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元朝統治的衰敗與元末農民大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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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加以整頓鈔法，罷至大銀鈔與銅錢，但又大量印鈔，曾連續四年每年印數在200萬錠以上，官定鈔銀比值隻及中統初的1/20。
日積月累印發的紙币到至正年間形成了巨大的壓力。
二是僞鈔橫行。
元代鈔法對造僞鈔者一律處死，但冒險者仍為數不少，“坐罪雖曰匪輕，獲利自是甚重”③。
曆年印造的僞鈔幾乎流通于全國，愈積愈多，對鈔法具有很大的破壞性。
至正十年（1350）四月，左司都事武琪向脫脫建議變更鈔法，吏部尚書契哲笃對他的建議表示支持。
他們提出以楮币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為母，而錢為子。
脫脫原則上同意這一方案。
為慎重起見，脫脫會集中書省、樞密院、禦史台及集賢、翰林兩院官進一步商議。
經過激烈争論，壓制了不同意見，決定變更鈔法。
變鈔的具體辦法，一是印造“至正文鈔”（實際上是用舊日的中統交鈔加蓋“至正交鈔”字樣，故又稱“至正中統交鈔”），新鈔一貫合銅錢一千文或至元寶鈔兩貫，兩種鈔并行通用，而中統交鈔的價值比至元寶鈔提高一倍。
專置寶泉提舉司，“每日印造，不可計數。
舟車裝運，軸轳相接，交料之散滿人間者，無處無之。
昏軟者不複行用”（《元史·食貨志五》）。
二是發行“至正通寶錢”，與曆代舊币通行，形成錢鈔通行局面，并以錢來實鈔法。
至正十一年（1351）新鈔與通寶同時發行，“行之未久，物價騰踴，價逾十倍”，“京師料鈔十錠（每錠50貫）易鬥粟不可得”，“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元史·食貨志五》）。
到至正十六年時，紙币“絕不用，交易惟用銅錢耳。
錢之弊亦甚..且錢之小者，①吳海：《故王将軍夫人孫氏墓志銘》，《聞過齋集》卷三。
②楊維桢：《長州縣重修學宮記》，碑存蘇州孔廟。
③蘇天爵：《災異建白十事》，《滋溪文稿》卷六六。
薄者，易失壞，愈久愈減耳”①。
變鈔本是以“鈔買鈔”的辦法，即用新鈔來壓低民間的至元寶鈔，達到增加國庫收入，擺脫财政危機的目的。
結果由于新币發行額過大，廣大人民群衆加以抵制，因而出現了惡性通貨膨脹，變鈔的目的不僅沒有達到，政府的信譽卻一落千丈。
黃河決溢後，元廷在治河問題上一直猶疑不決，因而延誤了五六年之久。
運河受阻，鹽場被毀，饑民相食，反抗不止，形勢十分嚴峻。
脫脫複相後，都漕運使賈魯再次申述了自己的主張：“必疏南河，塞北河，使複故道。
役不大興，害不能已”（《元史·成遵傳》）。
脫脫決定采取賈魯的治河方案。
但工部尚書成遵等出面抗争，認為黃河故道不可得複，并說：“濟甯、曹、郓，連歲饑馑，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人于此，恐日後之憂，又有重于河患者”（《元史·成遵傳》）。
雙方争論十分激烈。
脫脫治河決心始終沒有動搖。
至正十一年四月初四日，妥歡貼睦爾正式批準治河，下诏中外，命賈魯為工部尚書兼總治河防使，發汴梁、大名13路民15萬人，廬州（今安徽合肥）等地戍軍18翼2萬人供役。
四月二日開土，七月完成疏浚黃河故道工程，開始堵塞黃河故道下遊上段各決口、豁口，修築北岸堤防。
八月二十九日放水入故道。
九月七日，賈魯用船堤障水法開始堵水工程，至十一月十一日終于使龍口堵合，“決河絕流，故道複通”①。
