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1.未完成的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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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0月，杜威為再版的《哲學的改造》擴寫了導論。
此後不久，他又開始為《經驗與自然》的再版撰寫一個類似的導論。
1949年7月，我收到了杜威手稿的第一部分，上面滿是手工和打字機的糾錯痕迹。
一兩天内，我給他送回一個清晰的打印稿。
7月底，我收到了第一部分和其他兩個部分的修訂稿。
其中所作的修訂比編輯所作的還要多，這些再加工的工作構成了新的版本，甚至包含了由于上下文的變化而作了重大修改的重複的部分。
到8月底的時候，手稿總計一百多頁，非常整潔且是雙面打印。
這個導論從三個方面來說，是一件沒有完成的工作。
它隻有一個開始卻沒有結尾，其材料除了一些有歧義的重複之外，還支離破碎，缺乏組織性；其次，一些打算更廣泛地探讨這個和那個主題的承諾，并沒有兌現；最後，杜威提到了一些新的問題，并列出了綱要，但他沒有進一步讨論。
這個未完成的導論提出了一個宏偉的設想&mdash&mdash用哲學解釋西方人的曆史。
杜威最初的想法是在完成這個導論之後，寫一本這樣的書。
但是，這本書的想法太吸引人了，以緻無法推遲：它迫使杜威把它寫進了導論。
在編輯這個手稿的過程中，我集中關注的是杜威的思想，對曆史的材料隻是稍作關注。
我想讓這些想法盡可能地展示它們在杜威思想中的關聯；但是，我并沒有試圖去填補，或模糊任何在杜威未完成的作品中存在的漏洞。
為了保持杜威的原意，我不得不對杜威的文本進行調整、重組、删減和壓縮。
我不認為我刻意要通過這種慣常做法而讓人們注意到我這個編輯所付出的努力。
約瑟夫·拉特納 《經驗與自然》：再版導言 在構成本書基礎的那些講演發表之後，非常重要的25年一晃而過。
對于本書标題所指明的哲學問題以及文中所讨論的那些主題來說，曆史的影響尤其重要。
顯然，自然科學的發展必定會深刻地影響到哲學關于自然的觀點。
的确，在短短25年的時間裡，自然科學的變化是自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問世以來最大的。
從人類的事務、興趣、價值觀和世界觀（即标題和正文中所指的&ldquo經驗&rdquo）上來看，混亂正在發生，廣泛而深遠，它威脅到古老的且被認為是非常穩固的整個秩序結構，一些人對之滿懷希望，而另一些人則滿懷恐懼。
這個文本所持的立場是如何成立的？特别是，當我們根據自然科學和人類狀況的當前形勢來重新審視這個文本時，它是如何站得住腳的呢？ 《經驗與自然》第二版與第一版沒有變化，這個事實可以被看作一個證據，說明如果現在來寫，作者沒有發現過去這個文本有任何與他必須說的那些内容嚴重不符的東西。
但是，他也發現，通過插入一些事件，可以使25年前所持的觀點被放在一個比當時可能想到的更大的背景之下。
這個導論将旨在闡明這個更大的背景。
I. 本文寫作的一個獨特特征，就是對&ldquo經驗&rdquo一詞的運用。
&ldquo經驗&rdquo屬于自然世界，包含了豐富的内涵。
它被用來代表作為自然的一部分的人類應付自然的其他所有方面和階段的每一種實際的和可能的方式，不僅包括人類有用的和好的藝術、各種發現和發明、經過檢驗和證明的各種知識，還包括人類的幻覺、錯誤和白日夢。
