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宗教的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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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卷九《僧寺》。
①田汝成：《西湖遊覽志》。
②吳文良：《泉州宗教石刻》，頁46，科學出版社1957年版。
除上述主要地區而外，其他地區亦有基督教徒的分布。
如押赤（今雲南昆明）城居民中就有若幹是聶思脫裡教徒。
遼東地區的聶思脫裡教徒一度相當集中，以緻乃顔叛亂時曾将十字架畫上戰旗以蠱惑人心。
他失敗之後，當地基督教徒備受淩辱，或被遷徙内地。
元代遼東古城遺址中聶思脫裡教遺物的發現，似乎可以證明後來那裡仍有基督教徒在活動着。
天主教與東正教元代羅馬天主教與中國已有接觸。
蒙古西征遠達東歐，使羅馬教廷為之震動。
法國國王和教廷曾遣使元定宗貴由和元憲宗蒙哥的政府。
此後中國與歐洲之間的聯系一直保持着。
蒙古西征中所擄回的戰俘、軍隊、工匠等人口中有一些西亞、東歐的東正教徒和天主教徒，他們定居在蒙古本土和漢地，他們信仰的宗教也随之東來。
不過，當時天主教在中國的影響要遠小于聶思脫裡教派。
1294年，孟特·戈維諾等人受教廷派遣來到大都。
他在大都努力活動，使羅馬天主教赢得了一批信徒。
經孟特·戈維諾受洗的天主教徒不下于6000人。
他在大都建立了好幾個天主教堂。
随蒙古軍東來定居于大都的阿蘭人原來信奉希臘正教，這時也皈依孟特·戈維諾，其人數在三萬以上。
汪古部部長闊裡吉思原先信奉聶思脫裡教，在孟特·戈維諾影響之下，率很大一部分部衆皈依了天主教，并在當地建造起一座華麗的天主教堂。
但他的行為遭到其兄弟的反對。
在闊裡吉思被西北叛王都哇俘殺後，那些改從天主教的汪古部衆又重新被聶思脫裡教派所争取①。
1307年7月，羅馬教廷繼委任孟特·戈維諾為大都大主教暨全東方總主教之後，又派遣了一批教士來中國，其中熱拉德（Gerard）、彼列格林和安德魯（Andrew）三人抵達中國。
孟特·戈維諾死後，大都大主教阙任。
一部分在大都的阿蘭顯宦聯名上書羅馬教皇，要求他派一位大主教來②。
這件事發生在元順帝在位時。
實際上，羅馬教廷後來任命的大都大主教，始終未曾抵達大都。
另據鄂多立克報道，與鎮江一江之隔的揚州，也住有若幹天主教士③。
現代在揚州發現了1342年拉丁文墓碑，證明當時該地确有天主教士在活動。
鄂多立克所言不誣。
泉州是天主教在江南的活動據點。
自十四世紀初開始，即由孟特·戈維諾向該地派遣主教。
自此至元末，擔任泉州天主教主教之職者，先後為熱拉德、彼烈格林和安德魯。
他們受到當地富裕的天主教徒慷慨贈予和友好接待①。
安德魯死于1326年，葬泉州。
他的墓也已在泉州發現②。
①《出使蒙古記》，頁225。
②同上書，頁224&mdash227。
③《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頁123。
①《出使蒙古記》：頁233&mdash234。
孟特·戈維諾曾經翻譯了部分天主教經文，但恐怕不會是譯成漢文。
聶思脫裡教的文獻，據十三世紀末葉阿兒馬尼及Nisibis京城大德著錄，共存三百餘種③。
但迄今為止，除了敦煌發現的唐代景教文獻的漢文譯文以外，沒有任何迹象可以證明有哪一種曾在元代被譯成漢文④。
