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篇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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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民不聊生之餘人口、戶數大量減少。
根據後漢書記載，漢桓帝時期，比較大的災禍有“延熙九年(公元166年)春三月，司隸、豫州饑死者什四五，至有滅戶者”按照這個估計，僅此一年這兩地就餓死了大約三四百萬；漢靈帝時期，“建甯三年(公元170年)春正月，河内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光和五年(公元182年)二月，大疫。
”，“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夏，大旱”。
其餘小規模的天災、少數民族叛亂或入侵，不計其數。
加上爆發于公元184年的黃巾大起義和随後的軍閥混戰後，生産遭到了完全的破壞。
這樣的亂世中，恢複正常的生産秩序使民衆豐衣足食，是刻不容緩的首要任務。
然而，漢末三國中的各個諸侯中，軍事上有才能的不少，内政上有作為的不多。
政治經濟上的成功與失敗都會自然的反映在軍事上(反過來，絕不容易)，大多數的人因此吃盡苦頭，最終受困于“米”而連證明自己是否是“巧婦”的機會都沒有。
恢複生産的方法，無非是開源節流，這兩方面曹操做得都非常出色。
屯田制的實行，實際上是以國家投資的方式保證再生産(社會主義？)，工作效率當然高于普通的自耕農。
因此這個政策收到立竿見影之效，短時間内就将地方變成“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的欣欣向榮，稱其為一大創舉并不過分。
曹操在攻破邺城後，鑒于東漢後期沉重的人頭稅，改為戶調制，對土地所有者(包括自耕農和地主)收田租每畝為四升，每戶出絹二匹、綿二斤，“他不得擅興發。
”大力制止對農民的亂攤派行徑，這可是連兩千年後的毛鄧江都頭疼的頑疾。
這一政策大大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得到了一緻的擁護(注2)。
曹操在世時大力興修水利設施并卓有成效，如在周瑜的家鄉舒城建立的七門三堰一直到北宋宋仁宗時還能每天澆灌兩萬頃良田。
這些三國演義中不曾提及的“雞毛蒜皮”之厲害，可以從下面的事例中反映出來：第一，曹操在漢中打過兩仗，先戰勝張魯後敗于劉備，但由于北方的元氣恢複他前後順利地從漢中武都等地遷出了十三四萬戶人口(雖有利誘不曾威逼)。
以一戶人家四口人計算，這就是五十多萬。
想想蜀漢投降時不過二十八萬戶九十四萬口，就能明白這對劉備是什麼樣的釜底抽薪！畢竟，兵民是抗戰之本。
第二，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五月，呂蒙提醒孫權，曹操在皖城(即廬江)一帶屯田，如果坐等他們收獲，無異于如虎添翼。
因此東吳趁雨季來臨水軍來去自如之機，孫權大動幹戈親征皖城這麼一個彈丸之地，呂蒙甘甯全上陣後俘獲太守朱光，遷(說得難聽點，劫)數萬百姓回吳。
有統計稱，孫策孫權兄弟曾先後四次打到周瑜的故鄉淮南舒城一帶，但毫無例外的是劫掠而還。
因此周瑜的老家出現了這樣的滑稽：曹魏拼命建設大興土木，孫吳拼命破壞殺人越貨(嗚呼，我為公瑾一大哭！)。
曹操之後的曹丕曹睿雖然在個人生活上不夠檢點，但卻基本上蕭規曹随貫徹了這些政策。
後來曹真張合司馬懿之所以能夠屢次在祁山等地把戰術上沒有什麼錯誤的諸葛亮拖垮，就是因為他們“内力深厚”有充足的物質保證。
與之相對應的是，吳蜀這方面的建設乏善可陳。
蜀中是因為先天條件優越，境内已經有了都江堰這樣的傑作而無需畫蛇添足勞民傷财，尚情有可原。
東吳則完全是敗筆：東吳曾兩次在丹楊填建湖田，興建浦裡塘。
永安三年（魏景元元年，公元260年）初建，投入的人力物力不可勝數，卻因為未能在枯水時施工，導緻風急浪高而淹沒墩基，結果是“士卒死亡，或自賊殺，百姓大怨之。
”第二次重建，仍然失敗。
難怪後世不得不在江南廣開運河及興建水庫。
江南雖然号稱魚米之鄉，三國時的農業水準卻相當低下，連牛耕等北方早已是常識的東西都未能普及，又沒有水庫潭池等可供水灌溉的水利建設，其生産效率可想而知。
這樣的情況下，即使有百萬雄兵也得餓肚子，又怎麼能争霸天下？如果說曹魏給後人留下了一筆豐厚的遺産，那麼蜀漢是保本，東吳則是一屁股債。
