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把紅學引入不歸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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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陳獨秀道破《紅樓夢》卻無人喝彩
1921年4月，陳獨秀在廣州為《紅樓夢》寫“新叙”，陳獨秀比較中西方小說，發現中國小說有一個緻命問題：就是寫小說既寫“人情”，又寫“故事”，同時發展，看小說時你卻隐約看出了“曆史”，你把它當曆史看時，你會發現它不過是一部小說!“這種不分工的結果，至于兩敗俱傷”！豈止是兩敗，三敗俱傷！曆史傷了人情，人情又傷了曆史，研究者傷了小說，小說又傷了研究者，以至于研究者成了小說的傷害者，也成了讀者的傷害者！《紅樓夢》最終成了各色人等的智力玩具與各種意圖的博弈場！
陳獨秀一方面反對用高深思想來批評小說旨趣，又批評把《石頭記》當史實考據：“至于考據《石頭記》是指何代何人的事迹，這也是把《石頭記》當做善述故事的曆史，不把它當做善寫人情的小說。我嘗以為如有名手将《石頭記》瑣屑的故事盡量删削，單留下善寫人情的部分，可以算做中國近代語的文學作品中代表著作。”①
陳獨秀已經批了胡适把小說當曆史來考據，可胡适卻仍執迷不悟！其實，胡适本人對《紅樓夢》一書文學價值一直評價不高，甚至在晚年的一次講演中把《紅樓夢》說成是“狗屁”。既然不是文學至高精品，為何要窮究其背後的似是而非的所謂的問題呢？
不僅不要考據學，陳獨秀甚至希望有文學高手把《紅樓夢》中纏腳布盡皆斬除，使它成為清純的文學作品，可惜，胡适沒有與同僚們按獨秀先生意志去做，如果遵循獨秀思路，也就沒有了百年紅學，我們後人欣賞到的可能是真正的“潔本”《紅樓夢》！
陳獨秀的這篇“新叙”短短千餘字，可謂是獨上高樓，望盡了紅學天涯之路！他不愧為中國20世紀初思想領袖，可惜，真正的思想者總是發出不合時宜的孤獨的聲音，人們更多地願意去捉文化迷藏，看文壇熱鬧。
四、李希凡、藍翎引出毛澤東關注《紅樓夢》
1954年，剛剛從山東大學畢業的李希凡與藍翎在《文史哲》第九期上發表了《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旗幟鮮明地提出“使優秀的祖國文學真正為祖國人民所有，成為全體人民的精神财富”是文藝工作者光榮使命，所以要“正确地分析，評價《紅樓夢》，使它從各種謬誤中解放出來，讓廣大人民群衆更好地欣賞它，讓文藝工作者正确地去學習它，也就成為當前最迫切的任務。”
李、藍革命性的學術意義在于：他們把《紅樓夢》這部文學著作引入到社會生活場中來讨論，他們深刻地看出，這部名著折射出一個封建時代的瓦解崩潰之征兆。這種宏大的學術視野俯視傳統紅學與《紅樓夢》小說，驚世駭俗，非同凡響。
他們的遺憾也随之同生：他們把曹雪芹自然而為之文，看成是“革命者”有意而為之文，他們把《紅樓夢》從文化場直接引入到政治角鬥場，最終成為文化界思想鬥争的學術工具！毛澤東親自批閱“二位小人物”文章，使紅學學術之争成為國家文化革命之大問題！
從某種意義上說，毛澤東批紅學，既是反右之前兆，又是“文化大革命”之前奏，通過紅學之争，毛澤東洞悉了文化界隐存的問題以及文化群體的可操縱性。毛澤東的批語：“共青團員，一個二十三歲，一個三十六歲。”并在“它的作者是兩個在開始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青年”一句旁加上：“不過是小人物”。
這份研究于10月16日被提上中共中央政治局議事日程，毛澤東為此緻函中央高層及文化界高層人士：劉少奇、周恩來、陳雲、朱德、鄧小平、彭真等等。毛澤東這封《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提到：“駁俞平伯的兩篇文章附上，請一閱，這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的《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開火……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适派資産階級唯心論的鬥争，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
“紅學”被毛澤東提到政治局議題上來，紅樓政治學、紅學階級鬥争學也就随之成立并一點點實施起來。中國文化界又失去了研究《紅樓夢》主體文本的機會，階級的批判代替了嚴肅的學術研究與批評，李、藍也因此成為文化界風口浪尖上的“小人物”。紅學第二次走上學術之歧途，無法回歸學術本身。
