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金庸武俠小說之“新” 王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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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一樣，人、愛情、現實性隻是系在商品上的彩頭而已。
”熱衷于談論和研究金庸小說中的愛情者，總喜歡拿《神雕俠侶》中楊過與小龍女的愛情作例子。
方愛武也通過對楊過與小龍女愛情的分析，對金庸小說中的愛情進行了“解構”。
方愛武指出，小說中的楊過對小龍女，與其說是愛情，毋甯說是一種“信義”。
楊過下山初始，偶遇陸無雙，便憐愛之意頓生，想“伸過頭去，要親她口唇”，但“頓時想起小龍女來，跟着記起她要自己立過的誓：‘我這一生一世心中隻有姑姑一個，若是變心，不用姑姑殺我，我立即殺了自己。
’”這樣才按捺住了心中的“邪念”。
可見維系着楊過對小龍女的忠誠的，不是純潔的男女之愛，而不過是一種“信義”。
不過，金庸這樣寫，卻并非沒有理由。
對于華人讀者來說，這種由“信義”支撐的愛情，或者說，這種由“愛情”包裝的信義，比“純情”或許更具有感人的力量。
所謂“儒教文化圈”的人，往往把對山盟海誓的信守，視作男女之情的最高境界。
無數人，包括一些有博士、教授頭銜的“大雅之士”，都為楊過對“邪念”的克制而感動，卻不能意識到“邪念”的産生本身就顯出原有愛情的限度，也證明他們的愛情觀還是很不“現代”的。
關于楊過與小龍女的“愛情”問題，下面還有機會談到，暫且放下。
二、“現代精神”質疑 對金庸武俠小說之“新”論說得最用力的，還是嚴家炎先生。
1994年10月25日，嚴家炎先生在北京大學授予金庸名譽教授儀式上所作的賀信中說道：“金庸小說的出現，标志着運用中國新文學和西方近代文學的經驗改造通俗文學的努力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如果說‘五四’文學革命使小說由受人輕視的‘閑書’而登上文學的神聖殿堂，那麼，金庸的藝術實踐又使近代武俠小說第一次進入文學宮殿。
這是另一場文學革命，是一場靜悄悄地進行着的文學革命。
金庸小說作為20世紀中華文化的一個奇迹，自當成為文學史上的光輝篇章。
”（見嚴家炎《答〈拒絕金庸〉》，載《南方周末》1995年1月13日）把金庸小說的“創新”，視作是一場革命，而且是一場可與“五四”文學革命相媲美的革命，其評價之高，也可謂無以複加。
那麼，這種“革命性”表現在哪裡呢？嚴家炎在最具有“權威性”的《文學評論》上發表過《論金庸小說的現代精神》（載《文學評論》1996年第3期）一文，從數種角度闡釋了他對金庸小說的“現代性”所作的理解。
在具體地闡釋金庸小說的“現代精神”之前，嚴家炎強調：“金庸作品中的現代意識，便是作者對傳統武俠小說一系列觀念變革、改造的體現，也是新派武俠小說之所以為‘新’的重要标志。
”由此可知，嚴家炎指出的金庸小說“現代精神”的表現，也就是金庸小說的“革命性”的表現和金庸小說之所以為“新”的标志。
至于嚴家炎從金庸武俠小說中看出的“現代精神”，主要有這樣幾個方面： 其一，“金庸小說從根本上批評和否定了‘快意恩仇’、任性殺戮這種觀念”。
結合對《射雕英雄傳》、《雪山飛狐》等作品的分析，嚴家炎具體地論證了金庸是怎樣“批評和否定”“快意恩仇”和任性殺戮的觀念的。
金庸小說的故事和議論蕪雜繁亂，大抵是怎樣好看便怎樣寫。
從金庸小說裡摘取幾個情節來證明金庸具有某種思想、某種觀念，這種方式的合理性本身就是值得懷疑的。
要從金庸小說裡摘取另外幾句話、割取另外幾個情節來證明金庸是宣揚快意恩仇和任性殺戮的，也并非難事。
