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落廣州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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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首屈一指的最有力量的報紙——《遠東日報》——是朱先生創辦的。
當抗戰期間，該報由蔡貞人（文玄）、蔡天健昆仲及邬增厚兄、馮卓勳兄任編務，由朱文義兄任經理，對于抗戰建國的宣傳不遺餘力。
到了日本人進駐西貢的時候，該報即自動關門。
這種光明磊落的行動，甚得讀者的同情。
該報停刊後，朱先生和蔡天健兄即潛逃香港。
到了香港陷落的前夕，他們才抵達廣州灣。
因為朱先生跟法國人很有因緣，在短短期間内，便組織了這麼一家公司，做出入口貿易，而我們也叨天之幸，蒙朱先生的幫忙，能夠減少旅途的痛苦。
在朱先生處，我認識了幾位從越南逃出來的搞抗日工作的人員。
他們雖是小商人身份，在社會上沒有什麼地位，然而他們能夠深明大義，不跟敵人合作，這種行為倒引起我的注意。
我覺得他們既然不能在越南安身，為什麼自己竟白白跑到越南去送死？我想改變方針，徑往内地，讓妻子兒女回到越南。
為着生離死别這問題，我足足有一星期沒有好睡，而且在旅店的天台上痛哭幾場。
有一天，羅牧兄、戴淮清兄和我三人步行到赤坎，來回二十公裡。
廣州灣和赤坎的關系，宛若西貢和堤岸；前者是華洋雜處的城市，後者是純粹華人的城市。
前者比較幹淨，後者更為親密。
在赤坎，我們遇着一個熟人，他的工作，好像《水浒傳》裡的朱貴那樣，專門接應香港和内地來往的搞政治工作的人員。
他問我去不去内地。
假如要去，他倒願意給我想辦法。
例如沿途保護的人他可以代找；經過各地的旅館，他可以代為介紹。
他說得頭頭是道，頗能打動我的心。
當我們走到寸金橋的時候，我看見守土衛國的壯士，荷槍實彈，固守橋邊，我不禁肅然起敬。
我到處打聽由赤坎到内地的路線，據比較客觀的商人說，坐轎要幾天，走路要幾天，中間還有一階段是危險地帶。
我看路途這樣坎坷，随身行李那麼笨重，兒女那麼弱小，而且妻子正在懷孕中，全家赴内地固然不是辦法，自己單獨赴内地，讓妻子兒女到越南去受罪，在情理上實在說不過去。
正在躊躇不決的時候，開赴越南的輪船居然有消息了。
在這當兒，我不能不作最後的決定。
我自問在香港五年，整天寫抗戰八股和國際問題的文章，對讀者有沒有好處，我可不知道，對自己簡直是個莫大的犧牲。
據羅牧兄說，越南是魚米之鄉，生活絕對不成問題。
這在動極思靜，空虛後極想充實的我是個大引誘。
因此，在最後一分鐘，我決定到越南去。
為着減少行李的笨重，除書籍及紀念品外，我把可以變賣的東西一一變賣了。
一架新式的留聲機賣了國币500元，妻子的幾件時髦的衣料賣了600元。
比較值錢的瓷器也賣了900元。
這樣一來，行李固然輕松一些，可是那2000元國币——全是5元10元的中交兩大銀行的紙币——後來竟變成廢紙。
回頭我要說廣州灣的市容。
這地方雖算是一個港口，但碼頭的設備很壞，大船不能停泊，所以商業不算繁盛。
它不但比不上西貢、海防、河内、金邊、南定、馬德望，連越南南部的芹苴省也不如。
參辦樓——即省府——及其他政府機關集中在一起。
它們的建築老是紅頂黃牆的平房，襯着參天的常青樹。
中國人集中于一兩條小街上，他們大部分是瓊崖人，其他各省各縣的人僅占少數。
這兒沒有大工業，沒有文化，它純粹是個轉口貿易的小商埠。
廣州灣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街上擔任苦役的囚犯。
囚犯十人一組，每組有個身穿制服，下纏黑色綁腿的赤腳警察監視，工作稍微松懈，無情的藤鞭就迎頭打下去。
囚犯們兩腳用腳鐐勒住，走動時發出丁當丁當的聲音。
由于舊鐵生鏽，囚犯們的腳上給鐵鍊刻畫得深深的痕迹。
當我看他們的腳踝上青紫的鐵鍊的痕迹的時候，我對于法國的殖民地政府虐待一般人民的毒辣手段實在不敢恭維。
住在巴黎的法國人是崇尚文明的；是酷愛自由、平等、博愛的；他們怎麼也想不到自己的同胞跑到殖民地去發橫财的時候，便這樣糟蹋人家。
