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商業與市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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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商業
元代的商業發展與商品流通客觀上具備一些獨特的有利條件。
規模空前的統一局面、對外關系的開拓以及暢達四方的水陸交通，為中外商旅提供了“适千裡者如在戶庭，之萬裡者如出鄰家”的優越環境；紙币正式作為法償币，與白銀等一起通行全國，賦稅政策又規定，必須繳納一定數量的鈔币和白銀，耕織之家普遍用農産品和手工業品“貿易白銀，以供官賦”①，這些都使商品化程度得以向深度和廣度發展。
更重要的主觀因素是，處于統治地位的蒙古遊牧貴族和色目上層向來注重商品交換。
這種“重商”觀念對中原地區“重農抑商”傳統形成了一次強大沖擊。
這在元廷的一些相關舉措中便有明顯反映，譬如，以輸稅為條件，貴族官僚經商不存在任何限制。
蒙古貴族還直接利用斡脫放債營利②，并設立專門機構，制訂一系列條例，保護斡脫的運營①。
對外貿易，陸道早已通暢無阻，對海外各國，早在征服南宋的前一年，便以“往來互市，各從所欲”的開放姿态，積極招徕，後來又實行“官本船”（政府提供航船，有時還給以較一般貸款輕四分之三的優惠作資本），選人出海，直接參與海外貿易；作為專門從事海外貿易的“舶商&rsquo、“梢水”人等，市舶司以下衙門不得“差占”，他們的“家小”，亦享有“除免雜役”的優遇；②貿易政策較之前代更顯得寬松，對進口貨物一般隻實行抽解，不存在官方實行統制的“禁榷”政策條文。
商稅稅率除一般能以傳統的三十分之一為基本标準外，又采取“重利誘商賈”措施，将大都及蒙古本土的商稅稅率壓低到四十分之一、六十分之一甚至“置而不稅”③。
在元廷的促動下，各級政府也注意為商旅提供方便，保護他們的安全，甚至出現責令官、民賠償其“失盜”物品的極端做法。
上述有利條件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市場面貌由此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
糧食是進行區域貿易的大宗商品，如江浙兩淮地區在豐收之年往往以①郝經：《陵川文集》卷三二，《河東罪言》。
②斡脫（突阙語ortaq）意為“同僚”、“夥伴”，是進行東西長途販運而結成商幫的西域商人的自稱，後來，蒙古貴族即稱他們為斡脫。
詳見翁獨健：《斡脫雜考》，《燕京學報》，第29期，1941年；愛宕松男：《斡脫錢及其背景》，《東洋史研究》第32卷第1、2号。
①1252年，大蒙古國設專門機構，命大臣掌斡脫事。
至元二十年（1283）元中央立斡脫總管府，各地設斡脫所。
②《元典章》卷二二《戶部》八《課程·市舶·市舶則法二十二條》。
③虞集：《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墓碑》，《道園學古錄》卷五；《元史》卷十二《世祖紀》九；袁桷：《上都華嚴寺碑》，《清容居士集》卷二五。