這個事實也有助于伯希和的下述論斷，即元代的基督教，大緻可以說不是漢人的基督教，而是阿蘭人、突厥人以及少數蒙古人信仰的宗教⑤。
猶太教從宋代起，就有相當數量的猶太人定居在今開封。
他們把自己的教士稱為“滿剌”，把希伯來文老師稱為“五思達”，這兩個詞分别是波斯語mulla和ustad的音譯。
由此可見，他們應來自波斯或中亞，可能是落籍不歸的西域商旅的後裔。
這部分猶太人在開封有自己的社區，保存了自己的宗教“一賜樂業教”，即“以色列教”。
金代大定三年（1163）開封的猶太人在俺都喇（&rsquoAbdal-Allah）的組織下開始修建了“祝虎院”，即猶太教教堂。
清代發現的明弘治二年（1489）《重建清真寺記》碑文中提到，開封猶太人曾于元至元十六年（1279）“重建古刹清真寺”，即上述始建于金代的祝虎院。
元代這座重建的猶太教堂“坐落土市字街東南，四至三十五丈”①。
開封的這所“祝虎院”中供奉着數部手抄《摩西五經》的古羊皮卷本。
開封的猶太人在元代似未産生什麼重要的人物，大約他們并沒有與混在随蒙古軍東來的回回人中的猶太人發生很密切的關系。
猶太人在元代被稱為術忽，或主吾，與“祝虎”同為波斯語Juhud（意為猶太人、猶太教徒）的音譯，有的時候也被稱為術忽回回。
蒙古人并不注意區别回回人中的伊斯蘭教徒和猶太教徒，把他們視為一類人。
在一般情況下，蒙古人對回回人和猶太人的宗教信仰采取放任态度，不予幹涉。
但這種寬容的政策以不損害蒙古統治的尊嚴為限度。
回回人和猶太人以抹喉法宰羊，而蒙古人則采用開膛法屠羊。
從回回人和猶太人的觀點看來，以蒙古開膛法宰殺的羊不潔，故他們不肯吃蒙古人做的飯。
這種态度引起蒙古朝廷的震怒，成吉思汗曾下旨斥責他們，聲稱西域②《泉州宗教石刻》，頁29&mdash30。
③《景教研究》，頁422。
④吐魯番出土的畏兀兒文馬太福音殘碑，可能是十三世紀遺物。
見馬洛夫：《古突厥碑銘》，頁131&mdash138。
在叙利亞文的聶思脫裡教文獻中，也隻有發現于北京故宮午門樓上禮拜式前後唱詠贊詞抄本殘卷，被部分學者認為是十三世紀的遺物。
見《景教研究》，頁414&mdash416。
⑤伯希和：《中亞及遠東的基督教徒》，《通報》，1914年。
①參見江文漢：《中國古代基督教及開封猶太人》，頁210，上海，知識出版社1982年版。
該碑存開封博物館。
諸地均為蒙古征服，絕不允許西域人不食蒙古“茶飯”，并禁止以回回法抹殺羊隻。
在元朝政府任職的回回人、猶太人和斡脫商人為數很多，勢力頗大。
成吉思汗的法令并沒有得到完全的執行。
他們乘驿旅行時，往往還是不肯吃站戶按規定為他們宰殺的羊，“非自殺不食”，沿途騷擾，百姓叫苦不疊。
至元十六年，一些西域人從八裡灰、吉裡吉思地區來到内地向元廷進貢海青。
因途中不食蒙古站戶預備的飯食，要自行宰羊，引起站戶不滿，事态擴大。
忽必烈下旨嚴斥回回人和猶太人的這種行為①。
在杭州也有相當數量的猶太人，他們中有許多在砂糖局中供職。
大約是蒙古西征時帶來的一批掌握制糖技術的猶太人。
這部分猶太人的後裔在明代仍然在杭州生活，并在那裡也建了一所“祝虎院”，即猶太教會堂。
摩尼教摩尼教是在唐代傳入中國的，“安史之亂”以後傳入漠北回鹘汗國。
回鹘因協助平亂有功，成為内地摩尼教的保護者。
公元840年回鹘西遷以後，回鹘人把摩尼教帶入今吐魯番一帶地區。
内地的摩尼教雖遭唐政府禁斷，但并未絕滅，主要在東南沿海一帶的民間流傳。
因為摩尼教崇拜光明，所以又稱為“明教”。
元代泉州華表山建有摩尼草庵，庵中塑有“摩尼光佛”像，明末何喬遠在其《閩書》中曾有著錄，此寺至今猶存。