概括地說，&ldquo經驗&rdquo用來指示所有屬于人類的東西。
這些年間發生在科學領域中的以及人類生活的建構和解構中的事件表明，至少在西方世界，對于人類參與自然處理與自然關系的那些活動的特殊方式而言，&ldquo經驗&rdquo是一個合适的名稱，對它的獨特使用是在這樣的文化之内的：這種文化是從中世紀而來的，也标志了與中世紀的決裂。
&ldquo經驗與自然&rdquo這一表達的局限性，可以通過下面這個更普遍的表述被克服，即西方哲學在其整個曆史中的突出問題，始終是一方面被看作是人的東西與另一方面被看作是自然的東西之間的聯系和區分。
稍後将談談&ldquo經驗&rdquo在表示後中世紀時期的精神獨特性方面的合适性。
作為一個名稱，這個詞的模糊性是其合适性的一部分。
經驗所指不是被限制在某種狹窄和有限的意義上，正如我們在稍後的讨論中将看到的，哲學試圖在一種高度專業化的層面上來使用經驗的努力，是這個時期的哲學最終抓不住它理應關注的那些感動人們精神的事件之主要原因。
在深入探讨這一觀點之前，注意到這一點是恰當的：把&ldquo經驗&rdquo看作這樣一個名稱，它尤其适合于對一個特定文化時代中人與自然的關系所展開的哲學讨論，這會涉及承認哲學在不同文化時代和領域的多樣性。
這種觀點與通常的人們關于哲學的假定尖銳對立。
從哲學無論何時何地總是關注人與自然的聯系與區分這個意義上認為哲學的範圍是全面的、無所不包的，這實際上最終會否認它是全面的&mdash&mdash從它在一切時間和地點其内容都是同樣的意義上來看。
這其實是要否認哲學的範圍能一勞永逸地予以确定（好像哲學可以獨立于時空似的）；用傳統哲學熟悉的話語來說，好像哲學的主題是永恒的、不朽的和普遍的，因此完全不受人類活動變化的影響&mdash&mdash不僅包括那些在審美、工業、政治等領域出現的變化，也包括自然科學中出現的變化。
那種認為&ldquo經驗&rdquo有一種固有的意義，它提供了一種明确的判斷标準，其他所有事物的地位都根據這個标準來判斷的假設，正如我們在稍後的讨論中将看到的，使那些聲稱是經驗哲學的哲學不能有效地應對經驗，以緻最終不僅喪失了其内部的活力，而且喪失了外部衆人的尊重。
現在，我應該提醒大家注意這樣一個事實，即盡管19世紀是曆史上最好的時期，對全部曆史有了決定性的發現，在植物和動物物種方面（這些一直被認為是永恒的）達到頂峰，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哲學家們卻未能從這些發現中得到啟發。
在探讨了涵蓋萬有的哲學問題在曆史上的必然變形這一主題之後，我想請大家注意哲學家們的一個共同趨勢。
這些名義上相信哲學關注的萬有是在永恒的、普遍同一或統一的東西的意義上的哲學家，避開了這樣一個令人為難的事實：到目前為止，哲學的變化已經擴展到了這樣的程度，即哲學的争議和好戰的本性，以及對立的學派的代表不能達成一緻的事實，構成了長期以來哲學喪失尊重的重要原因。
此外，當自然科學在研究時間和空間的事物方面不斷取得進步時，哲學存在着一種固有的要研究超越時空的東西的自負。
那些抱着同情态度關注哲學的人，完全有理由為此焦慮。
當然，這裡的立場沒有認為，哲學學派的争吵狀态是一件值得高度贊揚的事情，而是認為哲學的過程更加重要、更有教益性，因為它揭示出：哲學是對與特定時間中的自然環境相關的人類問題的一種高度概括化的處理。
因此，對于如此廣泛而深刻的各種問題所提出的不同的解決方案，不僅是人們所期望的；而且當它在曆史文化背景中被解釋時，可以提供更多的可支配的資源。
