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〇 《民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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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會開成立大會之時，黃興提議改《二十世紀之支那》為黨報，議決通過，由會員每人捐款日金五元作為經費。
這《二十世紀之支那》原為宋教仁、陳天華、田桐、程家柽、白逾桓等人所創辦，是一種月刊，已經在1905年6月下旬出了一期。
《民報》第一号封面 第二期在8月27日，亦即成立大會以後的第七天，印好裝訂好，正要發行，由于其中有一篇文章《日本政客之經營中國談》，被内務大臣認為“妨害公安”，命令警察予以沒收，并且不許繼續出版。
同盟會隻得另行籌備一種月刊，作為黨報，定名為《民報》，由張繼擔任編輯。
“第一号”出版于1905年11月17日。
發刊辭由孫中山執筆。
發刊辭的第二段，是有關三民主義的最早的文獻：“餘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
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美各國以獨立。
洎自帝其國，威行專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則民權主義起。
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專制仆而立憲政體殖焉。
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舒，百年銳于千載，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後，則民生主義躍躍然動，二十世紀不得不為民生主義之濫觞時代也。
是三大主義，皆基本于民，遞遭變易，而歐美之人種胥冶化焉。
其他旋諸于小己大群之間而成為政說者，皆此三者之充滿發揮而旁及者耳。
今者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種殘之，外邦逼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殆不可以須臾緩。
而民生主義，歐美所慮積重難返者，中國獨受病未深而去之易。
是故，或于人為既往之陳迹，或于我為方來之大患，要為善吾群所有事，則不可不并時而弛張之。
” 《民報》共發行二十六号，由于種種原因而未能按月定期出版。
第二号原應在陰曆十一月出版，卻由于日本文務省頒布取締中國留日學生的辦法，引起他們八千多人的總罷課，陳天華烈士的投海自殺，以及回國派與不回國派的争論而遲至次年正月才能出版。
第三号也不曾能夠在二月間出版，是到了四月才出版的。
四、五、六、七，這四号依次在五、六、七、九四個月之中問世，然而第八号的出版日期卻印作“七月二十五日”，竟與第六号的出版日期完全相同，構成革命史上的一大疑問。
筆者猜想：第六号的七月二十五日是用的陽曆，而第八号的七月二十五日是用的陰曆。
（第七号的出版日期九月五日，倘若也是陽曆，便是陰曆的七月十六日。
） 《民報》的編輯人，第一号至第五号為張繼，第六号至第十八号為章炳麟，第十九号為張繼，第二十号至第二十二号為陶成章，第二十三号與第二十四号又為章炳麟，末了兩号為汪兆銘（精衛）。
《民報》的撰稿人很多，差不多全用筆名或是外号。
其中撰稿最多的是章炳麟與胡衍鴻。
章所用的是“太炎”二字。
胡所用的是筆名“漢民”、“辨奸”、“去非”等等。
其後他索性改名為“漢民”，而保存了原有的，因配合“衍鴻”的“鴻”而所起的“字”：“展堂”。
文章之多，僅次于章、胡二人的是朱大符，字執信，所用的筆名是“蟄伸”、“縣解”。
縣解的縣字，也就是“懸”字，在古文中通用。
縣解，意思是“解民于倒懸”。
後來，他把大符的原名廢了，改以字行，同志們稱他為朱執信。
汪兆銘，原字季新，所用的筆名是“精衛”、“守約”。
有時候，他也用“民意”；這兩個字，卻不是他一人所專用的筆名，有時候胡衍鴻的文章也用“民意”作為筆名。
陳天華寫了四篇文章以上，所用的筆名是“思黃”、“過庭”。
宋教仁所寫的，至少有兩篇，所用的筆名是“強力齊”。
馮自由與馬君武，均幹脆用了“自由”和“君武”，他們的真名字。
