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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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你允許我……我請求你不要離開我……"他以為愛情是不死的，因為情感永生；他們的愛情是不死的，因為愛情是不死的。
他沉溺在愛情的海裡。
表面上他有了大改變。
他從女子那裡得到勇氣，又要用這勇氣來救她。
"他把拯救一個女人的責任放在自己的肩頭，覺得這要比為人類謀幸福的工作還要切實得多。
"他沒有李佩珠聰明，别瞧這是一個不到二十歲的女孩子，她曉得愛情隻是一陣陶醉。
而且甚于陶醉，愛情是幻滅。
人生的形象無時不在變動，愛情無時不在變動。
但是這究竟是一副藥；吳仁民有一個強壯的身體和性格；周如水（《霧》的主角）敵不住病，也敵不住藥；吳仁民沒有自誤，也沒有自殺，他終于成熟了，他從人生的《雨》跋涉到人生的《電》。
來在《電》的同志中間，吳仁民幾乎成為一個長者。
他已經走出學徒的時期。
他從傳統秉承的氣質漸漸返回淳樸的境地。
從前他是《雨》的主角，然而他不是一個完人，一個英雄。
作者絕不因為厚愛而有所文飾。
他不像周如水那樣完全沒有出息，也不像陳真那樣完全超凡入聖：他是一個好人又是一個壞人，換句話，一個人情之中的富有可能性者。
有時我問自己，《雨》的成功是否由于具有這樣一個中心人物。
我怕是的。
這正是現代類似巴金這樣小說家的悲劇。
現代小說家一個共同的理想是：怎樣扔開以個人為中心的傳統寫法，達到小說最高的效果。
他們要小說社會化，群衆化，平均化。
他們不要英雄，做到了；他們不要中心人物，做不到。
關鍵未嘗不在：小說甚于任何其他文學種别，建在特殊的人性之上，讀者一個共同的興趣之上：這裡要有某人。
也就是在這同樣的要求之下，讀者的失望決定《電》的命運。
《霧》的失敗由于窳陋，《電》的失敗由于紊亂。
然而紊亂究竟強似窳陋。
而且，我敢說，作者叙事的本領，在《電》裡比在《雨》裡還要得心應手。
不是我有意俏皮，讀者的眼睛實在是追不上巴金的筆的。
然而，回到我方才的觀察。
吳仁民在《電》裡成為一個長者。
他有了經驗；經驗增進他的同情；絕望作成他的和平。
直到如今，我們還聽得見關于革命與戀愛的可笑的言論。
沒有比這再可笑的現象了：把一個理想的要求和一個本能的要求混在一起。
戀愛含有精神的活動，然而即令雪萊再世，也不能否認戀愛屬于本能的需要。
如果革命是高貴的，戀愛至少也是自然的。
我們應當聽其自然。
那麼，革命者應當戀愛——和别人一樣。
明臨死吐出他一向的疑問道："我們有沒有這——權利？"義務的觀念磨難着他。
吳仁民安慰他而且解釋道："為什麼你要疑惑呢？個人的幸福不一定是跟集體的幸福沖突的。
愛并不是犯罪。
在這一點我們跟别的人不能夠有大的差别。
" 在理論的發展上，這《愛情的三部曲》實際在這裡得到了它最後的答案。
答案的一個例子是戀愛至上主義者的慧，永久唱着她的歌："我知道我活着的時候不多了，我就應該活它一個痛快。
" 另一個更其圓滿——更其理想的例子，便是吳仁民與李佩珠的結合。
我得請讀者多看一眼《電》的第六章，這一章寫的那樣真實，而又那樣自然。
這裡是兩個有同一信仰的男女攏在一起，我幾乎要說兩位領袖攜手前行。
戀愛增加他們的勇氣，讓他們忘記四周的危險。
