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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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師求學。

    元仁宗恢複科舉取仕,也促使更多蒙古子弟棄弓馬而習文儒。

    通過中央和地方的官學教育,造就了一大批通曉漢文化的蒙古文人學者②。

    許多漢文典籍被譯成蒙古文,成為蒙古族文化的組成部分。

    西域文化和吐蕃文化對元代蒙古族的影響也不可忽視。

     蒙古統治者對各種宗教采取兼容并蓄政策。

    本族古老的薩滿教(蒙古語稱薩滿巫師為“孛額”bo&rsquoe)仍是其基本信仰,有元一代,源于薩滿教的各種“國俗舊禮”未嘗廢棄,由蒙古巫觋主持祭天祀祖等儀式。

    但其他宗教也被蒙古人接受,首先是佛教。

    漢地的禅宗僧人最早受到成吉思汗的禮遇,吐蕃高僧與蒙古人也很早就有接觸。

    太宗甫建和林城,就在城内興建了佛寺。

    憲宗評論各種宗教,比喻為手之五指,而謂佛教有如掌心,置于首位。

    1257年外剌部驸馬八立托所立的《釋迦院碑記》說明,地處蒙古北部、薩滿教最盛行的外剌部(斡亦剌)人也接受了佛教。

    忽必烈封八思巴為帝師後,吐蕃佛教更居于所有宗教之首,為蒙古人所崇奉①。

    除皇帝有帝師外,諸王身邊也請有吐蕃高僧為師;吐蕃各教派與蒙古皇室各家族分别建立了供施關系。

    通過佛教的傳播,吐蕃文化對蒙古族産生了深刻影響。

    八思巴向皇太子真金傳授佛教的《彰所知論》,給予蒙古人“以曆史之新觀念及方法”,開了後來蒙古曆史著作将祖先傳說與吐蕃聯系起來的先河②。

    一些吐蕃典籍被譯成了蒙古文,現存有《薩迦格言》的八思巴字蒙文譯本刊印本殘頁。

    不少蒙古人取了梵文或藏文名字。

    在漠南北各蒙古人聚居地區興建了很多佛寺,還有一些蒙古人出家為僧。

    相比之下,道教雖然也受到蒙古統治者的尊重,在蒙古地區也興建了道觀,但在蒙古人中的影響要比佛教小得多。

    在蒙古建國前,基督教聶思脫裡派已經在克烈部、乃蠻部和漠南汪古部中傳播,有大量信奉者。

    出自克烈部的拖雷正妻唆魯禾帖尼就是虔誠的聶思脫裡信徒,蒙古大臣中也有多人,因而聶思脫裡派基督教在蒙古國得以享有很高地位并擁①如漢人鄭暄被派到赤那思山大斡耳朵(原晉王部)擔任儒學教授。

    見《張蛻庵詩集》卷一。

    ②關于元代蒙古人漢文化,參見傅海波(HerbertFranke):《元諸帝能讀寫漢文嗎?》,《AsiaMajor》3,1952;蕭啟慶:《元代蒙古人的漢學》,《國際中國邊疆學術論文集》,台北1985。

    ①關于蒙古人接受西藏佛教的原因,參見劄奇斯欽:《蒙古諸汗為何接受西藏佛教》,載《蒙古研究論叢》(楊伯翰大學,1988),頁83&mdash93。

     ②參見陳寅恪:《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金明館叢稿二編》,頁115&mdash125。

    有衆多信徒。

    随着克烈、乃蠻、汪古等部人分散到各處,其傳播也更廣。

    據馬可波羅記載,東道宗王乃顔及其若幹部民就是信奉基督教的。

    在和林城、汪古人所居陰山地區以及河西、遼東等地,都建有基督教教堂。

    羅馬天主教随許多歐洲人被蒙古軍俘迫東來也傳入蒙古,後經元成宗初來到大都的教皇使者孟特戈維諾努力,得以建立教堂,在各教中有一席之地,但因聶思脫裡派阻撓,它在蒙古人中沒有什麼影響。