“羨餘”“販入外江船”，“補添他郡食”④；北方地區常年依賴江浙、湖廣等地的糧食供應，每年通過大運河及海道北上的糧米達五百萬石左右，這些漕糧主要供應大都地區的統治者、士兵和官手工業工匠的消費，并不時赈濟北方牧區，居民日用糧則大量依靠南商販運，并且，“來的多呵賤，來的少呵貴”①。
上都、和林等地所需糧食，除由政府調運補給外，同時實行和籴，由商人組織販運。
在大統一的國度内，“周回萬裡，無非牧地”（《元史·兵志三》），畜牧業生産盛況空前，其中，馬匹多由政府以“和買”、“拘刷”等形式強購強征，民間則普遍“私下其直賣之”（《元史·劉哈剌八都魯傳》）；羊是另一大宗畜産品，“每歲得羔，可居大群，多則販鬻，及所剪毫毛作氈，并得酥乳，皆可供用博易，其利甚多”②，于是，皮類及毛紡織等行業得到長足進步，據《大元氈罽工物記》記載，用畜産品為原料，可生産氈毯品種達六七十個，産品除供作官用外，也大量進入國内、國外市場③。
棉布與瓷器是元代商品構成中發展勢頭強勁的品種。
松江地區是棉紡織業的中心，從事該業的民戶達一千多家，“人既受教，競相作為；轉貨他郡，家既就殷”④，“商販于此，服被漸廣”⑤。
元代瓷器質優量大，僅景德鎮一地就擁有民窯三百多座，年産幾十萬乃至數百萬件，“窯火既歇，商争取售”，按照不同地區對品種和特訂産品的需求，瓷器從産地流向不同地區⑥，同時又是一項外銷的大宗産品。
農業經濟作物中的水果及手工業原料種植承前代而不衰，經濟價值亦較可觀，據《農書》記載，楮樹（其皮為造紙原料）“種三十畝者，歲砍十畝，三年以遍，歲收絹百匹”；柞樹“歲種三十畝，三年種九十畝，歲賣三十畝，終歲無窮”；經營漆樹的民戶，有的“資至巨萬”。
江浙之間廣種柑樹，“利亦殊博”；兩廣、福建和四川盛産荔枝，其中福建所産列為上品，“一歲之出，不知幾千萬億，水浮陸轉，販鬻南北，外而西夏、新羅、日本、琉球、大食之屬，莫不愛好，重利以酬之”。
竹貨是河南衛、輝、懷、孟一帶的一項重要經濟作物，至元初官府以“抽分”等名義任意砍伐、拘賣，“又緻南北竹貨不通”，盧世榮執政後，“罷各處竹監，從民貨賣收稅”，這項普通産品已成為區域性交易的重要商品①。
④王祯：《農書》卷十一《農器圖譜》一《圍田》。
①《通制條格》卷二七《雜令·構滞車船》。
②王祯：《農書》卷五《農桑通訣》五《畜養篇》十四《養羊類》。
③如馬可·波羅盛稱哈剌善城（銀川）毛氈，“所制甚多，商人以之運售契丹及世界各地”（《馬可波羅行記》第72章《額裡哈牙國》，馮承鈞譯本）。
④陶宗儀：《辍耕錄》卷二四《黃道婆》；王逢：《黃道婆祠》，《梧溪集》卷三。
⑤王祯：《農書》卷二一《木棉序》。
⑥蔣祈：《陶紀略》。
①《元史》卷二○五《盧世榮傳》；孛術魯翀：《平章政事尚某神道碑》，《元文類》卷六八；王恽：《輝竹屬民》，《秋澗集》卷九十。
元代刑法中列有禁止衛輝等處販賣私竹一款（《元史》卷五二《刑法志》因皇室權貴的酷好，元代珠寶貿易大興，其來源，一是令市舶司招集舶商從海外采辦，二是購求于西域商人，其價“動以數十萬錠”計②。
對外貿易的總體水平超過了宋代，外貿港口最多發展到七處，至元年間又制訂二十三條市舶條例，外貿管理制度更趨完善；從事“官本船”貿易的商人和私商與日俱增，交往貿易的國家和地區，陸路主要從欽察汗國經克裡米亞達歐洲各國，另又通過伊利汗國達阿拉伯各國。