注意這一點當然是有意義的，按照規定，從前處于哲學中心的那些問題漸漸喪失了重要性，這種消解是和現實情況聯結在一起的，它們并沒有在一個有效的關于事物的普遍永恒的秩序中得到最終答案。
我們确切地知道的東西似乎表明，過程（如果是什麼東西的話）就是所謂&ldquo普遍性的&rdquo東西。
II. 我有幸能夠定位這樣一個文化曆史時代和地理上的區域，在其中，我對&ldquo經驗&rdquo一詞的使用可以通過引用一位見識很深刻、學識很廣博的曆史學家的話得到保證。
我指的是阿克頓勳爵（LordActon），他在擔任劍橋大學曆史系教授的就職演說中說過這樣的話：&ldquo現代曆史是從四百年前開始的，它與先前的時代有一條明顯的可理解的界限，并且在其曆史進程中展示了自身具體而獨特的特征。
現代曆史不是中世紀的正常延續，隻是表面上有其合法的繼承的标志。
它突如其來地在全新的法則下，确立了事物的一種新秩序，慢慢削弱着連續性的古老統治。
在那個時代，哥倫布颠覆了世界觀念，完全改變了生産、财富和權力的條件；在那個時代，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把政府從法律的限制中解放出來；伊拉斯莫（Erasmus）把研究古代的潮流從世俗的途徑轉變成了基督徒的途徑；路德打破了權威和傳統最牢固的鎖鍊；哥白尼建立了一種不可摧毀的、标志着即将到來的時代進步的力量。
極少數的哲學家表現出一種同樣沒有限制的原創性和對繼承下來的種種約束的鄙視，例如在神聖權利的發現中，在侵略性的羅馬帝國主義中。
同樣的影響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一代人見證了所有這些變化。
這是新生命的覺醒，世界運行在一個新的軌道上，被此前不知道的種種力量所決定&hellip&hellip，16世紀在應付着從未經曆過的經驗中前進着，帶着希望随時期待一種難以估量的變化。
&rdquo[1] 對濃縮在剛剛引用的這段簡短陳述中的令人驚歎的觀察，就一些特殊地方進行評論，這隻是畫蛇添足。
但是，我忍不住要把我們的注意力從哥倫布建立的、習慣上被認為是地理上的功績轉向商業方面，由此轉向在政治和經濟秩序方面造成的革命。
國王們的神聖權力的興起和羅馬新的帝國主義政策，作為同一種趨勢的兩個方面合在一起，都不是傳統上流行的觀念，而我提到過，比及許多曆史著作，伊拉斯莫的著作更加清楚地闡明了文藝複興為變革所做的準備。
哥白尼的著作破天荒地把即将到來的時代看作&ldquo進步的标志&rdquo，這個宣稱似乎表達了兩次世界大戰之前流行的樂觀主義的話；但是，如果有人注意到我自作主張地用楷體寫的&ldquo難以估量的變化&rdquo這一短語，這一印象便能得到糾正。
因為阿克頓勳爵提到的那些事件所開啟的時代中心正是這樣一場運動，即從被認為是穩定和秩序不可缺少的固定性中擺脫出來，轉而趨向于不可預見和不可預期的變化進程。
我用楷體字強調的另一個短語&mdash&mdash&ldquo應付着從未經曆過的經驗&rdquo，在不粗暴對待或曲解其意義的基礎上，可以被當作接下來的内容。
在阿克頓勳爵所面對的那個時代之前的幾個世紀，&ldquo從未經曆過的經驗&rdquo在用語上是荒唐的，是矛盾的。
因為&ldquo經驗&rdquo這個詞所指的方法和主題，在至少15個世紀的歐洲曆史中，與從牛津詞典中引用來的那個意義上的經驗的東西是等同的，即&ldquo與治療或處置的規則等有關，因為發現（或相信）它在實踐上是成功的，所以采納它。
