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節 寶玉的變态心理及其激烈思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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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回）。
觀寶玉之輕男重女，可知蔡元培之《石頭記索隐》，謂《石頭記》是一本宣揚民族主義的書，“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引自三民版《紅樓夢》，饒彬著《紅樓夢考證》），極有問題。
何以說呢？清乃“女”真之後，明的皇室則是“漢”人。
世多以“漢”指稱男人，最通行的則為“男子漢”一語。
《紅樓夢》果是抑清捧明，何以寶玉常常有捧女抑男的思想？“寶玉素日本就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第三十六回），這更可證明寶玉如何讨厭男子“漢”。
換言之，《紅樓夢》果如蔡元培的考證，則《紅樓夢》作者絕不是抑清捧明，反而是抑明捧清。
明憲宗有變态性欲，又因口吃，不欲接見大臣，與其交談。
自是而後，明代天子多匿居宮中，不見朝臣。
（《陔餘叢考》卷十八《有明中葉天子不見群臣》）寶玉長于裙钗堆裡，入則在丫鬟之手，出則唯小厮清客，習以成性，故和明憲宗一樣，深居簡出，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
這樣，更助長了他輕男重女的觀念。
寶玉憎惡士大夫，不欲與之接談。
案士大夫階級乃發生于春秋之末，到了戰國，人數愈多。
他們或出身于沒落的貴族，或出身于城市的商賈，或出身于農村的地主。
單就儒家一派言之，孔子為孔父嘉之後（《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索隐》），孔父嘉則為宋之司馬（《左傳·桓公二年》），其後裔畏華氏之迫而奔魯，遂為魯人。
孔門四科，“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史記》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傳》）。
孔子門人有子貢，善貨殖，家累千金；有子華，适齊之時，乘肥馬，衣輕裘；又有子路，衣敝缊袍；複有顔回，一箪食，一瓢飲，居陋巷（同上）。
即孔子門人貧富皆有，而形成為士大夫階級。
此輩士大夫之富裕的，固可如曾晳“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同上），作優閑的生活；其貧窮的則入仕途。
春秋時代，士大夫人數甚少，求職不難，所以在《論語》一書之中，孔子門人雖有學幹祿的子張（《論語·為政》），而多數均不以出仕為意，甚至如闵子骞者，辭費宰而不就，若必強制其就職，他将遠避于汶水之上（同上《雍也》）。
到了戰國，士大夫人數增加，而令他們不能不注意出仕問題。
所以在《孟子》一書之中，其門下喜歡問仕，而孟子且以出仕為君子（士大夫）的職業。
吾人讀周霄與孟子的對話，即可知之（《孟子注疏》卷六上《滕文公下》）。
孟子不但以出仕為士大夫的職業，且以出仕為士大夫救貧之道，故說：“仕非為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
”（同上卷十下《萬章下》）士大夫出仕，目的多在幹祿以救貧，所以寶玉憎惡士大夫而斥之為“祿蠹”（第十九回）。
“寶钗輩有時見機勸導，反生起氣來”。
并說： 好好的一個清淨潔白女子，也學的釣名沽譽，入了國賊祿鬼之流！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意造言，原為引導後世的須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閨繡閣中亦染此風，真真有負天地鐘靈毓秀之德了。
（第三十六回） 他本來以甄寶玉為“知己”，及聽到甄寶玉所說的話，又認為“近了祿蠹的舊套”。
寶钗問“那甄寶玉果然像你麼”，寶玉道： 相貌倒還是一樣的，隻是言談間看起來，并不知道什麼，不過也是個祿蠹。
……他說了半天，并沒個明心見性之談，不過說些什麼“文章經濟”，又說什麼“為忠為孝”。
這樣人可不是個祿蠹麼？隻可惜他也生了這樣一個相貌！我想來有了他，我竟要連我這個相貌都不要了！（第一百十五回） 吾國自漢以後，士大夫要想幹祿，必須經過考試。
考試之法開始于漢文帝十五年之親策郡國所選舉的賢良，當時所謂選舉是令郡國守相察賢舉能，采毀譽于衆多之論；而所謂考試則注重佐國康時之論，而不尚空言浮文。
西漢以後，曆代均稍有變更，簡單言之，唐用詩賦；宋分詩賦與經義以取士。
元代取士乃以經義為主，由《四書》内出題，用《朱子章句集注》。
所以韓性說：“今之貢舉悉本朱熹私議，為貢舉之文，不知朱氏之學，可乎。
”（《元史》卷一百九十《韓性傳》）明興，依元之制，取士專尚經義，由朱注《四書》内命題，文有一定格式，稱為八股，文章不在于窮理，更談不上佐國之言，康時之論。
清室開科取士，純依明制。
寶玉對此考試方法，極力抨擊。
襲人述寶玉之言：“隻除了什麼‘明明德’外就沒書了，都是前人自己混編纂出來的。
”（第十九回）寶玉心裡又想：“更有時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惡，說這原非聖賢之制撰，焉能闡發聖賢之奧，不過後人餌名釣祿之階。
”（第七十三回）寶玉聽黛玉叫紫鵑“把我的龍井茶給二爺沏一碗，二爺如今念書了，比不得頭裡”，寶玉接着說道： 還提什麼念書？我最厭這些道學話。
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诓功名，混飯吃，也罷了，還要說代聖賢立言！好些的，不過拿些經書湊搭湊搭罷了；更有一種可笑的，肚子裡原沒有什麼，東拉西扯，弄的牛鬼蛇神，還自以為博奧。
