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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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尚未表面化，那麼到1939年9月27日，當希特勒提出要在西線發動攻勢時，他們之間的關系便驟然緊張起來。
對于陸軍來講，已不是單純地抵制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部人憎惡的&ldquo作戰上的幹預&rdquo，對于這一點，陸軍早己從約德爾以往的活動中領教過了。
現在的問題是，希特勒将陸軍首腦完全撇在一邊，擅自決斷；而且，除了定下進攻決心外，還親自為作戰指揮制定方針，規定&ldquo何時&rdquo和&ldquo如何&rdquo行動。
這意味着，國防軍最高統帥已着手接管陸軍的指揮了。
如果希特勒能把陸軍總司令部及其總參謀部這股國防軍中最強大的指揮力量拉到自己一邊，同時将國防軍指揮參謀部排擠出這種指揮領域，那麼就意味着他在處于建設時期的德國大本營内培植了理想的核心，同時又以陸軍總參謀部取代了指揮參謀部的位置。
然而，希特勒的幹預所帶來的結果，與他期望的截然相反。
對他來說，最主要的是鞏固他在軍事領域裡的獨裁，以&ldquo對下絕對專制&rdquo來替代陸軍總司令部的&mdash&mdash迄今如此，将來依然如此&mdash&mdash在軍事專業上的、認真負責的咨詢，擺脫陸軍總司令部的抵制和警告。
為了盡快和穩妥地實現這一目的，為了将陸軍總參謀部排擠到&mdash&mdash象國防軍指揮參謀部一樣，僅是他的決心和命令的執行機構的位置，同時為了竭力利用這部得到他贊許但又無法代替的下達命令的機器，希特勒想在未來作戰中，将陸軍總司令、陸軍總參謀長及其一個小參謀部安排在自己身邊，從距離人手約束他們的行動。
這樣，陸軍總司令部到1939年秋季面臨着一種馮·弗裡奇大将曾經發出警告的形勢，弗裡奇男爵在過去圍繞領率機構體制的争論中，曾以警告的語言指出：&ldquo人們休想要求一位陸軍總司令根據别人的方案去奪取勝利。
&rdquo但是，事态發展的結果還是形成了一種元首與總參謀部那樣的關系。
在以後的年月裡，希特勒不厭其煩地以他當年任土官時，與其8個人的&ldquo班&rdquo的關系來比喻今天這種關系。
凱特爾和約德爾将軍沒有參與最高統帥下定西進的決心。
但是，由于他們在這種情況下對希特勒唯命是從，百依百順，所以他們及其參謀部與陸軍總司令部的關系，再次陷入蘇台德危機時期那樣的對立狀态&mdash&mdash盡管程度不同。
凱特爾自己在希特勒的所想所為面前不是沒有壓抑感，但他仍是對陸軍首腦好言相勸，在獨裁者的要求下無把握的擔保&mdash&mdash一廂情願地從中斡旋。
約德爾卻恰恰相反，他将這一事态的發展，視為是朝他所主張的小型陸軍總參謀部方向邁出的重要一步。
他絲毫也沒有考慮劃分職責界限的問題，而是毫不猶豫、充分地利用希特勒所提供的基石，利用一切機會打入陸軍的領導。
貝克曾警告過，嚴防&ldquo暗處的和不負責任的影響&rdquo；而今，陸軍卻為這種影響打開放便之門。
陸軍總司令及其總參謀長并不是輕易地屈從于最高指揮的要求。
在他們兩者之間，再次出現了對方向問題存在的截然不同看法的分歧。
一方依仗&ldquo民族社會主義運動&rdquo的強大專制權勢，相信能夠迫使德國人民乃至全世界接受他們的要求；另一方，沒有被政變所吓倒，主張應自覺為普魯士德國軍人的财富免遭厄運而盡力。
