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塊大洋
關燈
小
中
大
放了，城裡城外到處是五星紅旗和歌聲，解放軍接管了整座城市。
很快公私合營，接着肅反開始。
有人捎來口信，母親急着去監牢看大姐的生父——一個袍哥頭，沒能見成，說是已經敲了腦袋。
母親那天從江邊回來，就病倒了。
因為父親敢和我的母親生活在一起，運動一來就引來麻煩。
輪船公司的軍代表對父親說，你竟然和國民黨軍隊合作，在我們解放這個城市時運軍火支援蔣家王朝！原來被捕的國民黨軍官說出那艘船和那個不怕死的駕駛員，幸好他忘了說那兩塊大洋。
軍代表訓斥父親：你還娶了一個袍哥頭的老婆，收留反革命的後代。
父親對母親說，我有千張嘴也說不清，沖不過去沒命，沖得過去也一樣沒命。
那年，先讓他停職寫檢查，然後關起來。
那個房子是個臨江的吊腳樓，他凝視江上，一艘艘日夜行駛的船，他的眼睛是從那時開始不好。
災荒年時眼睛紮針似的地痛，最後從船上跌下江裡，送進醫院，查出了眼病已到了不能治的程度。
父親離開了船，他還能看見什麼呢？ 母親從箱子裡拿出一個包好的衣服，揭開來，是一層層白綢，兩塊銀元，色澤相當暗淡。
我合着綢子一起接過來。
冰涼的綢子觸及我的手，感覺到兩塊銀子沉甸甸，右邊的一塊有個小缺口，有點烏紅，像時間烙上的印記。
當過嬌太太的母親，在生下我後，因為父親眼睛有病，就隻能出去做臨時工，給人洗衣服，當保姆，在建築工地擡石頭和氧氣瓶。
有一次，母親病了，從跳闆上栽到江裡，被撈到起來，她第一句話就是：我還能擡。
母親怕失掉工作。
我們住的一個爛朽的大雜院，差不多都是走船的，漸漸搬走了，船員甚至看趸船的人都可以調換到一個條件好一些的房子，不用花一刻多鐘上公共廁所，也沒有附近香煙廠的吐着污氣，沖着我們的耳膜大吼大叫。
風雨之夜，天井堵塞，雨水浸入房内。
下鄉的哥姐能不回家就不回家，這個鬼地方，街髒得無處下腳，醫院、菜市場、郵局、渡船汽車都沾不上邊。
每年春節的團圓飯自然吃得不歡而散，父母知道他們的處境，在兒女面前直不起腰，不管兒女如何抱怨自己生錯了家。
包括我在内，以前沒誰看得起父母，覺得有這樣的父親就是一生前途無望的原因，升學、就業，更不必說參軍、入團入黨當官。
他們很少回這個家，各顧自己艱難的生活，甚至彼此很少往來。
誰都有理由，誰都可以把自己的失意和不順歸于這個家。
除了我的父母，幾乎沒有一人喜歡我，鄰居、老師、同學，多少年來，我的心不也和我的哥哥姐姐一樣麼？ 父親這時從被窩裡坐起來，說他要看看大洋。
母親替他披上衣服，他咳嗽起來。
我過去給他捶背。
他眼睛睜得很大，直盯前方。
一雙枯瘦的手，長滿老年斑，輕輕摸着銀元的邊角，一手拿起一塊對敲一下，仔細聽那聲音，說是真的。
他的表情平和，安祥，幾十年來，他都這樣對我的母親，對他的孩子們，對身邊的每個人，對那些朝他無窮抱怨的人，連一句回應的話也沒有。
父親對我說，到哪裡，都得有幾個應急的錢，這點銀子能用上，也就值了。
他把兩塊大洋放在我手心裡。
半夜，母親翻過身來，掖了掖我被子的一角，手輕拍着我：好好睡，好好睡。
我無法入睡。
為了使母親安心，我閉上眼睛。
清晨來得既快又早，我輕腳輕手起床。
我從包裡取出母親給我的旗袍，裡面夾着包裹着白綢的兩塊大洋，我把大洋拿了出來，貼在臉上。
然後放下，這是父親用命、用一生的痛苦換來的，曾一度，不，一直在主宰我們一家人的命運，還是讓其陪伴父親。
父母熟睡着，發出均勻的呼吸聲。
我提着行李，輕輕拉開門，邁出院子高高的門檻時，我的腳步稍稍停頓了一下，但是我沒有回頭，我不能回頭。
我幾乎是跑到了江邊，那兒第一班輪渡已有少許旅客。
輪渡把我駛向對岸，我不停息地直奔向火車站，到北京，直到飛機寬大的翅膀遊出大陸架邊緣上空，我發現自己的全身才放松。
我走在一條潔靜的街道上，我穿着母親的絲綢旗袍，這兒距我的故鄉正好相差半個地球，是我能走的最遠處，上學、打工、寫書，我拼命想忘掉那個山城。
有一天我踏着夜色回到我從小生長的院子，母親和父親老淚縱橫，直問我：為什麼不告訴我們你隻住一晚？而且這一次走了這麼遠。
外國啊，聽都沒有聽說過的地方！你怎麼活呀？你應該把這兩塊大洋帶走。
這是我們一輩子惟一能給你的東西。
我默默地接過他們遞給我的兩塊銀元，緊握在手裡。
我醒了，發現手裡握着的不過是遠處早禱的鐘聲。
我照例又失眠了，除了失眠更多，我在加倍衰老。
但是夜深人靜時，我打開房門，奔到空無一人的街上，天空變幻莫測，那麼藍那麼深，在如波浪般的湧動中，一艘滿身槍眼的船冒着煙，突突突地向我駛來。