至于“批評和否定”“快意恩仇”和任性殺戮是否就算得上“現代精神”，更是大有商量的餘地。
“怨怨相報何時了”是中國民間古已有之的感歎，唾面自幹、逆來順受也是傳統的國民精神之一種。
主張“快意恩仇”固然不是“現代精神”，但其反面，也未必就是“現代精神”。
我們知道，嚴家炎曾把魯迅說成武俠小說的熱愛者，并且把《鑄劍》說成是“現代武俠小說”。
而魯迅是明确地主張複仇的，是熱情地讴歌民間的複仇精神的，自己也曾宣布對于怨敵“一個也不寬恕”。
至于被嚴家炎貼上“現代武俠小說”标簽的《鑄劍》，更是一曲複仇精神的贊歌。
當嚴家炎将“批評和否定”“快意恩仇”作為“現代精神”來肯定時，顯然意識到了這種“現代精神”與“魯迅精神”的沖突。
既然已經把《鑄劍》說成“現代武俠小說”，就無由再把它貶成“反現代精神”的“現代武俠小說”。
于是，嚴家炎含糊其詞地說：“魯迅在小說《鑄劍》中，曾稱頌了眉間尺、黑色人于專制統治下不得已而求諸法外向暴君複仇的正義行動。
”然而，這裡的問題又來了：金庸小說難道不都是寫的“專制統治下”的事情嗎？所謂“武俠”難道不隻能出現于“專制統治下”的非法治時代嗎？同樣的時代背景，為什麼金庸“批評和否定”複仇是“現代精神”，而魯迅讴歌複仇也是“正義”呢？也真虧了嚴家炎先生，竟從魯迅編錄的《會稽郡故書雜集》一書中找出了魯迅的幾句話，來證明魯迅也是反對“快意恩仇”、任性殺戮的，而得出的結論是：“金庸小說有關複仇的一系列筆墨，都證明作者的思想和魯迅等新文學家是相當一緻的，而和傳統武俠小說卻大相徑庭。
”嚴家炎先生繞來繞去，就是要割斷金庸與武俠小說傳統的聯系，将其嫁接到新文學傳統上來。
嚴家炎指出的金庸小說“現代精神”的另一種表現，是“突破儒家漢族本位的狹隘觀念，肯定中華許多兄弟民族在曆史發展中各自的地位和作用，贊美漢族與少數民族相互平等、和睦共處、互相共榮的思想，而把各族間曾有過的征戰、掠奪、蹂躏視為曆史上不幸的一頁”。
嚴家炎摘取了《天龍八部》和《鹿鼎記》中的部分情節來證明自己的觀點。
面對《鹿鼎記》“塑造出有道明君康熙這個傑出人物”，嚴家炎更是無條件地肯定，認為“這是金庸的一個重要貢獻，是金庸小說富有現代精神的生動體現”。
其實，金庸小說的曆史背景，完全是為故事的好看而設置的，與其說其中寄寓着金庸的“現代意識”，毋甯說浸透着金庸對其時香港讀者口味的揣摩、把握。
金庸制作那一大批武俠小說時，香港尚屬英國殖民地，異族人是這塊土地上的主人，金庸小說的讀者都是通常所謂的“亡國奴”。
而金庸喜歡設置一個民族沖突的背景，與香港其時的這種現實恐怕分不開。
金庸最初寫作的《書劍恩仇錄》，就有着反清複明的思想，與後來的《鹿鼎記》對滿漢關系的處理就大異其趣。
我以為這是因為其時香港的傳統文化氛圍還很濃郁，大衆讀者還有着“故國之思”，所以金庸要用一個反清複明的故事來迎合讀者的情緒。
而後來，香港的群衆心理發生了變化，金庸小說對民族沖突的寫法也随之而變。
至于把塑造了康熙這個“好皇帝”的形象視作金庸的“重要貢獻”和“現代精神的生動體現”，就不免讓人對嚴家炎先生自身的“現代精神”表示懷疑了。
封建社會的皇帝，作為獨裁者，是沒有很本質的區别的。
當然，“仁君”與“暴君”、“有道明君”與“無道昏君”，會使“子民”的生活狀況有所不同，後人在對他們進行曆史的評價時，也應區别對待。
但是，在具有現代民主意識的人看來，再好的皇帝，也是絕對權力的擁有者，再好的皇帝，在實質上也是人民的敵人，有道之君與無道之君的區别，充其量也不過就像有道之盜與無道之盜的區别一樣。
這一點無關乎皇帝個人的品德才能，而是那種專制政體所決定的。
這本是常識中的常識。
對“明君清官”的歌頌，仍然是為了迎合往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中國人渴望“做穩奴隸”的心理。