賈魯在治河工程上取得了成功。
然而，農民領袖韓山童、劉福通等果然用開河機會發動了農民起義。
時人作詩雲：“丞相造假鈔，舍人做強盜。
賈魯要開河，攪得天下鬧。
”②又有《醉太平小令》稱：“堂堂大元，奸佞專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
”③時人把開河變鈔看作是農民起義爆發的根源。
其實元朝社會矛盾的激化由來已久，非一朝一夕之故，開河變鈔隻是元朝社會矛盾總爆發的導火線而已。
第二節 元末農民大起義 起義的爆發和暫時挫折 賈魯開河後，農民領袖韓山童等決定抓住這一時機，發動武裝起義。
韓山童是河北栾城人，出身于北方白蓮教世家。
其祖父韓學究為白蓮教主。
武宗時禁白蓮教，韓學究被谪徙廣平永年縣。
白蓮教淵源于佛教淨土宗①孔齊：《楮币之患》，《至正直記》卷一。
①歐陽玄：《至正河防》。
②《草木子》卷四上《談薮編》。
③陶宗儀：《辍耕錄》卷二三《醉太平小令》。
的彌勒淨土法門，得名于五世紀初東晉廬山慧遠之白蓮社。
南宋初昆山（今屬江蘇）人茅子元創立白蓮宗，即白蓮教。
該教信奉阿彌陀佛，認為死後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該教要求徒衆做到三皈（皈佛、皈法、皈僧）、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主張素食。
元朝建立以後，白蓮教進一步得到發展。
“南北混一，盛益加焉。
曆都過邑，無不有所謂白蓮堂者，聚徒多至千百，少不下百人，更少猶數十”①。
至元十七年（1280）江西都昌杜萬一利用白蓮教“妖言惑衆”，發動武裝起義，之後白蓮教徒起義屢有發生。
武宗時白蓮教被禁。
仁宗時恢複。
韓山童成為北方白蓮教主後，即以“彌勒佛下生”和“明王出世”為号召，“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元史·順帝紀五》）。
在韓山童的周圍擁有劉福通、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兒等一批骨幹，他們積極“倡言天下大亂”，煽動起義反元。
治河開工前，韓山童等鑿好石人一個，隻開一眼，在其背上镌刻“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反”14個字，預先埋于黃陵崗，同時散布民謠：“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元史·河渠志三》）。
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下旬，開河民工挖出獨眼石人，消息傳出，人人驚詫，以為天下真要大亂了。
五月初，韓山童與劉福通等聚衆3000人于颍州颍上縣（今屬安徽），殺黑牛白馬，誓告天地，宣布起義。
韓山童發布文告稱：“蘊玉玺于海東，取精兵于日本。
貧極江南，富稱塞北。
”①假托南宋衛王趙昰走崖山、丞相陳宜中走日本，來達到“複宋”的目的。
劉福通又鼓吹山童系宋徽宗八世孫，當為中國主；劉福通自稱是南宋将劉光世的後代，當輔之②。
起義軍打出了“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的旗聯③。
很明顯，起義爆發後，韓山童等用鮮明的政治口号來代替宗教迷信作為号名。
所謂“貧極江南，富稱塞北”，揭露了廣大漢族勞動人民的貧困和蒙古、色目貴族搜刮掠奪财富的社會現實，把階級鬥争與民族鬥争結合在一起。
至于“複宋”的口号，則迎合廣大漢族人民心理，是達到階級鬥争的一種手段和策略。
