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劉因 吳澄 趙孟頫 高克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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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劉因
從專意“明道”到東京執教
劉因（1249&mdash1293），字夢吉，保定容城人。
父述，性好儒學，元世祖中統年間任武邑縣令，後以疾辭歸。
劉因三歲識書，過目成誦，六歲能詩，七歲能文，當與父親有很大關系。
北方名儒硯堅落籍真定（今河北正定）後，在那裡授徒達十餘年。
劉因師從硯堅，學業大進，為同舍諸生中之佼佼者。
宋金兩代文壇注重“以辨博長雄”的詞章和“誕漫坐雜”的經義，“南北崇尚幾無所分别”（《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五）。
中統年間前後，經許衡、窦默、姚樞等人的提倡，在南方被公認為“正學”的程朱學說也規模日廣地傳播到北方。
劉因對早年研習的“訓诂疏釋之說”本來就心存疑惑，這時更專心研讀程朱諸書，後成為在北方名聲僅次于許衡的理學傳人。
在劉因以性理之學名聞北方的初期，他專以“明道”自任，頗有“笃志獨行”的意向。
他的家境貧寒，父母、祖父去世後長期無力安葬，後來在朋友幫助下始克襄事。
在《癸酉（1273）書事》一詩裡，他這樣描寫自己的經濟狀況：“嬌兒索粟一錢空，怪見家人不忍中。
我不怨天貧賤我，吾兒自合享吾窮。
”（《靜修集》卷一三）但他仍不願苟合，“不妄交接。
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
全祖望在《書劉文靖公渡江賦後》一文指出：“公卿過保定者衆，聞因名，往往來谒，因多遜避，不與相見”（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編，卷三三）。
他所以不願涉足政治，很可能是因為在他看來，“以元開創規模言之”，“不足為輔”（《靜修集》卷八）。
至元中葉，忽必烈長期倚信以“理财”固寵的回回大臣阿合馬，日益疏遠“諱言财利事”的朝中儒臣。
這應當是促成劉因采取超脫于政治的處世态度的重要原因。
他在七律《讀漢高帝紀》裡批評西漢初年的朝政輕視儒術：“規模自襲挾書律”，“隻知才到蕭曹盡”（《靜修集》卷二一）。
其中所抒發的，不能不是對現實政治的感慨。
劉因還反複以“夷皓”（伯夷和“四皓”）為詩作的主題，也無非是在表露自己不合時則甘于隐淪、“名書丹阙非吾望”的心迹。
他用諸葛亮“靜以修身”的名言額所居曰“靜修”，大約也在此時。
至元十一年（1274），元朝下诏伐宋；大軍浮漢入江，水陸并進，順流而下。
不到兩年，宋亡。
劉因頗傷宋朝為奸臣所誤，拘留元朝國使以挑兵釁，終緻國亡，遂作《渡江賦》以哀之。
他曾欲南遊江湖，覽觀南宋諸先儒名迹，但未克成行，反而北上易州（今河北易縣），到當時辭官家居的何玮家館課授徒。
劉因自己說，他所以同意去何家，教書三年，主要是因為那裡藏書很多，可以一遂“館于藏書之家而肆其檢閱”的宿願，何玮曾參與伐宋之役，藏書中有不少是從南宋舊境攜回的理學書籍，這些書在北方不易搜尋。
至元十九年（1282），權傾一時的阿合馬被殺，元廷的政治鬥争形勢發生了變化。
被蒙古、色目和漢族高級官僚中的漢法派所一緻擁護的新政治領袖、太子真金，更加積極、直接地參與各種有關的政治活動，一時間在漢族士人中引起對于“朝政更新”的強烈樂觀情緒。
也就在同一年，真金因不忽木之薦，以太子燕王守中書令下教，召劉因赴都，擢拜承德郎、右贊善大夫。
