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代議政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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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們對政治沖動的原因以及有效政治推理的條件的愈益豐富的知識不僅可望改變我們的政治行為的理想，而且還會改變我們的政治制度的結構。
上文我已經指出，産生了當今絕大多數文明國家在其下生活的體制的民主運動，乃是由一個純粹理智的人性概念所激發的，這個概念正在年複一年地變得不真實。
因此我們可以問，如果代議民主是在對其作用的條件的錯誤認識下實行的，那麼它的實行本身是否就是一個錯誤呢？ 任何一個擯棄傳統民主哲學而為代議民主辯護的人在回答這個問題時都隻能從頭做起，研究代議制打算達到什麼目的，這些目的對于好政府必要到什麼程度。
第一個目的大緻可以用&ldquo同意&rdquo兩字來說明。
代議政體的實質在于依靠相當一大批人民的定期更新的同意：所需要的同意的程度可以從單純接受既成事實到宣布多數公民作出的、政府必須予以解釋和服從的積極決定。
因此，實行代議民主究竟是否錯誤這個問題又引出了社會成員的同意是否是好政府的必要條件這一先決問題。
對于這個問題，柏拉圖（在古代政治哲學家中，他的觀點最接近當代心理學家的觀點）毫不猶豫地回答：否。
在柏拉圖看來，一個穩定的政體竟必須以轉瞬即逝的民意為基礎，是不可思議的。
因此，他鄭重其事地建議他的理想國的公民們要生活在那些靠&ldquo拼命工作&rdquo而獲得隐藏在現象背後的現實知識的人的專制統治之下。
孔德寫作之際正值現代科學開始顯示力量，他實際上也提出同樣的建議。
H．G．威爾斯先生在他的一個真摯而勇敢的推測中也師法柏拉圖。
他描繪了一群飽學的科學家自發地成立一個貴族政府，用暴力推翻了代議政府而建立的烏托邦。
他在一段明顯受柏拉圖的形而上學影響的話裡訴諸&ldquo覺醒和受啟發的人在表面世界的欺騙和愛國心、怨恨和人身攻擊背後組織起來的全面運動&rdquo。
[18]迹象表明，英、美兩國有越來越多既渴望社會改革，又對民主經曆深感失望的思想家可能&ldquo回歸柏拉圖&rdquo，把它作為職業政客冷酷地操縱人民沖動和思想的替換辦法；這個問題一經提出，無論我們現有的思想習慣，還是我們對民主傳統的忠誠，都不能阻止它獲得充分讨論。
對于這樣一種讨論，我們英國人，作為印度的統治者，能夠提供比現代文明條件下曾經嘗試過的任何其他無需同意的統治經驗更加豐富的經驗。
英屬印度文官組織約有一千名訓練有素的人。
他們是在這樣一個制度下選拔出來的，這個制度保證他們幾乎所有的人都不僅智力超群，而且還屬于一個（盡管有某些智力上的限制）統治能力極其強的種族；與此同時，他們在近似專制主義的制度下統治一個大陸，在那個大陸裡，人數最多的種族盡管頭腦敏銳，卻缺少統治能力的證據。
然而，我們在印度進行的試驗表明，一切人，無論挑選得多麼仔細，訓練得多麼到家，還是不得不居住在&ldquo表面世界&rdquo。
英裔印度文官在工作時間實行水利工程、林業或防止饑荒計劃時，可能生活在一種科學氣氛裡，遠遠離開他那個地區村民的嫉妒和迷信。
但是，判斷一個專制統治者不僅僅是看他選擇政治手段的效率，而且還要看決定他選擇的目的的人生觀，而英裔印度人的人生觀不是受一千年後曆史将證明的英屬印度問題的限制，而是受小的政府所在地内日常生活的種種因素（包括惱人的風氣、狹小閉塞的社會以及一個異己的、可能敵對的種族的持續存在）的限制。
我們确實還沒有嚴格執行柏拉圖的體系，沒有用選擇英裔印度官員的同樣方法來為他們選擇妻子。
但是，即使我們這樣做，一位夫人對内文遜先生說：&ldquo對于我們這些在印度的人，一個親土著的人幹脆是個十足的外來者。
&rdquo這位夫人恐怕仍舊是具有代表性的。
一個甚至更重要的事實是，由于英裔印度文官統治的那些人也生活在表面世界，他對一切涉及民意的問題的解決方法的選擇甚至比他如果是國内一位黨派政治家更徹底地不是依靠本來面目的事物，而是依靠能使之看上去是的事物。