開源的同時，曹操也非常注意節流，并以身作則。
史書中稱曹操“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後
根據後漢書記載，漢桓帝時期，比較大的災禍有“延熙九年(公元166年)春三月，司隸、豫州饑死者什四五，至有滅戶者”按照這個估計，僅此一年這兩地就餓死了大約三四百萬；漢靈帝時期，“建甯三年(公元170年)春正月，河内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光和五年(公元182年)二月，大疫。
”，“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夏，大旱”。
其餘小規模的天災、少數民族叛亂或入侵，不計其數。
加上爆發于公元184年的黃巾大起義和随後的軍閥混戰後，生産遭到了完全的破壞。
這樣的亂世中，恢複正常的生産秩序使民衆豐衣足食，是刻不容緩的首要任務。
然而，漢末三國中的各個諸侯中，軍事上有才能的不少，内政上有作為的不多。
政治經濟上的成功與失敗都會自然的反映在軍事上(反過來，絕不容易)，大多數的人因此吃盡苦頭，最終受困于“米”而連證明自己是否是“巧婦”的機會都沒有。
恢複生産的方法，無非是開源節流，這兩方面曹操做得都非常出色。
屯田制的實行，實際上是以國家投資的方式保證再生産(社會主義？)，工作效率當然高于普通的自耕農。
因此這個政策收到立竿見影之效，短時間内就将地方變成“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的欣欣向榮，稱其為一大創舉并不過分。
曹操在攻破邺城後，鑒于東漢後期沉重的人頭稅，改為戶調制，對土地所有者(包括自耕農和地主)收田租每畝為四升，每戶出絹二匹、綿二斤，“他不得擅興發。
”大力制止對農民的亂攤派行徑，這可是連兩千年後的毛鄧江都頭疼的頑疾。
這一政策大大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得到了一緻的擁護(注2)。
曹操在世時大力興修水利設施并卓有成效，如在周瑜的家鄉舒城建立的七門三堰一直到北宋宋仁宗時還能每天澆灌兩萬頃良田。
這些三國演義中不曾提及的“雞毛蒜皮”之厲害，可以從下面的事例中反映出來：第一，曹操在漢中打過兩仗，先戰勝張魯後敗于劉備，但由于北方的元氣恢複他前後順利地從漢中武都等地遷出了十三四萬戶人口(雖有利誘不曾威逼)。
以一戶人家四口人計算，這就是五十多萬。
想想蜀漢投降時不過二十八萬戶九十四萬口，就能明白這對劉備是什麼樣的釜底抽薪！畢竟，兵民是抗戰之本。
第二，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五月，呂蒙提醒孫權，曹操在皖城(即廬江)一帶屯田，如果坐等他們收獲，無異于如虎添翼。
因此東吳趁雨季來臨水軍來去自如之機，孫權大動幹戈親征皖城這麼一個彈丸之地，呂蒙甘甯全上陣後俘獲太守朱光，遷(說得難聽點，劫)數萬百姓回吳。
有統計稱，孫策孫權兄弟曾先後四次打到周瑜的故鄉淮南舒城一帶，但毫無例外的是劫掠而還。
因此周瑜的老家出現了這樣的滑稽：曹魏拼命建設大興土木，孫吳拼命破壞殺人越貨(嗚呼，我為公瑾一大哭！)。
曹操之後的曹丕曹睿雖然在個人生活上不夠檢點，但卻基本上蕭規曹随貫徹了這些政策。
後來曹真張合司馬懿之所以能夠屢次在祁山等地把戰術上沒有什麼錯誤的諸葛亮拖垮，就是因為他們“内力深厚”有充足的物質保證。
與之相對應的是，吳蜀這方面的建設乏善可陳。
蜀中是因為先天條件優越，境内已經有了都江堰這樣的傑作而無需畫蛇添足勞民傷财，尚情有可原。
東吳則完全是敗筆：東吳曾兩次在丹楊填建湖田，興建浦裡塘。
永安三年（魏景元元年，公元260年）初建，投入的人力物力不可勝數，卻因為未能在枯水時施工，導緻風急浪高而淹沒墩基，結果是“士卒死亡，或自賊殺，百姓大怨之。
”第二次重建，仍然失敗。
難怪後世不得不在江南廣開運河及興建水庫。
江南雖然号稱魚米之鄉，三國時的農業水準卻相當低下，連牛耕等北方早已是常識的東西都未能普及，又沒有水庫潭池等可供水灌溉的水利建設，其生産效率可想而知。
這樣的情況下，即使有百萬雄兵也得餓肚子，又怎麼能争霸天下？如果說曹魏給後人留下了一筆豐厚的遺産，那麼蜀漢是保本，東吳則是一屁股債。
開源的同時，曹操也非常注意節流，并以身作則。
史書中稱曹操“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