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空間的“學術共享”問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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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的偉大,在于魯迅精辟指出的“正因寫實,轉成新鮮”,魯迅還把它列為“世情小說”而非“講史”之類,盡管這部作品也涉及到皇家生活描寫,如以“元妃省親”為顯例的有關事件,但這些都是圍繞着榮甯兩府盛衰和大觀園少女悲劇展開的背景而非基調描寫,可是在劉心武的筆下,不僅皇家秘史成了《紅樓夢》中的主幹,而且還将元妃身世想入非非地大肆渲染,且不說程高本後四十回關于元妃的處理是否符合曹雪芹的創作企圖,即使單就劉心武筆下的“賈元春之死”這篇“補佚類”學術小說而論,也是經不起任何推敲的“戲說”而絕非《紅樓夢》原著情節發展的必然邏輯歸宿。

    試問:借太醫張友士之口宣布的元妃罪狀,所謂“乃榮甯二府之最奸狠者”,而且還“秉其父意,鑽營進宮,狐媚惑主,亂宮闱,幹朝政,一意胡為”,這樣的一位紅顔禍水形象,怎麼能與前八十回讀者已經見到的那位溫情端淑的元春聯系起來?筆者愚笨,在脂批和原著中找不到任何這方面的“伏線”;很多細節方面更是漏洞百出、前後矛盾,如劉心武最後安排的元妃死在“潢海鐵網山”荒廟“智通寺”中,凡讀過《紅樓夢》的讀者都知道,第二回提到了“智通寺”,但其地理位置是在揚州郊外,怎能如此南轅北轍?這也罷了,最明顯問題是,鐵網山“劫駕”一幕簡直如同兒戲,正如有人形象指出的,劉心武為我們演出了一場精彩的“捉放曹”或“西安事變”的《紅樓夢》翻版;然而熟悉清史的人都清楚,禦駕就那麼容易被山賊圍困?元妃還能私藏“蠟油凍佛手”與皇帝調情做愛,被皇帝驚歎為“你竟袖有暗器!”劉心武既然寫過《帳殿夜警》那樣的曆史小說,就應該懂得皇帝行宮的壁壘森嚴以及與此相關的清史常識,怎能如此離譜靠大膽想像去安排情節?盡管胡适也提倡過“大膽的假設”,但同時,胡适也還要求人們去“小心求證”,而劉心武恰恰忽視的正是這一點。

    有了一點什麼“新”看法就全盤端出,甚至有些連紅學界都懸而未決的問題,比如曹雪芹祖籍何處、生卒何年、生父系誰、脂硯系誰等等,并存有多種說法,但他總是不加考辨地就任意棄取,當成最後結論去匆匆使用;有的在現有材料下被紅學界公認的“難解之謎”或“死結”,他竟草率地宣布“揭秘”了;更有甚者,前些年報刊披露的北京某收藏者從安徽搜集到的一副瓷燒的“曹雪芹”手書對聯“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裡路雲和月”,居然也被劉心武挖空心思理解成什麼“雲”影射“史湘雲”,“月”指“麝月”,“三十”與脂批常提及的“三十年”字面相關等等,僅憑此就敷衍成一篇考證性的紅學文章,這種治學态度能說嚴謹麼?更不要說文物真赝尚待鑒定,從形式邏輯的角度講,拿一個有待證明的命題再推出一個新的結論,大前提就靠不住。

    考證性的學術文章不能像寫小說那樣可以向壁虛構,需要紮紮實實地去占有相關的文獻而不是空疏口解,恕我冒昧直言:由于劉心武特殊的經曆,沒有受過嚴格的學院式訓練,他寫小說或許還可以,但從事學術研究尤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