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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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雨》與《電》
——巴金的《愛情的三部曲》
劉西渭
安諾德論翻譯荷馬，以為譯者不該預先規定一種語言，做為自己工作的羁縛。
實際不僅譯者，便是批評者，同樣需要這種勸告。
而且不止于語言——表現的符志；我的意思更在類乎成見的标準。
語言幫助我們表現，同時妨害我們表現；标準幫助我們完成我們的表現，同時妨害我們完成我們的表現。
有一利便有一弊，在性靈的活動上，在藝術的制作上，尤其見出這種遺憾。
牛曼教授不用拉丁語根的英文翻譯荷馬，結局自己沒有做到，即使做到，也隻勞而無功。
考伯詩人要用米爾頓的詩式翻譯荷馬，結局他做到了，然而他丢掉荷馬自然的流暢。
二人見其小，未見其大；見其靜，未見其變。
所謂大者變者，正是根裡荷馬人性的存在。
荷馬當年有自由的心境歌唱，我們今日無廣大的心境領受。
批評者和譯者原本同是讀者，全有初步讀書經驗的過程。
漸漸基于個性的差異，由于目的的區别，因而分道揚镳，一個希望把作品原封不動介紹過來，一個希望把作品原封不動解釋出來。
這裡同樣需要盡量忠實。
但是臨到解釋，批評者不由額外放上了些東西——另一個存在。
于是看一篇批評，成為看兩個人的或離或合的苦樂。
批評之所以成功一種獨立的藝術，不在自己具有術語水準一類的零碎，而在具有一個富麗的人性的存在。
一件真正的創作，不能因為批評者的另一個存在，勾銷自己的存在。
批評者不是硬生生的堤，活活攔住水的去向。
堤是需要的，甚至于必要的。
然而當着傑作面前，一個批評者與其說是指導的，裁判的，倒不如說是鑒賞的，不僅禮貌有加，也是理之當然。
這隻是另一股水：小，被大水吸沒；大，吸沒小水；濁，攪揮清水；清，被濁水攙上些渣滓。
一個人性鑽進另一個人性，不是挺身擋住另一個人性。
頭頭是道，不誤人我生機，未嘗不是現代人一個聰明而又吃力的用心。
批評者絕不油滑，他有自己做人生現象解釋的根據：這是一個複雜或者簡單的有機的生存，這裡活動的也許隻是幾個抽象的觀念，然而抽象的觀念卻不就是他批評的标準，限制小而一己想象的活動，大而人性浩瀚的起伏。
在了解一部作品以前，在從一部作品體會一個作家以前，他先得認識自己。
我這樣觀察這部作品同它的作者，其中我真就沒有成見，偏見，或者見不到的地方？換句話，我沒有誤解我的作家？因為第一，我先天的條件或許和他不同；第二，我後天的環境或許和他不同；第三，這種種交錯的影響做成彼此似同而實異的差别。
他或許是我思想上的仇敵。
我能原諒他，欣賞他嗎？我能打開的情感的翳障，接受他情感的存在？我能容納世俗的見解，抛掉世俗的見解，完全依循自我理性的公道？禁不住幾個疑問，批評者越發膽小了，也越發堅定了；他要是錯，他整個的存在做為他的靠山。
這就是為什麼。
鮑德萊爾不要做批評家，他卻真正在鑒賞；布雷地耶要做批評家，有時不免陷于執誤：一個根據學問，一個根據人生。
學問是死的，人生是活的；學問屬于人生，不是人生屬于學問；我們尊敬布雷地耶，我們喜愛鮑德萊爾。
便是布雷地耶，即使錯誤，也有自己整個的存在做為根據。
他不是無根的斷萍，随風逐水而流。
他是他自己。
然而，來在豐富、绮麗、神秘的人生之前，即使是金剛似的布雷地耶，他也要怎樣失色，進退維谷，俯仰無憑。
一個批評者需要廣大的胸襟，但是不怕沒有廣大的胸襟，更怕缺乏深刻的體味。
雖說一首四行小詩，你完全接受嗎？雖說一部通俗小說，你擔保沒有深厚人生的背景？在詩人或小說家表現的個人或社會的角落，如若你沒有生活過，你有十足的想象重生一遍嗎？如若你的經驗和作者的經驗參差，是誰更有道理？如若你有道理，你可曾把一切基本的區别，例如性情，感覺，官能等等，也打進來計算？沒有東西再比人生變化莫測的，也沒有東西再比人性深奧難知的。
了解一件作品和它的作者，幾乎所有的困難全在人與人之間的層層隔膜。
我多走進傑作一步，我的心靈多經一次洗煉，我的智慧多經一次啟迪；在一個相似而實異的世界旅行，我多長了一番見識。