正當起義軍彙集在一起，誓告天地之時，地方官聞訊突然襲擊，韓山童被捕犧牲，妻楊氏、子林兒逃奔武安（今江蘇徐州武安山）。
劉福通沖出重圍，率起義軍于五月初三占領颍州（今安徽阜陽），大起義正式爆發。
起義軍頭裹紅巾作标志，稱紅巾軍；起義軍多為白蓮教徒，燒香拜佛，故又稱香軍。
紅巾軍占領颍州後，妥歡貼睦爾十分驚慌，立即遣樞密院同知赫厮、秃赤率“素号精悍，善騎射”的6000名阿速軍及各路漢軍，又令河南行省徐①劉壎：《蓮社萬緣堂記》，《水雲村泯稿》卷三。
①《草木子》卷三上《克謹篇》。
②何喬遠：《名山藏》卷四三《天因記》。
③《辍耕錄》卷二七《旗聯》。
丞相派兵協同鎮壓。
這三個元将“但以酒色為務，軍士但以剽掠為務”，無心戀戰。
雙方對陣後，赫厮見紅巾勢大，揚鞭高呼：“阿蔔！阿蔔！”（快跑！快跑！）迅速逃跑了。
劉福通據朱臯（今河南淮濱東南），攻破羅山、真陽（今河南正陽）、确山等地，進兵舞陽、葉縣。
九月，劉福通占領汝甯府及息州（今河南息縣）、光州（今河南潢川）等地，衆至10萬。
颍州起義成功後，對全國各地人民群衆鼓舞很大。
北方地區響應起義的主要有徐州李二和濠州郭子興。
邳縣（今江蘇邳縣北）人李二，又稱芝麻李，于至正十一年（1351）八月，與社長趙均用（一作趙君用）、彭大及其子早住等起兵占領徐州，從之者十餘萬人，也以“燒香聚衆”，稱紅巾軍。
未幾，占領徐州近縣宿州、五河、睢縣、虹縣、豐、沛、靈璧、安豐（今安徽壽縣）、泗縣等地。
十二年二月，定遠（今屬安徽）富豪郭子興與農民出身的孫崖、俞某、魯某、潘某等起兵，攻占濠州（今安徽鳳陽東北），郭子興稱元帥，亦以紅巾為号。
閏三月，貧苦農民出身的朱元璋投奔郭子興，為親兵。
南方白蓮教首領們也立即抓緊這個時機，發動起義。
彭瑩玉是南方白蓮教主，至元四年發動袁州起義失敗後，逃匿于淮西民家。
“淮民聞其風，以故争庇之，雖有司嚴捕，卒不能獲”（《庚申外史》）。
他奔波于江淮、江西、湖南、湖北一帶，化名彭翼、彭國玉，又稱彭和尚，教徒稱之為“彭祖”，敵人誣之為“妖彭”，其徒遍及南方各地。
至正十一年夏，彭瑩玉起兵于淮西①。
八月，麻城（今屬湖北）鐵工鄒普勝、羅田（今屬湖北）布販徐壽輝等起兵于蕲州（今湖北蕲春南），他們宣傳“彌勒下生，當為世主”，燒香拜佛，也頭裹紅巾，故亦為紅巾軍。
十月，攻克蕲水（今湖北浠水）。
并以此為都，建立政權，國号“天完”（壓倒“大元”之意），改元治平，推徐壽輝為帝，鄒普勝為太師。
天完政權是元末農民起義中建立最早的農民政權，行政和軍事機構均仿元制。
中央設中書省（又稱蓮台省），下設六部；地方有行省；軍制有百戶、千戶、萬戶、總管、統軍元帥等及其相應管軍機構。
自至正十二年（1352）正月開始，天完軍隊分兵四出：丁普郎、徐明達攻克漢陽、興國（今湖北陽新），鄒普勝克武昌、龍興（今江西南昌），曾法興克安陸（今湖北鐘祥）、沔陽（今湖北沔陽西南）、中興（今湖北江陵），歐普祥克吉安，陶九克瑞州（今江西高安），陳普文克吉安，周伯顔入江西、湖南、廣西，王善攻福建。
彭瑩玉這時也與天完軍會合，與項普略（又名項甲、項奴兒）東去九江，入安徽，激戰于徽州（今安徽歙縣），過昱嶺關，破杭州，在杭州“不殺不淫，招民投附者，署姓名于簿籍”①。
旋因元軍反撲，棄城去蘇南，又轉戰于徽州等地，最後退至瑞州。
紅巾軍所過之處，所在農民紛紛響應，“不旬①陶安：《繁昌縣監邑鐵仲賓功績紀》，《陶學士文集》卷十七。
①《辍耕錄》卷二八《刑賞失宜》。
日，衆辄數萬，皆短衣草屦，齒木為杷，削竹為槍，截绯帛為巾襦，彌野皆赤”（《元史·魏中立傳》）。
南方紅巾軍的重大勝利是與他們的政治口号分不開的。
據記載，至正十二年（1352）四月，江西宜黃的紅巾軍首領塗一、塗佑，新城紅巾軍首領童遠攻占建甯（今屬江西）、泰甯（今屬福建），不久，入邵武（今屬福建），“揚言&lsquo摧富益貧&rsquo，以誘村氓從逆。
