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 同盟會以前的同盟會
關燈
小
中
大
廷文電往還，終于在十月初八日通電“取消獨立”。
） 孫中山發現宣誓書與文件被偷，寫信告訴朱和中與胡秉柯。
朱和中邀集在柏林的同志，聯名回信，說：“盟據雖失，我輩執心不變。
二王之事，同人無一不痛恨者。
如先生準許補簽盟據，一律願補。
”胡秉柯也邀集了在布魯塞爾的同志，讨論此事，議決由胡秉柯去巴黎，向孫中山聲明同志“無一有悔心”。
胡在巴黎也分别見了孫寶琦與二王、湯、向。
胡見孫寶琦，是為了探聽究竟。
孫寶琦說：“你們年青人，隻逞血氣之勇，不好好念書，學問未成，就作政治之運動，真是淘氣的孩子！收到你們的盟據嗎？哈哈！”胡秉柯說：“什麼叫做盟據？”孫寶琦說：“有你的，你還不知道嗎？”然後，孫寶琦就把二王、湯、向的無恥行動，對胡秉柯和盤托出。
胡找到二王、湯、向，取回布魯塞爾與列日各同志的宣誓書。
二王回到柏林以後，也把柏林各同志的宣誓書，交給薛仙舟，轉還大家。
此後，二王與湯、向離開革命的道路。
重新填寫宣誓書的，在布魯塞爾有賀之才、史青、胡秉柯、魏宸組、俞毓西、劉蔭茀、李蕃昌、李仁炳（崇武）、程光鑫、陳寬沅等十人；在巴黎的，僅有唐豸一人。
其餘的人，後來也有不少陸續參加。
在柏林的同志議決：等到孫中山将來在東京或香港成立機關以後，才重寫宣誓書，于寫的當天就裝上信封寄走，以免遺失。
在柏林的同志之中，朱和中、周澤春、錢彙東三人，特地去布魯塞爾，和賀之才等人聯絡，共同決定了今後對吸收同志必須嚴格；每月每人省下官費的十分之二，積存生息，留作革命之用（其後于孫中山三度四度來歐之時，交給了孫中山）；每月聚會二次，研究革命方法及建設事業；設立編譯部，投稿到外國報紙上，讓外國人明了中國革命之宗旨。
同盟會于乙巳年六月（1905年7月）在東京正式成立，朱和中與周澤春、錢彙東三人便把他們的新宣誓書，寄了來。
在同盟會的乙巳丙午兩年的名冊上，錢彙東被寫作錢祖元。
祖元是他的本名，彙東是号。
馮自由的《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中，把“彙東”印成“彙春”，春字可能是東字之誤。
張難先的《（同盟會）鄂籍會員名錄》，把“彙東”二字印成“會東”。
會字與彙字可以通用。
布魯塞爾的十個同志的名字，也都在這個名冊之中；唐豸的名字未見。
名冊上另有胡铮、祝乾逵、王鴻猷、左德新、潘宗瑞五個湖北人的名字，這五人似乎也都是在歐洲宣誓入會的。
石瑛、黃大偉、楊循祖、高魯這四人的名字，卻不見于乙巳、丙午年的名冊，可能是遺漏了，或登記在丁未年以後。
張難先的《（同盟會）鄂籍會員名錄》，有唐豸、石瑛、黃大偉，也有楊蔭渠、姚業經、劉庠雲、馮承鈞、李四光（于門、魚門）、李标、王治煇；不過，把李四光寫成李光泗，李标寫成李彪，王治煇寫成王治輝。
孫中山在乙巳年五月離開法國，由馬賽乘船，經新加坡、西貢，于7月中旬到達日本橫濱。
在新加坡，他和尢列、陳楚楠等人會面。
陳楚楠是福建泉州府同安縣人，經營合春号商店，與張永福為友，熱心愛國，自号“思明州之少年”。
那時候，尢列已在辛醜年由日本到了“南洋”（新加坡與馬來亞），以行醫為生活，到處宣傳革命，把他在日本所創設的“中和堂”擴展到新加坡、吉隆坡、怡保、壩羅、庇能（槟城）。
在每一處的分堂，他都懸挂了青天白日旗。
保皇黨在新加坡辦了《天南日報》，而該報的記者黃伯耀、黃世仲兄弟，與康蔭田，都被尢列吸收，進中和堂當會員。
經過黃伯耀的介紹，陳楚楠與張永福認識了尢列而成為革命同志。
陳、張二人出錢，辦了一個“小桃源俱樂部”。