1938年秋當危機達到高峰時，布勞希奇曾向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ldquo發誓&rdquo，他要忠于職守，而現在他卻将以往的豪言壯語抛在腦後，不敢起來反抗希特勒的西進決定。
這樣，陸軍對戰争計劃施加決定性影響的要求不但每每落空，而且還必須違心地按照希特勒的設想來拟制作戰計劃。
在這種情況下，陸軍總司令部起初隻能進行&ldquo消極抵抗&rdquo，僅對希特勒的意願表示支持。
後來，陸軍總司令在西線部隊高級指揮官們的一緻支持下，終于在1939年11月5日，這個下達最終進攻命令的第一個規定日期，采取行動，提出反對在西線發動進攻和迄今的戰争計劃的觀點，至使希特勒粗暴地打斷了陸軍總司令的報告。
在戲劇性的11月23日，氣氛依然十分緊張，希特勒在空、海兩軍種将軍代表面前，指摘陸軍全體将軍們是掣肘于他的優柔寡斷之徒，并拒絕了布勞希奇會後提出的退職申請。
盡管如此，大約從1939年歲末開始，陸軍總司令部越來越多地表現出願意符合希特勒意願的傾向，緊張氣氛暫時有所緩和，這樣将兇線攻勢的發起時間推至1940年存季就有了客觀基礎。
但這絲毫沒有改變希特勒重國防軍統帥部，輕陸軍總司令部的狀況，而且，不久就帶來災難性後果，使陸軍受害非淺。
在這裡，似應再次強調指出，戰後敵、友廣為傳播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他們把在國防軍和陸軍高級指揮機構在大本營建設時期，重新燃起的，而已完全是由對希特勒及其作戰指揮的态度而引起的尖銳沖突，也歸咎于沖突雙方的全體軍官。
具有獨立思想觀念的一個典型例子，是人們存有很多誤解了賴歇瑙大将。
起初，他心甘情願地與民族社會主義為伍，使得他在1938年1月和2月危機中，幾乎成了弗裡奇大将的接班人。
對此不僅希特勒竭力反對，就連凱特爾和約德爾都認為他是陸軍老軍官團中一個沒有指望的人。
早在波蘭戰局前，賴歇踏對希特勒的戰争政策就表示了極大的懷疑，并公然反對希特勒在1939年秋季在西線發動攻勢從而擴大戰争的企圖。
兩年後，由于情況的逆轉直下，希特勒于1941年12月拒絕了賴歇刷作布勞希奇的接班人的建議，并說：&ldquo他對我來說過于政治化了；貓總是要捉老鼠的&rdquo。
海軍和空軍在那幾個月裡，在關于西線的問題上沒有提出對戰争計劃施加決定性影響的要求。
在那些不直接依靠陸軍實施的作戰行動和指揮上，空、海軍總司令也懂得盡力避開希特勒的影響和幹涉，或者在發生意見分歧時，竭力貫徹自己的意圖。
希特勒由于在空、海軍問題上的知識貧乏，所以對戈林和雷德爾十分尊重，至使約德爾在他們面前也退避三舍。
海軍和空軍由于在專業和人事上的特殊關系，與陸軍相比，保持着相當大的獨立性，除個别事件外，整個戰争期間都是如此。
與空軍的關系是由于空軍的力量不斷下降，以及由于戈林拒絕出兵，導緻希特勒介入以後，才變得緊張的。
直至戰争後期，在希特勒與國防軍統帥部和三軍總司令部之間進行交往的形式和程序中，仍對海、空軍總司令有特殊照顧。
在他們的任務範圍内，他們按照希特勒偶爾所作的口頭報告行事就足夠了，自己保持有較大的獨立。
他們對希特勒周圍的一群軍事幕僚敬而遠之，他們也常常目睹陸軍首腦在總理府受刁難的窘态。
在雷德爾自己的與希特勒談話記錄中，很少或根本沒有第三者。
戈林幾乎總是&ldquo下不違例&rdquo的得益者，除了正式報告時間以外，他還可以經常出入希特勒的房門。
而他對戰争的影響很少是有根有據的，這就足以使第三帝國的這兩個巨頭的詭秘舉止，多次産生災難深重的後果。
遇有機會，戈林便派他的總參謀長，越過約德爾，直接去見希特勒。
海軍和空軍總司令采取的這種作法，常常在海戰和空戰領域産生弊端。
希特勒在海、空戰方面所作的有關決定，也沒有一次通知指揮參謀部參謀長。
