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政治道德
關燈
小
中
大
在前幾章裡，我論證說，政治學的效能，也就是預測各種政治原因的結果的力量，很可能會增強。
我用兩個事實作為我的論證的基礎。
第一，現代心理學向我們提供的人性概念比與傳統的英國政治學相聯系的人性概念真實得多，盡管也複雜得多；第二，在自然科學的影響和範例下，政治思想家們已經開始在他們的讨論和調查研究中使用量的而不僅僅是質的語言和方法，因此既能更充分地說明問題，又能更近似準确地解答問題。
在論證中，沒有必要問政治學中這種改進會在什麼程度上影響政治史的實際進程。
發現真理的最好方法，無論人民群衆信與不信，終歸是最好的方法。
但是，正如亞裡士多德所說，研究政治是&ldquo為了行，而不是為了知&rdquo，研究者遲早會扪心自問：我的學科中的變化對我在其中生活和工作的那個政治世界會産生什麼影響？ 例如，我們可以設想，一位剛在一次鬥得不錯但徹底失敗的反對坦慕尼協會的運動中扮演&ldquo超然派&rdquo角色的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可能會說：&ldquo政治學的方法愈精細，愈準确，對政治的作用就愈小。
天文學家每年都發明更精巧的預測星球運動的方法，但卻無法運用他們的全部本領使一顆星偏離軌道一英寸。
因此，我們研究政治的人會發現，我們的知識越豐富，隻會使我們越感到無能為力。
我們也許能夠根據我們的科學學會精确地估計報業辛迪加、高級酒店或者階級、國籍和種族的盲目本能所發揮的力量，但是又如何學會去控制它們呢？我們确實是在用一種新方法思考這些事情，但是這并不能使我們在競選中獲勝或防止戰争。
&rdquo 因此，我打算在本書的第二部分闡明這些正在開始改變政治學的新傾向在何種程度上也能作為一種新的政治力量被人們感知。
我将試着來估計這些傾向的可能的影響，不僅是對于研究者或有修養的政治家，而且是對于僅僅從第二手或第三手接觸政治學的普通公民。
本着這種意圖，我将在以下各章中分别論述新傾向同我們的政治道德理想的關系，同國家的代議政體和行政機關的形式和作用的關系，以及同國際和種族理解可能性的關系。
本章從該觀點論述新傾向對政治道德可能産生的影響。
在使用政治道德這個名詞時，我的意思并不是說某些出于政治動機而做的事情是道德的，出于其他動機是不道德的，反之亦然，而是要強調說明，有些道德問題隻能密切聯系政治學予以研究。
當然，有些品格是各行各業共通的，比方我們人人都必須做到仁愛、誠實和勤勞，我們巴望倫理老師們幫我們這樣做。
但是每一個行業也有它特殊的問題，這些問題必須首先由它自己的研究者闡明，然後才能由倫理學家來處理。
在政治中，這些特殊品格問題中最重要的一個問題，乃是政治家據以形成自己的見解和宗旨的方法與他影響他人的見解和宗旨的方法之間的關系。
一百年甚或五十年前，那些為一個他們對之尚無經驗的民主政體工作的人在這個問題上并不感到憂慮。
他們不是把推理視為一個艱難而不确定的過程，而是看作當一個人遇到影響其利益的問題時頭腦的必然和自動的運轉。
因此，他們想當然地認為：生活在民主政體下的公民在使用選票時必定受理智的引導；使别人最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結論以及結論所根據的理由的政治家是最成功的；如果選民有充分機會聽取自由而真誠的讨論，好政府就有了保障。
今天，一個剛離開課堂踏上講壇的候選人幾乎肯定會從同樣的想當然開始。
他在準備講稿時心中堅信，選舉的結果将取決于他所說明的政治原因與政治結果之間的關系。
他的第一個震動可能來自于每一位專業選舉幹事對每一位候選人說了又說的格言：&ldquo開會沒用。
&rdquo幹事對他說，到會的人當中十個有九個本來就是他那個黨的忠誠和習慣性的支持者。
如果他的演說在邏輯上無懈可擊，其主要政治重要性也不在于他說服那些早已被說服的人的本領，而在于他的支持者們由于欽佩他的演說才能而可能萌發更大的進行遊說的熱情和願望。
慢慢地，他學會對他的演說和他的對手的演說扣動選民心弦的方式作出估計。
比方，他可能會突然意識到自己打開裝有其他候選人在某次他不大感興趣的選舉（例如貧民救濟委員選舉）中的演說詞的封袋時的心情，發覺他對演說詞要麼根本未加注意，要麼隻注意到一些喚起某些習慣性思緒的詞句。
等他到了已足夠自信或足夠重要，可以為自己拟一份政治綱領的時候，他就懂得向大批選民發表的任何言論都必須受限制&mdash&mdash提案隻能在&ldquo實際政治範圍内&rdquo提出，要簡單、明了，精心地适應忙人的半有意識記憶及愛好。