    伊斯蘭教被欽察汗國、伊利汗國和察合台汗國的蒙古人接受(尤其是伊利汗國合贊汗更宣布伊斯蘭教為國教,排除了其他宗教),同時随着大批回回人的東來傳入蒙古本土。

    拉施都丁《史集》記載,忽必烈子安西王阿難答及其蒙古民皈依伊斯蘭教。

    元秘書監曾專為阿難答印造回回曆(見《元秘書監志》),似可證明拉施都丁的記載。

    不過,正如信奉基督教(聶思脫裡派)的唆魯禾帖尼同時也護持佛教和道教一樣,阿難答對其他宗教同樣并不排斥,在他統治下的陝西地區,佛寺、道觀也得到了周到的保護。

    由于伊斯蘭教教規習俗與蒙古人很難調和,在元朝境内的蒙古人中影響并不大。

     第二節 回回 “回回”之名最早見于北宋沈括在鄜延路經略使任上(1080&mdash1082)所作的凱歌詞中,指的是西北地區的回鹘人,這可能來自當時陝西民間口語的音變①。

    十三世紀前期的一些漢文文獻中,把天山東部的高昌回鹘和其他中亞突厥語民族和國家,包括突厥王朝(如花剌子模)治下的非突厥人,都統稱為回纥或回回。

    大概是因為從十世紀以來回纥人已成為西北地區的主體民族,與中原的交往又最多,而毗鄰的中亞突厥人和他們在種族、語言上相近,中原人不易區别,遂概稱為回纥(轉音為回回);又因為中亞突厥人及突厥王朝治下的人民絕大多數信奉伊斯蘭教,這個名稱也成為對伊斯蘭教徒的稱呼①。

    但那時天山東部的回鹘人并不信奉伊斯蘭教(主要信佛教)。

    元初人已知道他們與中、西亞信奉伊斯蘭教的各族是不同的,且當時已有更符合際讀音的新譯名“畏兀兒”,于是,至少從世祖時代起,“回回”一名就被專用于指稱信奉伊斯蘭教的中、西亞人,而不使用會和畏兀兒人混同的“回纥”之名②。

    “回回”有時也被用作西域人的代稱或泛稱,如猶太被稱為“術忽回回”③,來自叙利亞的基督教徒愛薛被稱為“回回愛薛”等,但這并未改變此名作為伊斯蘭教徒專稱(等于當時的另一譯名“木速蠻”&mdash&mdash波斯語musulman的音譯)的基本意義④。

     元朝境内回回人的來源主要是成吉思汗西征以來中亞、波斯、阿拉伯各地被俘東來的工匠和其他平民,歸降蒙古的貴族、官員及其族人、部屬,先後簽調來的軍隊,被征辟入仕于元的學者,以及來中國經商因而留居的商①參見楊志玖:《回回一詞的起源和演變》,《元史三論》頁147&mdash148,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①《蒙鞑備錄》稱高昌回鹘為回鹘,又稱紮八兒火者為回鹘人,後者實是伊斯蘭教“聖裔”&mdash&mdash阿拉伯人;《長春真人西遊記》把從高昌回鹘直到花剌子模國之人概稱為回纥;《黑鞑事略》則概稱為回回,其指稱範圍還包括抗裡(即康裡)、克鼻稍(即欽察,自注雲:“回回國,即回纥之種”)、胫笃(即印度,自注雲:“黑回回”)。

    但與邱處機同時的耶律楚材不用回纥之名稱花剌子模及其國人,而隻稱西域、西胡,或許他更了解他們與回鹘人的差别。

     ②1234年元太宗聖旨中已有回回之名,但尚難斷定是專指伊斯蘭教徒。

    據王恽《為在都回回戶不納差稅事狀》(《秋澗集》卷八八)及至元八年《戶口條畫》(《元典章》卷十七),1252年括戶時,回回人已作為一類戶計登記入籍,與畏兀兒人戶區别開來。

