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科學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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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比較多，由福州到上海的比較少。
由上海再往北行，滿途都是荊棘，因為那時東北華北各省還在軍閥張作霖的手裡，革命青年被屠殺的相當多。
住在上海的同鄉們勸我就在滬江求學，不必冒險北上，但我對北京早已神馳，而且英華齋和燕京大學有聯系，成績優異的學生，英華齋可以保送。
因此，我不接受同鄉們的建議，獨自搭船到天津，轉搭京津鐵路到北京，一路上并沒有經過什麼困難。
到了北京後，英華齋旅京的前後同學們給我以盛大歡迎及種種便利。
以前我在福州時，一般同學們把我當外縣人看待，弄得我連開口說福州話的勇氣也沒有。
現在到了人文荟萃的北京，英華齋的前後同學們隻看重同學和同鄉的關系，跟我的感情很融洽，使我馬上忘記身在異鄉。
坦白說一句，初到福州與初到北京時，我所得的印象剛好是兩樣。
前者是跑進異鄉，後者宛若回到故鄉。
光是這一點，我們便可看出全國性或國際性的大都市，跟一省的省會是截然不同。
和我同時進燕京的英華齋的同學，一共五位。
這也許是大家都受“科學救國”的口号的号召吧，我們五個人都準備研究自然科學，結果，學成功的隻有一位陳國清兄（北京協和大學畢業，現在福州挂牌行醫）。
其餘幾位，到了第二學年開始的時候，便紛紛轉到社會科學的領域了。
我剛進燕京時，曾選了物理化學兩門課程，因為頭幾星期所授的功課與英華齋所學的大同小異，課外的時間可以全部用來看書。
那時燕大的圖書館的書庫全部開放，我整天到圖書館去亂翻。
一本書剛看完，三五本書已經擺在我的面前等待我閱讀。
東翻西閱，把五四運動（1919）以來的八九年間所出版的東西盡量閱讀。
其中最引我注意的是創造社的幾位作家，尤其郭沫若先生和郁達夫先生，他們所發表的東西，我大部分都過目。
原來郭先生是在日本學醫的，可是他回國後，醫生沒有做成，卻被文藝的女神帶走了。
和郭沫若先生對于青年同樣有決定性的影響的是魯迅先生。
他在《呐喊》的序裡說，他自己本來是到日本去學醫，可是後來在日俄戰争期間，他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久違了的許多中國人，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
據說，綁着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衆，而圍着的便是來鑒賞示衆的盛舉的人們。
從那一回以後，他便覺得醫學并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隻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
所以我們的第一要着，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當然要推文藝，于是他開始提倡文藝運動了。
魯迅先生和郭沫若先生都是青年人崇拜的偶像，他們所叙述的思想改變過程，在我的心靈中發生很大的作用。
我覺得人民的愚昧如沒有掃除，思想如沒有搞通，中國如沒有複興，那麼我雖然在自然科學上專精一門，至多隻能做給外國人開辦的化學公司做一名技師而已，這又有什麼意思？ 思想一變動，一切事物都改觀。
湊巧那時郭宣霖兄時常約我到北京城裡去逛，由他的介紹，我認識了一班愛好文藝及注意社會改革的一班小同鄉。
他們的思想很積極，日常生活也和普通學生不同。
他們家裡寄來的錢，大部分拿出來分給朋友們用，尤其上海幾間進步的書店所出的新書一運到北京，我的朋友們一定要買。
本人讀完之後，即刻傳遞給第二者第三者，課餘之暇，大家便互相讨論研究，看看誰的批評更中肯。
起初我的生活習慣與城裡的朋友保留相當的距離，經過幾回的接觸後，我給他們同化了。
我開始蓄長發，我也開始參加他們的讨論會，從國際時事至思想文藝無所不談。
為着參加讨論會，我對于國際時事和思想文藝等問題不能不加倍留心。
可是物莫能兩利，精力不宜分散。
我在國際時事和思想文藝所費的時間越多，剩下來做自然科學的課程的時間便越少。
起初還可以應付，到了第二學期，連應付也大感困難。
因為自然科學最注重實驗，每次實驗時間規定兩小時，但是實驗前須好好地準備，實驗後須寫詳細的報告。
比較用功的同學，起碼須花了四小時，才可做成相當滿意的實驗和報告。
因為我的時間給課外的讀物占去大半，剩下來做課業的時間實在有限。
半年前，功課中如有一門的成績列在乙等，我幾乎一夜沒有好睡，現在我隻希望能夠及格，便心滿意足，這在我個人算是個大轉變。
1928年5月3日濟南慘案發生，全國學生開始燃着抗日的火把。
同學們硬要我寫文章，我在愛國熱情的激動下，寫了一篇激昂慷慨的論文，題為《誰是濟案的負責者？》這篇論文登在學生周刊的濟案專号的第一篇。
出版後，許多同學，尤其高年級的同學，給我以很大的鼓勵。
這雖然是芝麻小事，但對我個人卻有重大的意義。