明教在元代得到政府的承認，但元廷對波斯傳來的明教和聶思脫裡教并不詳加區分，曾命操突厥語的汪古部貴族為官駐節泉州，專掌“江南諸路明教、秦教”②。
溫州也是一處摩尼教徒集中的地方。
那裡有一所“潛光院”，是一所明教寺院。
元末陳高曾經提到它，并指出“瓯閩人多奉”明教，教徒們“齋戒持頗嚴謹。
日一食，晝夜七持誦膜拜”。
有一些知識分子學習明教經典，隐居于此①。
明初，朱元璋于洪武三年（1370）下旨禁“左道”時，明教與白蓮教、白雲宗同被禁止②。
洪武七年公布的明律重申了此項禁令③。
但摩尼教并未因之絕迹，泉州的草庵仍受到官府的庇護；而建甯的明教寺院也直到弘治二年（1489）才為當地知府拆毀④。
①《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禁宰殺》；此事亦見于《元史·世祖紀》至元十六年十二月丁酉條和《史集》。
并參見陳得芝：《元代回回人史事雜識》，《中國回族研究》第1輯，1991年。
②吳文良：《泉州宗教石刻》，頁46。
①陳高：《竹西樓記》，《不系舟漁集》卷十二。
②《明太祖實錄》卷六四。
③《明律集解》卷十一《禮律》。
④《嘉靖建甯府志》卷十一《祀典》，卷十七《學校》。
參見楊讷：《元代的白蓮教》，《元史論叢》第2輯，1983年。
濕婆教（印度教） 元代文獻中未發現有關濕婆教的記載。
本世紀三十年代以來，泉州曾多次發現元代濕婆教雕刻遺物共200餘方，特别是近年來屢有新發現。
1984年底，學者們在泉州通淮門城牆附近發現一方濕婆教石刻。
該石呈長方形，體積為47×57×22厘米，石質為輝綠岩。
其主體部分刻成屋形方龛，龛頂正中為一鐘形紋飾，屋脊頂層飾有獅子頭像，屋宇下左右各刻有一根多層相疊的蓮花柱，龛内正中雕刻着一塔狀磨盤，承托在盛開的蓮花之上。
塔狀磨盤左右各有一神像，頭戴寶冠、頸項上飾念珠，腕上套有镯環，以同樣姿式坐在蓮座上。
這裡的神像應為印度教破壞之神濕婆（Siva）或其追随者，而龛内的塔狀磨盤則應為濕婆最基本的化身林加。
濕婆教認為破壞之後必然要創造。
濕婆雖然是破壞之神，但也有創造能力；林加（即男根）是其象征。
此石刻屬于濕婆教建築外觀飾物，常嵌在内殿的層樓頂上。
五十年代初期吳文良曾收集到類似的龛狀石①。
濕婆教的神像在泉州一帶發現得不少。
1985年以後，泉州又征集到多件濕婆教石刻。
其中有“花朵式”柱頭兩方。
一方為25×98×98厘米，前後兩面各雕有蓮瓣及十字形花朵，兩側花朵對稱向下垂。
另一方為26×86×86厘米，形制與前一塊一緻。
泉州出土的花朵式柱頭很多，都為南天竺式樣，具有犍陀羅藝術的風格。
1985年在泉州南門附近發現了希臘式柱頭石；1989年在鹿園靈山附近發現了葫蘆狀柱頂石。
另外還在築路施工中發現過石橫枋，兩端雕有花紋，左側有眼鏡蛇相交的變形圖案，右側長方形框内雕有海棠花，邊緣雕有科形蓮瓣。
此石當為廊柱柱頭檐之間的橫向梁枋。
這類橫枋1988年還發現過一件。
1956年吳文良曾在泉州五堡街豆芽巷發現過域外文字的碑銘②。
後經印度學者和日本學者辨認為泰米爾文③。
泉州的這些印度教石刻證明元代這裡曾經存在着濕婆教寺院④。
在泉州活動的濕婆教徒主要應是從南印度的馬八兒泛海而來的商旅。
馬八兒又稱南毗國，宋元明時代與泉州的海上聯系十分密切。
據趙汝适記載，宋末有南毗國人時羅巴智力幹父子居于泉州城南。
泉州城南正是大批濕婆教石刻和上述泰米爾文碑文的出土地點。
可以設想，時羅巴智力幹父子，是當時居于泉州的濕婆教徒社團中①《泉州宗教石刻》，圖111&mdash114。
②《泉州宗教石刻》，補圖1、2。
