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隐派紅學的研究方法及其曆史經驗教訓（5）
關燈
小
中
大
客觀事實和材料，有時是把事實和材料裁剪、組合得符合自己的主觀需要，有時甚至可以制造出“事實”和“材料”，例如根據自己的需要，牽強附會地構想出人物和事件的某種關系或聯系。
再次，就結論驗證而言，考證家在主客觀條件比較充分的情況下，其考證的結論是比較切實可靠的，當然，受到主客觀條件的限制，考證家未能得出科學的結論，考證過程及其結論會有失誤，但考證方法所得的結果無論是對是錯，一般地說是可以驗證的；而索隐家們對自己所得出的結論，總是評價甚高，往往自诩為曹雪芹的隔世知己，《紅樓夢》的真正解人，其實他們的結論往往是主觀猜想的産物，并非什麼真知灼見，很難說是切實可靠的。
同時，索隐派主觀猜測所得的結論是否正确，往往是死無對證、無從檢驗的。
最後，就研究價值而言，科學考證的目的和作用是通過認真踏實的研究，去探讨一些實際存在的科學問題，在研究過程中遵循科學規律，依靠已知的科學知識，從已知到未知，幫助人們解決疑難問題，獲得新的見識；索隐家們索隐的具體目的和動機雖然有所不同，或由于好奇心的驅使，或為了證實某一政治成見、心理觀念，或則借此自炫博學、善于解謎，甚或借此消磨時日，以驅遣文字自娛并以此娛人。
看來索隐家們追求的是某種樂趣，是自己和同好者心理上的滿足。
但也正由于他們的研究具有主觀猜測、随意附會的通病，往往就不能自圓其說，也難以從科學上取信于人，有的讀者則不但難以從中獲得有益的新知，腦子裡反倒是被塞進許多想入非非的虛幻故事和無益的思想觀念。
總起來說，科學的考證本身要求尊重客觀實際和科學規律，考證家某些具體考證可能産生失誤，但他們畢竟受到科學研究原則的約束；測字猜謎的索隐，盡管在某些人看來頗有一種樂趣，但是以主觀随意性為其根本特征的索隐派的研究方法，使索隐派紅學著述存在着非科學的有時是明顯的反科學的傾向，這是基本事實。
半個多世紀以來海内外紅學索隐派的理論和實踐，再次暴露紅學索隐派方法自身無法克服的嚴重缺陷。
《紅樓夢》研究的曆史經驗啟示人們，紅學研究工作者，隻有認識到索隐方法非科學的性質，吸取索隐派研究的曆史教訓，才有可能克服《紅樓夢》研究中重複出現的非科學傾向，才有可能提高紅學研究的科學素質和科學水平。
注解： ①胡适此文發表于1951年10月，潘重規《紅學六十年》附有胡适此信影印件。
拙編《紅樓夢研究文選》（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年出版)中，在選編潘重規、陳炳良有關索隐紅學互相商榷的文章時，也編入了胡适此信。
按，潘重規，字石禅，潘夏是他的筆名。
②拙文《論“紅樓夢毫無價值論”及其他》(關于紅學研究中的非科學性問題)，在談到《紅樓夢謎》一書時，曾對該書的猜謎提出這樣的批評。
原載《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86年第3期，收入拙著《論紅樓夢及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
③拙文《紅學批評應當實事求是》(評《紅樓夢謎》對胡适和非索隐派紅學的批評)，刊于《中華文史論叢》第五十四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
④參見拙著《論紅樓夢及其研究》的《自序》。
《從胡适蔡元培的一場争論到索隐派的終歸窮途》原載《紅樓研究集刊》第四輯，收入《論紅樓夢及其研究》。
（原載于《齊魯學刊》1999年第3期。
郭豫适，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
再次，就結論驗證而言，考證家在主客觀條件比較充分的情況下，其考證的結論是比較切實可靠的，當然，受到主客觀條件的限制，考證家未能得出科學的結論，考證過程及其結論會有失誤，但考證方法所得的結果無論是對是錯，一般地說是可以驗證的；而索隐家們對自己所得出的結論，總是評價甚高，往往自诩為曹雪芹的隔世知己，《紅樓夢》的真正解人，其實他們的結論往往是主觀猜想的産物，并非什麼真知灼見，很難說是切實可靠的。
同時，索隐派主觀猜測所得的結論是否正确，往往是死無對證、無從檢驗的。
最後，就研究價值而言，科學考證的目的和作用是通過認真踏實的研究，去探讨一些實際存在的科學問題，在研究過程中遵循科學規律，依靠已知的科學知識，從已知到未知，幫助人們解決疑難問題，獲得新的見識；索隐家們索隐的具體目的和動機雖然有所不同，或由于好奇心的驅使，或為了證實某一政治成見、心理觀念，或則借此自炫博學、善于解謎，甚或借此消磨時日，以驅遣文字自娛并以此娛人。
看來索隐家們追求的是某種樂趣，是自己和同好者心理上的滿足。
但也正由于他們的研究具有主觀猜測、随意附會的通病，往往就不能自圓其說，也難以從科學上取信于人，有的讀者則不但難以從中獲得有益的新知，腦子裡反倒是被塞進許多想入非非的虛幻故事和無益的思想觀念。
總起來說，科學的考證本身要求尊重客觀實際和科學規律，考證家某些具體考證可能産生失誤，但他們畢竟受到科學研究原則的約束；測字猜謎的索隐，盡管在某些人看來頗有一種樂趣，但是以主觀随意性為其根本特征的索隐派的研究方法，使索隐派紅學著述存在着非科學的有時是明顯的反科學的傾向，這是基本事實。
半個多世紀以來海内外紅學索隐派的理論和實踐，再次暴露紅學索隐派方法自身無法克服的嚴重缺陷。
《紅樓夢》研究的曆史經驗啟示人們，紅學研究工作者，隻有認識到索隐方法非科學的性質，吸取索隐派研究的曆史教訓，才有可能克服《紅樓夢》研究中重複出現的非科學傾向，才有可能提高紅學研究的科學素質和科學水平。
注解： ①胡适此文發表于1951年10月，潘重規《紅學六十年》附有胡适此信影印件。
拙編《紅樓夢研究文選》（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年出版)中，在選編潘重規、陳炳良有關索隐紅學互相商榷的文章時，也編入了胡适此信。
按，潘重規，字石禅，潘夏是他的筆名。
②拙文《論“紅樓夢毫無價值論”及其他》(關于紅學研究中的非科學性問題)，在談到《紅樓夢謎》一書時，曾對該書的猜謎提出這樣的批評。
原載《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86年第3期，收入拙著《論紅樓夢及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
③拙文《紅學批評應當實事求是》(評《紅樓夢謎》對胡适和非索隐派紅學的批評)，刊于《中華文史論叢》第五十四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
④參見拙著《論紅樓夢及其研究》的《自序》。
《從胡适蔡元培的一場争論到索隐派的終歸窮途》原載《紅樓研究集刊》第四輯，收入《論紅樓夢及其研究》。
（原載于《齊魯學刊》1999年第3期。
郭豫适，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