凡窭者之欲财，賤者之欲位，與凡子弟之素無賴者，皆群起趨之。
旬日間，聚至數萬，掠富民家，散入山谷搜劫，無獲免者”①。
“摧富益貧”這一針對當時社會上貧富不均而提出的戰鬥口号，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所以南方起義隊伍的發展異常迅猛。
與此同時，江淮起義軍在趙普勝（雙刀趙）、李普勝（李扒頭）領導下，于至正十二年春，渡江南下，克無為，入繁昌，占領銅陵、池州，進圍安慶，再下湖口、彭澤，勢如破竹，号稱百萬水師。
在北南紅巾軍起兵後不久，河南、湖北一帶則有“南鎖紅軍”和“北鎖紅軍”。
至正十一年十二月，王權（又名布王三）、張椿等攻占鄧州（今河南鄧縣）、南陽（今屬河南），稱“北鎖紅軍”，又攻占唐（今河南唐河）、嵩（今河南嵩縣）、汝（今河南臨汝）、河南府（今河南洛陽），進逼滑（今河南滑縣東）、浚（今河南浚縣）。
明年正月，孟海馬等攻占襄陽（今屬湖北），稱“南鎖紅軍”，旋克房（今湖北房縣）、歸（今湖北秭歸南）、均（今湖北均縣西北）、峽（今湖北宜昌）、荊門等州。
面對紅巾軍起義的浪潮，元朝廷加緊了對漢人、南人的防範。
規定凡議軍事，漢人、南人官吏必須回避。
脫脫上奏妥歡貼睦爾：“方今河南漢人反，宜榜示天下，今一概剿捕。
諸蒙古色目因遷谪在外者，皆召還京師，勿令诖誤。
”②同時，元廷又用賣官、募捐等辦法來求助于富豪巨商，組織和支持地主武裝&mdash&mdash義兵。
河南沈丘畏兀兒人察罕帖木兒和羅山人李思齊糾集地主武裝至萬人，元廷授察罕帖木兒汝甯府達魯花赤，李思齊汝甯府知府；淮東豪民王宣，募得丁壯達三萬人之多，号稱“黃軍”。
此類地主武裝，農民起義地區處處皆有，他們配合元軍，使紅巾軍遭受很大損失。
後來元廷在許多地方設置義兵萬戶府，“募土人為軍，免其差役，令讨賊自效。
因其鄉人自相團結，号&lsquo毛胡蘆&rsquo，故以名之”（《元史·順帝紀六》）。
元廷将中原紅巾軍視為心腹之患，不斷派出重兵血腥鎮壓。
赫厮、秃赤率阿速軍鎮壓失敗後，又于至正十一年九月派禦史大夫也先帖木兒以知樞密院事與衛王寬徹哥率諸衛兵十餘萬前往河南；十月，又增派知樞密院事老章至河南。
十二月，元軍破上蔡，俘殺紅巾軍将領韓咬兒。
十二年三月，元軍陷汝甯。
紅巾軍偷襲駐守沙河岸邊的知行樞密院事鞏蔔班軍，殺鞏蔔班，元軍退數百裡。
不久，也先帖木兒再駐沙河，某夜，軍中夜驚，也先帖木兒盡①嘉靖《邵武府志》卷二，黃鎮成撰碑。
②《庚申外史》；《元史》卷一八四《韓元善傳》。
棄軍資器械、糧草、車輛，率殘兵退至朱仙鎮。
當時官軍之腐敗，由此可見一斑。
至正十二年（1352）八月，脫脫親率大軍出征徐州芝麻李。
九月，破城，元軍進行大屠殺，芝麻李被俘殺，趙均用、彭大、彭早住等率餘衆奔濠州郭子興。
脫脫命賈魯圍濠州，賈魯不久病卒。
次年五月，元軍撤圍。
彭早住稱魯淮王，趙均用稱永義王，勢力在郭子興之上。
十四年，彭、趙東去盱眙、泗州等地。
南鎖紅軍和北鎖紅軍活躍于南陽、襄陽及漢水流域一帶，擁衆達十餘萬。
元廷遣四川行省參知政事答失八都魯等分路“圍剿”。
至正十二年五月，答失八都魯陷襄陽，布王三被俘殺，北鎖紅軍先被鎮壓。
十四年正月，答失八都魯再陷峽州（今湖北宜昌），南鎖紅軍也被鎮壓。
南方紅巾軍雖分兵四出，奪取許多城池，但所得多不能守。
北方紅巾軍受察罕帖木兒、李思齊“義兵”牽制脫脫又蕩平了徐州芝麻李，北鎖紅軍被答失八都魯鎮壓，使南方紅巾軍失去屏障。
于是，南方各省元軍從四面八方前來“圍剿”。
趙普勝、李普勝率領的江淮水師因孤立無援，退守巢湖自保。
至正十三年（1353）十一月，元江西行省右丞火你赤破瑞州，彭瑩玉等慘遭殺害。
十二月，江浙行省平章蔔顔帖木兒、南台禦史中丞蠻子海牙、四川行省參知政事哈臨秃、左丞秃失裡、西甯王牙罕沙等聯合進攻天完政權都城蕲水，城破，天完政權四百多名官員被屠殺，徐壽輝等遁入黃梅山和沔陽湖中。