癸卯年閏月《蘇報》案發生，陳、張二人與張的外甥林義順便用了小桃源俱樂部的名義，緻電上海英
） 孫中山發現宣誓書與文件被偷，寫信告訴朱和中與胡秉柯。
朱和中邀集在柏林的同志，聯名回信，說：“盟據雖失，我輩執心不變。
二王之事，同人無一不痛恨者。
如先生準許補簽盟據，一律願補。
”胡秉柯也邀集了在布魯塞爾的同志，讨論此事，議決由胡秉柯去巴黎，向孫中山聲明同志“無一有悔心”。
胡在巴黎也分别見了孫寶琦與二王、湯、向。
胡見孫寶琦，是為了探聽究竟。
孫寶琦說：“你們年青人，隻逞血氣之勇，不好好念書，學問未成，就作政治之運動，真是淘氣的孩子！收到你們的盟據嗎？哈哈！”胡秉柯說：“什麼叫做盟據？”孫寶琦說：“有你的，你還不知道嗎？”然後，孫寶琦就把二王、湯、向的無恥行動，對胡秉柯和盤托出。
胡找到二王、湯、向，取回布魯塞爾與列日各同志的宣誓書。
二王回到柏林以後，也把柏林各同志的宣誓書，交給薛仙舟，轉還大家。
此後，二王與湯、向離開革命的道路。
重新填寫宣誓書的，在布魯塞爾有賀之才、史青、胡秉柯、魏宸組、俞毓西、劉蔭茀、李蕃昌、李仁炳（崇武）、程光鑫、陳寬沅等十人；在巴黎的，僅有唐豸一人。
其餘的人，後來也有不少陸續參加。
在柏林的同志議決：等到孫中山将來在東京或香港成立機關以後，才重寫宣誓書，于寫的當天就裝上信封寄走，以免遺失。
在柏林的同志之中，朱和中、周澤春、錢彙東三人，特地去布魯塞爾，和賀之才等人聯絡，共同決定了今後對吸收同志必須嚴格；每月每人省下官費的十分之二，積存生息，留作革命之用（其後于孫中山三度四度來歐之時，交給了孫中山）；每月聚會二次，研究革命方法及建設事業；設立編譯部，投稿到外國報紙上，讓外國人明了中國革命之宗旨。
同盟會于乙巳年六月（1905年7月）在東京正式成立，朱和中與周澤春、錢彙東三人便把他們的新宣誓書，寄了來。
在同盟會的乙巳丙午兩年的名冊上，錢彙東被寫作錢祖元。
祖元是他的本名，彙東是号。
馮自由的《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中，把“彙東”印成“彙春”，春字可能是東字之誤。
張難先的《（同盟會）鄂籍會員名錄》，把“彙東”二字印成“會東”。
會字與彙字可以通用。
布魯塞爾的十個同志的名字，也都在這個名冊之中；唐豸的名字未見。
名冊上另有胡铮、祝乾逵、王鴻猷、左德新、潘宗瑞五個湖北人的名字，這五人似乎也都是在歐洲宣誓入會的。
石瑛、黃大偉、楊循祖、高魯這四人的名字，卻不見于乙巳、丙午年的名冊，可能是遺漏了，或登記在丁未年以後。
張難先的《（同盟會）鄂籍會員名錄》，有唐豸、石瑛、黃大偉，也有楊蔭渠、姚業經、劉庠雲、馮承鈞、李四光（于門、魚門）、李标、王治煇；不過，把李四光寫成李光泗，李标寫成李彪，王治煇寫成王治輝。
孫中山在乙巳年五月離開法國，由馬賽乘船，經新加坡、西貢，于7月中旬到達日本橫濱。
在新加坡，他和尢列、陳楚楠等人會面。
陳楚楠是福建泉州府同安縣人，經營合春号商店，與張永福為友，熱心愛國，自号“思明州之少年”。
那時候，尢列已在辛醜年由日本到了“南洋”（新加坡與馬來亞），以行醫為生活，到處宣傳革命，把他在日本所創設的“中和堂”擴展到新加坡、吉隆坡、怡保、壩羅、庇能（槟城）。
在每一處的分堂，他都懸挂了青天白日旗。
保皇黨在新加坡辦了《天南日報》，而該報的記者黃伯耀、黃世仲兄弟，與康蔭田，都被尢列吸收，進中和堂當會員。
經過黃伯耀的介紹，陳楚楠與張永福認識了尢列而成為革命同志。
陳、張二人出錢，辦了一個“小桃源俱樂部”。
癸卯年閏月《蘇報》案發生，陳、張二人與張的外甥林義順便用了小桃源俱樂部的名義，緻電上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