因此，我們的許多高級官員總是把大英帝國在東方的戰術放在心理基礎上而不是放在邏輯基礎上加以考慮。
我們控制&ldquo德巴&rdquo[19]，發布公告，槍殺無辜，并在對付列強時堅持對我們的權利作出自己的解釋，一切都離不開&ldquo對土著心理的道德影響&rdquo。
還有，如果極端帝國主義作者和談話者暗示的事情有一半是真的，那些認為必須不惜一切代價維持我們統治地位的人往往對印度人與穆斯林之間的種族仇恨和宗教仇恨表示歡迎，如果不是火上加油的話。
因此，理智與民意之間的關系問題将至少像存在于柏拉圖的專制政體一樣地存在于最徹底的民主政體。
休谟在他的《政府本原》中有一段深入人心的話：&ldquo政府隻建立在民意之上；這個原則既應用于最自由和最得民心的政府，也應用于最專制和最渎武的政府。
&rdquo當一位沙皇或一位官吏覺得自己在統治時必須反對一種随時都能創造一個壓倒一切的民族目的的模糊的民族感情時，人類的邏輯本性就被最無情地利用。
于是獨裁者就成為最無恥的煽動者，挑起種族、宗教或社會仇恨或者對外戰争的欲望，比民主國家中一張最下流報紙的老闆更肆無忌憚。
柏拉圖以他慣有的冒失面對這個困難，建議他的共和國應該以宗教信仰一勞永逸地獲得國民階級的忠誠。
共和國的統治者們必須建立和傳播一個他們自己無需信仰的宗教。
他們必須對人民撒一個&ldquo冠冕堂皇&rdquo的謊；這種救治辦法就它對他們的統治的特性的最終影響來說可能比它要醫治的病更糟。
但是，即使承認未經人民同意的統治是一個複雜和醜惡的過程，并不就此可以說經人民同意的統治永遠是做得到的，或者代議政體是唯一可能或永遠最可能獲得同意的方法。
由一個被人們習慣性地服從，本身由于習慣而防止暴政的首領實行統治，在文明某些階段可能勝于任何其他可行辦法。
代議制即使在能夠實行的時候也并不是一個永遠不變的實體，而隻是一個能有無窮變化的權宜之計。
在當前的英國，我們給年滿二十一歲，在同一地方居住滿一年的男子以議員選舉權，并按地區劃分的選區列入選舉名冊。
但是在年齡、性别、資格和選區以及賦予議員的政治權利這一切方面，是可能會有變化的。
确實，如果出現一個不是受芬倫[20]和愛爾維修[21]的訓練，而是受種族心理學訓練的當代邊沁，他的天才和耐心的最充分發揮莫過于發明這樣一種憲法上的權宜之計：在大英帝國一些地方實行恰如其分的同意的統治，在那些地方，人們能自己思考政治問題，但是英國議會體制在那裡卻行不通。
例如，在埃及，據說在一般地方性選舉中，隻有百分之二有選舉權的人前往投票站投票。
隻要情況是這樣，代議政體就決計實行不了。
緩慢的教育過程可能提高選民的百分比，但是與此同時，那些懂得埃及人或阿拉伯人的思想感情方式的人，肯定會找到其他方法來弄清當地老百姓的模糊的願望，并使政府的政策多多少少倚重這種願望。
在印度，發明這樣一種憲法上的權宜之計的需要甚至更為迫切，印度政府本身顯然已經認識到這點。
不過，莫利勳爵及其智囊的發明創造力目前似乎并未超出将英國上院的模式照搬于印度以及組織一個&ldquo名人顧問委員會&rdquo的範圍；其結果可能是我們在同農民打交道時向孟加拉的世襲收稅員請教，在管理工廠工人方面向孟買的工廠主請教。
在英國本土，盡管政治發明永遠大有可能，新知識給我們政治體制帶來的變化卻可能沿着緩慢地起作用的、已經看得出的傾向所規定的路線進行。
例如，在過去三四十年裡，聯合王國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每一條法律同其他法律沒有什麼有意識的聯系，但是從整體看，卻表明政府如今不但要控制弄清選民的決定的方法，而且還要控制該決定據以作出的更複雜的方法，這樣做不是為了哪一種輿論團體的利益，而是由于相信正确思想方法的總效用以及通過控制來鞏固這些方法的可能。
要了解這種變化的性質，最好是把它同陪審團裁決形成過程中所發生的類似的、然而較早和遠為徹底的變化作一比較。
陪審團審問就其起源來說，純粹是一種從普通人那裡聽取他們對每個案件的真實意見的方法，而這些人的誠實是以宗教制裁為保證的。
至于這些意見如何形成，皇家官員是管不了的，皇家官員的任務隻是把陪審員召集起來，讓他們宣誓，并把他們的裁決記錄在案。
