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治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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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易長進。
”同樣的，研究近代的社會科學甚至文學的人，應該專學一家，把自己最崇拜的一個大師的全集精研幾遍，從文字到精神全部接受過來。
到了相當時候，再換一個大師，然後照樣把他的全集精研幾遍，從文字到精神全盤接受過來，經過一個至兩三個大師的全集徹底研究後，聰明的人不難造成自己的系統。
一個人真正得力的不外一兩本書。
韓愈非三代兩漢的名著不讀，老蘇親批《孟子》，東坡熟讀《漢書》，步韻“陶詩”。
一兩部書如能讀得爛熟，終身就受用不盡。
梁任公熟讀《史記》，一生為文如長江大河，滔滔不絕。
章太炎費了一年工夫去看《文獻通考》，所以他對于中國的典章文物多有獨到的見解。
蕭伯納得力于同鄉先進斯威夫特的幽默的筆調，桑巴德精研那部精辟的《資本論》。
為學有本有源，所以取之無禁，用之不竭，神而明之，自成一家言。
沈近思說：“讀書全在專一，專一則精熟而意味日出，心得無窮。
若一書未竟，又讀一書，雜而無功，徒費歲月。
東坡所謂學者須精熟一兩書，其餘如破竹數節後，皆迎刃而解。
” 治學最重要的是自立範圍。
每個人須就個性所近，選擇一個部門，作窄狹的徹底的研究。
範圍太大，難免挂一漏萬，時常作浮光掠影之談。
多作浮光掠影之談的人，一定會流于膚淺，這一點我們最要當心。
從前英國大史家吉本（EdwardGibbon）立志研究羅馬史時，他的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僅限于這問題。
積12年的辛勤，他才寫成那部空前的名著《羅馬衰亡史》。
據他個人的自述，他一生得力處全在于筆記。
筆記既多，分類排比，修飾潤色，自成文章。
從前英國的大經濟學家穆勒（JohnStuartMill），自述求學的經過。
他說他最得力于家學，3歲開始讀書，6歲通拉丁文，8歲通曆史，10歲通數學，12歲通經濟學，14歲替父親校對書籍，17歲便獨立謀生，而且執筆為文，與當代最著名的哲學家邊沁（JeremyBentham）往返讨論哲學上最深奧的問題。
他喜歡辯論，而辯論使他緻力于邏輯，使他造成經濟理論的系統。
重要學人的傳記，尤其自傳，對于我們很有益處。
在傳記裡，我們時常發現某某人在年輕的時候最愛哪幾本書，或者最喜歡結交哪幾個師友，這些書籍和師友對于他一生的影響極大。
假如我們能夠虛心研究，擅自體會，我們當然可以找出他成功的原因。
外國的大學教授第一次擔任講座時，照例有一篇“就職演講”。
這種演講宛若大總統的就職演講一樣隆重，而内容是更有意義。
在就職演講裡，教授先略述這門科學的任務，發展的經過，他個人研究的心得。
言簡意赅，最能啟發新進的學者。
從前在北京時，我曾将英、美、法、德、蘇的經濟史教授的就職演講搜集了一二十篇，陸續譯出，交給專攻中國社會經濟史的刊物——《食貨》——及北平《晨報》發表，同時，我曾在《大公報》發表一篇長達萬言的《研究中國經濟史的方法與資料》的論文。
當時拟将這些論文收集在一起，給年輕的朋友參考，不料七七事變後，稿件星散，這些專門讨論經濟史方法論的文章恐怕要流産，再也沒有閑工夫讓我整理成書了。
研究學問，有機會接近一代名師固好，假如沒有親炙的機會，私淑也未嘗不可。
莊子私淑老子，孟子私淑孔子，列甯私淑馬克思，蕭伯納私淑易蔔生，他們的成就比較那些及門弟子更大。
因此，有機會進大學或到外國去留學的人，固然有接受新知識的機會，沒有機會進大學或到外國去留學的人，大可不必灰心。
除書本的研究外，最重要的是豐富的經驗和廣泛的旅行。
旅行能夠供給我們以親見親聞的資料，經驗能夠補充我們的書本的知識。
理論和實踐兼施，讀書與旅行并進，切實扼要，有質有文，這才是務本之學，而務本之學就是為己之學。