因為從那時起，我決定從自然科學的大門外退到社會科學的領域裡了，同時，還判定我一輩子賣文為生，不能用科學來救國。
現在回想起來，很對不起孫先生，雖然孫先生自己學的也是醫科，而一生所努力的卻是革命事業。
由上海再往北行，滿途都是荊棘，因為那時東北華北各省還在軍閥張作霖的手裡，革命青年被屠殺的相當多。
住在上海的同鄉們勸我就在滬江求學，不必冒險北上，但我對北京早已神馳，而且英華齋和燕京大學有聯系，成績優異的學生，英華齋可以保送。
因此，我不接受同鄉們的建議，獨自搭船到天津，轉搭京津鐵路到北京，一路上并沒有經過什麼困難。
到了北京後，英華齋旅京的前後同學們給我以盛大歡迎及種種便利。
以前我在福州時，一般同學們把我當外縣人看待，弄得我連開口說福州話的勇氣也沒有。
現在到了人文荟萃的北京，英華齋的前後同學們隻看重同學和同鄉的關系，跟我的感情很融洽，使我馬上忘記身在異鄉。
坦白說一句，初到福州與初到北京時，我所得的印象剛好是兩樣。
前者是跑進異鄉，後者宛若回到故鄉。
光是這一點，我們便可看出全國性或國際性的大都市，跟一省的省會是截然不同。
和我同時進燕京的英華齋的同學，一共五位。
這也許是大家都受“科學救國”的口号的号召吧，我們五個人都準備研究自然科學，結果，學成功的隻有一位陳國清兄（北京協和大學畢業，現在福州挂牌行醫）。
其餘幾位，到了第二學年開始的時候，便紛紛轉到社會科學的領域了。
我剛進燕京時，曾選了物理化學兩門課程，因為頭幾星期所授的功課與英華齋所學的大同小異，課外的時間可以全部用來看書。
那時燕大的圖書館的書庫全部開放，我整天到圖書館去亂翻。
一本書剛看完，三五本書已經擺在我的面前等待我閱讀。
東翻西閱，把五四運動（1919）以來的八九年間所出版的東西盡量閱讀。
其中最引我注意的是創造社的幾位作家，尤其郭沫若先生和郁達夫先生，他們所發表的東西，我大部分都過目。
原來郭先生是在日本學醫的，可是他回國後，醫生沒有做成，卻被文藝的女神帶走了。
和郭沫若先生對于青年同樣有決定性的影響的是魯迅先生。
他在《呐喊》的序裡說，他自己本來是到日本去學醫，可是後來在日俄戰争期間，他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久違了的許多中國人，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
據說，綁着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衆，而圍着的便是來鑒賞示衆的盛舉的人們。
從那一回以後，他便覺得醫學并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隻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
所以我們的第一要着，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當然要推文藝，于是他開始提倡文藝運動了。
魯迅先生和郭沫若先生都是青年人崇拜的偶像，他們所叙述的思想改變過程，在我的心靈中發生很大的作用。
我覺得人民的愚昧如沒有掃除，思想如沒有搞通，中國如沒有複興，那麼我雖然在自然科學上專精一門，至多隻能做給外國人開辦的化學公司做一名技師而已，這又有什麼意思？ 思想一變動，一切事物都改觀。
湊巧那時郭宣霖兄時常約我到北京城裡去逛，由他的介紹，我認識了一班愛好文藝及注意社會改革的一班小同鄉。
他們的思想很積極，日常生活也和普通學生不同。
他們家裡寄來的錢，大部分拿出來分給朋友們用，尤其上海幾間進步的書店所出的新書一運到北京，我的朋友們一定要買。
本人讀完之後，即刻傳遞給第二者第三者，課餘之暇，大家便互相讨論研究，看看誰的批評更中肯。
起初我的生活習慣與城裡的朋友保留相當的距離，經過幾回的接觸後，我給他們同化了。
我開始蓄長發，我也開始參加他們的讨論會，從國際時事至思想文藝無所不談。
為着參加讨論會，我對于國際時事和思想文藝等問題不能不加倍留心。
可是物莫能兩利，精力不宜分散。
我在國際時事和思想文藝所費的時間越多，剩下來做自然科學的課程的時間便越少。
起初還可以應付，到了第二學期，連應付也大感困難。
因為自然科學最注重實驗，每次實驗時間規定兩小時，但是實驗前須好好地準備，實驗後須寫詳細的報告。
比較用功的同學，起碼須花了四小時，才可做成相當滿意的實驗和報告。
因為我的時間給課外的讀物占去大半，剩下來做課業的時間實在有限。
半年前，功課中如有一門的成績列在乙等，我幾乎一夜沒有好睡，現在我隻希望能夠及格，便心滿意足，這在我個人算是個大轉變。
1928年5月3日濟南慘案發生，全國學生開始燃着抗日的火把。
同學們硬要我寫文章，我在愛國熱情的激動下，寫了一篇激昂慷慨的論文，題為《誰是濟案的負責者？》這篇論文登在學生周刊的濟案專号的第一篇。
出版後，許多同學，尤其高年級的同學，給我以很大的鼓勵。
這雖然是芝麻小事，但對我個人卻有重大的意義。
因為從那時起，我決定從自然科學的大門外退到社會科學的領域裡了，同時，還判定我一輩子賣文為生，不能用科學來救國。
現在回想起來，很對不起孫先生，雖然孫先生自己學的也是醫科，而一生所努力的卻是革命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