因此，英國的陪審團可能是按照雅典的陪審團同樣方式發展起來的，也由于同樣的原因而消亡。
陪審團的人數可能會增加，各方可能聘請律師為他們書寫或遞送狀子，狀子中歪曲事實，制造偏見，猶如德摩斯梯尼[22]的《演講錄》
上文我已經指出，産生了當今絕大多數文明國家在其下生活的體制的民主運動，乃是由一個純粹理智的人性概念所激發的，這個概念正在年複一年地變得不真實。
因此我們可以問，如果代議民主是在對其作用的條件的錯誤認識下實行的，那麼它的實行本身是否就是一個錯誤呢？ 任何一個擯棄傳統民主哲學而為代議民主辯護的人在回答這個問題時都隻能從頭做起，研究代議制打算達到什麼目的，這些目的對于好政府必要到什麼程度。
第一個目的大緻可以用&ldquo同意&rdquo兩字來說明。
代議政體的實質在于依靠相當一大批人民的定期更新的同意：所需要的同意的程度可以從單純接受既成事實到宣布多數公民作出的、政府必須予以解釋和服從的積極決定。
因此，實行代議民主究竟是否錯誤這個問題又引出了社會成員的同意是否是好政府的必要條件這一先決問題。
對于這個問題，柏拉圖（在古代政治哲學家中，他的觀點最接近當代心理學家的觀點）毫不猶豫地回答：否。
在柏拉圖看來，一個穩定的政體竟必須以轉瞬即逝的民意為基礎，是不可思議的。
因此，他鄭重其事地建議他的理想國的公民們要生活在那些靠&ldquo拼命工作&rdquo而獲得隐藏在現象背後的現實知識的人的專制統治之下。
孔德寫作之際正值現代科學開始顯示力量，他實際上也提出同樣的建議。
H．G．威爾斯先生在他的一個真摯而勇敢的推測中也師法柏拉圖。
他描繪了一群飽學的科學家自發地成立一個貴族政府，用暴力推翻了代議政府而建立的烏托邦。
他在一段明顯受柏拉圖的形而上學影響的話裡訴諸&ldquo覺醒和受啟發的人在表面世界的欺騙和愛國心、怨恨和人身攻擊背後組織起來的全面運動&rdquo。
[18]迹象表明，英、美兩國有越來越多既渴望社會改革，又對民主經曆深感失望的思想家可能&ldquo回歸柏拉圖&rdquo，把它作為職業政客冷酷地操縱人民沖動和思想的替換辦法；這個問題一經提出，無論我們現有的思想習慣，還是我們對民主傳統的忠誠，都不能阻止它獲得充分讨論。
對于這樣一種讨論，我們英國人，作為印度的統治者，能夠提供比現代文明條件下曾經嘗試過的任何其他無需同意的統治經驗更加豐富的經驗。
英屬印度文官組織約有一千名訓練有素的人。
他們是在這樣一個制度下選拔出來的，這個制度保證他們幾乎所有的人都不僅智力超群，而且還屬于一個（盡管有某些智力上的限制）統治能力極其強的種族；與此同時，他們在近似專制主義的制度下統治一個大陸，在那個大陸裡，人數最多的種族盡管頭腦敏銳，卻缺少統治能力的證據。
然而，我們在印度進行的試驗表明，一切人，無論挑選得多麼仔細，訓練得多麼到家，還是不得不居住在&ldquo表面世界&rdquo。
英裔印度文官在工作時間實行水利工程、林業或防止饑荒計劃時，可能生活在一種科學氣氛裡，遠遠離開他那個地區村民的嫉妒和迷信。
但是，判斷一個專制統治者不僅僅是看他選擇政治手段的效率，而且還要看決定他選擇的目的的人生觀，而英裔印度人的人生觀不是受一千年後曆史将證明的英屬印度問題的限制，而是受小的政府所在地内日常生活的種種因素（包括惱人的風氣、狹小閉塞的社會以及一個異己的、可能敵對的種族的持續存在）的限制。
我們确實還沒有嚴格執行柏拉圖的體系，沒有用選擇英裔印度官員的同樣方法來為他們選擇妻子。
但是，即使我們這樣做，一位夫人對内文遜先生說：&ldquo對于我們這些在印度的人，一個親土著的人幹脆是個十足的外來者。
&rdquo這位夫人恐怕仍舊是具有代表性的。
一個甚至更重要的事實是，由于英裔印度文官統治的那些人也生活在表面世界，他對一切涉及民意的問題的解決方法的選擇甚至比他如果是國内一位黨派政治家更徹底地不是依靠本來面目的事物，而是依靠能使之看上去是的事物。
因此，我們的許多高級官員總是把大英帝國在東方的戰術放在心理基礎上而不是放在邏輯基礎上加以考慮。
我們控制&ldquo德巴&rdquo[19]，發布公告，槍殺無辜，并在對付列強時堅持對我們的權利作出自己的解釋，一切都離不開&ldquo對土著心理的道德影響&rdquo。