至此，南北紅巾軍經過最初兩年的戰鬥，雖然摧毀了許多元朝地方政權，對元朝統治和各地地主富豪打擊十分沉重，但敵人的勢力仍然十分強大，紅巾軍又犧牲了韓山童、彭瑩玉這樣的傑出領袖，因而遇到了暫時的挫
日積月累印發的紙币到至正年間形成了巨大的壓力。
二是僞鈔橫行。
元代鈔法對造僞鈔者一律處死，但冒險者仍為數不少，“坐罪雖曰匪輕，獲利自是甚重”③。
曆年印造的僞鈔幾乎流通于全國，愈積愈多，對鈔法具有很大的破壞性。
至正十年（1350）四月，左司都事武琪向脫脫建議變更鈔法，吏部尚書契哲笃對他的建議表示支持。
他們提出以楮币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為母，而錢為子。
脫脫原則上同意這一方案。
為慎重起見，脫脫會集中書省、樞密院、禦史台及集賢、翰林兩院官進一步商議。
經過激烈争論，壓制了不同意見，決定變更鈔法。
變鈔的具體辦法，一是印造“至正文鈔”（實際上是用舊日的中統交鈔加蓋“至正交鈔”字樣，故又稱“至正中統交鈔”），新鈔一貫合銅錢一千文或至元寶鈔兩貫，兩種鈔并行通用，而中統交鈔的價值比至元寶鈔提高一倍。
專置寶泉提舉司，“每日印造，不可計數。
舟車裝運，軸轳相接，交料之散滿人間者，無處無之。
昏軟者不複行用”（《元史·食貨志五》）。
二是發行“至正通寶錢”，與曆代舊币通行，形成錢鈔通行局面，并以錢來實鈔法。
至正十一年（1351）新鈔與通寶同時發行，“行之未久，物價騰踴，價逾十倍”，“京師料鈔十錠（每錠50貫）易鬥粟不可得”，“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元史·食貨志五》）。
到至正十六年時，紙币“絕不用，交易惟用銅錢耳。
錢之弊亦甚..且錢之小者，①吳海：《故王将軍夫人孫氏墓志銘》，《聞過齋集》卷三。
②楊維桢：《長州縣重修學宮記》，碑存蘇州孔廟。
③蘇天爵：《災異建白十事》，《滋溪文稿》卷六六。
薄者，易失壞，愈久愈減耳”①。
變鈔本是以“鈔買鈔”的辦法，即用新鈔來壓低民間的至元寶鈔，達到增加國庫收入，擺脫财政危機的目的。
結果由于新币發行額過大，廣大人民群衆加以抵制，因而出現了惡性通貨膨脹，變鈔的目的不僅沒有達到，政府的信譽卻一落千丈。
黃河決溢後，元廷在治河問題上一直猶疑不決，因而延誤了五六年之久。
運河受阻，鹽場被毀，饑民相食，反抗不止，形勢十分嚴峻。
脫脫複相後，都漕運使賈魯再次申述了自己的主張：“必疏南河，塞北河，使複故道。
役不大興，害不能已”（《元史·成遵傳》）。
脫脫決定采取賈魯的治河方案。
但工部尚書成遵等出面抗争，認為黃河故道不可得複，并說：“濟甯、曹、郓，連歲饑馑，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人于此，恐日後之憂，又有重于河患者”（《元史·成遵傳》）。
雙方争論十分激烈。
脫脫治河決心始終沒有動搖。
至正十一年四月初四日，妥歡貼睦爾正式批準治河，下诏中外，命賈魯為工部尚書兼總治河防使，發汴梁、大名13路民15萬人，廬州（今安徽合肥）等地戍軍18翼2萬人供役。
四月二日開土，七月完成疏浚黃河故道工程，開始堵塞黃河故道下遊上段各決口、豁口，修築北岸堤防。
八月二十九日放水入故道。
九月七日，賈魯用船堤障水法開始堵水工程，至十一月十一日終于使龍口堵合，“決河絕流，故道複通”①。
賈魯在治河工程上取得了成功。
然而，農民領袖韓山童、劉福通等果然用開河機會發動了農民起義。
時人作詩雲：“丞相造假鈔，舍人做強盜。
賈魯要開河，攪得天下鬧。
”②又有《醉太平小令》稱：“堂堂大元，奸佞專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
