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 兩性的和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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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教的準則,更不符合宋明理學的要求。

    因為賈寶玉接受的觀念是“意淫——好色即淫”,他戒淫行,卻不誅淫心。

    儒學發展的曆史大緻是一條“從節制到禁欲”的路線,《紅樓夢》通過賈寶玉的成長曆程同樣實現了“從節制到禁欲”的目标,但二者卻有着本質的區别,區别在于心理的與生理的之分。

    宋明理學的禁欲是“精神禁欲”,是對個體生命的窒息和戮殺;而《紅樓夢》的禁欲是從生理上戒除“皮膚之淫”,是對個體生命的肯定。

    賈寶玉的“意淫”之法也因此而具有積極向上的意義和審美的價值,這是性沖動的升華。

    有一種觀點甚至認為“意淫”是用思想和語言來進行的性活動,因而是一種極為高級的性活動方式。

     道學家一方面用淫惡的罪名懲罰女性,另一方面又用貞潔的名譽來束縛女性,其實質仍然是維護男性的特權。

    而賈寶玉的“禁欲和意淫”一方面是自我保護,另一方面則是對女性的關愛。

    他實際上恢複了女性與男性平等的權利,甚至把女性看得高于自身。

     以《金瓶梅》為代表的“色情文學”表面上看來是對宋明理學推行“精神禁欲”的挑戰,但是,色情文學的出現隻是違背了衛道士們“隻許做不許說”的戒條。

    它在宣淫的同時并沒有給予女性自由,并沒有改變女性被歧視、受壓迫的屈辱地位。

    而真正的反叛來自于《紅樓夢》,因為它不僅擡高了女性的地位,而且肯定了女性的價值。

    賈寶玉在給予女性足夠的尊重和同情之後,又把束縛男性的封建禮教和世俗功名等價值觀念統統擲于腦後,于是真正惹惱了執政的皇權。

    《紅樓夢》因此而與《金瓶梅》一起被列入淫書禁書。

    清代的道學家甚至認為《紅樓夢》比《金瓶梅》更淫,如陳其元在《庸閑齋筆記》中寫道:“淫書以《紅樓夢》為最,蓋描摹癡男女情性,其字面絕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遊,而意為之移,所謂大盜不操戈矛也。

    ”《紅樓夢》真正讓道學家們感到一種恐懼,因為這與他們的主張相抵牾。

     那麼,在這樣一種“萬惡淫為首”的精神禁欲的陰影之下,男女兩性生活的現狀又是如何? 從古代性文化發展的曆史來看,宋明理學之前并沒有明确的禁欲主義思想,兩性生活尚處于一種由古代延續下來的純樸自然的狀态。

    早期儒家的理想與社會實踐隻是把性限制在“發乎情,止乎禮”的範圍,性的主要功能——生殖、快感、健康三者之間并不矛盾,而且在優生與養生的基礎上産生了房中術。

    但是,随着封建禮教的加強,房中術被引入了魔道,由此派生的性原則就是貶斥愛情,并最終導緻了“性”與“愛”的分離。

    夫妻生活變得有性無愛,隻剩下生殖的義務,古老的性愛藝術堕落為荒誕的性巫術,由男歡女愛構成的閨中佳境已不複存在。

    在這樣一種曆史背景中,賈寶玉的言行無疑是背道而馳。

     在關于男女戀愛這個問題上,心理學家告訴我們:必須把“欲”和“愛”分别來看,“欲”隻是生理的性沖動,而“愛”是性沖動和其他沖動之和。

    戀愛雙方綜合了性沖動和其他感情因素,它是一種相互吸引的情緒和自我屈服的感覺之和。

    有時,發展到極度的戀愛方式會成為一種完全忘我而利他的沖動,甚至于犧牲自我。

    總之,性沖動中占優勢的成分有“自我”的或“利己”的,但在發展成戀愛的過程中,同時也轉變為自覺的忘我和利他。

    在自然而正常的情形下,這種利他的成分,在性發育的最初階段裡就已經存在。

    甚至在動物界兩性之間也存在着這種利他的理想成分,特别是在鳥類中間,如大雁會因喪偶而悲鳴,以至傷感到自我毀滅的境界。

    一般動物隻在繁殖階段出現短暫的發情期,但在孕育和哺育後代的過程中,雌雄之間建立了親情,這種“親子之情”便是單純的性沖動在感情領域的擴大和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