希特勒和他周圍的将軍們，對陸軍總司令、對本軍種的責任感，有意采取蔑視态度&mdash&mdash除非陸軍對戰争全局具有關鍵作用之時。
陸軍
對于陸軍來講，已不是單純地抵制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部人憎惡的&ldquo作戰上的幹預&rdquo，對于這一點，陸軍早己從約德爾以往的活動中領教過了。
現在的問題是，希特勒将陸軍首腦完全撇在一邊，擅自決斷；而且，除了定下進攻決心外，還親自為作戰指揮制定方針，規定&ldquo何時&rdquo和&ldquo如何&rdquo行動。
這意味着，國防軍最高統帥已着手接管陸軍的指揮了。
如果希特勒能把陸軍總司令部及其總參謀部這股國防軍中最強大的指揮力量拉到自己一邊，同時将國防軍指揮參謀部排擠出這種指揮領域，那麼就意味着他在處于建設時期的德國大本營内培植了理想的核心，同時又以陸軍總參謀部取代了指揮參謀部的位置。
然而，希特勒的幹預所帶來的結果，與他期望的截然相反。
對他來說，最主要的是鞏固他在軍事領域裡的獨裁，以&ldquo對下絕對專制&rdquo來替代陸軍總司令部的&mdash&mdash迄今如此，将來依然如此&mdash&mdash在軍事專業上的、認真負責的咨詢，擺脫陸軍總司令部的抵制和警告。
為了盡快和穩妥地實現這一目的，為了将陸軍總參謀部排擠到&mdash&mdash象國防軍指揮參謀部一樣，僅是他的決心和命令的執行機構的位置，同時為了竭力利用這部得到他贊許但又無法代替的下達命令的機器，希特勒想在未來作戰中，将陸軍總司令、陸軍總參謀長及其一個小參謀部安排在自己身邊，從距離人手約束他們的行動。
這樣，陸軍總司令部到1939年秋季面臨着一種馮·弗裡奇大将曾經發出警告的形勢，弗裡奇男爵在過去圍繞領率機構體制的争論中，曾以警告的語言指出：&ldquo人們休想要求一位陸軍總司令根據别人的方案去奪取勝利。
&rdquo但是，事态發展的結果還是形成了一種元首與總參謀部那樣的關系。
在以後的年月裡，希特勒不厭其煩地以他當年任土官時，與其8個人的&ldquo班&rdquo的關系來比喻今天這種關系。
凱特爾和約德爾将軍沒有參與最高統帥下定西進的決心。
但是，由于他們在這種情況下對希特勒唯命是從，百依百順，所以他們及其參謀部與陸軍總司令部的關系，再次陷入蘇台德危機時期那樣的對立狀态&mdash&mdash盡管程度不同。
凱特爾自己在希特勒的所想所為面前不是沒有壓抑感，但他仍是對陸軍首腦好言相勸，在獨裁者的要求下無把握的擔保&mdash&mdash一廂情願地從中斡旋。
約德爾卻恰恰相反，他将這一事态的發展，視為是朝他所主張的小型陸軍總參謀部方向邁出的重要一步。
他絲毫也沒有考慮劃分職責界限的問題，而是毫不猶豫、充分地利用希特勒所提供的基石，利用一切機會打入陸軍的領導。
貝克曾警告過，嚴防&ldquo暗處的和不負責任的影響&rdquo；而今，陸軍卻為這種影響打開放便之門。
陸軍總司令及其總參謀長并不是輕易地屈從于最高指揮的要求。
在他們兩者之間，再次出現了對方向問題存在的截然不同看法的分歧。
一方依仗&ldquo民族社會主義運動&rdquo的強大專制權勢，相信能夠迫使德國人民乃至全世界接受他們的要求；另一方，沒有被政變所吓倒，主張應自覺為普魯士德國軍人的财富免遭厄運而盡力。
1938年秋當危機達到高峰時，布勞希奇曾向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ldquo發誓&rdquo，他要忠于職守，而現在他卻将以往的豪言壯語抛在腦後，不敢起來反抗希特勒的西進決定。
這樣，陸軍對戰争計劃施加決定性影響的要求不但每每落空，而且還必須違心地按照希特勒的設想來拟制作戰計劃。