這時的朝野對真金改革朝政的過度希望，無疑也感染了劉因。
他受教之後，“即與使者俱行”。
時真金建學宮中，教近侍子弟讀書。
劉因抵京後，遂受命接替前任王恂，教學于東宮。
未幾，因繼母感風疾，辭歸省視；翌年母卒，乃丁憂家居。
重歸隐淪由真金所發動的更新朝政的改革，還來不及等劉因母喪服除，就因與元世祖忽必烈政見不合而中途夭折。
這次事件給予劉因很深的刺激，使他對于元朝政治再也不抱什麼希望，而且反過來，對于自己輕易應诏、一聘而起十分後悔。
他想起漢初呂後以卑辭厚禮迎四皓以侍太子（即漢惠帝），使劉邦以為太子得天下人心，如高飛鴻鹄，“羽翮已就，橫絕四海”，因而不敢廢之另立的故事，深感自己貿然卷入宮廷鬥争的危險，因此竟吟出“一讀《鴻鹄歌》，令人心膽寒”，“出處今誤我，惜哉不早還”的沉痛詩句（《靜修集》卷二《四皓二首》）。
在應征而起的六年前，劉因寫過一篇《退齋記》，在文中婉轉地批評在政壇上進退無恒，認為許衡既然以“正道”自任，出仕從政，就不應複因道之難行而“以術自免”（《靜修集》卷一八》）。
對照劉因作《退齋記》的宗旨，亦更可見他對于自己竟然蹈許衡舊轍，追悔不已。
關于劉因在繼母去世後近十年中的隐居生活，史料甚為缺乏。
他有詞《太常引》雲：“紅塵盡處，白雲堆裡，高卧對青山。
風味似陳博，休錯比，當年謝安。
”（《靜修集》卷一五）其中所反映的是這個時期裡他的心境。
他無疑仍以寫作和教書為業。
當時流傳有《四書集義》一書，是朱熹有關四書的問答與集注而為他人所彙輯者。
劉因認為其太繁，且有牴牾處，于是另加采擇闡發，撰成《四書集義精要》三十卷。
他的身體一直不是很好。
李謙在劉因居喪期間曾拜訪他，說他“形體癯瘁，須發頒白”（《靜修集》卷首），這時他不過三十五六歲。
到四十二歲這年，兒子又先他去世；這對他的精神和身體，不免又是一次大打擊。
至元二十八年，劉因四十三歲。
元世祖忽必烈殺權相桑哥，“朝政又一更新”（蘇天爵《滋溪文稿》卷八《劉因墓表》）。
元廷以集賢學士的三品清要之職往征劉因。
他絕不願再仕，乃以疾固辭。
劉因在疾病纏身的最後兩三年内，又寫成《易系辭說》一書。
至元三十年四月去世。
元仁宗延祐年間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追封容城郡公，谥文靖。
其撰述流傳至今者，有《靜修集》、《丁亥集》、《四書集義精要》、《椟蓍記》、《樵庵詞》等。
第二節 吳澄 家居授徒的大半生 吳澄（1249&mdash1333），撫州崇仁人，字幼清，晚年又字伯清。
友人程钜夫題其居屋為“草廬”，人稱草廬先生。
吳澄出生在頗為寬裕的普通家庭。
祖父吳铎追求舉業，且好天文星曆之學。
吳澄的幼學發蒙，是在祖父指導下起步的，祖孫之間的感情聯系甚深。
他十六歲時，祖父赴撫州郡城參加鄉試，因未能通過，一年後即溘然去世。
十六歲那年他随祖父撫州之行，對其一生産生有重大影響。
從當時在撫州臨汝書院講學的著名理學家程诏開（若庸）那裡，他第一次接觸到程朱學說。
前十餘年裡，他孜孜以求的一直是聲對詞賦、記誦詞章之學，“自以為所學止于是矣”，而“不知科舉之外他有所謂學也”。
此行後他恍然大悟，“先聖先師之所學者，固不止是”（《吳文正公外集》卷三《謝缪守書》、《謝張教》）。
從此較系統地閱讀理學家的著述，開始與程若庸的族子程钜夫相交往、切磋學問。
至元七年（1270），吳澄赴撫州鄉試中選，時年二十一歲。
從他後來寫給主考官等人的信劄來看，他雖也希望能在禮部試中式，“得直言天下事于大庭親策之晨”，但志向不在仕途。
吳澄的理想乃是“退而私居，博考載籍，力學聖賢”。
翌年春，他赴省試不利，從此便斷絕了角逐之念。
下第這一年，他纂次舊作，題曰《私錄綱領》，收錄他接觸理學以來自内心生發的感想雜識等，從而将棄舉業之決心表露無遺。