而嚴家炎先生竟以“康熙雖是滿族，卻符合儒法兩家所定的‘聖君’标準”為由，來贊美金庸對康熙的贊美，真有些匪夷所思。
“聖君”雲雲，難道是一種“現代觀念”嗎？儒法兩家的思想中，難道能找到原原本本的“現代精神”嗎？嚴家炎說：“完全可以說，《鹿鼎記》是一部歌頌康熙的作品。
”但這樣地歌頌康熙，無論是用現代眼光還是用曆史眼光去看，都不是沒有問題的。
承認清代比明代将國家管理得更好，不等于将幾百年間滿族對漢族的民族壓迫一筆抹殺。
“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且不說它，那“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嚴酷措施，在康熙一朝不是實行得毫不含糊嗎？在“中華民族大家庭”内，當然應該破除“漢族本位”的觀念，然而，有清一代，實行的不分明是“滿族本位”嗎？也許不應該責備金庸，金庸本就是在“戲說曆史”，哄讀者開開心而已。
該責備的，是拿這種戲說當真的學者。
不過，金庸對曆史的“戲說”，卻又并不是随意地亂說。
在殖民地一隅的香港，金庸對異族統治者的歌頌，或許正是摸準了“做穩了奴隸”的讀者所具有的某種心理、情緒吧？《鹿鼎記》裡，康熙對韋小寶說過這樣一番話：“我做中國皇帝，雖然說比不上什麼堯舜禹湯，可是愛惜百姓，勵精圖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個比我更加好的？現下三藩已平，台灣已取，羅刹國又不敢來犯疆界，從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樂業。
天地會的反賊定要恢複朱明，難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統治下，日子會過得比今日好些嗎？”這番話屢被“金學家”們引用，嚴家炎先生在這篇《論金庸小說的現代精神》裡也引用了它。
康熙這番話當然說得入情入理，用現代的眼光來看，當初的“反清複明”，也是封建意識作怪。
然而，如果考慮到康熙這番話是金庸首先寫給20世紀70年代的香港讀者看的，事情就變得頗堪玩味了。
康熙可以對韋小寶說這樣的話，而70年代的港督，難道不也可以對港人（例如金庸）說這樣的話嗎？——挑明這一層，仍然絲毫無意于責備金庸，更不是要給金庸戴上“漢奸賣國賊”的帽子。
金庸這樣寫自有他的理由。
這理由就在于首先要投合廣大香港讀者的口味。
這裡談不上什麼曆史觀，更與所謂的“現代精神”不沾邊。
在《神雕俠侶》的後記裡，金庸聲稱“企圖通過楊過這個角色，描寫世間禮法習俗對人心靈和行為的拘束”。
金庸的這種自我标榜，也成為對“金學家”們的命題作文。
不少人熱衷于分析和研究金庸小說主人公的“叛逆精神”。
嚴家炎先生在《論金庸小說的現代精神》中，也将這一點作為金庸小說“現代精神”之一種：“金庸小說雖也寫古代，思想傾向卻與舊式武俠小說大不相同，根本告别了‘威福、子女、玉帛’的封建性價值觀念，滲透着個性解放與人格獨立的精神。
金庸寫了許多至情至性的人物，他們率性而為，行俠仗義……他們我行我素……反抗幾千年來形成的不合理的禮法習俗，具有濃重的個性主義色彩。
楊過便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緊接着，嚴家炎對楊過的“叛逆精神”有這樣的描述： 在世俗人物眼裡，師徒名分不可逾越，楊過和小龍女卻無視周圍社會的壓力，偏要抛開這名分不管，由師徒變成夫妻。
面對武林群雄的紛紛指責，楊過斬釘截鐵地回答：“你們斬我一千刀，我還是要她做妻子。
”即使知道小龍女被人奸污後，楊過仍不以為意，堅決要和小龍女結合，可見封建貞節觀念在他心目中根本沒有地位。
楊過是禮教習俗的自覺的叛逆者。