所有這一切意味着他自己的政治推理力正在受到磨煉。
他逐漸認識到，每一個人的利益、思想習慣和能力以及經曆都和任何其他人不同，認識到控制政治力量的成功取決于懂得這一點以及仔細了解人性的種種共同因素。
但與此同時，要相信他是在把他據以作出自己結論的同樣的推理方法施之于聽衆，對他是越來越難了。
也就是說，他傾向于把選民當作他的思想的題材而不是參與者。
他就像柏拉圖的詭辯學者一樣，正在學會懂得公衆是什麼，而且在開始理解那頭&ldquo巨大而強有力的野獸的激情和欲望，如何接近和掌握它，什麼時候它變得最兇惡和最溫順，什麼情況下發出幾聲吼叫，其他野獸發出的什麼樣的聲音使它平靜或者激怒&rdquo。
如果他堅決防止自己從一個錯覺轉到另一個錯覺的危險，他可能仍舊記得選區裡不隻是他一個人對政治作出過推理并正在作出推理。
如果他親自進行遊說，有時會碰到一個中年工人，比他自個兒更接近生活真實，會發現他的這個選民已經耐心地和深入地對政治進行了三十年推理，他本人在那種推理中毋甯說是一條荒唐可笑的材料。
或者，他會同一個商人交談，不得不承認這個商人對他的提案的結果看得也許比他自己更透徹，但是願望差異的鴻溝卻把他們分開：一個人所希望的恰恰是另一個人所害怕的。
然而，無論這位候選人是多麼真誠地看重投他的票或不投他的票的人當中較有頭腦的人據以作出結論的方法，他仍舊容易感到他自己在競選中扮演的角色同任何推理方法根本毫無關系。
記得我第一次參加競選之前，一位最老資格的政界朋友對我說：&ldquo記住，你是在進行一次六星期的廣告活動。
&rdquo時間是短促的，有數不清的細小事情需要安排，候選人偶爾同個别選民進行思想交流之後，馬上又恢複對全體選民進行的廣告活動。
隻要他這樣做着，所謂&ldquo在選民中決不使用最嚴謹的邏輯思維方法乃屬大謬&rdquo這句格言（如果他有工夫想到這句格言）在他看來與其說是不正确不如說是文不對題。
過了一些時候，這位政治家甚至不願再同他的選民講道理，而終于把他們當作徒然有感覺和見解的純粹非理性動物，他本人則是控制他們的純粹理性的&ldquo超人&rdquo。
正是在這個節骨眼上，一個堅定而能幹的政治家成為最有效能和最危險的。
博林布魯克[1]在教他的&ldquo愛國君王&rdquo如何通過了解人來統治人時，說了一句令人難忘的話：&ldquo那個徹頭徹尾的膽小鬼&mdash&mda
我用兩個事實作為我的論證的基礎。
第一，現代心理學向我們提供的人性概念比與傳統的英國政治學相聯系的人性概念真實得多，盡管也複雜得多；第二，在自然科學的影響和範例下，政治思想家們已經開始在他們的讨論和調查研究中使用量的而不僅僅是質的語言和方法，因此既能更充分地說明問題，又能更近似準确地解答問題。
在論證中，沒有必要問政治學中這種改進會在什麼程度上影響政治史的實際進程。
發現真理的最好方法，無論人民群衆信與不信，終歸是最好的方法。
但是，正如亞裡士多德所說，研究政治是&ldquo為了行，而不是為了知&rdquo，研究者遲早會扪心自問：我的學科中的變化對我在其中生活和工作的那個政治世界會産生什麼影響？ 例如，我們可以設想，一位剛在一次鬥得不錯但徹底失敗的反對坦慕尼協會的運動中扮演&ldquo超然派&rdquo角色的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可能會說：&ldquo政治學的方法愈精細，愈準确，對政治的作用就愈小。
天文學家每年都發明更精巧的預測星球運動的方法，但卻無法運用他們的全部本領使一顆星偏離軌道一英寸。
因此，我們研究政治的人會發現，我們的知識越豐富，隻會使我們越感到無能為力。
我們也許能夠根據我們的科學學會精确地估計報業辛迪加、高級酒店或者階級、國籍和種族的盲目本能所發揮的力量，但是又如何學會去控制它們呢？我們确實是在用一種新方法思考這些事情，但是這并不能使我們在競選中獲勝或防止戰争。
&rdquo 因此，我打算在本書的第二部分闡明這些正在開始改變政治學的新傾向在何種程度上也能作為一種新的政治力量被人們感知。
我将試着來估計這些傾向的可能的影響，不僅是對于研究者或有修養的政治家，而且是對于僅僅從第二手或第三手接觸政治學的普通公民。
本着這種意圖，我将在以下各章中分别論述新傾向同我們的政治道德理想的關系，同國家的代議政體和行政機關的形式和作用的關系，以及同國際和種族理解可能性的關系。
本章從該觀點論述新傾向對政治道德可能産生的影響。
在使用政治道德這個名詞時，我的意思并不是說某些出于政治動機而做的事情是道德的，出于其他動機是不道德的，反之亦然，而是要強調說明，有些道德問題隻能密切聯系政治學予以研究。