很快公私合營，接着肅反開始。
有人捎來口信，母親急着去監牢看大姐的生父——一個袍哥頭，沒能見成，說是已經敲了腦袋。
母親那天從江邊回來，就病倒了。
因為父親敢和我的母親生活在一起，運動一來就引來麻煩。
輪船公司的軍代表對父親說，你竟然和國民黨軍隊合作，在我們解放這個城市時運軍火支援蔣家王朝！原來被捕的國民黨軍官說出那艘船和那個不怕死的駕駛員，幸好他忘了說那兩塊大洋。
軍代表訓斥父親：你還娶了一個袍哥頭的老婆，收留反革命的後代。
父親對母親說，我有千張嘴也說不清，沖不過去沒命，沖得過去也一樣沒命。
那年，先讓他停職寫檢查，然後關起來。
那個房子是個臨江的吊腳樓，他凝視江上，一艘艘日夜行駛的船，他的眼睛是從那時開始不好。
災荒年時眼睛紮針似的地痛，最後從船上跌下江裡，送進醫院，查出了眼病已到了不能治的程度。
父親離開了船，他還能看見什麼呢？ 母親從箱子裡拿出一個包好的衣服，揭開來，是一層層白綢，兩塊銀元，色澤相當暗淡。
我合着綢子一起接過來。
冰涼的綢子觸及我的手，感覺到兩塊銀子沉甸甸，右邊的一塊有個小缺口，有點烏紅，像時間烙上的印記。
當過嬌太太的母親，在生下我後，因為父親眼睛有病，就隻能出去做臨時工，給人洗衣服，當保姆，在建築工地擡石頭和氧氣瓶。
有一次，母親病了，從跳闆上栽到江裡，被撈到起來，她第一句話就是：我還能擡。
母親怕失掉工作。
我們住的一個爛朽的大雜院，差不多都是走船的，漸漸搬走了，船員甚至看趸船的人都可以調換到一個條件好一些的房子，不用花一刻多鐘上公共廁所，也沒有附近香煙廠的吐着污氣，沖着我們的耳膜大吼大叫。
風雨之夜，天井堵塞，雨水浸入房内。
下鄉的哥姐能不回家就不回家，這個鬼地方，街髒得無處下腳，醫院、菜市場、郵局、渡船汽車都沾不上邊。
每年春節的團圓飯自然吃得不歡而散，父母知道他們的處境，在兒女面前直不起腰，不管兒女如何抱怨自己生錯了家。
包括我在内，以前沒誰看得起父母，覺得有這樣的父親就是一生前途無望的原因，升學、就業，更不必說參軍、入團入黨當官。
他們很少回這個家，各顧自己艱難的生活，甚至彼此很少往來。
誰都有理由，誰都可以把自己的失意和不順歸于這個家。
除了我的父母，幾乎沒有一人喜歡我，鄰居、老師、同學，多少年來，我的心不也和我的哥哥姐姐一樣麼？ 父親這時從被窩裡坐起來，說他要看看大洋。
母親替他披上衣服，他咳嗽起來。
我過去給他捶背。
他眼睛睜得很大，直盯前方。
一雙枯瘦的手，長滿老年斑，輕輕摸着銀元的邊角，一手拿起一塊對敲一下，仔細聽那聲音，說是真的。
他的表情平和，安祥，幾十年來，他都這樣對我的母親，對他的孩子們，對身邊的每個人，對那些朝他無窮抱怨的人，連一句回應的話也沒有。
父親對我說，到哪裡，都得有幾個應急的錢，這點銀子能用上，也就值了。
他把兩塊大洋放在我手心裡。
半夜，母親翻過身來，掖了掖我被子的一角，手輕拍着我：好好睡，好好睡。
我無法入睡。
為了使母親安心，我閉上眼睛。
清晨來得既快又早，我輕腳輕手起床。
我從包裡取出母親給我的旗袍，裡面夾着包裹着白綢的兩塊大洋，我把大洋拿了出來，貼在臉上。
然後放下，這是父親用命、用一生的痛苦換來的，曾一度，不，一直在主宰我們一家人的命運，還是讓其陪伴父親。
父母熟睡着，發出均勻的呼吸聲。
我提着行李，輕輕拉開門，邁出院子高高的門檻時，我的腳步稍稍停頓了一下，但是我沒有回頭，我不能回頭。
我幾乎是跑到了江邊，那兒第一班輪渡已有少許旅客。
輪渡把我駛向對岸，我不停息地直奔向火車站，到北京，直到飛機寬大的翅膀遊出大陸架邊緣上空，我發現自己的全身才放松。
我走在一條潔靜的街道上，我穿着母親的絲綢旗袍，這兒距我的故鄉正好相差半個地球，是我能走的最遠處，上學、打工、寫書，我拼命想忘掉那個山城。
有一天我踏着夜色回到我從小生長的院子，母親和父親老淚縱橫，直問我：為什麼不告訴我們你隻住一晚？而且這一次走了這麼遠。
外國啊，聽都沒有聽說過的地方！你怎麼活呀？你應該把這兩塊大洋帶走。
這是我們一輩子惟一能給你的東西。
我默默地接過他們遞給我的兩塊銀元，緊握在手裡。
我醒了，發現手裡握着的不過是遠處早禱的鐘聲。
我照例又失眠了，除了失眠更多，我在加倍衰老。
但是夜深人靜時，我打開房門，奔到空無一人的街上，天空變幻莫測，那麼藍那麼深，在如波浪般的湧動中，一艘滿身槍眼的船冒着煙，突突突地向我駛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