我們在廣州灣流落兩個星期，盼望多日的“多寶”輪船終于抵岸了。
我們買到船票，奔赴渺渺茫茫的目的地。
臨行前，朱先生特地給我們餞行，并且約了幾位越南的僑領送我們到碼頭，直到我們上船後，大家才互祝珍重前程，揮巾告别。
當抗戰期間，該報由蔡貞人（文玄）、蔡天健昆仲及邬增厚兄、馮卓勳兄任編務，由朱文義兄任經理，對于抗戰建國的宣傳不遺餘力。
到了日本人進駐西貢的時候，該報即自動關門。
這種光明磊落的行動，甚得讀者的同情。
該報停刊後，朱先生和蔡天健兄即潛逃香港。
到了香港陷落的前夕，他們才抵達廣州灣。
因為朱先生跟法國人很有因緣，在短短期間内，便組織了這麼一家公司，做出入口貿易，而我們也叨天之幸，蒙朱先生的幫忙，能夠減少旅途的痛苦。
在朱先生處，我認識了幾位從越南逃出來的搞抗日工作的人員。
他們雖是小商人身份，在社會上沒有什麼地位，然而他們能夠深明大義，不跟敵人合作，這種行為倒引起我的注意。
我覺得他們既然不能在越南安身，為什麼自己竟白白跑到越南去送死？我想改變方針，徑往内地，讓妻子兒女回到越南。
為着生離死别這問題，我足足有一星期沒有好睡，而且在旅店的天台上痛哭幾場。
有一天，羅牧兄、戴淮清兄和我三人步行到赤坎，來回二十公裡。
廣州灣和赤坎的關系，宛若西貢和堤岸；前者是華洋雜處的城市，後者是純粹華人的城市。
前者比較幹淨，後者更為親密。
在赤坎，我們遇着一個熟人，他的工作，好像《水浒傳》裡的朱貴那樣，專門接應香港和内地來往的搞政治工作的人員。
他問我去不去内地。
假如要去，他倒願意給我想辦法。
例如沿途保護的人他可以代找；經過各地的旅館，他可以代為介紹。
他說得頭頭是道，頗能打動我的心。
當我們走到寸金橋的時候，我看見守土衛國的壯士，荷槍實彈，固守橋邊，我不禁肅然起敬。
我到處打聽由赤坎到内地的路線，據比較客觀的商人說，坐轎要幾天，走路要幾天，中間還有一階段是危險地帶。
我看路途這樣坎坷，随身行李那麼笨重，兒女那麼弱小，而且妻子正在懷孕中，全家赴内地固然不是辦法，自己單獨赴内地，讓妻子兒女到越南去受罪，在情理上實在說不過去。
正在躊躇不決的時候，開赴越南的輪船居然有消息了。
在這當兒，我不能不作最後的決定。
我自問在香港五年，整天寫抗戰八股和國際問題的文章，對讀者有沒有好處，我可不知道，對自己簡直是個莫大的犧牲。
據羅牧兄說，越南是魚米之鄉，生活絕對不成問題。
這在動極思靜，空虛後極想充實的我是個大引誘。
因此，在最後一分鐘，我決定到越南去。
為着減少行李的笨重，除書籍及紀念品外，我把可以變賣的東西一一變賣了。
一架新式的留聲機賣了國币500元，妻子的幾件時髦的衣料賣了600元。
比較值錢的瓷器也賣了900元。
這樣一來，行李固然輕松一些，可是那2000元國币——全是5元10元的中交兩大銀行的紙币——後來竟變成廢紙。
回頭我要說廣州灣的市容。
這地方雖算是一個港口，但碼頭的設備很壞，大船不能停泊，所以商業不算繁盛。
它不但比不上西貢、海防、河内、金邊、南定、馬德望，連越南南部的芹苴省也不如。
參辦樓——即省府——及其他政府機關集中在一起。
它們的建築老是紅頂黃牆的平房，襯着參天的常青樹。
中國人集中于一兩條小街上，他們大部分是瓊崖人，其他各省各縣的人僅占少數。
這兒沒有大工業，沒有文化，它純粹是個轉口貿易的小商埠。
廣州灣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街上擔任苦役的囚犯。
囚犯十人一組，每組有個身穿制服，下纏黑色綁腿的赤腳警察監視，工作稍微松懈，無情的藤鞭就迎頭打下去。
囚犯們兩腳用腳鐐勒住，走動時發出丁當丁當的聲音。
由于舊鐵生鏽，囚犯們的腳上給鐵鍊刻畫得深深的痕迹。
當我看他們的腳踝上青紫的鐵鍊的痕迹的時候，我對于法國的殖民地政府虐待一般人民的毒辣手段實在不敢恭維。
住在巴黎的法國人是崇尚文明的；是酷愛自由、平等、博愛的；他們怎麼也想不到自己的同胞跑到殖民地去發橫财的時候，便這樣糟蹋人家。
我們在廣州灣流落兩個星期，盼望多日的“多寶”輪船終于抵岸了。
我們買到船票，奔赴渺渺茫茫的目的地。
臨行前，朱先生特地給我們餞行，并且約了幾位越南的僑領送我們到碼頭，直到我們上船後，大家才互祝珍重前程，揮巾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