還有，如果極端帝國主義作者和談話者暗示的事情有一半是真的，那些認為必須不惜一切代價維持我們統治地位的人往往對印度人與穆斯林之間的種族仇恨和宗教仇恨表示歡迎，如果不是火上加油的話。
因此，理智與民意之間的關系問題将至少像存在于柏拉圖的專制政體一樣地存在于最徹底的民主政體。
休谟在他的《政府本原》中有一段深入人心的話：&ldquo政府隻建立在民意之上；這個原則既應用于最自由和最得民心的政府，也應用于最專制和最渎武的政府。
&rdquo當一位沙皇或一位官吏覺得自己在統治時必須反對一種随時都能創造一個壓倒一切的民族目的的模糊的民族感情時，人類的邏輯本性就被最無情地利用。
于是獨裁者就成為最無恥的煽動者，挑起種族、宗教或社會仇恨或者對外戰争的欲望，比民主國家中一張最下流報紙的老闆更肆無忌憚。
柏拉圖以他慣有的冒失面對這個困難，建議他的共和國應該以宗教信仰一勞永逸地獲得國民階級的忠誠。
共和國的統治者們必須建立和傳播一個他們自己無需信仰的宗教。
他們必須對人民撒一個&ldquo冠冕堂皇&rdquo的謊；這種救治辦法就它對他們的統治的特性的最終影響來說可能比它要醫治的病更糟。
但是，即使承認未經人民同意的統治是一個複雜和醜惡的過程，并不就此可以說經人民同意的統治永遠是做得到的，或者代議政體是唯一可能或永遠最可能獲得同意的方法。
由一個被人們習慣性地服從，本身由于習慣而防止暴政的首領實行統治，在文明某些階段可能勝于任何其他可行辦法。
代議制即使在能夠實行的時候也并不是一個永遠不變的實體，而隻是一個能有無窮變化的權宜之計。
在當前的英國，我們給年滿二十一歲，在同一地方居住滿一年的男子以議員選舉權，并按地區劃分的選區列入選舉名冊。
但是在年齡、性别、資格和選區以及賦予議員的政治權利這一切方面，是可能會有變化的。
确實，如果出現一個不是受芬倫[20]和愛爾維修[21]的訓練，而是受種族心理學訓練的當代邊沁，他的天才和耐心的最充分發揮莫過于發明這樣一種憲法上的權宜之計：在大英帝國一些地方實行恰如其分的同意的統治，在那些地方，人們能自己思考政治問題，但是英國議會體制在那裡卻行不通。
例如，在埃及，據說在一般地方性選舉中，隻有百分之二有選舉權的人前往投票站投票。
隻要情況是這樣，代議政體就決計實行不了。
緩慢的教育過程可能提高選民的百分比，但是與此同時，那些懂得埃及人或阿拉伯人的思想感情方式的人，肯定會找到其他方法來弄清當地老百姓的模糊的願望，并使政府的政策多多少少倚重這種願望。
在印度，發明這樣一種憲法上的權宜之計的需要甚至更為迫切，印度政府本身顯然已經認識到這點。
不過，莫利勳爵及其智囊的發明創造力目前似乎并未超出将英國上院的模式照搬于印度以及組織一個&ldquo名人顧問委員會&rdquo的範圍；其結果可能是我們在同農民打交道時向孟加拉的世襲收稅員請教，在管理工廠工人方面向孟買的工廠主請教。
在英國本土，盡管政治發明永遠大有可能，新知識給我們政治體制帶來的變化卻可能沿着緩慢地起作用的、已經看得出的傾向所規定的路線進行。
例如，在過去三四十年裡，聯合王國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每一條法律同其他法律沒有什麼有意識的聯系，但是從整體看，卻表明政府如今不但要控制弄清選民的決定的方法，而且還要控制該決定據以作出的更複雜的方法，這樣做不是為了哪一種輿論團體的利益，而是由于相信正确思想方法的總效用以及通過控制來鞏固這些方法的可能。
要了解這種變化的性質，最好是把它同陪審團裁決形成過程中所發生的類似的、然而較早和遠為徹底的變化作一比較。
陪審團審問就其起源來說，純粹是一種從普通人那裡聽取他們對每個案件的真實意見的方法，而這些人的誠實是以宗教制裁為保證的。
至于這些意見如何形成，皇家官員是管不了的，皇家官員的任務隻是把陪審員召集起來，讓他們宣誓，并把他們的裁決記錄在案。
因此，英國的陪審團可能是按照雅典的陪審團同樣方式發展起來的，也由于同樣的原因而消亡。
陪審團的人數可能會增加，各方可能聘請律師為他們書寫或遞送狀子，狀子中歪曲事實，制造偏見，猶如德摩斯梯尼[22]的《演講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