③（印）薩布拉瑪尼恩：《中古時代中國的泰米爾人聚居地》，載《南印度研究》，馬德拉斯，1978年版（T.N.Subzamahiam：ATamilColonyinMe-dieavelChina，SouthIndianStudies，Madras，1978）；辛島升：《13世紀末南印度與中國之間的交流&mdash&mdash圍繞泉州泰米爾石刻與<元史·馬八兒等國傳>》，昭和63年汲古書院。
④楊欽章：《元代泉州與南印度關系新證》，載《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的成員。
第五節 薩滿教 薩滿教（Shamanism）是原始巫教的通稱。
此名最早的漢譯見于南宋徐夢莘所著《三朝北盟會編》卷三，據載兀室“奸猾而有才，自制女真法律文字”，“變通如神”，其國人稱之為珊蠻，“珊蠻者，女真語巫妪也”。
清代通譯為“薩滿”。
《新唐書·黠戛斯傳》載黠戛斯人“呼巫為甘”（甘，唐音Kam），此即麻合木·可失合裡《突厥語辭典》著錄之qam（意為薩滿）①。
《元朝秘史》所記蒙古巫師之号為“孛額”（bo&rsquoe），譯為“師公”、“師巫”，即男性薩滿②。
他們被認為具有能通神靈的超自然力，經過一番裝神弄鬼的宗教儀式，顯示神靈附身，宣布神靈對所求問之事的回答。
盧勃魯克根據其在和林的親身見聞記述了蒙古巫師的請神情況：“他們在夜間把想求問魔鬼（神靈）的人集合在他們的帳幕裡，并把煮熟的肉擺在帳幕當中。
做[請神]祈禱的那個巫師（cham-kam）開始反複念咒，并用手裡拿着的鼓猛烈地敲打地面（即跳神動作）。
終于他進入發狂狀态，并把自己綁起來（顯示神靈附身），于是魔鬼（神靈）就在黑暗中降臨了；給他供上肉食，他就給予各種回答（傳神言）。
”①薩滿教的基本信仰觀念是萬物有靈。
據載，古代蒙古人對日月、水火、山川土地等一律崇敬，在進食以前（特别是早晨），把食物和飲料首先供獻給它們。
正是出于薩滿教的這種自然崇拜觀念，在他們的心目中，宇宙萬物至高無上的主宰是頭頂上的“長生天”
①田汝成：《西湖遊覽志》。
②吳文良：《泉州宗教石刻》，頁46，科學出版社1957年版。
除上述主要地區而外，其他地區亦有基督教徒的分布。
如押赤（今雲南昆明）城居民中就有若幹是聶思脫裡教徒。
遼東地區的聶思脫裡教徒一度相當集中，以緻乃顔叛亂時曾将十字架畫上戰旗以蠱惑人心。
他失敗之後，當地基督教徒備受淩辱，或被遷徙内地。
元代遼東古城遺址中聶思脫裡教遺物的發現，似乎可以證明後來那裡仍有基督教徒在活動着。
天主教與東正教元代羅馬天主教與中國已有接觸。
蒙古西征遠達東歐，使羅馬教廷為之震動。
法國國王和教廷曾遣使元定宗貴由和元憲宗蒙哥的政府。
此後中國與歐洲之間的聯系一直保持着。
蒙古西征中所擄回的戰俘、軍隊、工匠等人口中有一些西亞、東歐的東正教徒和天主教徒，他們定居在蒙古本土和漢地，他們信仰的宗教也随之東來。
不過，當時天主教在中國的影響要遠小于聶思脫裡教派。
1294年，孟特·戈維諾等人受教廷派遣來到大都。
他在大都努力活動，使羅馬天主教赢得了一批信徒。
經孟特·戈維諾受洗的天主教徒不下于6000人。
他在大都建立了好幾個天主教堂。
随蒙古軍東來定居于大都的阿蘭人原來信奉希臘正教，這時也皈依孟特·戈維諾，其人數在三萬以上。
汪古部部長闊裡吉思原先信奉聶思脫裡教，在孟特·戈維諾影響之下，率很大一部分部衆皈依了天主教，并在當地建造起一座華麗的天主教堂。
但他的行為遭到其兄弟的反對。
在闊裡吉思被西北叛王都哇俘殺後，那些改從天主教的汪古部衆又重新被聶思脫裡教派所争取①。