其有效性的根據，人們并不知道&rdquo。
盡管被引用的這個定義主要指醫學實踐，但它以一種非常有啟發性的方式，揭示了直到自然科學的革命時期為止人們對待經驗的整個看法。
因為作為經曆中的&ldquo經驗&rdquo，必須隻與實踐的東西相關，在這種意義上，實踐的東西是與理論完全隔離的；在其最好的意義上（如亞裡士多德所表述的），也隻能是一種實際活動累積起來的無心的、沒有理性指導的結果，這種實際活動經常被重複，以至于形成一種在實踐中有用的習慣。
此外，根據亞裡士多德的形式因的觀念，習慣産生的方式決定着習慣在&ldquo知識&rdquo中的地位和功能。
習慣的産生方式沒有任何理性的幫助或指導，因此也就不能是理性的理解或促進理性的理解（即知識或科學）。
随着諸如伽利略的自由落體試驗之類的代表性事例所帶來的改變，&ldquo經驗&rdquo在特征和功能上完全發生了轉變。
經驗的，變成了實驗性的。
人們發現，知識來源于：（1）存在着的種種後果中；（2）那些經過深思熟慮構造成形的活動中，這些活動既不以過去形成的習慣為基礎，也不是由純粹思想的力量而産生，它們是通過反思材料及它們的種種可能性獲得的&mdash&mdash這些材料和可能性可以作為一個行動計劃中的要素，當這個計劃被實現時，它可以有助于發現新[2]材料或新方法，而這些新材料和新方法将擴大或改進先前被看作知識的東西；（3）嘗試性的和假想的行動計劃中，人們并不知道其有效性，也不知道其結果，正因如此，在啟發和指導公開的制造和創造活動中，假說或假說的形成是有用的，這些活動啟示了&mdash&mdash得以觀察到&mdash&mdash新材料和新過程，接着又被用于開始和指導進一步的探究。
要清楚地把握伽利略之前所理解的&ldquo經驗的&rdquo和伽利略之後才知道的&ldquo實驗性的&rdquo之間的區别，人們隻需要把今天的知識同&ldquo近代&rdquo開始時的四百年前的知識作一個比較。
這種不同，不僅僅是量上的
此後不久，他又開始為《經驗與自然》的再版撰寫一個類似的導論。
1949年7月，我收到了杜威手稿的第一部分，上面滿是手工和打字機的糾錯痕迹。
一兩天内，我給他送回一個清晰的打印稿。
7月底，我收到了第一部分和其他兩個部分的修訂稿。
其中所作的修訂比編輯所作的還要多，這些再加工的工作構成了新的版本，甚至包含了由于上下文的變化而作了重大修改的重複的部分。
到8月底的時候，手稿總計一百多頁，非常整潔且是雙面打印。
這個導論從三個方面來說，是一件沒有完成的工作。
它隻有一個開始卻沒有結尾，其材料除了一些有歧義的重複之外，還支離破碎，缺乏組織性；其次，一些打算更廣泛地探讨這個和那個主題的承諾，并沒有兌現；最後，杜威提到了一些新的問題，并列出了綱要，但他沒有進一步讨論。
這個未完成的導論提出了一個宏偉的設想&mdash&mdash用哲學解釋西方人的曆史。
杜威最初的想法是在完成這個導論之後，寫一本這樣的書。
但是，這本書的想法太吸引人了，以緻無法推遲：它迫使杜威把它寫進了導論。
在編輯這個手稿的過程中，我集中關注的是杜威的思想，對曆史的材料隻是稍作關注。
我想讓這些想法盡可能地展示它們在杜威思想中的關聯；但是，我并沒有試圖去填補，或模糊任何在杜威未完成的作品中存在的漏洞。
為了保持杜威的原意，我不得不對杜威的文本進行調整、重組、删減和壓縮。
我不認為我刻意要通過這種慣常做法而讓人們注意到我這個編輯所付出的努力。
約瑟夫·拉特納 《經驗與自然》：再版導言 在構成本書基礎的那些講演發表之後，非常重要的25年一晃而過。