最後，我們須知治學不宜求速，不要取巧；欲速則不達，取巧是自欺欺人。
隻要我們能夠按照個性和環境，立定課程，繼續不斷地用功，那麼每天所讀的雖不多，日積月累，自有水到渠成的一天。
”同樣的，研究近代的社會科學甚至文學的人，應該專學一家，把自己最崇拜的一個大師的全集精研幾遍，從文字到精神全部接受過來。
到了相當時候，再換一個大師，然後照樣把他的全集精研幾遍，從文字到精神全盤接受過來，經過一個至兩三個大師的全集徹底研究後，聰明的人不難造成自己的系統。
一個人真正得力的不外一兩本書。
韓愈非三代兩漢的名著不讀，老蘇親批《孟子》，東坡熟讀《漢書》，步韻“陶詩”。
一兩部書如能讀得爛熟，終身就受用不盡。
梁任公熟讀《史記》，一生為文如長江大河，滔滔不絕。
章太炎費了一年工夫去看《文獻通考》，所以他對于中國的典章文物多有獨到的見解。
蕭伯納得力于同鄉先進斯威夫特的幽默的筆調，桑巴德精研那部精辟的《資本論》。
為學有本有源，所以取之無禁，用之不竭，神而明之，自成一家言。
沈近思說：“讀書全在專一，專一則精熟而意味日出，心得無窮。
若一書未竟，又讀一書，雜而無功，徒費歲月。
東坡所謂學者須精熟一兩書，其餘如破竹數節後，皆迎刃而解。
” 治學最重要的是自立範圍。
每個人須就個性所近，選擇一個部門，作窄狹的徹底的研究。
範圍太大，難免挂一漏萬，時常作浮光掠影之談。
多作浮光掠影之談的人，一定會流于膚淺，這一點我們最要當心。
從前英國大史家吉本（EdwardGibbon）立志研究羅馬史時，他的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僅限于這問題。
積12年的辛勤，他才寫成那部空前的名著《羅馬衰亡史》。
據他個人的自述，他一生得力處全在于筆記。
筆記既多，分類排比，修飾潤色，自成文章。
從前英國的大經濟學家穆勒（JohnStuartMill），自述求學的經過。
他說他最得力于家學，3歲開始讀書，6歲通拉丁文，8歲通曆史，10歲通數學，12歲通經濟學，14歲替父親校對書籍，17歲便獨立謀生，而且執筆為文，與當代最著名的哲學家邊沁（JeremyBentham）往返讨論哲學上最深奧的問題。
他喜歡辯論，而辯論使他緻力于邏輯，使他造成經濟理論的系統。
重要學人的傳記，尤其自傳，對于我們很有益處。
在傳記裡，我們時常發現某某人在年輕的時候最愛哪幾本書，或者最喜歡結交哪幾個師友，這些書籍和師友對于他一生的影響極大。
假如我們能夠虛心研究，擅自體會，我們當然可以找出他成功的原因。
外國的大學教授第一次擔任講座時，照例有一篇“就職演講”。
這種演講宛若大總統的就職演講一樣隆重，而内容是更有意義。
在就職演講裡，教授先略述這門科學的任務，發展的經過，他個人研究的心得。
言簡意赅，最能啟發新進的學者。
從前在北京時，我曾将英、美、法、德、蘇的經濟史教授的就職演講搜集了一二十篇，陸續譯出，交給專攻中國社會經濟史的刊物——《食貨》——及北平《晨報》發表，同時，我曾在《大公報》發表一篇長達萬言的《研究中國經濟史的方法與資料》的論文。
當時拟将這些論文收集在一起，給年輕的朋友參考，不料七七事變後，稿件星散，這些專門讨論經濟史方法論的文章恐怕要流産，再也沒有閑工夫讓我整理成書了。
研究學問，有機會接近一代名師固好，假如沒有親炙的機會，私淑也未嘗不可。
莊子私淑老子，孟子私淑孔子，列甯私淑馬克思，蕭伯納私淑易蔔生，他們的成就比較那些及門弟子更大。
因此，有機會進大學或到外國去留學的人，固然有接受新知識的機會，沒有機會進大學或到外國去留學的人，大可不必灰心。
除書本的研究外，最重要的是豐富的經驗和廣泛的旅行。
旅行能夠供給我們以親見親聞的資料，經驗能夠補充我們的書本的知識。
理論和實踐兼施，讀書與旅行并進，切實扼要，有質有文，這才是務本之學，而務本之學就是為己之學。
最後，我們須知治學不宜求速，不要取巧；欲速則不達，取巧是自欺欺人。
隻要我們能夠按照個性和環境，立定課程，繼續不斷地用功，那麼每天所讀的雖不多，日積月累，自有水到渠成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