    《戶口條畫》将伊斯蘭教寺院稱為“回回寺”,可見回回作為伊斯蘭教徒的專稱已經确定。

    不過,在文人著作中每每仍用回纥之名,也許還有人不清楚其間的差别,故王恽特别說明“回纥今回回”(《秋澗集》卷九五)。

     ③《元典章》卷五七《禁回回抹殺羊做速納》;《元史》卷八《世祖紀》。

    ④上引《元典章》文書所講事件亦見拉施都丁《史集》(第2卷漢譯本,頁346)記載,漢文文書中的“回回”相應波斯文作musulman。

    又高啟《元故婺州路蘭溪州判官胡君墓志銘》(《凫藻集》卷五)載:“文宗入位,殺故相回回倒剌沙,命人下江南搜其黨,至常熟,民告回回百餘人匿海渚殺豬會飲謀亂,君為釋言:回回不食豬,民言詐也。

    ”足證其專指穆斯林。

     人。

    蒙古軍每攻取一地,照例要簽括有技藝的人徙往蒙古以供役使,并擄掠婦女、兒童為奴。

    史料隻記載了少數幾個地方簽括工匠的數目:撒麻耳幹3萬人,玉龍傑赤10萬多人,馬魯和你沙不兒各400人①。

    其他地方所括工匠為數必亦不少,如不花剌人,“以佃巧手藝入附,徙置和林”②。

    這些回回工匠或隸屬大汗政府,置局、院管領,或分配給諸王貴族領有。

    後來,他們中的大批人又被遣往中原漢地立局造作,如太宗時,回回工匠3000戶被徙置撫州之荨麻林(今張家口西洗馬林),他們多是蒙古西征時從撒麻耳幹簽括來的。

    同時還有300餘戶“西域織金绮紋工”被遷到弘州(今河北陽原)③。

    據馬可波羅所見,從天德州(即豐州,今呼和浩特東)到宣德州(今河北宣化),沿途許多城堡的居民都有伊斯蘭教徒,從事織造納失失(波斯語nasij,織金錦緞)等織物,他們無疑都是回回工匠④。

    至于被擄為奴的婦女、兒童,為數當亦甚多,蒙古諸王、将領都擁有數量不等的回回奴婢。

    據《黑鞑事略》記載,蒙古人的牧奴中,回回人居其三,漢人居其七。

    太宗時在汗廷中很有權勢的法蒂瑪,就是蒙古軍在徒思城(Tus,今伊朗馬什哈德)所擄的婦人⑤。

    元世祖時的回回宰相費納客忒人阿合馬,出身為察必皇後媵臣,也就是弘吉剌貴族的家奴,很可能原本是攻取費納客忒(今塔什幹南)時擄獲的幼童①。

    在成吉思汗西征中,花剌子模有些地方的貴族、官員懾于蒙古軍威,率族人和部屬投降。

    他們中有一部分人被帶回蒙古,後來又派往中原漢地出征或擔任地方官,如不花剌的賽典赤家族、巴裡黑的伯德那家族等。

    蒙古人還将所占領地區的大量青壯年強迫編入軍隊,派蒙古将官監B領,驅使他們去打頭陣。

    如攻打撒麻耳幹時,就使用了從訛答剌、不花剌等處強征來的人數衆多的簽軍;攻下撒麻耳幹後,除簽括工匠3萬人外,又從青壯年中挑選同樣數量的人編為一支簽軍;攻打忽氈城堡時,集中了各地的簽軍達5萬人之多;拖雷攻取呼羅珊諸城期間,又從當地人中征發了大量軍士充當前鋒。

