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節 《紅樓夢》所描寫的官場現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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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得很，吾國小說關于官場現象，均不寫光明方面，而隻寫黑暗方面。
小說乃社會意識的表現，社會意識對于官僚若有好的印象，絕不會單寫黑暗方面；單寫黑暗方面，可見古代官場的肮髒。
賈蓉說過：“從古至今，連漢朝和唐朝，人還說‘髒唐臭漢’，何況咱們這宗人家！”（第六十三回）吾國郅治之世，漢唐為盛，漢稱文景，唐稱貞觀、開元，自唐以後，寂焉無聞。
何以有此現象？蓋國人出仕，為發展才幹，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者寡；為取得祿俸，以養父母，使父母能夠過其優異的生活者多。
仕之目的如此，而官之祿俸又甚菲薄，若不枉法而受财，将暮夜所得一部分，上獻權貴，不但官位不保，甚至身家也有危險。
《紅樓夢》曾詳述兩人出仕的情形，一是賈雨村（第四回），一是賈政（第九十九回）。
今以此兩人的資料為主，并旁引其他各回，說明當時官場惡習。
前者描寫幹練之官不能不向豪門低首，後者描寫清廉之官不能不受吏胥挾制。
現在先把豪門及吏胥作廣泛的叙述，而後再進一步，對于官場習氣，舉出《紅樓夢》所述的例子，加以說明。
先就豪門說，豪門之在吾國，始于何時，本書不拟考證（大約始于戰國時代的封君），而單以漢代為例言之。
漢初，雖為強幹弱枝之故，徙郡國豪強以實園陵，然而強宗大族的勢力并不少衰。
吾人觀部刺史以诏書六條問事，其中一條乃察“強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強淩弱，以衆暴寡”。
另一條又察“二千石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漢書》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注引《漢官典職儀》），即可知之。
然此壓制又未必就有效果。
宣帝時代，涿郡“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鹹曰甯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同上卷九十《嚴延年傳》）。
元帝時代，穎川“郡大姓原褚（師古注“原褚二姓也”）宗族橫恣，賓客犯為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同上卷七十六《趙廣漢傳》）。
此不過略舉兩例為證。
此種豪強隻是地方土豪，與膏粱世家不同。
其力雖足以欺陵細民，而尚不足以抗拒官府，所以嚴延年一到涿郡，趙廣漢一到穎川，他們就不敢幹犯法紀。
降至東漢，豪宗大族愈益橫行。
馬援為隴西太守，“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諸曹時白外事，援辄曰此丞掾事，何足相煩……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聚衆相抗拒），此乃太守事耳”（《後漢書》卷五十五《馬援傳》）。
由此可知漢世郡守固以壓制豪強為其主要職事之一，然而我們須知郡守對于貴戚還是莫如之何。
光武南陽人，“前後二千石逼懼帝鄉貴戚，多不稱職”（同上卷五十八《王暢傳》）。
末年，豪強兼并，土地大見集中，而勳臣外戚金紹相繼，政治上漸發生了世官之制，而形成為魏晉南北朝的士族。
士族皆漢魏華胄而為豪門之大者，其小的則為地方土豪。
士族至五代完全消滅，土豪到了清末，還有勢力。
次就吏胥說，吏胥萌芽于魏晉南北朝的士族政治之中，而以典簽為其胚子。
秦漢之世，官與吏未曾區别，隋唐以後，官與吏别為二途。
由儒而進者為官，由吏出身者不參官品。
此種區别至宋彌甚，蓋宋代用人太過講求資格，而行政又受許多法與例的拘束，法既繁了，例更繁雜。
葉适說“國家以法為本，以例為要，其官雖貴也，其人雖賢也，然而非法無決也，非例無行也。
驟而問之，不若吏之素也，而居之，不若吏之久也。
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若吏之悉也。
故不得不舉而歸之吏”（《水心集》卷一《上孝宗皇帝劄子》）。
吏每依例舞弊，“所欲與，則陳與例；欲奪，則陳奪例，與奪在其牙額”（《宋史》卷三百七十八《劉一止傳》）。
葉适又說：“自崇甯極于宣和，士大夫之職業，雖皮膚蹇淺者亦不複修治，而專從事于奔走進取。