1307年7月，羅馬教廷繼委任孟特·戈維諾為大都大主教暨全東方總主教之後，又派遣了一批教士來中國，其中熱拉德（Gerard）、彼列格林和安德魯（Andrew）三人抵達中國。
孟特·戈維諾死後，大都大主教阙任。
一部分在大都的阿蘭顯宦聯名上書羅馬教皇，要求他派一位大主教來②。
這件事發生在元順帝在位時。
實際上，羅馬教廷後來任命的大都大主教，始終未曾抵達大都。
另據鄂多立克報道，與鎮江一江之隔的揚州，也住有若幹天主教士③。
現代在揚州發現了1342年拉丁文墓碑，證明當時該地确有天主教士在活動。
鄂多立克所言不誣。
泉州是天主教在江南的活動據點。
自十四世紀初開始，即由孟特·戈維諾向該地派遣主教。
自此至元末，擔任泉州天主教主教之職者，先後為熱拉德、彼烈格林和安德魯。
他們受到當地富裕的天主教徒慷慨贈予和友好接待①。
安德魯死于1326年，葬泉州。
他的墓也已在泉州發現②。
①《出使蒙古記》，頁225。
②同上書，頁224&mdash227。
③《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頁123。
①《出使蒙古記》：頁233&mdash234。
孟特·戈維諾曾經翻譯了部分天主教經文，但恐怕不會是譯成漢文。
聶思脫裡教的文獻，據十三世紀末葉阿兒馬尼及Nisibis京城大德著錄，共存三百餘種③。
但迄今為止，除了敦煌發現的唐代景教文獻的漢文譯文以外，沒有任何迹象可以證明有哪一種曾在元代被譯成漢文④。
這個事實也有助于伯希和的下述論斷，即元代的基督教，大緻可以說不是漢人的基督教，而是阿蘭人、突厥人以及少數蒙古人信仰的宗教⑤。
猶太教從宋代起，就有相當數量的猶太人定居在今開封。
他們把自己的教士稱為“滿剌”，把希伯來文老師稱為“五思達”，這兩個詞分别是波斯語mulla和ustad的音譯。
由此可見，他們應來自波斯或中亞，可能是落籍不歸的西域商旅的後裔。
這部分猶太人在開封有自己的社區，保存了自己的宗教“一賜樂業教”，即“以色列教”。
金代大定三年（1163）開封的猶太人在俺都喇（&rsquoAbdal-Allah）的組織下開始修建了“祝虎院”，即猶太教教堂。
清代發現的明弘治二年（1489）《重建清真寺記》碑文中提到，開封猶太人曾于元至元十六年（1279）“重建古刹清真寺”，即上述始建于金代的祝虎院。
元代這座重建的猶太教堂“坐落土市字街東南，四至三十五丈”①。
開封的這所“祝虎院”中供奉着數部手抄《摩西五經》的古羊皮卷本。
開封的猶太人在元代似未産生什麼重要的人物，大約他們并沒有與混在随蒙古軍東來的回回人中的猶太人發生很密切的關系。
猶太人在元代被稱為術忽，或主吾，與“祝虎”同為波斯語Juhud（意為猶太人、猶太教徒）的音譯，有的時候也被稱為術忽回回。
蒙古人并不注意區别回回人中的伊斯蘭教徒和猶太教徒，把他們視為一類人。
在一般情況下，蒙古人對回回人和猶太人的宗教信仰采取放任态度，不予幹涉。
但這種寬容的政策以不損害蒙古統治的尊嚴為限度。
回回人和猶太人以抹喉法宰羊，而蒙古人則采用開膛法屠羊。
從回回人和猶太人的觀點看來，以蒙古開膛法宰殺的羊不潔，故他們不肯吃蒙古人做的飯。
這種态度引起蒙古朝廷的震怒，成吉思汗曾下旨斥責他們，聲稱西域②《泉州宗教石刻》，頁29&mdash30。
③《景教研究》，頁422。
④吐魯番出土的畏兀兒文馬太福音殘碑，可能是十三世紀遺物。
見馬洛夫：《古突厥碑銘》，頁131&mdash138。
在叙利亞文的聶思脫裡教文獻中，也隻有發現于北京故宮午門樓上禮拜式前後唱詠贊詞抄本殘卷，被部分學者認為是十三世紀的遺物。
見《景教研究》，頁414&mdash416。