”③時人把開河變鈔看作是農民起義爆發的根源。
其實元朝社會矛盾的激化由來已久，非一朝一夕之故，開河變鈔隻是元朝社會矛盾總爆發的導火線而已。
第二節 元末農民大起義 起義的爆發和暫時挫折 賈魯開河後，農民領袖韓山童等決定抓住這一時機，發動武裝起義。
韓山童是河北栾城人，出身于北方白蓮教世家。
其祖父韓學究為白蓮教主。
武宗時禁白蓮教，韓學究被谪徙廣平永年縣。
白蓮教淵源于佛教淨土宗①孔齊：《楮币之患》，《至正直記》卷一。
①歐陽玄：《至正河防》。
②《草木子》卷四上《談薮編》。
③陶宗儀：《辍耕錄》卷二三《醉太平小令》。
的彌勒淨土法門，得名于五世紀初東晉廬山慧遠之白蓮社。
南宋初昆山（今屬江蘇）人茅子元創立白蓮宗，即白蓮教。
該教信奉阿彌陀佛，認為死後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該教要求徒衆做到三皈（皈佛、皈法、皈僧）、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主張素食。
元朝建立以後，白蓮教進一步得到發展。
“南北混一，盛益加焉。
曆都過邑，無不有所謂白蓮堂者，聚徒多至千百，少不下百人，更少猶數十”①。
至元十七年（1280）江西都昌杜萬一利用白蓮教“妖言惑衆”，發動武裝起義，之後白蓮教徒起義屢有發生。
武宗時白蓮教被禁。
仁宗時恢複。
韓山童成為北方白蓮教主後，即以“彌勒佛下生”和“明王出世”為号召，“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元史·順帝紀五》）。
在韓山童的周圍擁有劉福通、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兒等一批骨幹，他們積極“倡言天下大亂”，煽動起義反元。
治河開工前，韓山童等鑿好石人一個，隻開一眼，在其背上镌刻“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反”14個字，預先埋于黃陵崗，同時散布民謠：“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元史·河渠志三》）。
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下旬，開河民工挖出獨眼石人，消息傳出，人人驚詫，以為天下真要大亂了。
五月初，韓山童與劉福通等聚衆3000人于颍州颍上縣（今屬安徽），殺黑牛白馬，誓告天地，宣布起義。
韓山童發布文告稱：“蘊玉玺于海東，取精兵于日本。
貧極江南，富稱塞北。
”①假托南宋衛王趙昰走崖山、丞相陳宜中走日本，來達到“複宋”的目的。
劉福通又鼓吹山童系宋徽宗八世孫，當為中國主；劉福通自稱是南宋将劉光世的後代，當輔之②。
起義軍打出了“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的旗聯③。
很明顯，起義爆發後，韓山童等用鮮明的政治口号來代替宗教迷信作為号名。
所謂“貧極江南，富稱塞北”，揭露了廣大漢族勞動人民的貧困和蒙古、色目貴族搜刮掠奪财富的社會現實，把階級鬥争與民族鬥争結合在一起。
至于“複宋”的口号，則迎合廣大漢族人民心理，是達到階級鬥争的一種手段和策略。
正當起義軍彙集在一起，誓告天地之時，地方官聞訊突然襲擊，韓山童被捕犧牲，妻楊氏、子林兒逃奔武安（今江蘇徐州武安山）。
劉福通沖出重圍，率起義軍于五月初三占領颍州（今安徽阜陽），大起義正式爆發。
起義軍頭裹紅巾作标志，稱紅巾軍；起義軍多為白蓮教徒，燒香拜佛，故又稱香軍。
紅巾軍占領颍州後，妥歡貼睦爾十分驚慌，立即遣樞密院同知赫厮、秃赤率“素号精悍，善騎射”的6000名阿速軍及各路漢軍，又令河南行省徐①劉壎：《蓮社萬緣堂記》，《水雲村泯稿》卷三。