此後，他沒有再參加南宋皇朝組織的最後一次科舉考試。
直到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吳澄維持讀書授徒的家居生活已長達十五年之久。
有好幾年他曾遷居樂安，與當地的一
父述，性好儒學，元世祖中統年間任武邑縣令，後以疾辭歸。
劉因三歲識書，過目成誦，六歲能詩，七歲能文，當與父親有很大關系。
北方名儒硯堅落籍真定（今河北正定）後，在那裡授徒達十餘年。
劉因師從硯堅，學業大進，為同舍諸生中之佼佼者。
宋金兩代文壇注重“以辨博長雄”的詞章和“誕漫坐雜”的經義，“南北崇尚幾無所分别”（《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五）。
中統年間前後，經許衡、窦默、姚樞等人的提倡，在南方被公認為“正學”的程朱學說也規模日廣地傳播到北方。
劉因對早年研習的“訓诂疏釋之說”本來就心存疑惑，這時更專心研讀程朱諸書，後成為在北方名聲僅次于許衡的理學傳人。
在劉因以性理之學名聞北方的初期，他專以“明道”自任，頗有“笃志獨行”的意向。
他的家境貧寒，父母、祖父去世後長期無力安葬，後來在朋友幫助下始克襄事。
在《癸酉（1273）書事》一詩裡，他這樣描寫自己的經濟狀況：“嬌兒索粟一錢空，怪見家人不忍中。
我不怨天貧賤我，吾兒自合享吾窮。
”（《靜修集》卷一三）但他仍不願苟合，“不妄交接。
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
全祖望在《書劉文靖公渡江賦後》一文指出：“公卿過保定者衆，聞因名，往往來谒，因多遜避，不與相見”（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編，卷三三）。
他所以不願涉足政治，很可能是因為在他看來，“以元開創規模言之”，“不足為輔”（《靜修集》卷八）。
至元中葉，忽必烈長期倚信以“理财”固寵的回回大臣阿合馬，日益疏遠“諱言财利事”的朝中儒臣。
這應當是促成劉因采取超脫于政治的處世态度的重要原因。
他在七律《讀漢高帝紀》裡批評西漢初年的朝政輕視儒術：“規模自襲挾書律”，“隻知才到蕭曹盡”（《靜修集》卷二一）。
其中所抒發的，不能不是對現實政治的感慨。
劉因還反複以“夷皓”（伯夷和“四皓”）為詩作的主題，也無非是在表露自己不合時則甘于隐淪、“名書丹阙非吾望”的心迹。
他用諸葛亮“靜以修身”的名言額所居曰“靜修”，大約也在此時。
至元十一年（1274），元朝下诏伐宋；大軍浮漢入江，水陸并進，順流而下。
不到兩年，宋亡。
劉因頗傷宋朝為奸臣所誤，拘留元朝國使以挑兵釁，終緻國亡，遂作《渡江賦》以哀之。
他曾欲南遊江湖，覽觀南宋諸先儒名迹，但未克成行，反而北上易州（今河北易縣），到當時辭官家居的何玮家館課授徒。
劉因自己說，他所以同意去何家，教書三年，主要是因為那裡藏書很多，可以一遂“館于藏書之家而肆其檢閱”的宿願，何玮曾參與伐宋之役，藏書中有不少是從南宋舊境攜回的理學書籍，這些書在北方不易搜尋。
至元十九年（1282），權傾一時的阿合馬被殺，元廷的政治鬥争形勢發生了變化。
被蒙古、色目和漢族高級官僚中的漢法派所一緻擁護的新政治領袖、太子真金，更加積極、直接地參與各種有關的政治活動，一時間在漢族士人中引起對于“朝政更新”的強烈樂觀情緒。
也就在同一年，真金因不忽木之薦，以太子燕王守中書令下教，召劉因赴都，擢拜承德郎、右贊善大夫。
這時的朝野對真金改革朝政的過度希望，無疑也感染了劉因。
他受教之後，“即與使者俱行”。
時真金建學宮中，教近侍子弟讀書。
劉因抵京後，遂受命接替前任王恂，教學于東宮。
未幾，因繼母感風疾，辭歸省視；翌年母卒，乃丁憂家居。
重歸隐淪由真金所發動的更新朝政的改革，還來不及等劉因母喪服除，就因與元世祖忽必烈政見不合而中途夭折。
