段的典型理論。
他在《互助論》（MutualAid）一書裡，盡力地陳述了互相幫助是動物生活中更高級形式進化的一個基本要素。
通過強調這個要素，他發現，道德的非人類基礎不在于生物體和物種之間的敵對鬥争，而在于通過合作而發展的社交本能。
他在《倫理學，起源和發展》（Ethics，OriginandDevelopment）中，進一步用這種原則解釋了人類倫理學的主要概念。
原始人與動物為鄰，仔細地觀察它們的行為，認為它們有高級智慧，對動物表現的統一集體行動有深刻的印象。
第一個有關自然的含糊概括是一個生物同它的宗族或部落不可分離。
這樣，從低級動物遺傳而來的社交本能轉入有意識的想法和情緒。
社交和互助
一方面，一個難題是更為原始的習俗和觀念對習俗進一步發展的影響。
在道德上，傳統和傳遞的作用就像道德的作用一樣，在哪裡都是強有力的。
可是，這内容屬于文化史，而且題目太大，不在本文的考慮範圍之内。
不過，其中的一個階段屬于我們目前讨論的理論範圍。
許多作者傾向于誇大原始文化同我們今天所熟悉的文化之間的差異。
同樣地，當他們發現類似之處時，就把早期的思想和習俗當作&ldquo殘存&rdquo來處理。
其實，很難找到某一段原始文化，它也不會在我們今天生活的某個領域或方面重複出現。
除非古老的信仰和觀念同現存需要和條件相呼應，在大部分情況下，傳統不會起作用，&ldquo殘存&rdquo也不會再現。
簡而言之，泛靈論、神奇和拘泥于禮節的習俗有時被看成是獨有的或至少是特别的原始傳統；這些現象占主導地位是由于心理學上所能觀察的人性永久特征所形成的各種感覺、思維和行動。
重要的現象不是幸存下來的，而是科學、技術以及其他興趣和方法的興起；它們在心理學意義上已經逐漸和穩健地縮小了原始的範圍并減弱了它的威力。
對理論的影響 另一個更狹窄的難題關系到人類學和民族學資料對建立倫理學理論和學說的影響。
對那些正在把道德問題理論化的人來說，這樣的資料提供了什麼啟示呢？倫理學家對這種資料是怎麼使用的呢？因為人類學顯然還是個新學科，這個問題相對來說還是個新問題，對結果極其缺乏共識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目前如此豐富的研究數據面前，有人已經預料到了這個難題及其不同解決方法的更大方面。
希臘人同各種人有交往，在交往時，習俗和信仰的多樣性和對立性引起了他們強烈的好奇心。
這使他們提出了問題：道德是否有一個自然和确實的基礎，或者道德是否完全是&ldquo習俗&rdquo（convention），也就是當地的習慣、法令和協議；或者像我們今天所說，是否有一種絕對和不變的因素，或者道德是否都是相對的？兩種回答都提供了；就像今天，那些支持自然或内在看法的人指向了事實或所謂的事實：在不同民族中，有些因素是所有民族所共有的。
還有，有點像現代的理論家們，他們在解釋這共有因素時有分歧，有人把它歸功于人類所有的同一理由&mdash&mdash用現代語言來說，就是良心或直覺官能，而其他人采取了一種更客觀的立場，認為某些美德和義務慣例肯定會融入社區和社會生活的構建過程。
道德理論家使用未整理的人類學研究數據的另一個例子是：17世紀以來，兩個哲學學派&mdash&mdash經驗論和先驗論&mdash&mdash之間的活躍争論。
這樣，我們看到約翰·洛克（JohnLock，1632&mdash1704）在駁斥天賦觀念時聲稱&ldquo他觀察海外幾個人類部落&hellip&hellip就會自我滿足，那裡幾乎沒有稱得上名的&hellip&hellip沒有被各族人民在大體上有所輕視和譴責的道德原則&rdquo，并引用傳教士和旅行者的報告來支持他的觀點。
以後一個很長時期裡，那些流行的但卻不科學的類似資料為相對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道德理論提供了大量依據。
克魯泡特金 不過，19世紀後期興起的進化論激起了一種對原始道德更加科學的論述，并引發了系統而不僅僅是有争議地使用日益增多的人類學資料。
貴族出身的克魯泡特金（Kropotkin）的著作是進化論一個階段的典型理論。
他在《互助論》（MutualAid）一書裡，盡力地陳述了互相幫助是動物生活中更高級形式進化的一個基本要素。
通過強調這個要素，他發現，道德的非人類基礎不在于生物體和物種之間的敵對鬥争，而在于通過合作而發展的社交本能。
他在《倫理學，起源和發展》（Ethics，OriginandDevelopment）中，進一步用這種原則解釋了人類倫理學的主要概念。
原始人與動物為鄰，仔細地觀察它們的行為，認為它們有高級智慧，對動物表現的統一集體行動有深刻的印象。
第一個有關自然的含糊概括是一個生物同它的宗族或部落不可分離。
這樣，從低級動物遺傳而來的社交本能轉入有意識的想法和情緒。
社交和互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