    這些回回軍士當有不少随蒙古軍東來,并在滅夏、滅金、滅宋戰争中被遣往前線,從而進入中國各地。

    中亞、波斯和阿拉伯商人曆來就是溝通東西方的陸、海“絲綢之路”上最活躍的人群,進入伊斯蘭時代以後,其勢更盛。

    早在蒙古興起之前,西域回回商人就經常往來于蒙古高原和西域、中原各地,操縱着不善經商的遊牧民與定居農業地區間的貿易③。

    蒙古建國後,①志費尼:《世界征服者史》漢譯本上冊,頁140、147、207。

     ②朱德潤:《中政院使賈公世德之碑銘》,《存複齋集》卷一。

     ③《元史》卷一二○《鎮海傳》。

     ④《馬可波羅行記》,伯希和·穆勒英譯本頁181。

     ⑤《世界征服者史》漢譯本上冊,頁288。

     ①《史集》第2卷漢譯本,頁340。

     ②《世界征服者史》漢譯本上冊,頁123、136、140、108、185、187。

     ③《蒙鞑備錄》:“其俗既樸,則有回鹘為鄰,每于兩河博易,販賣于其國。

    ”此處“回鹘”當兼指高昌由于諸部已經統一,交通大道上設置了驿站,成吉思汗還頒布法令(劄撒)保護和優待商人,發給他們憑照,因此商旅往來更安全方便,而且蒙古人對錦緞、布帛等商品的需求增加,買價甚高。

    利之所在,商人來者益多。

    許多回回商人充當了蒙古貴族的“斡脫”,從大汗到諸王、公主、大臣都把銀兩交給他們做本錢經商或放債,而收取利息。

    1218年,成吉思汗命諸王、大臣各派出屬下二三人,組成了一支450人的商隊到花剌子模國貿易,他們全都是回回人(木速蠻)①。

    随着蒙古對東西方各國的征服,中國和中、西亞伊斯蘭世界同處于蒙古統治之下,元朝皇帝是全蒙古的大汗,統治中、西亞的察合台汗國和伊利汗國是元朝的“宗藩之國”,如同一家,有驿道相通,商旅往來方便且不受限制,于是東來的回回商人為數更多。

    其中很多人樂于中國的風土、物産,又享有元廷對他們的種種優待政策,遂留居不返。

     元朝回回人中,有小部分是唐、宋時代寓居中國的波斯、大食(阿拉伯)人的後裔。

    他們多數是商人,聚居于沿海通商口岸如廣州、泉州、杭州等地,并在這些地方建立了伊斯蘭教寺院,可見其人數不少。

    ②南宋末年投降元朝的泉州提舉市舶使蒲壽庚,就是寓居廣、泉已曆數世的大食富商的代表人物。

    入元以後,他們仍在海外貿易中扮演重要角色,且續來者甚多。

    他們主要居住于泉州、廣州等港口城市。

    元代從西域入居中原和江南各地的信奉伊斯蘭教的人中,還有很多哈剌魯人和阿兒渾人,他們通常以本部族名稱見于記載,不稱回回人。

    哈剌魯即唐代突厥諸族之一葛邏祿部,八世紀後期從金山遷居天山西部,後來成為哈剌汗朝的主要軍事力量,并改宗伊斯蘭教①。

    1211年,伊犁河哈剌魯部落歸附蒙古;在蒙古占領原西遼境土時,其他哈剌魯軍隊和部隊也相繼降附。

    哈剌魯人被征發從蒙古軍西征及滅夏、滅金、滅宋,由此大批入居内地,在元代政治、軍事和文化上都有重要地位。

    阿兒渾(又譯阿魯渾、阿魯溫、阿剌溫等)是塔拉斯至八剌沙衮一帶操突厥語的部族,蒙古占領其地後,征發此部人組成阿兒渾軍從征花剌子模,後随蒙古軍東來,太宗時與撒麻耳幹等處所擄工匠并徙居荨麻林和豐州以東諸地,其後一部分人又因出征或仕宦而移居中原、江南各地②。

