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國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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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而要求在本地急速推進民主發展的人士，甚至也不反對為了出人頭地、争取名利地位而要求政制大變之人。
名利地位是極大多數人都想争取的，包括我自己在内。
對此，我持一種道德判斷的觀點：如果所作所為對大多數人有利而自己同時得到名利，那是上策；如果對大多數人無損而自己有利，那可以接受；但如為了達到自私的目的而去做損害大多數人的事，那是不道德的。
至于所做的事、所提出的主張到底對多數人有利還是有害，其中含有主觀的判斷。
民主最終對大多數人有利。
這個判斷幾乎所有的人都同意。
但到底急進發展好，還是循序漸進的發展好，那就有不同意見。
歐美政要将“民主”與“急進發展民主”之間劃上等号，我并不同意。
不論是主張急進還是主張穩健，隻要出發點真是為中國、為香港、為香港人謀幸福，意見不同沒有什麼大不了，盡可心平氣和讨論、商談，不必相互仇視敵對。
如果出于自私自利的動機，不顧香港大多數人的長遠利益，那麼不論口号和言論多麼動聽，都是不值得尊重的。
雖然個人動機如何，旁人難以妄加猜測，但假之以時日，一個人的真面目終究會顯露。
值得欣喜的是，中國自上至下，真正在改革開放。
中國過去教條太多，毫不開放，需要大大開放。
香港社會本來充分開放，多數居民滿意于現狀，害怕九七後有太大改變，那麼就不應求變，而應努力求不變。
保守有其穩健和保持傳統的一面，急進有其進取與加速進步的一面。
這兩股力量，在任何社會中都是經常存在的，所以英國有保守黨、工黨，美國有共和、民主兩黨，法國有右派與左派政黨。
香港人在讨論政治之時，似乎應當持一種容納異見的心态，不妨堅持己見，但對别人的不同主張，也應考慮一下其中的優點。
中共過去缺點甚多，但他顯然已知今是而昨非，我們就應支持他們的改革開放，不要拿十五年前的情況來衡量今日的中共。
這篇《北國初春有所思》無疑是具有相當說服力的。
比之于那些嘩衆取寵的口号式理論，金庸的主張顯得樸實，切乎于民生，這是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為前提的，而不是為了自己出風頭。
金庸具有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那種責任感，同時又多了許多理性與寬容。
金庸的政論也常常受到争議，但他有“力排衆議”，“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堅持己見的精神，絕不向所謂的“多數”或“權貴”屈服。
香港一些所謂的民主派以僵化的眼光看待中共政府，又毫不了解國内的情況，橫加指責金庸支持鄧小平的改革路線，說成是“見風使舵”。
金庸自己這樣辯解： “我辦報的主張有八個字——有容乃大，無欲則剛。
前者是說各種意見可以發表，盡管報紙有本身立場，但應該尊重别人的不同意見，這是民主社會的基本精神。
‘無欲則剛’當然并不是說完全沒有欲望，而是說不可以有不正當的欲望，利用報紙達到自私自利的目的。
如果想求别人一些好處，或面對政權想讨一些生意機會，便算是有不正當欲望，在處理上便不可以剛強。
辦報當然有欲望，一是希望讀者多，二是廣告多。
但堅持上述兩個原則，肯定可以達到目标。
我們不是無原則的批評，例如共産黨不可以說它一無是處，要是它做什麼也是錯的話，這個政權兩三天已垮台了，不會發展至今。
它也有合理的地方，不可單憑一己偏見反對它。
我們隻是秉持實事求是，公正客觀的原則辦事。
我們對四人幫反對很厲害，……鄧小平複出，我相信他隻希望中國富強，國家安定……我們支持他的政策。
确實，“文革”時的“共産黨”與鄧小平時代的“共産黨”不可同日而語，中國共産黨自身在不斷地發展，不斷地探索以求自新。
金庸支持現今中共政府的改革開放政策，無疑顯示了他的理性與務實，至于别人議論，又何足道哉。