對于本書标題所指明的哲學問題以及文中所讨論的那些主題來說，曆史的影響尤其重要。
顯然，自然科學的發展必定會深刻地影響到哲學關于自然的觀點。
的确，在短短25年的時間裡，自然科學的變化是自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問世以來最大的。
從人類的事務、興趣、價值觀和世界觀（即标題和正文中所指的&ldquo經驗&rdquo）上來看，混亂正在發生，廣泛而深遠，它威脅到古老的且被認為是非常穩固的整個秩序結構，一些人對之滿懷希望，而另一些人則滿懷恐懼。
這個文本所持的立場是如何成立的？特别是，當我們根據自然科學和人類狀況的當前形勢來重新審視這個文本時，它是如何站得住腳的呢？ 《經驗與自然》第二版與第一版沒有變化，這個事實可以被看作一個證據，說明如果現在來寫，作者沒有發現過去這個文本有任何與他必須說的那些内容嚴重不符的東西。
但是，他也發現，通過插入一些事件，可以使25年前所持的觀點被放在一個比當時可能想到的更大的背景之下。
這個導論将旨在闡明這個更大的背景。
I. 本文寫作的一個獨特特征，就是對&ldquo經驗&rdquo一詞的運用。
&ldquo經驗&rdquo屬于自然世界，包含了豐富的内涵。
它被用來代表作為自然的一部分的人類應付自然的其他所有方面和階段的每一種實際的和可能的方式，不僅包括人類有用的和好的藝術、各種發現和發明、經過檢驗和證明的各種知識，還包括人類的幻覺、錯誤和白日夢。
概括地說，&ldquo經驗&rdquo用來指示所有屬于人類的東西。
這些年間發生在科學領域中的以及人類生活的建構和解構中的事件表明，至少在西方世界，對于人類參與自然處理與自然關系的那些活動的特殊方式而言，&ldquo經驗&rdquo是一個合适的名稱，對它的獨特使用是在這樣的文化之内的：這種文化是從中世紀而來的，也标志了與中世紀的決裂。
&ldquo經驗與自然&rdquo這一表達的局限性，可以通過下面這個更普遍的表述被克服，即西方哲學在其整個曆史中的突出問題，始終是一方面被看作是人的東西與另一方面被看作是自然的東西之間的聯系和區分。
稍後将談談&ldquo經驗&rdquo在表示後中世紀時期的精神獨特性方面的合适性。
作為一個名稱，這個詞的模糊性是其合适性的一部分。
經驗所指不是被限制在某種狹窄和有限的意義上，正如我們在稍後的讨論中将看到的，哲學試圖在一種高度專業化的層面上來使用經驗的努力，是這個時期的哲學最終抓不住它理應關注的那些感動人們精神的事件之主要原因。
在深入探讨這一觀點之前，注意到這一點是恰當的：把&ldquo經驗&rdquo看作這樣一個名稱，它尤其适合于對一個特定文化時代中人與自然的關系所展開的哲學讨論，這會涉及承認哲學在不同文化時代和領域的多樣性。
這種觀點與通常的人們關于哲學的假定尖銳對立。
從哲學無論何時何地總是關注人與自然的聯系與區分這個意義上認為哲學的範圍是全面的、無所不包的，這實際上最終會否認它是全面的&mdash&mdash從它在一切時間和地點其内容都是同樣的意義上來看。
這其實是要否認哲學的範圍能一勞永逸地予以确定（好像哲學可以獨立于時空似的）；用傳統哲學熟悉的話語來說，好像哲學的主題是永恒的、不朽的和普遍的，因此完全不受人類活動變化的影響&mdash&mdash不僅包括那些在審美、工業、政治等領域出現的變化，也包括自然科學中出現的變化。
那種認為&ldquo經驗&rdquo有一種固有的意義，它提供了一種明确的判斷标準，其他所有事物的地位都根據這個标準來判斷的假設，正如我們在稍後的讨論中将看到的，使那些聲稱是經驗哲學的哲學不能有效地應對經驗，以緻最終不僅喪失了其内部的活力，而且喪失了外部衆人的尊重。