    哈剌魯人與阿兒渾人在回鹘及中亞信奉伊斯蘭教人,如紮八者火者。

    《元朝秘史》(182)還記載了經商于蒙古各部的回回人阿三。

     ①《世界征服者史》上冊,頁91;《史集》第1卷第二冊,頁259。

     ②關于唐宋時代波斯、大食人寓居中國的情況,參見桑原骘藏:《蒲壽庚考》第二,陳裕青漢譯本。

    興建于宋代的伊斯蘭教寺有廣州之懷聖寺(參見白壽彜:《跋重建懷聖寺碑記》,《中華學術論文集》,1981年),泉州之聖友寺、清淨寺等(參見莊為玑、陳達生:《泉州清真史迹新考》,《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3期),揚州之禮拜寺(見《嘉靖維揚志》)。

     ①《長春真人西遊記》載,自昌八剌(今新疆昌吉)“西去無僧,回紀但禮西方耳”。

    即信奉伊斯蘭教。

    又載,當時阿力麻裡的哈剌魯首領即是木速蠻。

     ②《元史》卷一二二《哈撒納傳》,卷一四二《撤裡帖木兒傳》;《馬可波羅行記》英譯本頁181&mdash183;元代雖不歸入回回人戶一類(阿兒渾人與回回通婚者很多。

    大約到元末也被認為屬回回類),但同為伊斯蘭教徒,當也是形成中國回回民族的一部分來源,故附帶提及。

    從上述可知,元代回回人的民族成分主要是中、西亞信奉伊斯蘭教的突厥人、伊朗人和阿拉伯人。

    在元朝政府的戶籍和其他官方文書上都被歸為回回人一類,标志着中國的回回民族開始形成。

     元代回回人屬色目人的一種,在經濟上享有僅次于蒙古人的優越地位。

     蒙古統治者為抑制漢人、南人,重用色目,許多回回上層人物成為蒙古國和元朝的高官顯宦。

    著名者如花剌子模人牙老瓦赤,從窩闊台汗末年到蒙哥汗時代(除乃馬真皇後稱制期間外)一直擔任統轄中原漢地的斷事官;大商人奧都剌合蠻以撲買中原課稅,被窩闊台任命為提領諸路課稅所官;世祖時的賽典赤父子、阿合馬,武宗至仁宗時的合散(一譯阿散)、泰定帝時的倒剌沙、烏伯都剌等人,都位至丞相、平章,掌握朝廷大權。

    在其他中央衙門和地方政府中擔任要職的為數更多。

    至元二年(1265)元朝定制:以蒙古人任各路達魯花赤,漢人任總管,回回人任同知;五年,下令革罷漢人任達魯花赤者,但回回人已任的仍舊;次年又規定,準許任用回回、畏兀兒等色目人為達魯花赤。

    以鎮江路為例,世祖至文宗時期的21任達魯花赤中,有回回5人;所屬錄事司和各縣達魯花赤中,回回居三分之一左右。

     回回商人在元朝的國内外貿易中勢力尤大。

    他們的活動地域遍及全國各地,且深入至極北的吉利吉思、八剌忽(在今貝加爾湖地區)等部落。

    元人說,其“大賈擅水陸利,天下名城巨邑,必居其津要,專其膏腴”。

    據中統四年(1263)的戶口登記,中都(後改大都)就有回回人戶2953戶,其中多是富商大賈勢要兼并之家。

    在泉州、廣州、杭州等對外貿易港口城市,唐宋以來就有不少大食商人寓居,入元以後,由于元朝統治者倚重木速蠻商人經營海外貿易,他們的勢力更盛。

    泉州大食人蒲壽庚,南宋末任市舶提舉,叛宋降元後,官至中書左丞,為福建行省長官,其子蒲師文任宣慰使左副元帥,父子世掌市舶,富貴冠一時,蒲氏女婿回回富商佛蓮,擁有海舶80艘,家産僅珍珠就有130斛。