歸納起來，楊過的“叛逆精神”也就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不顧“禮法習俗”而要與本是“師傅”的小龍女結為夫婦；其二，在小龍女被人奸污而“失身”後，仍不改初衷。
仍然是方愛武的《“文化工業”與金庸小說》一文，從“文化
”熱衷于談論和研究金庸小說中的愛情者，總喜歡拿《神雕俠侶》中楊過與小龍女的愛情作例子。
方愛武也通過對楊過與小龍女愛情的分析，對金庸小說中的愛情進行了“解構”。
方愛武指出，小說中的楊過對小龍女，與其說是愛情，毋甯說是一種“信義”。
楊過下山初始，偶遇陸無雙，便憐愛之意頓生，想“伸過頭去，要親她口唇”，但“頓時想起小龍女來，跟着記起她要自己立過的誓：‘我這一生一世心中隻有姑姑一個，若是變心，不用姑姑殺我，我立即殺了自己。
’”這樣才按捺住了心中的“邪念”。
可見維系着楊過對小龍女的忠誠的，不是純潔的男女之愛，而不過是一種“信義”。
不過，金庸這樣寫，卻并非沒有理由。
對于華人讀者來說，這種由“信義”支撐的愛情，或者說，這種由“愛情”包裝的信義，比“純情”或許更具有感人的力量。
所謂“儒教文化圈”的人，往往把對山盟海誓的信守，視作男女之情的最高境界。
無數人，包括一些有博士、教授頭銜的“大雅之士”，都為楊過對“邪念”的克制而感動，卻不能意識到“邪念”的産生本身就顯出原有愛情的限度，也證明他們的愛情觀還是很不“現代”的。
關于楊過與小龍女的“愛情”問題，下面還有機會談到，暫且放下。
二、“現代精神”質疑 對金庸武俠小說之“新”論說得最用力的，還是嚴家炎先生。
1994年10月25日，嚴家炎先生在北京大學授予金庸名譽教授儀式上所作的賀信中說道：“金庸小說的出現，标志着運用中國新文學和西方近代文學的經驗改造通俗文學的努力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如果說‘五四’文學革命使小說由受人輕視的‘閑書’而登上文學的神聖殿堂，那麼，金庸的藝術實踐又使近代武俠小說第一次進入文學宮殿。
這是另一場文學革命，是一場靜悄悄地進行着的文學革命。
金庸小說作為20世紀中華文化的一個奇迹，自當成為文學史上的光輝篇章。
”（見嚴家炎《答〈拒絕金庸〉》，載《南方周末》1995年1月13日）把金庸小說的“創新”，視作是一場革命，而且是一場可與“五四”文學革命相媲美的革命，其評價之高，也可謂無以複加。
那麼，這種“革命性”表現在哪裡呢？嚴家炎在最具有“權威性”的《文學評論》上發表過《論金庸小說的現代精神》（載《文學評論》1996年第3期）一文，從數種角度闡釋了他對金庸小說的“現代性”所作的理解。
在具體地闡釋金庸小說的“現代精神”之前，嚴家炎強調：“金庸作品中的現代意識，便是作者對傳統武俠小說一系列觀念變革、改造的體現，也是新派武俠小說之所以為‘新’的重要标志。
”由此可知，嚴家炎指出的金庸小說“現代精神”的表現，也就是金庸小說的“革命性”的表現和金庸小說之所以為“新”的标志。
至于嚴家炎從金庸武俠小說中看出的“現代精神”，主要有這樣幾個方面： 其一，“金庸小說從根本上批評和否定了‘快意恩仇’、任性殺戮這種觀念”。
結合對《射雕英雄傳》、《雪山飛狐》等作品的分析，嚴家炎具體地論證了金庸是怎樣“批評和否定”“快意恩仇”和任性殺戮的觀念的。
金庸小說的故事和議論蕪雜繁亂，大抵是怎樣好看便怎樣寫。
從金庸小說裡摘取幾個情節來證明金庸具有某種思想、某種觀念，這種方式的合理性本身就是值得懷疑的。
要從金庸小說裡摘取另外幾句話、割取另外幾個情節來證明金庸是宣揚快意恩仇和任性殺戮的，也并非難事。
至于“批評和否定”“快意恩仇”和任性殺戮是否就算得上“現代精神”，更是大有商量的餘地。
“怨怨相報何時了”是中國民間古已有之的感歎，唾面自幹、逆來順受也是傳統的國民精神之一種。
主張“快意恩仇”固然不是“現代精神”，但其反面，也未必就是“現代精神”。
我們知道，嚴家炎曾把魯迅說成武俠小說的熱愛者，并且把《鑄劍》說成是“現代武俠小說”。
