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篇 彼之得志, 我之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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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露二年(公元257年)十二月,姜維趁司馬昭傾全國之力平叛淮南時再次北伐,魏将司馬望和鄧艾進據長城(縣名,今陝西周至西南,并非萬裡長城)相抗衡。

    魏軍雖然人少,但軍糧充足,面對蜀軍的百般挑戰就是不理。

    幾個月後姜維聽說諸葛誕兵敗被殺後撤退,并再次擔任大将軍。

    這一戰本身沒有什麼可圈可點之處,唯一的熱點是在此期間谯周寫下了一篇《仇國論》,對姜維不顧"蜀人愁苦"而一意孤行動武進行諷刺。

    《仇國論》的出台标志着蜀漢内部對北伐的否定達到了頂峰。

    在文章中谯周認為,如今的情勢有如六國并立,并不是秦末鼎沸的亂世。

    蜀漢的正确路線,應當是向周文王那樣休養生息,而不可能如漢高祖那樣一統天下。

    相反,如果"極武黩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将不能謀之矣"。

    這個意見,其實并非谯周個人的獨斷,而是蜀漢國内對北伐一事持否定态度人士的大爆發。

    蜀漢國内反對北伐之勢之所以愈演愈烈,一方面,是因為曆年的北伐都證明,力攻強曹很難有什麼戰果,而自己的消耗不能忽視,戰争畢竟是日費千金的事情。

    另一方面,同時是在外圍壓力越來越大的窘境下内部矛盾激化的反映。

    淮南的第三叛已經證明,北方在内部爆發大規模叛亂時仍有能力"看一個(蜀),挾一個(吳),吃一個(叛)",而蜀漢的國力,到此已經是"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有菜色"了。

    甘露三年(公元258年)十二月,姜維申報蜀漢後主劉禅後,将漢中的防務徹底修改。

    原來的部署是遭遇進攻時占據各個險要關口,據敵于國門之外。

    這一方針從魏延到王平都加以貫徹,因此取得了興勢一役的大捷。

    姜維認為這樣的防守雖然穩妥,但沒有太大的好處。

    他新的部署是如果遭到魏軍進攻,放棄險要退守漢樂兩城,并堅守陽平關。

    趁敵人攻堅不克退兵時加以追擊殲滅。

    然而,姜維的這個理由,說的難聽點,挂羊頭賣狗肉。

    他有自己的難言之隐:蜀軍戰鬥力的下降已經無法支撐全面防禦的任務。

    姜維如今的行為,有如賭徒,開始下小錢,越輸越下大注,最終的結果隻能是被資本雄厚的莊家徹底清盤。

    在五年後的魏滅蜀之役中,我們将看到這一部署的惡果。

     諸葛亮在世時,法令嚴峻。

    有人勸諸葛亮以大赦來取得民意,諸葛亮反對,認為治國不能以來這樣的小恩小惠。

    當年劉璋屢次大赦,對他的統治有什麼幫助嗎?然而諸葛亮去世後,蜀國風向一變,大赦頻繁,三四年一次。

    對此,大司農孟光曾當衆責備大将軍費袆,認為這白白便宜罪犯:“夫赦者,徒與罪犯有利,非明世宜有。

    衰弊窮極,必不得已,可權而行之。

    今國家未有旦夕之危,何以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但從費袆遇刺後蜀漢仍然堅持這一政策看,這不是費袆個人的心慈手軟。

    個人的看法,與東漢對比,三國時人口劇減,為了盡快恢複人口來取得兵員勞力三國都費盡心機,并不得不采取些非常手段。

    魏國陳群鐘繇等人曾有恢複肉刑的動議,聽起來殘忍其實仁慈:其出發點是以此處罰一些本來應該判死刑的人,這樣每年可以從斷頭台上"節省"三千人。

    這個動議雖然由于肉刑已經失去了存在的社會基礎而不了了之,但魏國對此的努力可見一斑。

    東吳對此也有非常行動,衛溫等人出海就是為了抓壯丁。

    蜀漢的大赦,應屬于同樣的性質。

    蜀漢人口變化的過程不詳,這裡僅按照現有的史料進行個推測。

    《晉書?地理志》記載:劉備稱帝,約有戶口二十萬,人口九十萬,這與夷陵之戰時蜀漢七萬大軍的估計基本吻合。

    根據諸葛亮一出祁山時劉禅的诏書(實際為諸葛亮所作,劉禅拿着念而已),蜀漢有軍隊二十萬。

    按照軍民十比一的極限比例,蜀漢此時至少有二百萬人口。

    當然,這個二十萬就象赤壁時曹操的八十萬一樣僅僅是聲稱,不會真實。

    但以諸葛亮最後一次北伐時親率十萬大軍,而國内必然會有少量留守部隊來估計,當時蜀漢的人口應在一百一二十萬左右,人口得以恢複是事實(注1)。

    然而,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