    元朝皇室常以虎符、圓牌、驿傳玺書授予木速蠻商人,遣他們赴西域各國購買奇珍異物;他們販運來的奇珍異物上獻後,又索要巨額“回賜”(價值),稱為“中賣”,成為元朝财政的一項沉重負擔。

    從中亞、波斯各地遷來的大批回回工匠,被編入元朝政府或諸王貴族所屬的工局,從事紡織、建築、武器、造紙、金玉器皿、釀酒等各種行業的勞作。

    他們生産的“納失失”最著名,是縫制元朝宮廷宴飨禮服“隻孫服”的主要原料,專門織造納失失的荨麻林匠局,就是窩闊台汗在位時以回回人匠3000戶所置,其中大部分是撒麻耳幹人;同時設置的弘州(今河北陽原)納失失局,領有西域金绮紋工300餘戶,教習從中原各地簽括來的工匠織造納失失。

    元世祖時,伊利汗阿八哈遣來的回回炮匠阿老瓦丁、亦思馬因等,所并參見楊志玖:《元代的阿兒渾人》,《元史三論》,頁226&mdash236。

     造回回炮(抛石機)能發射150斤重的巨石,比中國原有的抛石機優良,于是元朝政府從全國各地簽括匠人,成立回回炮手軍匠萬戶府,在他們指導下制造、使用回回炮。

    西域木速蠻工匠的遷入,促進了中西手工業技術的交流和元代手工業的發展。

     元代是中國多民族文化交彙融合的重要時期,回回人為元朝文化的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

    一方面,他們帶來了伊斯蘭國家的天文學、醫學、地理學、建築術、文史音樂等多方面的科學文化知識,并制造了一套西域天文儀器。

    元朝政府特立回回司天台,掌觀測衍曆,以劄烏魯丁為提點,集中了一批木速蠻天文學家在其中工作。

    由于元代全國各地都有許多木速蠻居民,回回曆也成為元朝通行的曆法之一。

    在元朝宮廷和民間都有不少木速蠻醫生,用本國的醫術和所謂“回回藥物”治病,常有奇效,被稱為“西域奇術”。

    元朝中書省禮部屬下設有常和署,專一管領回回樂人,回回樂也成為中國音樂一個組成部分。

    另一方面,回回人久居中國,學習漢族文化,出現了許多傑出的學者、文學家和藝術家。

    如贍思丁、薩都剌、高克恭、丁鶴年等,他們的作品也是中國文化遺産中的瑰寶。

     回回人世代保持伊斯蘭教信仰及其制度和習俗。

    元朝統治者對各種宗教采取兼容政策,因其俗而治其民。

    根據成吉思汗的“劄撒”,給予伊斯蘭掌教人員答失蠻等以免除賦役的優待;伊斯蘭教的禮拜寺(mesjid,元代音譯密昔吉,俗稱回回寺)和佛寺、道觀一樣得到朝廷的保護。

    回回人的宗教活動和生活習俗都不受限制。

    元朝政府設置“回回哈的司”(哈的,qadi,阿拉伯語,伊斯蘭教法官),掌管回回人的宗教事務及刑名、詞訟諸事,使自治其徒。

    至大四年(1311)元仁宗即位後,罷回回哈的司屬,規定“哈的大師止令掌教念經,回回應有刑名、戶婚、錢糧、詞訟并從有司問之”。

    天曆元年(1328),因回回大臣倒剌沙等擁立泰定帝子,與元文宗對抗,文宗下令罷回回掌教哈的,并命各地追究倒剌沙的同黨,回回勢力受到一次較大打擊。

    但不久文宗即诏谕中外:“凡回回種人不預其事者,其安業勿懼。

    ”可見這隻是一次統治集團内部的權力之争,不涉及宗教或民族鬥争。

    元末來中國旅行的摩洛哥人伊本·拔圖塔報道說,當時中國每城都有回回人的居住區,各有一主教(Shaikhal-Islam)總管有關教民的一切事務,一“哈的”掌審判(大概回回人自相訴訟仍由哈的決斷是非);各地回回人都在自己的居住區建有禮拜寺,以為祈禱之所。