海路據汪大淵《島夷志略》記載，自菲律賓諸島以南往西所至沿海國家和地區達九十七個，比南宋趙汝适《諸番志》所載多出三十八個，包括菲律賓諸島、印尼諸島、馬來半島、印支半島、印度半島、巴基斯坦及斯裡蘭卡島、波斯灣沿岸、阿拉伯半島、非洲北部及東部沿海地區，最遠達層拔羅（今坦桑尼亞桑給巴爾島）。
從慶元到高麗、日本的航路也暢通無阻。
出口商品種類有紡織品、陶瓷、漆器、日用工藝品、礦産品和藥材，據馬可·波羅所見，元朝瓷器“運銷全世界”，今伊朗土耳其等國博物館中保存有元代青花瓷，考古工作者又在東非海岸（如格迪、奔巴島、桑給巴爾島、坦噶尼喀和基瓦爾群島）和印度洋航線沿岸地區不斷發現一些元代瓷器或瓷器殘片。
1977年在南朝鮮木浦附近海底發現元代中國海船，裝載瓷器、銅鐵器數千件，錢币七萬枚，其中瓷器每十件成一小包，再分組裝入木箱，形成比較規範的海運包裝①。
進口貨物有珍寶、香料、藥品、紡織、珍禽異獸、富有特色的手工日用品等大類，不下二百五十個品種。
海外貿易被看作是“軍國之所資”、“國家大得濟的勾當”②，所以政府全力營運，至元二十六年，行泉府司（兼管海外貿易的機構）所統海船達一萬五千艘③，而“挂十丈之竿，建八翼之橹”的“富人之舶”也并不少見④，市舶所入亦甚可觀，元代前期約占“歲入之數”中黃金總數的六分之一強⑤，到了元代中期，舶稅收入（大概包括發賣抽分貨物及舶稅兩項在内）至少達鈔數十萬錠⑥，而泰定帝時全國包銀歲額亦僅十一萬錠⑦。
上述情況反映出元代商業仍有相當程度的發展。
然而，在社會與政治種三《食貨》），說明官營竹場與官營竹貨一直存在。
盧世榮改革後，政府也通過抽稅方式，再度聽任民間轉販大批竹貨。
②《元史》卷三○《泰定帝紀》二禦史辛鈞言。
①《在漢城看中國之瓷》，載香港《大公報》1977年11月4日；李德金等：《朝鮮新安海底沉船中的中國瓷器》，《考古學報》1979年第2期。
②《元史》卷一六九《賈昔剌傳》；《元典章》卷二二《戶部》卷八《課程·市舶·市舶則法二十三條》。
③《元史》卷十五《世祖紀》十二。
④任士林：《
規模空前的統一局面、對外關系的開拓以及暢達四方的水陸交通，為中外商旅提供了“适千裡者如在戶庭，之萬裡者如出鄰家”的優越環境；紙币正式作為法償币，與白銀等一起通行全國，賦稅政策又規定，必須繳納一定數量的鈔币和白銀，耕織之家普遍用農産品和手工業品“貿易白銀，以供官賦”①，這些都使商品化程度得以向深度和廣度發展。
更重要的主觀因素是，處于統治地位的蒙古遊牧貴族和色目上層向來注重商品交換。
這種“重商”觀念對中原地區“重農抑商”傳統形成了一次強大沖擊。
這在元廷的一些相關舉措中便有明顯反映，譬如，以輸稅為條件，貴族官僚經商不存在任何限制。
蒙古貴族還直接利用斡脫放債營利②，并設立專門機構，制訂一系列條例，保護斡脫的運營①。
對外貿易，陸道早已通暢無阻，對海外各國，早在征服南宋的前一年，便以“往來互市，各從所欲”的開放姿态，積極招徕，後來又實行“官本船”（政府提供航船，有時還給以較一般貸款輕四分之三的優惠作資本），選人出海，直接參與海外貿易；作為專門從事海外貿易的“舶商&rsquo、“梢水”人等，市舶司以下衙門不得“差占”，他們的“家小”，亦享有“除免雜役”的優遇；②貿易政策較之前代更顯得寬松，對進口貨物一般隻實行抽解，不存在官方實行統制的“禁榷”政策條文。
商稅稅率除一般能以傳統的三十分之一為基本标準外，又采取“重利誘商賈”措施，将大都及蒙古本土的商稅稅率壓低到四十分之一、六十分之一甚至“置而不稅”③。