當然，有些品格是各行各業共通的，比方我們人人都必須做到仁愛、誠實和勤勞，我們巴望倫理老師們幫我們這樣做。
但是每一個行業也有它特殊的問題，這些問題必須首先由它自己的研究者闡明，然後才能由倫理學家來處理。
在政治中，這些特殊品格問題中最重要的一個問題，乃是政治家據以形成自己的見解和宗旨的方法與他影響他人的見解和宗旨的方法之間的關系。
一百年甚或五十年前，那些為一個他們對之尚無經驗的民主政體工作的人在這個問題上并不感到憂慮。
他們不是把推理視為一個艱難而不确定的過程，而是看作當一個人遇到影響其利益的問題時頭腦的必然和自動的運轉。
因此，他們想當然地認為：生活在民主政體下的公民在使用選票時必定受理智的引導；使别人最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結論以及結論所根據的理由的政治家是最成功的；如果選民有充分機會聽取自由而真誠的讨論，好政府就有了保障。
今天，一個剛離開課堂踏上講壇的候選人幾乎肯定會從同樣的想當然開始。
他在準備講稿時心中堅信，選舉的結果将取決于他所說明的政治原因與政治結果之間的關系。
他的第一個震動可能來自于每一位專業選舉幹事對每一位候選人說了又說的格言：&ldquo開會沒用。
&rdquo幹事對他說，到會的人當中十個有九個本來就是他那個黨的忠誠和習慣性的支持者。
如果他的演說在邏輯上無懈可擊，其主要政治重要性也不在于他說服那些早已被說服的人的本領，而在于他的支持者們由于欽佩他的演說才能而可能萌發更大的進行遊說的熱情和願望。
慢慢地，他學會對他的演說和他的對手的演說扣動選民心弦的方式作出估計。
比方，他可能會突然意識到自己打開裝有其他候選人在某次他不大感興趣的選舉（例如貧民救濟委員選舉）中的演說詞的封袋時的心情，發覺他對演說詞要麼根本未加注意，要麼隻注意到一些喚起某些習慣性思緒的詞句。
等他到了已足夠自信或足夠重要，可以為自己拟一份政治綱領的時候，他就懂得向大批選民發表的任何言論都必須受限制&mdash&mdash提案隻能在&ldquo實際政治範圍内&rdquo提出，要簡單、明了，精心地适應忙人的半有意識記憶及愛好。
所有這一切意味着他自己的政治推理力正在受到磨煉。
他逐漸認識到，每一個人的利益、思想習慣和能力以及經曆都和任何其他人不同，認識到控制政治力量的成功取決于懂得這一點以及仔細了解人性的種種共同因素。
但與此同時，要相信他是在把他據以作出自己結論的同樣的推理方法施之于聽衆，對他是越來越難了。
也就是說，他傾向于把選民當作他的思想的題材而不是參與者。
他就像柏拉圖的詭辯學者一樣，正在學會懂得公衆是什麼，而且在開始理解那頭&ldquo巨大而強有力的野獸的激情和欲望，如何接近和掌握它，什麼時候它變得最兇惡和最溫順，什麼情況下發出幾聲吼叫，其他野獸發出的什麼樣的聲音使它平靜或者激怒&rdquo。
如果他堅決防止自己從一個錯覺轉到另一個錯覺的危險，他可能仍舊記得選區裡不隻是他一個人對政治作出過推理并正在作出推理。
如果他親自進行遊說，有時會碰到一個中年工人，比他自個兒更接近生活真實，會發現他的這個選民已經耐心地和深入地對政治進行了三十年推理，他本人在那種推理中毋甯說是一條荒唐可笑的材料。
或者，他會同一個商人交談，不得不承認這個商人對他的提案的結果看得也許比他自己更透徹，但是願望差異的鴻溝卻把他們分開：一個人所希望的恰恰是另一個人所害怕的。
然而，無論這位候選人是多麼真誠地看重投他的票或不投他的票的人當中較有頭腦的人據以作出結論的方法，他仍舊容易感到他自己在競選中扮演的角色同任何推理方法根本毫無關系。
記得我第一次參加競選之前，一位最老資格的政界朋友對我說：&ldquo記住，你是在進行一次六星期的廣告活動。
&rdquo時間是短促的，有數不清的細小事情需要安排，候選人偶爾同個别選民進行思想交流之後，馬上又恢複對全體選民進行的廣告活動。
隻要他這樣做着，所謂&ldquo在選民中決不使用最嚴謹的邏輯思維方法乃屬大謬&rdquo這句格言（如果他有工夫想到這句格言）在他看來與其說是不正确不如說是文不對題。
過了一些時候，這位政治家甚至不願再同他的選民講道理，而終于把他們當作徒然有感覺和見解的純粹非理性動物，他本人則是控制他們的純粹理性的&ldquo超人&rdquo。
正是在這個節骨眼上，一個堅定而能幹的政治家成為最有效能和最危險的。
博林布魯克[1]在教他的&ldquo愛國君王&rdquo如何通過了解人來統治人時，說了一句令人難忘的話：&ldquo那個徹頭徹尾的膽小鬼&mdash&m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