其簿書期會一切惟吏胥之聽，而吏人根固窟穴，權勢熏炙……故今世号為公人世界，又以為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實而言也。
”（《水心集》卷三《吏胥》）此
小說乃社會意識的表現，社會意識對于官僚若有好的印象，絕不會單寫黑暗方面；單寫黑暗方面，可見古代官場的肮髒。
賈蓉說過：“從古至今，連漢朝和唐朝，人還說‘髒唐臭漢’，何況咱們這宗人家！”（第六十三回）吾國郅治之世，漢唐為盛，漢稱文景，唐稱貞觀、開元，自唐以後，寂焉無聞。
何以有此現象？蓋國人出仕，為發展才幹，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者寡；為取得祿俸，以養父母，使父母能夠過其優異的生活者多。
仕之目的如此，而官之祿俸又甚菲薄，若不枉法而受财，将暮夜所得一部分，上獻權貴，不但官位不保，甚至身家也有危險。
《紅樓夢》曾詳述兩人出仕的情形，一是賈雨村（第四回），一是賈政（第九十九回）。
今以此兩人的資料為主，并旁引其他各回，說明當時官場惡習。
前者描寫幹練之官不能不向豪門低首，後者描寫清廉之官不能不受吏胥挾制。
現在先把豪門及吏胥作廣泛的叙述，而後再進一步，對于官場習氣，舉出《紅樓夢》所述的例子，加以說明。
先就豪門說，豪門之在吾國，始于何時，本書不拟考證（大約始于戰國時代的封君），而單以漢代為例言之。
漢初，雖為強幹弱枝之故，徙郡國豪強以實園陵，然而強宗大族的勢力并不少衰。
吾人觀部刺史以诏書六條問事，其中一條乃察“強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強淩弱，以衆暴寡”。
另一條又察“二千石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漢書》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注引《漢官典職儀》），即可知之。
然此壓制又未必就有效果。
宣帝時代，涿郡“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鹹曰甯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同上卷九十《嚴延年傳》）。
元帝時代，穎川“郡大姓原褚（師古注“原褚二姓也”）宗族橫恣，賓客犯為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同上卷七十六《趙廣漢傳》）。
此不過略舉兩例為證。
此種豪強隻是地方土豪，與膏粱世家不同。
其力雖足以欺陵細民，而尚不足以抗拒官府，所以嚴延年一到涿郡，趙廣漢一到穎川，他們就不敢幹犯法紀。
降至東漢，豪宗大族愈益橫行。
馬援為隴西太守，“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諸曹時白外事，援辄曰此丞掾事，何足相煩……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聚衆相抗拒），此乃太守事耳”（《後漢書》卷五十五《馬援傳》）。
由此可知漢世郡守固以壓制豪強為其主要職事之一，然而我們須知郡守對于貴戚還是莫如之何。
光武南陽人，“前後二千石逼懼帝鄉貴戚，多不稱職”（同上卷五十八《王暢傳》）。
末年，豪強兼并，土地大見集中，而勳臣外戚金紹相繼，政治上漸發生了世官之制，而形成為魏晉南北朝的士族。
士族皆漢魏華胄而為豪門之大者，其小的則為地方土豪。
士族至五代完全消滅，土豪到了清末，還有勢力。
次就吏胥說，吏胥萌芽于魏晉南北朝的士族政治之中，而以典簽為其胚子。
秦漢之世，官與吏未曾區别，隋唐以後，官與吏别為二途。
由儒而進者為官，由吏出身者不參官品。
此種區别至宋彌甚，蓋宋代用人太過講求資格，而行政又受許多法與例的拘束，法既繁了，例更繁雜。
葉适說“國家以法為本，以例為要，其官雖貴也，其人雖賢也，然而非法無決也，非例無行也。
驟而問之，不若吏之素也，而居之，不若吏之久也。
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若吏之悉也。
故不得不舉而歸之吏”（《水心集》卷一《上孝宗皇帝劄子》）。
吏每依例舞弊，“所欲與，則陳與例；欲奪，則陳奪例，與奪在其牙額”（《宋史》卷三百七十八《劉一止傳》）。
葉适又說：“自崇甯極于宣和，士大夫之職業，雖皮膚蹇淺者亦不複修治，而專從事于奔走進取。
其簿書期會一切惟吏胥之聽，而吏人根固窟穴，權勢熏炙……故今世号為公人世界，又以為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實而言也。
”（《水心集》卷三《吏胥》）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