在元廷的促動下，各級政府也注意為商旅提供方便，保護他們的安全，甚至出現責令官、民賠償其“失盜”物品的極端做法。
上述有利條件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市場面貌由此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
糧食是進行區域貿易的大宗商品，如江浙兩淮地區在豐收之年往往以①郝經：《陵川文集》卷三二，《河東罪言》。
②斡脫（突阙語ortaq）意為“同僚”、“夥伴”，是進行東西長途販運而結成商幫的西域商人的自稱，後來，蒙古貴族即稱他們為斡脫。
詳見翁獨健：《斡脫雜考》，《燕京學報》，第29期，1941年；愛宕松男：《斡脫錢及其背景》，《東洋史研究》第32卷第1、2号。
①1252年，大蒙古國設專門機構，命大臣掌斡脫事。
至元二十年（1283）元中央立斡脫總管府，各地設斡脫所。
②《元典章》卷二二《戶部》八《課程·市舶·市舶則法二十二條》。
③虞集：《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墓碑》，《道園學古錄》卷五；《元史》卷十二《世祖紀》九；袁桷：《上都華嚴寺碑》，《清容居士集》卷二五。
“羨餘”“販入外江船”，“補添他郡食”④；北方地區常年依賴江浙、湖廣等地的糧食供應，每年通過大運河及海道北上的糧米達五百萬石左右，這些漕糧主要供應大都地區的統治者、士兵和官手工業工匠的消費，并不時赈濟北方牧區，居民日用糧則大量依靠南商販運，并且，“來的多呵賤，來的少呵貴”①。
上都、和林等地所需糧食，除由政府調運補給外，同時實行和籴，由商人組織販運。
在大統一的國度内，“周回萬裡，無非牧地”（《元史·兵志三》），畜牧業生産盛況空前，其中，馬匹多由政府以“和買”、“拘刷”等形式強購強征，民間則普遍“私下其直賣之”（《元史·劉哈剌八都魯傳》）；羊是另一大宗畜産品，“每歲得羔，可居大群，多則販鬻，及所剪毫毛作氈，并得酥乳，皆可供用博易，其利甚多”②，于是，皮類及毛紡織等行業得到長足進步，據《大元氈罽工物記》記載，用畜産品為原料，可生産氈毯品種達六七十個，産品除供作官用外，也大量進入國内、國外市場③。
棉布與瓷器是元代商品構成中發展勢頭強勁的品種。
松江地區是棉紡織業的中心，從事該業的民戶達一千多家，“人既受教，競相作為；轉貨他郡，家既就殷”④，“商販于此，服被漸廣”⑤。
元代瓷器質優量大，僅景德鎮一地就擁有民窯三百多座，年産幾十萬乃至數百萬件，“窯火既歇，商争取售”，按照不同地區對品種和特訂産品的需求，瓷器從産地流向不同地區⑥，同時又是一項外銷的大宗産品。
農業經濟作物中的水果及手工業原料種植承前代而不衰，經濟價值亦較可觀，據《農書》記載，楮樹（其皮為造紙原料）“種三十畝者，歲砍十畝，三年以遍，歲收絹百匹”；柞樹“歲種三十畝，三年種九十畝，歲賣三十畝，終歲無窮”；經營漆樹的民戶，有的“資至巨萬”。
江浙之間廣種柑樹，“利亦殊博”；兩廣、福建和四川盛産荔枝，其中福建所産列為上品，“一歲之出，不知幾千萬億，水浮陸轉，販鬻南北，外而西夏、新羅、日本、琉球、大食之屬，莫不愛好，重利以酬之”。
竹貨是河南衛、輝、懷、孟一帶的一項重要經濟作物，至元初官府以“抽分”等名義任意砍伐、拘賣，“又緻南北竹貨不通”，盧世榮執政後，“罷各處竹監，從民貨賣收稅”，這項普通産品已成為區域性交易的重要商品①。