在這種情況下，陸軍總司令部起初隻能進行&ldquo消極抵抗&rdquo，僅對希特勒的意願表示支持。
後來，陸軍總司令在西線部隊高級指揮官們的一緻支持下，終于在1939年11月5日，這個下達最終進攻命令的第一個規定日期，采取行動，提出反對在西線發動進攻和迄今的戰争計劃的觀點，至使希特勒粗暴地打斷了陸軍總司令的報告。
在戲劇性的11月23日，氣氛依然十分緊張，希特勒在空、海兩軍種将軍代表面前，指摘陸軍全體将軍們是掣肘于他的優柔寡斷之徒，并拒絕了布勞希奇會後提出的退職申請。
盡管如此，大約從1939年歲末開始，陸軍總司令部越來越多地表現出願意符合希特勒意願的傾向，緊張氣氛暫時有所緩和，這樣将兇線攻勢的發起時間推至1940年存季就有了客觀基礎。
但這絲毫沒有改變希特勒重國防軍統帥部，輕陸軍總司令部的狀況，而且，不久就帶來災難性後果，使陸軍受害非淺。
在這裡，似應再次強調指出，戰後敵、友廣為傳播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他們把在國防軍和陸軍高級指揮機構在大本營建設時期，重新燃起的，而已完全是由對希特勒及其作戰指揮的态度而引起的尖銳沖突，也歸咎于沖突雙方的全體軍官。
具有獨立思想觀念的一個典型例子，是人們存有很多誤解了賴歇瑙大将。
起初，他心甘情願地與民族社會主義為伍，使得他在1938年1月和2月危機中，幾乎成了弗裡奇大将的接班人。
對此不僅希特勒竭力反對，就連凱特爾和約德爾都認為他是陸軍老軍官團中一個沒有指望的人。
早在波蘭戰局前，賴歇踏對希特勒的戰争政策就表示了極大的懷疑，并公然反對希特勒在1939年秋季在西線發動攻勢從而擴大戰争的企圖。
兩年後，由于情況的逆轉直下，希特勒于1941年12月拒絕了賴歇刷作布勞希奇的接班人的建議，并說：&ldquo他對我來說過于政治化了；貓總是要捉老鼠的&rdquo。
海軍和空軍在那幾個月裡，在關于西線的問題上沒有提出對戰争計劃施加決定性影響的要求。
在那些不直接依靠陸軍實施的作戰行動和指揮上，空、海軍總司令也懂得盡力避開希特勒的影響和幹涉，或者在發生意見分歧時，竭力貫徹自己的意圖。
希特勒由于在空、海軍問題上的知識貧乏，所以對戈林和雷德爾十分尊重，至使約德爾在他們面前也退避三舍。
海軍和空軍由于在專業和人事上的特殊關系，與陸軍相比，保持着相當大的獨立性，除個别事件外，整個戰争期間都是如此。
與空軍的關系是由于空軍的力量不斷下降，以及由于戈林拒絕出兵，導緻希特勒介入以後，才變得緊張的。
直至戰争後期，在希特勒與國防軍統帥部和三軍總司令部之間進行交往的形式和程序中，仍對海、空軍總司令有特殊照顧。
在他們的任務範圍内，他們按照希特勒偶爾所作的口頭報告行事就足夠了，自己保持有較大的獨立。
他們對希特勒周圍的一群軍事幕僚敬而遠之，他們也常常目睹陸軍首腦在總理府受刁難的窘态。
在雷德爾自己的與希特勒談話記錄中，很少或根本沒有第三者。
戈林幾乎總是&ldquo下不違例&rdquo的得益者，除了正式報告時間以外，他還可以經常出入希特勒的房門。
而他對戰争的影響很少是有根有據的，這就足以使第三帝國的這兩個巨頭的詭秘舉止，多次産生災難深重的後果。
遇有機會，戈林便派他的總參謀長，越過約德爾，直接去見希特勒。
海軍和空軍總司令采取的這種作法，常常在海戰和空戰領域産生弊端。
希特勒在海、空戰方面所作的有關決定，也沒有一次通知指揮參謀部參謀長。
希特勒和他周圍的将軍們，對陸軍總司令、對本軍種的責任感，有意采取蔑視态度&mdash&mdash除非陸軍對戰争全局具有關鍵作用之時。
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