他們有的是希望："明天的太陽一定會照常升起來的。
"即使對于他們明天一切全不存在，他們的信仰也不會因而動遙"我不怕……我有信仰。
" 這不正同作者在另一篇序裡說的："我是一個有了信仰的人，"不謀而合嗎？我不曉得他們的信仰是否相同，然而全有信仰，不是嗎？幸福的人們，幸福的巴金。
雙十節轉錄天津《大公報》文藝欄） 《愛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由 ——答劉西渭先生朋友： 我不知道應該怎樣稱呼你。
我稱你做朋友，你應當知道這并不是一個疏遠的稱呼。
除了我的《愛情的三部曲》外，你也許還讀過我的散文或雜文，你也許還認識我的一兩個朋友，從這裡你應該明白"朋友"兩個字在人的生活裡的意義。
我說過我有許多慷慨的朋友，我說過我就靠朋友生活。
這并不是虛僞的話。
我沒有家，沒有财産，沒有一切人們可以稱做是自己的東西。
我有信仰，信仰支配我的理智；我有朋友，朋友鼓舞我的感情。
除了這二者我就一無所有。
沒有信仰，我不能夠生活；沒有朋友，我的生活裡就沒有快樂。
靠了這二者我才能夠活到現在。
你說我是幸福的人，你還把我比作一個窮人，要來為同類争取幸福（我佩服你這比喻作得好。
）。
對你這些話，我不知道應該說什麼才好。
我剛剛寫好《愛情的三部曲》的總序，在這将近三萬字的文章裡（我從來沒有寫過這樣長的序），我第一次打開了我的靈魂的一隅：我說明我為什麼要寫那三本書；我說明我怎樣寫成它們；我說明為什麼在我的全部作品中我特别喜歡它們。
你如果讀到那篇文章，你可以多少了解我一點，你也會知道對于你的批評我應該給一個什麼樣的答複。
但是那篇文章到現在還不曾排印出來，所以我不得不先給你寫這封信。
這一年來我說過要沉默，别人也說我沉默了。
但是當熱情在我的身體内燃燒起來的時候，隻要咽住一個字也會縮短我一天的生命。
倘使我不願意閉上眼睛等候滅亡的到臨，我就得張開嘴大聲說出我所要說的話，我甚至反複地說着那些話。
朋友，你不要以為我隻是拿着一管"萬年筆"在紙上寫字，事實上我卻是一邊寫一邊念的。
這時候我住在一個朋友的"家"裡，這個"家"據那位朋友自己說，"為了那灰暗的顔色，一個友人說過住不到兩月就會發瘋，另一個則說隻要三天就可以成為狂人。
"朋友的話也許可靠。
現在他到天津去了，留下我和一個廚子看守這南北兩面的七間屋子。
廚子在門房裡靜悄悄地睡了。
南房在黑暗中關住了它的秘密。
我一個人坐在寬敞的北屋裡，周圍是灰暗的顔色。
在鋪了席子的書桌上，一隻舊表一秒鐘一秒鐘單調地響着。
火爐裡燃過的煤的餘燼穿過爐橋的縫隙無力地落了下來。
在一排四間屋子裡就隻有這一點聲音。
正如我在《雨》裡面所說，一切都死了：愛死了，恨也死了，悲哀和歡樂都死了。
這時候我也想閉着眼睛在床上躺下來。
然而我不能夠。
我并不曾死。
甚至這個墳墓一般的房間也不能窒息我的呼吸。
我不能夠忍受這沉寂。
我聽不見一點人的聲音。
但是我自己還能夠說話。
所以縱然隻有自己一個人，我也要大聲念出我所寫的那些句子。
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我的整個存在都可以用這個來解釋。
做一個在暗夜裡叫号的人——我的力量，我的悲劇就全在這裡了。
我說到悲劇，你也許不會相信，作為批評家的你不是說過"幸福的巴金"嗎？幸福，那的确是我一生所努力追求的東西，但正如你所說，我是企圖"為同類争來幸福"，我并不是求得幸福來給我自己。