①《草木子》卷三上《克謹篇》。
②何喬遠：《名山藏》卷四三《天因記》。
③《辍耕錄》卷二七《旗聯》。
丞相派兵協同鎮壓。
這三個元将“但以酒色為務，軍士但以剽掠為務”，無心戀戰。
雙方對陣後，赫厮見紅巾勢大，揚鞭高呼：“阿蔔！阿蔔！”（快跑！快跑！）迅速逃跑了。
劉福通據朱臯（今河南淮濱東南），攻破羅山、真陽（今河南正陽）、确山等地，進兵舞陽、葉縣。
九月，劉福通占領汝甯府及息州（今河南息縣）、光州（今河南潢川）等地，衆至10萬。
颍州起義成功後，對全國各地人民群衆鼓舞很大。
北方地區響應起義的主要有徐州李二和濠州郭子興。
邳縣（今江蘇邳縣北）人李二，又稱芝麻李，于至正十一年（1351）八月，與社長趙均用（一作趙君用）、彭大及其子早住等起兵占領徐州，從之者十餘萬人，也以“燒香聚衆”，稱紅巾軍。
未幾，占領徐州近縣宿州、五河、睢縣、虹縣、豐、沛、靈璧、安豐（今安徽壽縣）、泗縣等地。
十二年二月，定遠（今屬安徽）富豪郭子興與農民出身的孫崖、俞某、魯某、潘某等起兵，攻占濠州（今安徽鳳陽東北），郭子興稱元帥，亦以紅巾為号。
閏三月，貧苦農民出身的朱元璋投奔郭子興，為親兵。
南方白蓮教首領們也立即抓緊這個時機，發動起義。
彭瑩玉是南方白蓮教主，至元四年發動袁州起義失敗後，逃匿于淮西民家。
“淮民聞其風，以故争庇之，雖有司嚴捕，卒不能獲”（《庚申外史》）。
他奔波于江淮、江西、湖南、湖北一帶，化名彭翼、彭國玉，又稱彭和尚，教徒稱之為“彭祖”，敵人誣之為“妖彭”，其徒遍及南方各地。
至正十一年夏，彭瑩玉起兵于淮西①。
八月，麻城（今屬湖北）鐵工鄒普勝、羅田（今屬湖北）布販徐壽輝等起兵于蕲州（今湖北蕲春南），他們宣傳“彌勒下生，當為世主”，燒香拜佛，也頭裹紅巾，故亦為紅巾軍。
十月，攻克蕲水（今湖北浠水）。
并以此為都，建立政權，國号“天完”（壓倒“大元”之意），改元治平，推徐壽輝為帝，鄒普勝為太師。
天完政權是元末農民起義中建立最早的農民政權，行政和軍事機構均仿元制。
中央設中書省（又稱蓮台省），下設六部；地方有行省；軍制有百戶、千戶、萬戶、總管、統軍元帥等及其相應管軍機構。
自至正十二年（1352）正月開始，天完軍隊分兵四出：丁普郎、徐明達攻克漢陽、興國（今湖北陽新），鄒普勝克武昌、龍興（今江西南昌），曾法興克安陸（今湖北鐘祥）、沔陽（今湖北沔陽西南）、中興（今湖北江陵），歐普祥克吉安，陶九克瑞州（今江西高安），陳普文克吉安，周伯顔入江西、湖南、廣西，王善攻福建。
彭瑩玉這時也與天完軍會合，與項普略（又名項甲、項奴兒）東去九江，入安徽，激戰于徽州（今安徽歙縣），過昱嶺關，破杭州，在杭州“不殺不淫，招民投附者，署姓名于簿籍”①。
旋因元軍反撲，棄城去蘇南，又轉戰于徽州等地，最後退至瑞州。
紅巾軍所過之處，所在農民紛紛響應，“不旬①陶安：《繁昌縣監邑鐵仲賓功績紀》，《陶學士文集》卷十七。
①《辍耕錄》卷二八《刑賞失宜》。
日，衆辄數萬，皆短衣草屦，齒木為杷，削竹為槍，截绯帛為巾襦，彌野皆赤”（《元史·魏中立傳》）。
南方紅巾軍的重大勝利是與他們的政治口号分不開的。
據記載，至正十二年（1352）四月，江西宜黃的紅巾軍首領塗一、塗佑，新城紅巾軍首領童遠攻占建甯（今屬江西）、泰甯（今屬福建），不久，入邵武（今屬福建），“揚言&lsquo摧富益貧&rsquo，以誘村氓從逆。
凡窭者之欲财，賤者之欲位，與凡子弟之素無賴者，皆群起趨之。
旬日間，聚至數萬，掠富民家，散入山谷搜劫，無獲免者”①。
“摧富益貧”這一針對當時社會上貧富不均而提出的戰鬥口号，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所以南方起義隊伍的發展異常迅猛。