⑤伯希和：《中亞及遠東的基督教徒》，《通報》，1914年。
①參見江文漢：《中國古代基督教及開封猶太人》，頁210，上海，知識出版社1982年版。
該碑存開封博物館。
諸地均為蒙古征服，絕不允許西域人不食蒙古“茶飯”，并禁止以回回法抹殺羊隻。
在元朝政府任職的回回人、猶太人和斡脫商人為數很多，勢力頗大。
成吉思汗的法令并沒有得到完全的執行。
他們乘驿旅行時，往往還是不肯吃站戶按規定為他們宰殺的羊，“非自殺不食”，沿途騷擾，百姓叫苦不疊。
至元十六年，一些西域人從八裡灰、吉裡吉思地區來到内地向元廷進貢海青。
因途中不食蒙古站戶預備的飯食，要自行宰羊，引起站戶不滿，事态擴大。
忽必烈下旨嚴斥回回人和猶太人的這種行為①。
在杭州也有相當數量的猶太人，他們中有許多在砂糖局中供職。
大約是蒙古西征時帶來的一批掌握制糖技術的猶太人。
這部分猶太人的後裔在明代仍然在杭州生活，并在那裡也建了一所“祝虎院”，即猶太教會堂。
摩尼教摩尼教是在唐代傳入中國的，“安史之亂”以後傳入漠北回鹘汗國。
回鹘因協助平亂有功，成為内地摩尼教的保護者。
公元840年回鹘西遷以後，回鹘人把摩尼教帶入今吐魯番一帶地區。
内地的摩尼教雖遭唐政府禁斷，但并未絕滅，主要在東南沿海一帶的民間流傳。
因為摩尼教崇拜光明，所以又稱為“明教”。
元代泉州華表山建有摩尼草庵，庵中塑有“摩尼光佛”像，明末何喬遠在其《閩書》中曾有著錄，此寺至今猶存。
明教在元代得到政府的承認，但元廷對波斯傳來的明教和聶思脫裡教并不詳加區分，曾命操突厥語的汪古部貴族為官駐節泉州，專掌“江南諸路明教、秦教”②。
溫州也是一處摩尼教徒集中的地方。
那裡有一所“潛光院”，是一所明教寺院。
元末陳高曾經提到它，并指出“瓯閩人多奉”明教，教徒們“齋戒持頗嚴謹。
日一食，晝夜七持誦膜拜”。
有一些知識分子學習明教經典，隐居于此①。
明初，朱元璋于洪武三年（1370）下旨禁“左道”時，明教與白蓮教、白雲宗同被禁止②。
洪武七年公布的明律重申了此項禁令③。
但摩尼教并未因之絕迹，泉州的草庵仍受到官府的庇護；而建甯的明教寺院也直到弘治二年（1489）才為當地知府拆毀④。
①《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禁宰殺》；此事亦見于《元史·世祖紀》至元十六年十二月丁酉條和《史集》。
并參見陳得芝：《元代回回人史事雜識》，《中國回族研究》第1輯，1991年。
②吳文良：《泉州宗教石刻》，頁46。
①陳高：《竹西樓記》，《不系舟漁集》卷十二。
②《明太祖實錄》卷六四。
③《明律集解》卷十一《禮律》。
④《嘉靖建甯府志》卷十一《祀典》，卷十七《學校》。
參見楊讷：《元代的白蓮教》，《元史論叢》第2輯，1983年。
濕婆教（印度教） 元代文獻中未發現有關濕婆教的記載。
本世紀三十年代以來，泉州曾多次發現元代濕婆教雕刻遺物共200餘方，特别是近年來屢有新發現。
1984年底，學者們在泉州通淮門城牆附近發現一方濕婆教石刻。
該石呈長方形，體積為47×57×22厘米，石質為輝綠岩。
其主體部分刻成屋形方龛，龛頂正中為一鐘形紋飾，屋脊頂層飾有獅子頭像，屋宇下左右各刻有一根多層相疊的蓮花柱，龛内正中雕刻着一塔狀磨盤，承托在盛開的蓮花之上。
塔狀磨盤左右各有一神像，頭戴寶冠、頸項上飾念珠，腕上套有镯環，以同樣姿式坐在蓮座上。
這裡的神像應為印度教破壞之神濕婆（Siva）或其追随者，而龛内的塔狀磨盤則應為濕婆最基本的化身林加。
濕婆教認為破壞之後必然要創造。
濕婆雖然是破壞之神，但也有創造能力；林加（即男根）是其象征。