在這一點我就看出你的矛盾了。
為同類争取幸福的人自己決不會得到幸福。
幫助美國獨立的托馬士·陪因說過："不自由的地方是我的國土，"這比較說"：自由的地方就是我的國土"的弗蘭克林更了解自由了。
有信仰的人一定幸福；巴金的小說裡充滿着有信仰的人，全是些幸福的人，所以巴金是幸福的。
朋友，你就這樣地相信。
但是信仰和宗教中間究竟有一個距離。
基督教的處女在古羅馬鬥獸場中跪在猛獸的面前，仰起頭望着天空祈禱，那時候，她們對于就要到來的滅亡，并沒有恐怖，因為她們看見天堂的門為她們而開了。
她們是幸福的，因為她們的信仰是天堂——個人的幸福。
我們所追求的幸福卻是衆人的，甚至要除開我們自己。
我們的信仰在于光明的将來，而這将來我們自己卻未必能夠看見。
革命者和教徒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典型。
革命都有激情，而在教徒，激情就是犯罪。
激情是痛苦的泉源：信教者的努力在消滅激情，而革命者則寶愛它。
所以在革命者中間我們很少看見過幸福的人。
殉道者的遺書也常常帶着悲痛的調子。
他們并不後悔，但是他們卻對父母說："請原諒我"；對同志說："将來有一天我們的理想變為現實的時候，望你們記着我。
" 從這裡看來，我應該說你把革命分析作下列情緒的連鎖：熱情——寂寞——忿恨——破壞——毀滅——建設，是錯誤的了。
一個真實的革命者是不會感覺到寂寞的。
他的出發點是愛，而不是恨。
當一個年輕人的胸膛裡充滿着愛的時候，那熱情會使他有勇氣貢獻一切。
倘使用法國哲學家居友的話來解釋，這就是生命在身體内滿溢了，必須拿它來放散。
每個人都有着更多的愛，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超過于維持自己的生存所需要的，所以應該拿它們來為别人消耗。
我自己也有過一點點經驗：在十五歲的時候，我也曾有
他沉溺在愛情的海裡。
表面上他有了大改變。
他從女子那裡得到勇氣，又要用這勇氣來救她。
"他把拯救一個女人的責任放在自己的肩頭，覺得這要比為人類謀幸福的工作還要切實得多。
"他沒有李佩珠聰明，别瞧這是一個不到二十歲的女孩子，她曉得愛情隻是一陣陶醉。
而且甚于陶醉，愛情是幻滅。
人生的形象無時不在變動，愛情無時不在變動。
但是這究竟是一副藥；吳仁民有一個強壯的身體和性格；周如水（《霧》的主角）敵不住病，也敵不住藥；吳仁民沒有自誤，也沒有自殺，他終于成熟了，他從人生的《雨》跋涉到人生的《電》。
來在《電》的同志中間，吳仁民幾乎成為一個長者。
他已經走出學徒的時期。
他從傳統秉承的氣質漸漸返回淳樸的境地。
從前他是《雨》的主角，然而他不是一個完人，一個英雄。
作者絕不因為厚愛而有所文飾。
他不像周如水那樣完全沒有出息，也不像陳真那樣完全超凡入聖：他是一個好人又是一個壞人，換句話，一個人情之中的富有可能性者。
有時我問自己，《雨》的成功是否由于具有這樣一個中心人物。
我怕是的。
這正是現代類似巴金這樣小說家的悲劇。
現代小說家一個共同的理想是：怎樣扔開以個人為中心的傳統寫法，達到小說最高的效果。
他們要小說社會化，群衆化，平均化。
他們不要英雄，做到了；他們不要中心人物，做不到。
關鍵未嘗不在：小說甚于任何其他文學種别，建在特殊的人性之上，讀者一個共同的興趣之上：這裡要有某人。
也就是在這同樣的要求之下，讀者的失望決定《電》的命運。
《霧》的失敗由于窳陋，《電》的失敗由于紊亂。