④王祯：《農書》卷十一《農器圖譜》一《圍田》。
①《通制條格》卷二七《雜令·構滞車船》。
②王祯：《農書》卷五《農桑通訣》五《畜養篇》十四《養羊類》。
③如馬可·波羅盛稱哈剌善城（銀川）毛氈，“所制甚多，商人以之運售契丹及世界各地”（《馬可波羅行記》第72章《額裡哈牙國》，馮承鈞譯本）。
④陶宗儀：《辍耕錄》卷二四《黃道婆》；王逢：《黃道婆祠》，《梧溪集》卷三。
⑤王祯：《農書》卷二一《木棉序》。
⑥蔣祈：《陶紀略》。
①《元史》卷二○五《盧世榮傳》；孛術魯翀：《平章政事尚某神道碑》，《元文類》卷六八；王恽：《輝竹屬民》，《秋澗集》卷九十。
元代刑法中列有禁止衛輝等處販賣私竹一款（《元史》卷五二《刑法志》因皇室權貴的酷好，元代珠寶貿易大興，其來源，一是令市舶司招集舶商從海外采辦，二是購求于西域商人，其價“動以數十萬錠”計②。
對外貿易的總體水平超過了宋代，外貿港口最多發展到七處，至元年間又制訂二十三條市舶條例，外貿管理制度更趨完善；從事“官本船”貿易的商人和私商與日俱增，交往貿易的國家和地區，陸路主要從欽察汗國經克裡米亞達歐洲各國，另又通過伊利汗國達阿拉伯各國。
海路據汪大淵《島夷志略》記載，自菲律賓諸島以南往西所至沿海國家和地區達九十七個，比南宋趙汝适《諸番志》所載多出三十八個，包括菲律賓諸島、印尼諸島、馬來半島、印支半島、印度半島、巴基斯坦及斯裡蘭卡島、波斯灣沿岸、阿拉伯半島、非洲北部及東部沿海地區，最遠達層拔羅（今坦桑尼亞桑給巴爾島）。
從慶元到高麗、日本的航路也暢通無阻。
出口商品種類有紡織品、陶瓷、漆器、日用工藝品、礦産品和藥材，據馬可·波羅所見，元朝瓷器“運銷全世界”，今伊朗土耳其等國博物館中保存有元代青花瓷，考古工作者又在東非海岸（如格迪、奔巴島、桑給巴爾島、坦噶尼喀和基瓦爾群島）和印度洋航線沿岸地區不斷發現一些元代瓷器或瓷器殘片。
1977年在南朝鮮木浦附近海底發現元代中國海船，裝載瓷器、銅鐵器數千件，錢币七萬枚，其中瓷器每十件成一小包，再分組裝入木箱，形成比較規範的海運包裝①。
進口貨物有珍寶、香料、藥品、紡織、珍禽異獸、富有特色的手工日用品等大類，不下二百五十個品種。
海外貿易被看作是“軍國之所資”、“國家大得濟的勾當”②，所以政府全力營運，至元二十六年，行泉府司（兼管海外貿易的機構）所統海船達一萬五千艘③，而“挂十丈之竿，建八翼之橹”的“富人之舶”也并不少見④，市舶所入亦甚可觀，元代前期約占“歲入之數”中黃金總數的六分之一強⑤，到了元代中期，舶稅收入（大概包括發賣抽分貨物及舶稅兩項在内）至少達鈔數十萬錠⑥，而泰定帝時全國包銀歲額亦僅十一萬錠⑦。
上述情況反映出元代商業仍有相當程度的發展。
然而，在社會與政治種三《食貨》），說明官營竹場與官營竹貨一直存在。
盧世榮改革後，政府也通過抽稅方式，再度聽任民間轉販大批竹貨。
②《元史》卷三○《泰定帝紀》二禦史辛鈞言。
①《在漢城看中國之瓷》，載香港《大公報》1977年11月4日；李德金等：《朝鮮新安海底沉船中的中國瓷器》，《考古學報》1979年第2期。
②《元史》卷一六九《賈昔剌傳》；《元典章》卷二二《戶部》卷八《課程·市舶·市舶則法二十三條》。
③《元史》卷十五《世祖紀》十二。
④任士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