現在，我應該提醒大家注意這樣一個事實，即盡管19世紀是曆史上最好的時期，對全部曆史有了決定性的發現，在植物和動物物種方面（這些一直被認為是永恒的）達到頂峰，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哲學家們卻未能從這些發現中得到啟發。
在探讨了涵蓋萬有的哲學問題在曆史上的必然變形這一主題之後，我想請大家注意哲學家們的一個共同趨勢。
這些名義上相信哲學關注的萬有是在永恒的、普遍同一或統一的東西的意義上的哲學家，避開了這樣一個令人為難的事實：到目前為止，哲學的變化已經擴展到了這樣的程度，即哲學的争議和好戰的本性，以及對立的學派的代表不能達成一緻的事實，構成了長期以來哲學喪失尊重的重要原因。
此外，當自然科學在研究時間和空間的事物方面不斷取得進步時，哲學存在着一種固有的要研究超越時空的東西的自負。
那些抱着同情态度關注哲學的人，完全有理由為此焦慮。
當然，這裡的立場沒有認為，哲學學派的争吵狀态是一件值得高度贊揚的事情，而是認為哲學的過程更加重要、更有教益性，因為它揭示出：哲學是對與特定時間中的自然環境相關的人類問題的一種高度概括化的處理。
因此，對于如此廣泛而深刻的各種問題所提出的不同的解決方案，不僅是人們所期望的；而且當它在曆史文化背景中被解釋時，可以提供更多的可支配的資源。
注意這一點當然是有意義的，按照規定，從前處于哲學中心的那些問題漸漸喪失了重要性，這種消解是和現實情況聯結在一起的，它們并沒有在一個有效的關于事物的普遍永恒的秩序中得到最終答案。
我們确切地知道的東西似乎表明，過程（如果是什麼東西的話）就是所謂&ldquo普遍性的&rdquo東西。
II. 我有幸能夠定位這樣一個文化曆史時代和地理上的區域，在其中，我對&ldquo經驗&rdquo一詞的使用可以通過引用一位見識很深刻、學識很廣博的曆史學家的話得到保證。
我指的是阿克頓勳爵（LordActon），他在擔任劍橋大學曆史系教授的就職演說中說過這樣的話：&ldquo現代曆史是從四百年前開始的，它與先前的時代有一條明顯的可理解的界限，并且在其曆史進程中展示了自身具體而獨特的特征。
現代曆史不是中世紀的正常延續，隻是表面上有其合法的繼承的标志。
它突如其來地在全新的法則下，确立了事物的一種新秩序，慢慢削弱着連續性的古老統治。
在那個時代，哥倫布颠覆了世界觀念，完全改變了生産、财富和權力的條件；在那個時代，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把政府從法律的限制中解放出來；伊拉斯莫（Erasmus）把研究古代的潮流從世俗的途徑轉變成了基督徒的途徑；路德打破了權威和傳統最牢固的鎖鍊；哥白尼建立了一種不可摧毀的、标志着即将到來的時代進步的力量。
極少數的哲學家表現出一種同樣沒有限制的原創性和對繼承下來的種種約束的鄙視，例如在神聖權利的發現中，在侵略性的羅馬帝國主義中。
同樣的影響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一代人見證了所有這些變化。
這是新生命的覺醒，世界運行在一個新的軌道上，被此前不知道的種種力量所決定&hellip&hellip，16世紀在應付着從未經曆過的經驗中前進着，帶着希望随時期待一種難以估量的變化。
&rdquo[1] 對濃縮在剛剛引用的這段簡短陳述中的令人驚歎的觀察，就一些特殊地方進行評論，這隻是畫蛇添足。