然而紊亂究竟強似窳陋。
而且，我敢說，作者叙事的本領，在《電》裡比在《雨》裡還要得心應手。
不是我有意俏皮，讀者的眼睛實在是追不上巴金的筆的。
然而，回到我方才的觀察。
吳仁民在《電》裡成為一個長者。
他有了經驗；經驗增進他的同情；絕望作成他的和平。
直到如今，我們還聽得見關于革命與戀愛的可笑的言論。
沒有比這再可笑的現象了：把一個理想的要求和一個本能的要求混在一起。
戀愛含有精神的活動，然而即令雪萊再世，也不能否認戀愛屬于本能的需要。
如果革命是高貴的，戀愛至少也是自然的。
我們應當聽其自然。
那麼，革命者應當戀愛——和别人一樣。
明臨死吐出他一向的疑問道："我們有沒有這——權利？"義務的觀念磨難着他。
吳仁民安慰他而且解釋道："為什麼你要疑惑呢？個人的幸福不一定是跟集體的幸福沖突的。
愛并不是犯罪。
在這一點我們跟别的人不能夠有大的差别。
" 在理論的發展上，這《愛情的三部曲》實際在這裡得到了它最後的答案。
答案的一個例子是戀愛至上主義者的慧，永久唱着她的歌："我知道我活着的時候不多了，我就應該活它一個痛快。
" 另一個更其圓滿——更其理想的例子，便是吳仁民與李佩珠的結合。
我得請讀者多看一眼《電》的第六章，這一章寫的那樣真實，而又那樣自然。
這裡是兩個有同一信仰的男女攏在一起，我幾乎要說兩位領袖攜手前行。
戀愛增加他們的勇氣，讓他們忘記四周的危險。
他們有的是希望："明天的太陽一定會照常升起來的。
"即使對于他們明天一切全不存在，他們的信仰也不會因而動遙"我不怕……我有信仰。
" 這不正同作者在另一篇序裡說的："我是一個有了信仰的人，"不謀而合嗎？我不曉得他們的信仰是否相同，然而全有信仰，不是嗎？幸福的人們，幸福的巴金。
雙十節轉錄天津《大公報》文藝欄） 《愛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由 ——答劉西渭先生朋友： 我不知道應該怎樣稱呼你。
我稱你做朋友，你應當知道這并不是一個疏遠的稱呼。
除了我的《愛情的三部曲》外，你也許還讀過我的散文或雜文，你也許還認識我的一兩個朋友，從這裡你應該明白"朋友"兩個字在人的生活裡的意義。
我說過我有許多慷慨的朋友，我說過我就靠朋友生活。
這并不是虛僞的話。
我沒有家，沒有财産，沒有一切人們可以稱做是自己的東西。
我有信仰，信仰支配我的理智；我有朋友，朋友鼓舞我的感情。
除了這二者我就一無所有。
沒有信仰，我不能夠生活；沒有朋友，我的生活裡就沒有快樂。
靠了這二者我才能夠活到現在。
你說我是幸福的人，你還把我比作一個窮人，要來為同類争取幸福（我佩服你這比喻作得好。
）。
對你這些話，我不知道應該說什麼才好。
我剛剛寫好《愛情的三部曲》的總序，在這将近三萬字的文章裡（我從來沒有寫過這樣長的序），我第一次打開了我的靈魂的一隅：我說明我為什麼要寫那三本書；我說明我怎樣寫成它們；我說明為什麼在我的全部作品中我特别喜歡它們。
你如果讀到那篇文章，你可以多少了解我一點，你也會知道對于你的批評我應該給一個什麼樣的答複。
但是那篇文章到現在還不曾排印出來，所以我不得不先給你寫這封信。
這一年來我說過要沉默，别人也說我沉默了。
但是當熱情在我的身體内燃燒起來的時候，隻要咽住一個字也會縮短我一天的生命。
倘使我不願意閉上眼睛等候滅亡的到臨，我就得張開嘴大聲說出我所要說的話，我甚至反複地說着那些話。
朋友，你不要以為我隻是拿着一管"萬年筆"在紙上寫字，事實上我卻是一邊寫一邊念的。