周作人也有兩篇譯作，一篇是克魯泡特金的《西伯利亞紀行》，所用的筆名是“仲密”；另一篇是斯谛普尼克的《一文錢》，所用的筆名是“三葉”。
此外，田桐、黃侃（季剛）、汪東、陳去病、蘇元瑛（子穀、号曼殊）、葉夏聲、呂複、湯
這《二十世紀之支那》原為宋教仁、陳天華、田桐、程家柽、白逾桓等人所創辦，是一種月刊，已經在1905年6月下旬出了一期。
《民報》第一号封面 第二期在8月27日，亦即成立大會以後的第七天，印好裝訂好，正要發行，由于其中有一篇文章《日本政客之經營中國談》，被内務大臣認為“妨害公安”，命令警察予以沒收，并且不許繼續出版。
同盟會隻得另行籌備一種月刊，作為黨報，定名為《民報》，由張繼擔任編輯。
“第一号”出版于1905年11月17日。
發刊辭由孫中山執筆。
發刊辭的第二段，是有關三民主義的最早的文獻：“餘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
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美各國以獨立。
洎自帝其國，威行專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則民權主義起。
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專制仆而立憲政體殖焉。
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舒，百年銳于千載，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後，則民生主義躍躍然動，二十世紀不得不為民生主義之濫觞時代也。
是三大主義，皆基本于民，遞遭變易，而歐美之人種胥冶化焉。
其他旋諸于小己大群之間而成為政說者，皆此三者之充滿發揮而旁及者耳。
今者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種殘之，外邦逼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殆不可以須臾緩。
而民生主義，歐美所慮積重難返者，中國獨受病未深而去之易。
是故，或于人為既往之陳迹，或于我為方來之大患，要為善吾群所有事，則不可不并時而弛張之。
” 《民報》共發行二十六号，由于種種原因而未能按月定期出版。
第二号原應在陰曆十一月出版，卻由于日本文務省頒布取締中國留日學生的辦法，引起他們八千多人的總罷課，陳天華烈士的投海自殺，以及回國派與不回國派的争論而遲至次年正月才能出版。
第三号也不曾能夠在二月間出版，是到了四月才出版的。
四、五、六、七，這四号依次在五、六、七、九四個月之中問世，然而第八号的出版日期卻印作“七月二十五日”，竟與第六号的出版日期完全相同，構成革命史上的一大疑問。
筆者猜想：第六号的七月二十五日是用的陽曆，而第八号的七月二十五日是用的陰曆。
（第七号的出版日期九月五日，倘若也是陽曆，便是陰曆的七月十六日。
） 《民報》的編輯人，第一号至第五号為張繼，第六号至第十八号為章炳麟，第十九号為張繼，第二十号至第二十二号為陶成章，第二十三号與第二十四号又為章炳麟，末了兩号為汪兆銘（精衛）。
《民報》的撰稿人很多，差不多全用筆名或是外号。
其中撰稿最多的是章炳麟與胡衍鴻。
章所用的是“太炎”二字。
胡所用的是筆名“漢民”、“辨奸”、“去非”等等。
其後他索性改名為“漢民”，而保存了原有的，因配合“衍鴻”的“鴻”而所起的“字”：“展堂”。
文章之多，僅次于章、胡二人的是朱大符，字執信，所用的筆名是“蟄伸”、“縣解”。
縣解的縣字，也就是“懸”字，在古文中通用。
縣解，意思是“解民于倒懸”。
後來，他把大符的原名廢了，改以字行，同志們稱他為朱執信。
汪兆銘，原字季新，所用的筆名是“精衛”、“守約”。
有時候，他也用“民意”；這兩個字，卻不是他一人所專用的筆名，有時候胡衍鴻的文章也用“民意”作為筆名。
陳天華寫了四篇文章以上，所用的筆名是“思黃”、“過庭”。
宋教仁所寫的，至少有兩篇，所用的筆名是“強力齊”。
馮自由與馬君武，均幹脆用了“自由”和“君武”，他們的真名字。
周作人也有兩篇譯作，一篇是克魯泡特金的《西伯利亞紀行》，所用的筆名是“仲密”；另一篇是斯谛普尼克的《一文錢》，所用的筆名是“三葉”。
此外，田桐、黃侃（季剛）、汪東、陳去病、蘇元瑛（子穀、号曼殊）、葉夏聲、呂複、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