這時唯有愉快。
因為另一個人格的偉大，自己渺微的生命不知不覺增加了一點意義。
這時又是感謝。
而批評者的痛苦，唯其跨不上一水之隔的彼土，也格外顯得深徹。
這就是為什麼，好些同代的作家和他們的作品，我每每打不進去，唯唯固非，否否亦非，碾轉其間，大有生死兩難之慨。
屬于同一時代，同一地域，彼此不免現實的沾着人世的利害。
我能看他們和我看古人那樣一塵不染，一波不興嗎？ 對于今人，甚乎對于古人，我的标準阻礙我和他們的認識。
用同一尺度觀察廢名和巴金，我必須犧牲其中之一，因為廢名單自成為一個境界，猶如巴金單自成為一種力量。
人世應當有廢名那樣的隐士，更應當有巴金那樣的戰士。
一個把哲理給我們，一個把青春給我們。
二者全在人性之中，一方是物極必反的冷，一方是物極必反的熱，然而同樣合于人性。
臨到批評這兩位作家的時節，我們首先理應自行繳械，把辭句，文法，藝術，文學等等武裝解除，然後赤手空拳，照準他們的态度迎了上去。
通常我們濫用字句，特别是抽象的字句，往往因而失卻各自完整的意義。
例如"态度"，一個人對于人生的表示，一種内外一緻的必然的作用，一種由精神而影響到生活，由生活而影響到精神的一貫的活動，形成我們人世彼此最大的扡格。
了解廢名，我們必須認識他對于人生的态度；了解巴金，我們尤其需要認識他對于人生的态度，唯其巴金擁有衆多的讀者，二十歲上下的熱情的男女青年。
所謂态度，不是對事，更不是對人，而是對全社會或全人生的一種全人格的反映。
我說"全"，因為作者采取某種态度，不為應付某樁事或某個人：凡含有自私自利的成分的，無不見擯。
例如巴金，用他人物的術語，他的愛是為了人類，他的憎是為了制度。
明白這一點，我們才可以讀他所有的著作，不至于誤會他所有的忿激。
勿怪乎在禁止銷售的《萌芽》的序内，作者申訴道："那些批評者無論是贊美或責備我，他們總走不出一個同樣的圈子；他們摘出小說裡面的一段事實的叙述或者一個人物說的話就當作我的思想來分析、批判。
他們從不想把我的小說當作一個整塊的東西來觀察、研究，譬如他們要認識現在的社會，他們忽略了整個的社會事實，單抓住一兩個人，從這一兩個人的思想和行動就斷定現在社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這不是很可笑的嗎？" 我說他的讀者大半是二十歲上下的青年。
從天真的世故這段人生的路程，最值得一個人留戀：這裡是希望，信仰，熱誠，戀愛，寂寞，痛苦，幻滅種種色相可愛的交織。
巴金是幸福的，因為他的人物屬于一群真實的青年，而他的讀者也屬于一群真實的青年。
他的心燃起他們的心。
他的感受正是他們悒郁不宣的感受。
他們都才從舊家庭的囚籠打出，來到心向往之的都市；他們有憧憬的心，沸騰的血，過剩的力；他們需要工作，不是為工作，不是為自己（實際是為自己），是為一個更高尚的理想，一樁不可企及的事業（還有比拯救全人類更高尚的理想，比犧牲自己更不可企及的事業？）；而酷虐的社會——一個時時刻刻講求苟安的傳統的勢力——不容他們有所作為，而社會本身便是重重的罪惡。
這些走投無路，彷徨歧途，春情發動的純潔的青年，比老年人更加需要同性，鼓勵，安慰，他們沒有老年人的經驗，哲學，一種潦倒的自潮；他們急于看見自己——哪怕是自己的影子——戰鬥，同時最大的安慰，正是看見自己掙紮，感到初入世被犧牲的英勇。
于是巴金來了，巴金和他熱情的作品來了。
你可以想象那樣一群青年男女，怎樣抱住他的小說，例如《雨》，和《雨》裡的人物一起哭笑。
還有比這更需要的。
更适宜的。
更那麼說不出來地說出他們的願望的。
沒有一個作家不鐘愛自己的著述，但是沒有一個作家像巴金那樣鐘愛他的作品。
讀一下所有他的序跋，你便可以明白那種母愛的一往情深。
他會告訴你，他蔑視文學："文學是什麼？我不知道，而且我始終不曾想知道過。
大學裡有關于文學的種種課程，書店裡有種種關于文學的書籍，然而這一切在轎夫、仆人中間是不存在的……我寫過一些小說，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
但這些小說是不會被列入文學之林的，因為我自己就沒有讀過一本關于文學的書。
"《将軍》序）你不必睬理他這種類似的憤慨。