這時候我住在一個朋友的"家"裡，這個"家"據那位朋友自己說，"為了那灰暗的顔色，一個友人說過住不到兩月就會發瘋，另一個則說隻要三天就可以成為狂人。
"朋友的話也許可靠。
現在他到天津去了，留下我和一個廚子看守這南北兩面的七間屋子。
廚子在門房裡靜悄悄地睡了。
南房在黑暗中關住了它的秘密。
我一個人坐在寬敞的北屋裡，周圍是灰暗的顔色。
在鋪了席子的書桌上，一隻舊表一秒鐘一秒鐘單調地響着。
火爐裡燃過的煤的餘燼穿過爐橋的縫隙無力地落了下來。
在一排四間屋子裡就隻有這一點聲音。
正如我在《雨》裡面所說，一切都死了：愛死了，恨也死了，悲哀和歡樂都死了。
這時候我也想閉着眼睛在床上躺下來。
然而我不能夠。
我并不曾死。
甚至這個墳墓一般的房間也不能窒息我的呼吸。
我不能夠忍受這沉寂。
我聽不見一點人的聲音。
但是我自己還能夠說話。
所以縱然隻有自己一個人，我也要大聲念出我所寫的那些句子。
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我的整個存在都可以用這個來解釋。
做一個在暗夜裡叫号的人——我的力量，我的悲劇就全在這裡了。
我說到悲劇，你也許不會相信，作為批評家的你不是說過"幸福的巴金"嗎？幸福，那的确是我一生所努力追求的東西，但正如你所說，我是企圖"為同類争來幸福"，我并不是求得幸福來給我自己。
在這一點我就看出你的矛盾了。
為同類争取幸福的人自己決不會得到幸福。
幫助美國獨立的托馬士·陪因說過："不自由的地方是我的國土，"這比較說"：自由的地方就是我的國土"的弗蘭克林更了解自由了。
有信仰的人一定幸福；巴金的小說裡充滿着有信仰的人，全是些幸福的人，所以巴金是幸福的。
朋友，你就這樣地相信。
但是信仰和宗教中間究竟有一個距離。
基督教的處女在古羅馬鬥獸場中跪在猛獸的面前，仰起頭望着天空祈禱，那時候，她們對于就要到來的滅亡，并沒有恐怖，因為她們看見天堂的門為她們而開了。
她們是幸福的，因為她們的信仰是天堂——個人的幸福。
我們所追求的幸福卻是衆人的，甚至要除開我們自己。
我們的信仰在于光明的将來，而這将來我們自己卻未必能夠看見。
革命者和教徒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典型。
革命都有激情，而在教徒，激情就是犯罪。
激情是痛苦的泉源：信教者的努力在消滅激情，而革命者則寶愛它。
所以在革命者中間我們很少看見過幸福的人。
殉道者的遺書也常常帶着悲痛的調子。
他們并不後悔，但是他們卻對父母說："請原諒我"；對同志說："将來有一天我們的理想變為現實的時候，望你們記着我。
" 從這裡看來，我應該說你把革命分析作下列情緒的連鎖：熱情——寂寞——忿恨——破壞——毀滅——建設，是錯誤的了。
一個真實的革命者是不會感覺到寂寞的。
他的出發點是愛，而不是恨。
當一個年輕人的胸膛裡充滿着愛的時候，那熱情會使他有勇氣貢獻一切。
倘使用法國哲學家居友的話來解釋，這就是生命在身體内滿溢了，必須拿它來放散。
每個人都有着更多的愛，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超過于維持自己的生存所需要的，所以應該拿它們來為别人消耗。
我自己也有過一點點經驗：在十五歲的時候，我也曾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