    據至正八年(1348)中山府(今河北定縣)《重修禮拜寺記》碑文載,當時“回回之人遍天下”,“近而京城,外而諸路,其寺萬餘”。

    回回移民散居在中國各地,編入當地戶籍,另為一類,通稱回回戶。

    元朝廷規定,除答失蠻等掌教念經者外,一般回回民戶,需與其他民戶一樣負擔賦役。

    回回人長期與漢族人民相處,經曆數代,受到漢文化日益深刻的影響。

    他們習漢語,讀儒書,并仿效漢人的姓氏字号定姓立名,自元中葉以後逐漸普遍。

    但在接受漢文化的同時,他們仍保持自己的宗教習俗,世代不易,區别于其他民族的居民,後來形成為中國的回族。

     第三節 藏族 藏族,藏文作Bod,蒙文作Tobed,元代沿用前朝“吐蕃”之名。

    元代藏族分布的地區包括朵甘思(mDo-Khams,今西藏自治區昌都地區東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青海省西南部一帶);朵思麻(mDo-smad,今青海東部、甘肅西南部藏族地區)及烏思藏納裡速古魯孫(dBusgTsangmNgah-risskor-gsum,今前藏、後藏和阿裡地區)三部分。

    北與察合台後王封地及甘肅行省相接,南與印度、尼婆羅和雲南為鄰,東界陝西、四川兩行省,西南與迦濕彌羅相連。

     元朝對吐蕃地區的經營蒙古軍最早進入藏族聚居區是在1226至1227年的滅夏戰争期間。

    成吉思汗在靈州擊敗西夏主力後,分兵進圍中興府(今甯夏銀川),自率一軍南下,攻占了積石(今青海循化)、西甯、洮(今甘肅臨潭)、河(今甘肅臨夏)等州。

    這些地區的吐蕃部落或有歸蒙古者。

    1231年拖雷率右翼軍假道宋境攻金,掠階州(今甘肅武都)、文州(今甘肅文縣)等地,兼及吐蕃東北部邊緣的部落。

     1235年,窩闊台封次子闊端于西夏之地,并命統軍攻南宋四川。

    闊端率軍先取金未降之秦(今甘肅天水)、鞏(今甘肅隴西)等州,金鞏昌便宜總帥汪世顯、熙河節度使(治臨洮)蕃部首領趙阿哥昌等降,以阿哥昌為疊州(今甘肅疊部)安撫使,招集蕃部。

    這是蒙古最早任命的吐蕃官員。

    1236年宗王穆直(察合台子)與先鋒按竺迩分兵取宕昌、階、文等地,招降吐蕃酋長勘陁孟迦等十族,皆賜以銀符。

     1239年闊端派将領道爾達進兵烏思藏熱振和傑拉康兩寺,不久即退出,向闊端報告烏思藏各教派的情況,建議任命宗教首領管理其地。

    1244年道爾達再次入烏思藏,召薩斯迦派首領薩斯迦班智達公哥監藏(Sa-skyapanditaKun-dgahrGyaL-mts-han,簡稱薩班sa-pan,1182-1251)來見。

    薩班奉召,即攜其侄八思巴(hPhags-pablo-grosrGyal-mtshan,1235-1280)、恰那朵兒隻(Phyag-nardo-rje,1239-1267)啟行,1246年到達闊端駐地涼州。

    這時闊端正在和林參加貴由即位大典,次年回到涼州,遂與薩班議定歸附條款,由薩班号召烏思藏、納裡僧俗首領歸降蒙古,這為元代中央在吐蕃地方建立行政體制奠定了基礎。

    薩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