正如他的一首舊詩所言： 南來白手少年行， 立業香江樂太平。
旦夕毀譽何足道， 百年成敗事非輕。
聆君國土宣精辟， 策我庸弩竭愚誠。
風雨同舟當協力， 敢辭犯難惜微名？”
名利地位是極大多數人都想争取的，包括我自己在内。
對此，我持一種道德判斷的觀點：如果所作所為對大多數人有利而自己同時得到名利，那是上策；如果對大多數人無損而自己有利，那可以接受；但如為了達到自私的目的而去做損害大多數人的事，那是不道德的。
至于所做的事、所提出的主張到底對多數人有利還是有害，其中含有主觀的判斷。
民主最終對大多數人有利。
這個判斷幾乎所有的人都同意。
但到底急進發展好，還是循序漸進的發展好，那就有不同意見。
歐美政要将“民主”與“急進發展民主”之間劃上等号，我并不同意。
不論是主張急進還是主張穩健，隻要出發點真是為中國、為香港、為香港人謀幸福，意見不同沒有什麼大不了，盡可心平氣和讨論、商談，不必相互仇視敵對。
如果出于自私自利的動機，不顧香港大多數人的長遠利益，那麼不論口号和言論多麼動聽，都是不值得尊重的。
雖然個人動機如何，旁人難以妄加猜測，但假之以時日，一個人的真面目終究會顯露。
值得欣喜的是，中國自上至下，真正在改革開放。
中國過去教條太多，毫不開放，需要大大開放。
香港社會本來充分開放，多數居民滿意于現狀，害怕九七後有太大改變，那麼就不應求變，而應努力求不變。
保守有其穩健和保持傳統的一面，急進有其進取與加速進步的一面。
這兩股力量，在任何社會中都是經常存在的，所以英國有保守黨、工黨，美國有共和、民主兩黨，法國有右派與左派政黨。
香港人在讨論政治之時，似乎應當持一種容納異見的心态，不妨堅持己見，但對别人的不同主張，也應考慮一下其中的優點。
中共過去缺點甚多，但他顯然已知今是而昨非，我們就應支持他們的改革開放，不要拿十五年前的情況來衡量今日的中共。
這篇《北國初春有所思》無疑是具有相當說服力的。
比之于那些嘩衆取寵的口号式理論，金庸的主張顯得樸實，切乎于民生，這是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為前提的，而不是為了自己出風頭。
金庸具有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那種責任感，同時又多了許多理性與寬容。
金庸的政論也常常受到争議，但他有“力排衆議”，“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堅持己見的精神，絕不向所謂的“多數”或“權貴”屈服。
香港一些所謂的民主派以僵化的眼光看待中共政府，又毫不了解國内的情況，橫加指責金庸支持鄧小平的改革路線，說成是“見風使舵”。
金庸自己這樣辯解： “我辦報的主張有八個字——有容乃大，無欲則剛。
前者是說各種意見可以發表，盡管報紙有本身立場，但應該尊重别人的不同意見，這是民主社會的基本精神。
‘無欲則剛’當然并不是說完全沒有欲望，而是說不可以有不正當的欲望，利用報紙達到自私自利的目的。
如果想求别人一些好處，或面對政權想讨一些生意機會，便算是有不正當欲望，在處理上便不可以剛強。
辦報當然有欲望，一是希望讀者多，二是廣告多。
但堅持上述兩個原則，肯定可以達到目标。
我們不是無原則的批評，例如共産黨不可以說它一無是處，要是它做什麼也是錯的話，這個政權兩三天已垮台了，不會發展至今。
它也有合理的地方，不可單憑一己偏見反對它。
我們隻是秉持實事求是，公正客觀的原則辦事。
我們對四人幫反對很厲害，……鄧小平複出，我相信他隻希望中國富強，國家安定……我們支持他的政策。
确實，“文革”時的“共産黨”與鄧小平時代的“共産黨”不可同日而語，中國共産黨自身在不斷地發展，不斷地探索以求自新。
金庸支持現今中共政府的改革開放政策，無疑顯示了他的理性與務實，至于别人議論，又何足道哉。
正如他的一首舊詩所言： 南來白手少年行， 立業香江樂太平。
旦夕毀譽何足道， 百年成敗事非輕。
聆君國土宣精辟， 策我庸弩竭愚誠。
風雨同舟當協力， 敢辭犯難惜微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