到了上世紀90年代，又是一場紅學熱潮，紅學界有影響力的人物一方面回顧幾年紅學之争，一方面還在版本、作者身世、祖籍，及一系列似真似僞的“出土文物”問題上大動幹戈。著名紅學家周汝昌先生認為，真正的紅學包括“曹學、版本學、探佚學和脂學”四大支②，除此之物，都不屬紅學。周汝昌先生所雲紅學，不過是在《紅樓夢》文本外打轉圈的“紅外學”！
1921年4月，陳獨秀在廣州為《紅樓夢》寫“新叙”，陳獨秀比較中西方小說，發現中國小說有一個緻命問題：就是寫小說既寫“人情”，又寫“故事”，同時發展，看小說時你卻隐約看出了“曆史”，你把它當曆史看時，你會發現它不過是一部小說!“這種不分工的結果，至于兩敗俱傷”！豈止是兩敗，三敗俱傷！曆史傷了人情，人情又傷了曆史，研究者傷了小說，小說又傷了研究者，以至于研究者成了小說的傷害者，也成了讀者的傷害者！《紅樓夢》最終成了各色人等的智力玩具與各種意圖的博弈場！
陳獨秀一方面反對用高深思想來批評小說旨趣，又批評把《石頭記》當史實考據：“至于考據《石頭記》是指何代何人的事迹，這也是把《石頭記》當做善述故事的曆史，不把它當做善寫人情的小說。我嘗以為如有名手将《石頭記》瑣屑的故事盡量删削，單留下善寫人情的部分，可以算做中國近代語的文學作品中代表著作。”①
陳獨秀已經批了胡适把小說當曆史來考據，可胡适卻仍執迷不悟！其實，胡适本人對《紅樓夢》一書文學價值一直評價不高，甚至在晚年的一次講演中把《紅樓夢》說成是“狗屁”。既然不是文學至高精品，為何要窮究其背後的似是而非的所謂的問題呢？
不僅不要考據學，陳獨秀甚至希望有文學高手把《紅樓夢》中纏腳布盡皆斬除，使它成為清純的文學作品，可惜，胡适沒有與同僚們按獨秀先生意志去做，如果遵循獨秀思路，也就沒有了百年紅學，我們後人欣賞到的可能是真正的“潔本”《紅樓夢》！
陳獨秀的這篇“新叙”短短千餘字，可謂是獨上高樓，望盡了紅學天涯之路！他不愧為中國20世紀初思想領袖，可惜，真正的思想者總是發出不合時宜的孤獨的聲音，人們更多地願意去捉文化迷藏，看文壇熱鬧。
四、李希凡、藍翎引出毛澤東關注《紅樓夢》
1954年，剛剛從山東大學畢業的李希凡與藍翎在《文史哲》第九期上發表了《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旗幟鮮明地提出“使優秀的祖國文學真正為祖國人民所有，成為全體人民的精神财富”是文藝工作者光榮使命，所以要“正确地分析，評價《紅樓夢》，使它從各種謬誤中解放出來，讓廣大人民群衆更好地欣賞它，讓文藝工作者正确地去學習它，也就成為當前最迫切的任務。”
李、藍革命性的學術意義在于：他們把《紅樓夢》這部文學著作引入到社會生活場中來讨論，他們深刻地看出，這部名著折射出一個封建時代的瓦解崩潰之征兆。這種宏大的學術視野俯視傳統紅學與《紅樓夢》小說，驚世駭俗，非同凡響。
他們的遺憾也随之同生：他們把曹雪芹自然而為之文，看成是“革命者”有意而為之文，他們把《紅樓夢》從文化場直接引入到政治角鬥場，最終成為文化界思想鬥争的學術工具！毛澤東親自批閱“二位小人物”文章，使紅學學術之争成為國家文化革命之大問題！
從某種意義上說，毛澤東批紅學，既是反右之前兆，又是“文化大革命”之前奏，通過紅學之争，毛澤東洞悉了文化界隐存的問題以及文化群體的可操縱性。毛澤東的批語：“共青團員，一個二十三歲，一個三十六歲。”并在“它的作者是兩個在開始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青年”一句旁加上：“不過是小人物”。
這份研究于10月16日被提上中共中央政治局議事日程，毛澤東為此緻函中央高層及文化界高層人士：劉少奇、周恩來、陳雲、朱德、鄧小平、彭真等等。毛澤東這封《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提到：“駁俞平伯的兩篇文章附上，請一閱，這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的《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開火……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适派資産階級唯心論的鬥争，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
“紅學”被毛澤東提到政治局議題上來，紅樓政治學、紅學階級鬥争學也就随之成立并一點點實施起來。中國文化界又失去了研究《紅樓夢》主體文本的機會，階級的批判代替了嚴肅的學術研究與批評，李、藍也因此成為文化界風口浪尖上的“小人物”。紅學第二次走上學術之歧途，無法回歸學術本身。
到了上世紀90年代，又是一場紅學熱潮，紅學界有影響力的人物一方面回顧幾年紅學之争，一方面還在版本、作者身世、祖籍，及一系列似真似僞的“出土文物”問題上大動幹戈。著名紅學家周汝昌先生認為，真正的紅學包括“曹學、版本學、探佚學和脂學”四大支②，除此之物，都不屬紅學。周汝昌先生所雲紅學，不過是在《紅樓夢》文本外打轉圈的“紅外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