這次事件給予劉因很深的刺激，使他對于元朝政治再也不抱什麼希望，而且反過來，對于自己輕易應诏、一聘而起十分後悔。
他想起漢初呂後以卑辭厚禮迎四皓以侍太子（即漢惠帝），使劉邦以為太子得天下人心，如高飛鴻鹄，“羽翮已就，橫絕四海”，因而不敢廢之另立的故事，深感自己貿然卷入宮廷鬥争的危險，因此竟吟出“一讀《鴻鹄歌》，令人心膽寒”，“出處今誤我，惜哉不早還”的沉痛詩句（《靜修集》卷二《四皓二首》）。
在應征而起的六年前，劉因寫過一篇《退齋記》，在文中婉轉地批評在政壇上進退無恒，認為許衡既然以“正道”自任，出仕從政，就不應複因道之難行而“以術自免”（《靜修集》卷一八》）。
對照劉因作《退齋記》的宗旨，亦更可見他對于自己竟然蹈許衡舊轍，追悔不已。
關于劉因在繼母去世後近十年中的隐居生活，史料甚為缺乏。
他有詞《太常引》雲：“紅塵盡處，白雲堆裡，高卧對青山。
風味似陳博，休錯比，當年謝安。
”（《靜修集》卷一五）其中所反映的是這個時期裡他的心境。
他無疑仍以寫作和教書為業。
當時流傳有《四書集義》一書，是朱熹有關四書的問答與集注而為他人所彙輯者。
劉因認為其太繁，且有牴牾處，于是另加采擇闡發，撰成《四書集義精要》三十卷。
他的身體一直不是很好。
李謙在劉因居喪期間曾拜訪他，說他“形體癯瘁，須發頒白”（《靜修集》卷首），這時他不過三十五六歲。
到四十二歲這年，兒子又先他去世；這對他的精神和身體，不免又是一次大打擊。
至元二十八年，劉因四十三歲。
元世祖忽必烈殺權相桑哥，“朝政又一更新”（蘇天爵《滋溪文稿》卷八《劉因墓表》）。
元廷以集賢學士的三品清要之職往征劉因。
他絕不願再仕，乃以疾固辭。
劉因在疾病纏身的最後兩三年内，又寫成《易系辭說》一書。
至元三十年四月去世。
元仁宗延祐年間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追封容城郡公，谥文靖。
其撰述流傳至今者，有《靜修集》、《丁亥集》、《四書集義精要》、《椟蓍記》、《樵庵詞》等。
第二節 吳澄 家居授徒的大半生 吳澄（1249&mdash1333），撫州崇仁人，字幼清，晚年又字伯清。
友人程钜夫題其居屋為“草廬”，人稱草廬先生。
吳澄出生在頗為寬裕的普通家庭。
祖父吳铎追求舉業，且好天文星曆之學。
吳澄的幼學發蒙，是在祖父指導下起步的，祖孫之間的感情聯系甚深。
他十六歲時，祖父赴撫州郡城參加鄉試，因未能通過，一年後即溘然去世。
十六歲那年他随祖父撫州之行，對其一生産生有重大影響。
從當時在撫州臨汝書院講學的著名理學家程诏開（若庸）那裡，他第一次接觸到程朱學說。
前十餘年裡，他孜孜以求的一直是聲對詞賦、記誦詞章之學，“自以為所學止于是矣”，而“不知科舉之外他有所謂學也”。
此行後他恍然大悟，“先聖先師之所學者，固不止是”（《吳文正公外集》卷三《謝缪守書》、《謝張教》）。
從此較系統地閱讀理學家的著述，開始與程若庸的族子程钜夫相交往、切磋學問。
至元七年（1270），吳澄赴撫州鄉試中選，時年二十一歲。
從他後來寫給主考官等人的信劄來看，他雖也希望能在禮部試中式，“得直言天下事于大庭親策之晨”，但志向不在仕途。
吳澄的理想乃是“退而私居，博考載籍，力學聖賢”。
翌年春，他赴省試不利，從此便斷絕了角逐之念。
下第這一年，他纂次舊作，題曰《私錄綱領》，收錄他接觸理學以來自内心生發的感想雜識等，從而将棄舉業之決心表露無遺。
此後，他沒有再參加南宋皇朝組織的最後一次科舉考試。
直到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吳澄維持讀書授徒的家居生活已長達十五年之久。
有好幾年他曾遷居樂安，與當地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