而魯迅是明确地主張複仇的，是熱情地讴歌民間的複仇精神的，自己也曾宣布對于怨敵“一個也不寬恕”。
至于被嚴家炎貼上“現代武俠小說”标簽的《鑄劍》，更是一曲複仇精神的贊歌。
當嚴家炎将“批評和否定”“快意恩仇”作為“現代精神”來肯定時，顯然意識到了這種“現代精神”與“魯迅精神”的沖突。
既然已經把《鑄劍》說成“現代武俠小說”，就無由再把它貶成“反現代精神”的“現代武俠小說”。
于是，嚴家炎含糊其詞地說：“魯迅在小說《鑄劍》中，曾稱頌了眉間尺、黑色人于專制統治下不得已而求諸法外向暴君複仇的正義行動。
”然而，這裡的問題又來了：金庸小說難道不都是寫的“專制統治下”的事情嗎？所謂“武俠”難道不隻能出現于“專制統治下”的非法治時代嗎？同樣的時代背景，為什麼金庸“批評和否定”複仇是“現代精神”，而魯迅讴歌複仇也是“正義”呢？也真虧了嚴家炎先生，竟從魯迅編錄的《會稽郡故書雜集》一書中找出了魯迅的幾句話，來證明魯迅也是反對“快意恩仇”、任性殺戮的，而得出的結論是：“金庸小說有關複仇的一系列筆墨，都證明作者的思想和魯迅等新文學家是相當一緻的，而和傳統武俠小說卻大相徑庭。
”嚴家炎先生繞來繞去，就是要割斷金庸與武俠小說傳統的聯系，将其嫁接到新文學傳統上來。
嚴家炎指出的金庸小說“現代精神”的另一種表現，是“突破儒家漢族本位的狹隘觀念，肯定中華許多兄弟民族在曆史發展中各自的地位和作用，贊美漢族與少數民族相互平等、和睦共處、互相共榮的思想，而把各族間曾有過的征戰、掠奪、蹂躏視為曆史上不幸的一頁”。
嚴家炎摘取了《天龍八部》和《鹿鼎記》中的部分情節來證明自己的觀點。
面對《鹿鼎記》“塑造出有道明君康熙這個傑出人物”，嚴家炎更是無條件地肯定，認為“這是金庸的一個重要貢獻，是金庸小說富有現代精神的生動體現”。
其實，金庸小說的曆史背景，完全是為故事的好看而設置的，與其說其中寄寓着金庸的“現代意識”，毋甯說浸透着金庸對其時香港讀者口味的揣摩、把握。
金庸制作那一大批武俠小說時，香港尚屬英國殖民地，異族人是這塊土地上的主人，金庸小說的讀者都是通常所謂的“亡國奴”。
而金庸喜歡設置一個民族沖突的背景，與香港其時的這種現實恐怕分不開。
金庸最初寫作的《書劍恩仇錄》，就有着反清複明的思想，與後來的《鹿鼎記》對滿漢關系的處理就大異其趣。
我以為這是因為其時香港的傳統文化氛圍還很濃郁，大衆讀者還有着“故國之思”，所以金庸要用一個反清複明的故事來迎合讀者的情緒。
而後來，香港的群衆心理發生了變化，金庸小說對民族沖突的寫法也随之而變。
至于把塑造了康熙這個“好皇帝”的形象視作金庸的“重要貢獻”和“現代精神的生動體現”，就不免讓人對嚴家炎先生自身的“現代精神”表示懷疑了。
封建社會的皇帝，作為獨裁者，是沒有很本質的區别的。
當然，“仁君”與“暴君”、“有道明君”與“無道昏君”，會使“子民”的生活狀況有所不同，後人在對他們進行曆史的評價時，也應區别對待。
但是，在具有現代民主意識的人看來，再好的皇帝，也是絕對權力的擁有者，再好的皇帝，在實質上也是人民的敵人，有道之君與無道之君的區别，充其量也不過就像有道之盜與無道之盜的區别一樣。
這一點無關乎皇帝個人的品德才能，而是那種專制政體所決定的。
這本是常識中的常識。
對“明君清官”的歌頌，仍然是為了迎合往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中國人渴望“做穩奴隸”的心理。
而嚴家炎先生竟以“康熙雖是滿族，卻符合儒法兩家所定的‘聖君’标準”為由，來贊美金庸對康熙的贊美，真有些匪夷所思。
“聖君”雲雲，難道是一種“現代觀念”嗎？儒法兩家的思想中，難道能找到原原本本的“現代精神”嗎？嚴家炎說：“完全可以說，《鹿鼎記》是一部歌頌康熙的作品。
”但這樣地歌頌康熙，無論是用現代眼光還是用曆史眼光去看，都不是沒有問題的。