他是有所為而發；他在挖苦那類為藝術而藝術的苦修士，或者說淺顯些，把人生和藝術分開的大學教授。
他完全有理——直覺的情感的理。
但是，如若藝術是社會的反映
實際不僅譯者，便是批評者，同樣需要這種勸告。
而且不止于語言——表現的符志；我的意思更在類乎成見的标準。
語言幫助我們表現，同時妨害我們表現；标準幫助我們完成我們的表現，同時妨害我們完成我們的表現。
有一利便有一弊，在性靈的活動上，在藝術的制作上，尤其見出這種遺憾。
牛曼教授不用拉丁語根的英文翻譯荷馬，結局自己沒有做到，即使做到，也隻勞而無功。
考伯詩人要用米爾頓的詩式翻譯荷馬，結局他做到了，然而他丢掉荷馬自然的流暢。
二人見其小，未見其大；見其靜，未見其變。
所謂大者變者，正是根裡荷馬人性的存在。
荷馬當年有自由的心境歌唱，我們今日無廣大的心境領受。
批評者和譯者原本同是讀者，全有初步讀書經驗的過程。
漸漸基于個性的差異，由于目的的區别，因而分道揚镳，一個希望把作品原封不動介紹過來，一個希望把作品原封不動解釋出來。
這裡同樣需要盡量忠實。
但是臨到解釋，批評者不由額外放上了些東西——另一個存在。
于是看一篇批評，成為看兩個人的或離或合的苦樂。
批評之所以成功一種獨立的藝術，不在自己具有術語水準一類的零碎，而在具有一個富麗的人性的存在。
一件真正的創作，不能因為批評者的另一個存在，勾銷自己的存在。
批評者不是硬生生的堤，活活攔住水的去向。
堤是需要的，甚至于必要的。
然而當着傑作面前，一個批評者與其說是指導的，裁判的，倒不如說是鑒賞的，不僅禮貌有加，也是理之當然。
這隻是另一股水：小，被大水吸沒；大，吸沒小水；濁，攪揮清水；清，被濁水攙上些渣滓。
一個人性鑽進另一個人性，不是挺身擋住另一個人性。
頭頭是道，不誤人我生機，未嘗不是現代人一個聰明而又吃力的用心。
批評者絕不油滑，他有自己做人生現象解釋的根據：這是一個複雜或者簡單的有機的生存，這裡活動的也許隻是幾個抽象的觀念，然而抽象的觀念卻不就是他批評的标準，限制小而一己想象的活動，大而人性浩瀚的起伏。
在了解一部作品以前，在從一部作品體會一個作家以前，他先得認識自己。
我這樣觀察這部作品同它的作者，其中我真就沒有成見，偏見，或者見不到的地方？換句話，我沒有誤解我的作家？因為第一，我先天的條件或許和他不同；第二，我後天的環境或許和他不同；第三，這種種交錯的影響做成彼此似同而實異的差别。
他或許是我思想上的仇敵。
我能原諒他，欣賞他嗎？我能打開的情感的翳障，接受他情感的存在？我能容納世俗的見解，抛掉世俗的見解，完全依循自我理性的公道？禁不住幾個疑問，批評者越發膽小了，也越發堅定了；他要是錯，他整個的存在做為他的靠山。
這就是為什麼。
鮑德萊爾不要做批評家，他卻真正在鑒賞；布雷地耶要做批評家，有時不免陷于執誤：一個根據學問，一個根據人生。
學問是死的，人生是活的；學問屬于人生，不是人生屬于學問；我們尊敬布雷地耶，我們喜愛鮑德萊爾。
便是布雷地耶，即使錯誤，也有自己整個的存在做為根據。
他不是無根的斷萍，随風逐水而流。
他是他自己。
然而，來在豐富、绮麗、神秘的人生之前，即使是金剛似的布雷地耶，他也要怎樣失色，進退維谷，俯仰無憑。
一個批評者需要廣大的胸襟，但是不怕沒有廣大的胸襟，更怕缺乏深刻的體味。
雖說一首四行小詩，你完全接受嗎？雖說一部通俗小說，你擔保沒有深厚人生的背景？在詩人或小說家表現的個人或社會的角落，如若你沒有生活過，你有十足的想象重生一遍嗎？如若你的經驗和作者的經驗參差，是誰更有道理？如若你有道理，你可曾把一切基本的區别，例如性情，感覺，官能等等，也打進來計算？沒有東西再比人生變化莫測的，也沒有東西再比人性深奧難知的。
了解一件作品和它的作者，幾乎所有的困難全在人與人之間的層層隔膜。
我多走進傑作一步，我的心靈多經一次洗煉，我的智慧多經一次啟迪；在一個相似而實異的世界旅行，我多長了一番見識。
這時唯有愉快。
因為另一個人格的偉大，自己渺微的生命不知不覺增加了一點意義。
這時又是感謝。
而批評者的痛苦，唯其跨不上一水之隔的彼土，也格外顯得深徹。
這就是為什麼，好些同代的作家和他們的作品，我每每打不進去，唯唯固非，否否亦非，碾轉其間，大有生死兩難之慨。