這那裡是闡發聖賢的道理！目下老爺口口聲聲叫我學這個，我又不敢違拗，你這會子還提念書呢。
（第八十二回）
觀寶玉之輕男重女，可知蔡元培之《石頭記索隐》，謂《石頭記》是一本宣揚民族主義的書，“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引自三民版《紅樓夢》，饒彬著《紅樓夢考證》），極有問題。
何以說呢？清乃“女”真之後，明的皇室則是“漢”人。
世多以“漢”指稱男人，最通行的則為“男子漢”一語。
《紅樓夢》果是抑清捧明，何以寶玉常常有捧女抑男的思想？“寶玉素日本就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第三十六回），這更可證明寶玉如何讨厭男子“漢”。
換言之，《紅樓夢》果如蔡元培的考證，則《紅樓夢》作者絕不是抑清捧明，反而是抑明捧清。
明憲宗有變态性欲，又因口吃，不欲接見大臣，與其交談。
自是而後，明代天子多匿居宮中，不見朝臣。
（《陔餘叢考》卷十八《有明中葉天子不見群臣》）寶玉長于裙钗堆裡，入則在丫鬟之手，出則唯小厮清客，習以成性，故和明憲宗一樣，深居簡出，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
這樣，更助長了他輕男重女的觀念。
寶玉憎惡士大夫，不欲與之接談。
案士大夫階級乃發生于春秋之末，到了戰國，人數愈多。
他們或出身于沒落的貴族，或出身于城市的商賈，或出身于農村的地主。
單就儒家一派言之，孔子為孔父嘉之後（《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索隐》），孔父嘉則為宋之司馬（《左傳·桓公二年》），其後裔畏華氏之迫而奔魯，遂為魯人。
孔門四科，“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史記》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傳》）。
孔子門人有子貢，善貨殖，家累千金；有子華，适齊之時，乘肥馬，衣輕裘；又有子路，衣敝缊袍；複有顔回，一箪食，一瓢飲，居陋巷（同上）。
即孔子門人貧富皆有，而形成為士大夫階級。
此輩士大夫之富裕的，固可如曾晳“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同上），作優閑的生活；其貧窮的則入仕途。
春秋時代，士大夫人數甚少，求職不難，所以在《論語》一書之中，孔子門人雖有學幹祿的子張（《論語·為政》），而多數均不以出仕為意，甚至如闵子骞者，辭費宰而不就，若必強制其就職，他将遠避于汶水之上（同上《雍也》）。
到了戰國，士大夫人數增加，而令他們不能不注意出仕問題。
所以在《孟子》一書之中，其門下喜歡問仕，而孟子且以出仕為君子（士大夫）的職業。
吾人讀周霄與孟子的對話，即可知之（《孟子注疏》卷六上《滕文公下》）。
孟子不但以出仕為士大夫的職業，且以出仕為士大夫救貧之道，故說：“仕非為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
”（同上卷十下《萬章下》）士大夫出仕，目的多在幹祿以救貧，所以寶玉憎惡士大夫而斥之為“祿蠹”（第十九回）。
“寶钗輩有時見機勸導，反生起氣來”。
并說： 好好的一個清淨潔白女子，也學的釣名沽譽，入了國賊祿鬼之流！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意造言，原為引導後世的須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閨繡閣中亦染此風，真真有負天地鐘靈毓秀之德了。
（第三十六回） 他本來以甄寶玉為“知己”，及聽到甄寶玉所說的話，又認為“近了祿蠹的舊套”。
寶钗問“那甄寶玉果然像你麼”，寶玉道： 相貌倒還是一樣的，隻是言談間看起來，并不知道什麼，不過也是個祿蠹。
……他說了半天，并沒個明心見性之談，不過說些什麼“文章經濟”，又說什麼“為忠為孝”。
這樣人可不是個祿蠹麼？隻可惜他也生了這樣一個相貌！我想來有了他，我竟要連我這個相貌都不要了！（第一百十五回） 吾國自漢以後，士大夫要想幹祿，必須經過考試。
考試之法開始于漢文帝十五年之親策郡國所選舉的賢良，當時所謂選舉是令郡國守相察賢舉能，采毀譽于衆多之論；而所謂考試則注重佐國康時之論，而不尚空言浮文。
西漢以後，曆代均稍有變更，簡單言之，唐用詩賦；宋分詩賦與經義以取士。
元代取士乃以經義為主，由《四書》内出題，用《朱子章句集注》。
所以韓性說：“今之貢舉悉本朱熹私議，為貢舉之文，不知朱氏之學，可乎。
”（《元史》卷一百九十《韓性傳》）明興，依元之制，取士專尚經義，由朱注《四書》内命題，文有一定格式，稱為八股，文章不在于窮理，更談不上佐國之言，康時之論。
清室開科取士，純依明制。
寶玉對此考試方法，極力抨擊。
襲人述寶玉之言：“隻除了什麼‘明明德’外就沒書了，都是前人自己混編纂出來的。
”（第十九回）寶玉心裡又想：“更有時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惡，說這原非聖賢之制撰，焉能闡發聖賢之奧，不過後人餌名釣祿之階。
”（第七十三回）寶玉聽黛玉叫紫鵑“把我的龍井茶給二爺沏一碗，二爺如今念書了，比不得頭裡”，寶玉接着說道： 還提什麼念書？我最厭這些道學話。
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诓功名，混飯吃，也罷了，還要說代聖賢立言！好些的，不過拿些經書湊搭湊搭罷了；更有一種可笑的，肚子裡原沒有什麼，東拉西扯，弄的牛鬼蛇神，還自以為博奧。
這那裡是闡發聖賢的道理！目下老爺口口聲聲叫我學這個，我又不敢違拗，你這會子還提念書呢。
（第八十二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