但是，我忍不住要把我們的注意力從哥倫布建立的、習慣上被認為是地理上的功績轉向商業方面，由此轉向在政治和經濟秩序方面造成的革命。
國王們的神聖權力的興起和羅馬新的帝國主義政策，作為同一種趨勢的兩個方面合在一起，都不是傳統上流行的觀念，而我提到過，比及許多曆史著作，伊拉斯莫的著作更加清楚地闡明了文藝複興為變革所做的準備。
哥白尼的著作破天荒地把即将到來的時代看作&ldquo進步的标志&rdquo，這個宣稱似乎表達了兩次世界大戰之前流行的樂觀主義的話；但是，如果有人注意到我自作主張地用楷體寫的&ldquo難以估量的變化&rdquo這一短語，這一印象便能得到糾正。
因為阿克頓勳爵提到的那些事件所開啟的時代中心正是這樣一場運動，即從被認為是穩定和秩序不可缺少的固定性中擺脫出來，轉而趨向于不可預見和不可預期的變化進程。
我用楷體字強調的另一個短語&mdash&mdash&ldquo應付着從未經曆過的經驗&rdquo，在不粗暴對待或曲解其意義的基礎上，可以被當作接下來的内容。
在阿克頓勳爵所面對的那個時代之前的幾個世紀，&ldquo從未經曆過的經驗&rdquo在用語上是荒唐的，是矛盾的。
因為&ldquo經驗&rdquo這個詞所指的方法和主題，在至少15個世紀的歐洲曆史中，與從牛津詞典中引用來的那個意義上的經驗的東西是等同的，即&ldquo與治療或處置的規則等有關，因為發現（或相信）它在實踐上是成功的，所以采納它。
其有效性的根據，人們并不知道&rdquo。
盡管被引用的這個定義主要指醫學實踐，但它以一種非常有啟發性的方式，揭示了直到自然科學的革命時期為止人們對待經驗的整個看法。
因為作為經曆中的&ldquo經驗&rdquo，必須隻與實踐的東西相關，在這種意義上，實踐的東西是與理論完全隔離的；在其最好的意義上（如亞裡士多德所表述的），也隻能是一種實際活動累積起來的無心的、沒有理性指導的結果，這種實際活動經常被重複，以至于形成一種在實踐中有用的習慣。
此外，根據亞裡士多德的形式因的觀念，習慣産生的方式決定着習慣在&ldquo知識&rdquo中的地位和功能。
習慣的産生方式沒有任何理性的幫助或指導，因此也就不能是理性的理解或促進理性的理解（即知識或科學）。
随着諸如伽利略的自由落體試驗之類的代表性事例所帶來的改變，&ldquo經驗&rdquo在特征和功能上完全發生了轉變。
經驗的，變成了實驗性的。
人們發現，知識來源于：（1）存在着的種種後果中；（2）那些經過深思熟慮構造成形的活動中，這些活動既不以過去形成的習慣為基礎，也不是由純粹思想的力量而産生，它們是通過反思材料及它們的種種可能性獲得的&mdash&mdash這些材料和可能性可以作為一個行動計劃中的要素，當這個計劃被實現時，它可以有助于發現新[2]材料或新方法，而這些新材料和新方法将擴大或改進先前被看作知識的東西；（3）嘗試性的和假想的行動計劃中，人們并不知道其有效性，也不知道其結果，正因如此，在啟發和指導公開的制造和創造活動中，假說或假說的形成是有用的，這些活動啟示了&mdash&mdash得以觀察到&mdash&mdash新材料和新過程，接着又被用于開始和指導進一步的探究。
要清楚地把握伽利略之前所理解的&ldquo經驗的&rdquo和伽利略之後才知道的&ldquo實驗性的&rdquo之間的區别，人們隻需要把今天的知識同&ldquo近代&rdquo開始時的四百年前的知識作一個比較。
這種不同，不僅僅是量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