屬于同一時代，同一地域，彼此不免現實的沾着人世的利害。
我能看他們和我看古人那樣一塵不染，一波不興嗎？ 對于今人，甚乎對于古人，我的标準阻礙我和他們的認識。
用同一尺度觀察廢名和巴金，我必須犧牲其中之一，因為廢名單自成為一個境界，猶如巴金單自成為一種力量。
人世應當有廢名那樣的隐士，更應當有巴金那樣的戰士。
一個把哲理給我們，一個把青春給我們。
二者全在人性之中，一方是物極必反的冷，一方是物極必反的熱，然而同樣合于人性。
臨到批評這兩位作家的時節，我們首先理應自行繳械，把辭句，文法，藝術，文學等等武裝解除，然後赤手空拳，照準他們的态度迎了上去。
通常我們濫用字句，特别是抽象的字句，往往因而失卻各自完整的意義。
例如"态度"，一個人對于人生的表示，一種内外一緻的必然的作用，一種由精神而影響到生活，由生活而影響到精神的一貫的活動，形成我們人世彼此最大的扡格。
了解廢名，我們必須認識他對于人生的态度；了解巴金，我們尤其需要認識他對于人生的态度，唯其巴金擁有衆多的讀者，二十歲上下的熱情的男女青年。
所謂态度，不是對事，更不是對人，而是對全社會或全人生的一種全人格的反映。
我說"全"，因為作者采取某種态度，不為應付某樁事或某個人：凡含有自私自利的成分的，無不見擯。
例如巴金，用他人物的術語，他的愛是為了人類，他的憎是為了制度。
明白這一點，我們才可以讀他所有的著作，不至于誤會他所有的忿激。
勿怪乎在禁止銷售的《萌芽》的序内，作者申訴道："那些批評者無論是贊美或責備我，他們總走不出一個同樣的圈子；他們摘出小說裡面的一段事實的叙述或者一個人物說的話就當作我的思想來分析、批判。
他們從不想把我的小說當作一個整塊的東西來觀察、研究，譬如他們要認識現在的社會，他們忽略了整個的社會事實，單抓住一兩個人，從這一兩個人的思想和行動就斷定現在社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這不是很可笑的嗎？" 我說他的讀者大半是二十歲上下的青年。
從天真的世故這段人生的路程，最值得一個人留戀：這裡是希望，信仰，熱誠，戀愛，寂寞，痛苦，幻滅種種色相可愛的交織。
巴金是幸福的，因為他的人物屬于一群真實的青年，而他的讀者也屬于一群真實的青年。
他的心燃起他們的心。
他的感受正是他們悒郁不宣的感受。
他們都才從舊家庭的囚籠打出，來到心向往之的都市；他們有憧憬的心，沸騰的血，過剩的力；他們需要工作，不是為工作，不是為自己（實際是為自己），是為一個更高尚的理想，一樁不可企及的事業（還有比拯救全人類更高尚的理想，比犧牲自己更不可企及的事業？）；而酷虐的社會——一個時時刻刻講求苟安的傳統的勢力——不容他們有所作為，而社會本身便是重重的罪惡。
這些走投無路，彷徨歧途，春情發動的純潔的青年，比老年人更加需要同性，鼓勵，安慰，他們沒有老年人的經驗，哲學，一種潦倒的自潮；他們急于看見自己——哪怕是自己的影子——戰鬥，同時最大的安慰，正是看見自己掙紮，感到初入世被犧牲的英勇。
于是巴金來了，巴金和他熱情的作品來了。
你可以想象那樣一群青年男女，怎樣抱住他的小說，例如《雨》，和《雨》裡的人物一起哭笑。
還有比這更需要的。
更适宜的。
更那麼說不出來地說出他們的願望的。
沒有一個作家不鐘愛自己的著述，但是沒有一個作家像巴金那樣鐘愛他的作品。
讀一下所有他的序跋，你便可以明白那種母愛的一往情深。
他會告訴你，他蔑視文學："文學是什麼？我不知道，而且我始終不曾想知道過。
大學裡有關于文學的種種課程，書店裡有種種關于文學的書籍，然而這一切在轎夫、仆人中間是不存在的……我寫過一些小說，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
但這些小說是不會被列入文學之林的，因為我自己就沒有讀過一本關于文學的書。
"《将軍》序）你不必睬理他這種類似的憤慨。
他是有所為而發；他在挖苦那類為藝術而藝術的苦修士，或者說淺顯些，把人生和藝術分開的大學教授。
他完全有理——直覺的情感的理。
但是，如若藝術是社會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