此石刻屬于濕婆教建築外觀飾物，常嵌在内殿的層樓頂上。
五十年代初期吳文良曾收集到類似的龛狀石①。
濕婆教的神像在泉州一帶發現得不少。
1985年以後，泉州又征集到多件濕婆教石刻。
其中有“花朵式”柱頭兩方。
一方為25×98×98厘米，前後兩面各雕有蓮瓣及十字形花朵，兩側花朵對稱向下垂。
另一方為26×86×86厘米，形制與前一塊一緻。
泉州出土的花朵式柱頭很多，都為南天竺式樣，具有犍陀羅藝術的風格。
1985年在泉州南門附近發現了希臘式柱頭石；1989年在鹿園靈山附近發現了葫蘆狀柱頂石。
另外還在築路施工中發現過石橫枋，兩端雕有花紋，左側有眼鏡蛇相交的變形圖案，右側長方形框内雕有海棠花，邊緣雕有科形蓮瓣。
此石當為廊柱柱頭檐之間的橫向梁枋。
這類橫枋1988年還發現過一件。
1956年吳文良曾在泉州五堡街豆芽巷發現過域外文字的碑銘②。
後經印度學者和日本學者辨認為泰米爾文③。
泉州的這些印度教石刻證明元代這裡曾經存在着濕婆教寺院④。
在泉州活動的濕婆教徒主要應是從南印度的馬八兒泛海而來的商旅。
馬八兒又稱南毗國，宋元明時代與泉州的海上聯系十分密切。
據趙汝适記載，宋末有南毗國人時羅巴智力幹父子居于泉州城南。
泉州城南正是大批濕婆教石刻和上述泰米爾文碑文的出土地點。
可以設想，時羅巴智力幹父子，是當時居于泉州的濕婆教徒社團中①《泉州宗教石刻》，圖111&mdash114。
②《泉州宗教石刻》，補圖1、2。
③（印）薩布拉瑪尼恩：《中古時代中國的泰米爾人聚居地》，載《南印度研究》，馬德拉斯，1978年版（T.N.Subzamahiam：ATamilColonyinMe-dieavelChina，SouthIndianStudies，Madras，1978）；辛島升：《13世紀末南印度與中國之間的交流&mdash&mdash圍繞泉州泰米爾石刻與<元史·馬八兒等國傳>》，昭和63年汲古書院。
④楊欽章：《元代泉州與南印度關系新證》，載《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的成員。
第五節 薩滿教 薩滿教（Shamanism）是原始巫教的通稱。
此名最早的漢譯見于南宋徐夢莘所著《三朝北盟會編》卷三，據載兀室“奸猾而有才，自制女真法律文字”，“變通如神”，其國人稱之為珊蠻，“珊蠻者，女真語巫妪也”。
清代通譯為“薩滿”。
《新唐書·黠戛斯傳》載黠戛斯人“呼巫為甘”（甘，唐音Kam），此即麻合木·可失合裡《突厥語辭典》著錄之qam（意為薩滿）①。
《元朝秘史》所記蒙古巫師之号為“孛額”（bo&rsquoe），譯為“師公”、“師巫”，即男性薩滿②。
他們被認為具有能通神靈的超自然力，經過一番裝神弄鬼的宗教儀式，顯示神靈附身，宣布神靈對所求問之事的回答。
盧勃魯克根據其在和林的親身見聞記述了蒙古巫師的請神情況：“他們在夜間把想求問魔鬼（神靈）的人集合在他們的帳幕裡，并把煮熟的肉擺在帳幕當中。
做[請神]祈禱的那個巫師（cham-kam）開始反複念咒，并用手裡拿着的鼓猛烈地敲打地面（即跳神動作）。
終于他進入發狂狀态，并把自己綁起來（顯示神靈附身），于是魔鬼（神靈）就在黑暗中降臨了；給他供上肉食，他就給予各種回答（傳神言）。
”①薩滿教的基本信仰觀念是萬物有靈。
據載，古代蒙古人對日月、水火、山川土地等一律崇敬，在進食以前（特别是早晨），把食物和飲料首先供獻給它們。
正是出于薩滿教的這種自然崇拜觀念，在他們的心目中，宇宙萬物至高無上的主宰是頭頂上的“長生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