承認清代比明代将國家管理得更好，不等于将幾百年間滿族對漢族的民族壓迫一筆抹殺。
“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且不說它，那“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嚴酷措施，在康熙一朝不是實行得毫不含糊嗎？在“中華民族大家庭”内，當然應該破除“漢族本位”的觀念，然而，有清一代，實行的不分明是“滿族本位”嗎？也許不應該責備金庸，金庸本就是在“戲說曆史”，哄讀者開開心而已。
該責備的，是拿這種戲說當真的學者。
不過，金庸對曆史的“戲說”，卻又并不是随意地亂說。
在殖民地一隅的香港，金庸對異族統治者的歌頌，或許正是摸準了“做穩了奴隸”的讀者所具有的某種心理、情緒吧？《鹿鼎記》裡，康熙對韋小寶說過這樣一番話：“我做中國皇帝，雖然說比不上什麼堯舜禹湯，可是愛惜百姓，勵精圖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個比我更加好的？現下三藩已平，台灣已取，羅刹國又不敢來犯疆界，從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樂業。
天地會的反賊定要恢複朱明，難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統治下，日子會過得比今日好些嗎？”這番話屢被“金學家”們引用，嚴家炎先生在這篇《論金庸小說的現代精神》裡也引用了它。
康熙這番話當然說得入情入理，用現代的眼光來看，當初的“反清複明”，也是封建意識作怪。
然而，如果考慮到康熙這番話是金庸首先寫給20世紀70年代的香港讀者看的，事情就變得頗堪玩味了。
康熙可以對韋小寶說這樣的話，而70年代的港督，難道不也可以對港人（例如金庸）說這樣的話嗎？——挑明這一層，仍然絲毫無意于責備金庸，更不是要給金庸戴上“漢奸賣國賊”的帽子。
金庸這樣寫自有他的理由。
這理由就在于首先要投合廣大香港讀者的口味。
這裡談不上什麼曆史觀，更與所謂的“現代精神”不沾邊。
在《神雕俠侶》的後記裡，金庸聲稱“企圖通過楊過這個角色，描寫世間禮法習俗對人心靈和行為的拘束”。
金庸的這種自我标榜，也成為對“金學家”們的命題作文。
不少人熱衷于分析和研究金庸小說主人公的“叛逆精神”。
嚴家炎先生在《論金庸小說的現代精神》中，也将這一點作為金庸小說“現代精神”之一種：“金庸小說雖也寫古代，思想傾向卻與舊式武俠小說大不相同，根本告别了‘威福、子女、玉帛’的封建性價值觀念，滲透着個性解放與人格獨立的精神。
金庸寫了許多至情至性的人物，他們率性而為，行俠仗義……他們我行我素……反抗幾千年來形成的不合理的禮法習俗，具有濃重的個性主義色彩。
楊過便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緊接着，嚴家炎對楊過的“叛逆精神”有這樣的描述： 在世俗人物眼裡，師徒名分不可逾越，楊過和小龍女卻無視周圍社會的壓力，偏要抛開這名分不管，由師徒變成夫妻。
面對武林群雄的紛紛指責，楊過斬釘截鐵地回答：“你們斬我一千刀，我還是要她做妻子。
”即使知道小龍女被人奸污後，楊過仍不以為意，堅決要和小龍女結合，可見封建貞節觀念在他心目中根本沒有地位。
楊過是禮教習俗的自覺的叛逆者。
歸納起來，楊過的“叛逆精神”也就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不顧“禮法習俗”而要與本是“師傅”的小龍女結為夫婦；其二，在小龍女被人奸污而“失身”後，仍不改初衷。
仍然是方愛武的《“文化工業”與金庸小說》一文，從“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