與此同時，江淮起義軍在趙普勝（雙刀趙）、李普勝（李扒頭）領導下，于至正十二年春，渡江南下，克無為，入繁昌，占領銅陵、池州，進圍安慶，再下湖口、彭澤，勢如破竹，号稱百萬水師。
在北南紅巾軍起兵後不久，河南、湖北一帶則有“南鎖紅軍”和“北鎖紅軍”。
至正十一年十二月，王權（又名布王三）、張椿等攻占鄧州（今河南鄧縣）、南陽（今屬河南），稱“北鎖紅軍”，又攻占唐（今河南唐河）、嵩（今河南嵩縣）、汝（今河南臨汝）、河南府（今河南洛陽），進逼滑（今河南滑縣東）、浚（今河南浚縣）。
明年正月，孟海馬等攻占襄陽（今屬湖北），稱“南鎖紅軍”，旋克房（今湖北房縣）、歸（今湖北秭歸南）、均（今湖北均縣西北）、峽（今湖北宜昌）、荊門等州。
面對紅巾軍起義的浪潮，元朝廷加緊了對漢人、南人的防範。
規定凡議軍事，漢人、南人官吏必須回避。
脫脫上奏妥歡貼睦爾：“方今河南漢人反，宜榜示天下，今一概剿捕。
諸蒙古色目因遷谪在外者，皆召還京師，勿令诖誤。
”②同時，元廷又用賣官、募捐等辦法來求助于富豪巨商，組織和支持地主武裝&mdash&mdash義兵。
河南沈丘畏兀兒人察罕帖木兒和羅山人李思齊糾集地主武裝至萬人，元廷授察罕帖木兒汝甯府達魯花赤，李思齊汝甯府知府；淮東豪民王宣，募得丁壯達三萬人之多，号稱“黃軍”。
此類地主武裝，農民起義地區處處皆有，他們配合元軍，使紅巾軍遭受很大損失。
後來元廷在許多地方設置義兵萬戶府，“募土人為軍，免其差役，令讨賊自效。
因其鄉人自相團結，号&lsquo毛胡蘆&rsquo，故以名之”（《元史·順帝紀六》）。
元廷将中原紅巾軍視為心腹之患，不斷派出重兵血腥鎮壓。
赫厮、秃赤率阿速軍鎮壓失敗後，又于至正十一年九月派禦史大夫也先帖木兒以知樞密院事與衛王寬徹哥率諸衛兵十餘萬前往河南；十月，又增派知樞密院事老章至河南。
十二月，元軍破上蔡，俘殺紅巾軍将領韓咬兒。
十二年三月，元軍陷汝甯。
紅巾軍偷襲駐守沙河岸邊的知行樞密院事鞏蔔班軍，殺鞏蔔班，元軍退數百裡。
不久，也先帖木兒再駐沙河，某夜，軍中夜驚，也先帖木兒盡①嘉靖《邵武府志》卷二，黃鎮成撰碑。
②《庚申外史》；《元史》卷一八四《韓元善傳》。
棄軍資器械、糧草、車輛，率殘兵退至朱仙鎮。
當時官軍之腐敗，由此可見一斑。
至正十二年（1352）八月，脫脫親率大軍出征徐州芝麻李。
九月，破城，元軍進行大屠殺，芝麻李被俘殺，趙均用、彭大、彭早住等率餘衆奔濠州郭子興。
脫脫命賈魯圍濠州，賈魯不久病卒。
次年五月，元軍撤圍。
彭早住稱魯淮王，趙均用稱永義王，勢力在郭子興之上。
十四年，彭、趙東去盱眙、泗州等地。
南鎖紅軍和北鎖紅軍活躍于南陽、襄陽及漢水流域一帶，擁衆達十餘萬。
元廷遣四川行省參知政事答失八都魯等分路“圍剿”。
至正十二年五月，答失八都魯陷襄陽，布王三被俘殺，北鎖紅軍先被鎮壓。
十四年正月，答失八都魯再陷峽州（今湖北宜昌），南鎖紅軍也被鎮壓。
南方紅巾軍雖分兵四出，奪取許多城池，但所得多不能守。
北方紅巾軍受察罕帖木兒、李思齊“義兵”牽制脫脫又蕩平了徐州芝麻李，北鎖紅軍被答失八都魯鎮壓，使南方紅巾軍失去屏障。
于是，南方各省元軍從四面八方前來“圍剿”。
趙普勝、李普勝率領的江淮水師因孤立無援，退守巢湖自保。
至正十三年（1353）十一月，元江西行省右丞火你赤破瑞州，彭瑩玉等慘遭殺害。
十二月，江浙行省平章蔔顔帖木兒、南台禦史中丞蠻子海牙、四川行省參知政事哈臨秃、左丞秃失裡、西甯王牙罕沙等聯合進攻天完政權都城蕲水，城破，天完政權四百多名官員被屠殺，徐壽輝等遁入黃梅山和沔陽湖中。
至此，南北紅巾軍經過最初兩年的戰鬥，雖然摧毀了許多元朝地方政權，對元朝統治和各地地主富豪打擊十分沉重，但敵人的勢力仍然十分強大，紅巾軍又犧牲了韓山童、彭瑩玉這樣的傑出領袖，因而遇到了暫時的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