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嶺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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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過的是苦行修道的獨身生活。
香港的氣候炎熱，看書的人不多，可是她一有工夫，就到圖書館去讀書寫作，獨來獨往，旁若無人。
雖然她遇着一兩個可以交談的同事或同學時，仍笑容可掬地跟人談天。
在我所教的學生中，我發現兩位成績優異的人才。
一個是金應熙君，另一個是張維持君。
金君是廣東教育廳廳長金曾澄先生的公子，家學淵源，敏而好學。
他本來是港大的學生，白天上完功課後，晚上又來旁聽我的功課。
他戴着高度的近視眼鏡，一年到底僅穿一套灰布大褂。
這種樸素的裝束和刻苦用功的精神，在北京的學生界很平常，在豪奢成性的香港學生界中卻是鳳毛麟角。
普通大學旁聽生隻有聽講的權利，沒有做指定功課的義務。
可是金君旁聽我的功課時，總是早到晚退，我所指定的學期論文，他也照樣做，而且他是恭恭正正地用楷書抄寫一遍，字裡行間時常露出自己的心得。
據說，戰後他已經到嶺南教書。
我聽了之後，心裡特别高興。
和金應熙君異曲同工的是張維持君。
張君是伍銳麟先生的及門弟子。
我到嶺南任職時，他已經修畢大學的課程，在社會學系做助理了。
他對于中國社會經濟史很有興趣，每次我上課時，他總是細心靜聽，下了課後還找機會跟我在一起喝茶、散步、聊天。
據我的觀察，他更适宜做社會調查的工作。
别後音信鮮通，我希望他有機會多接近陳翰笙先生及費孝通先生，一面精研社會人類學，一面從事實地調查，将來總有較好的成績表現。
至于選修我的功課的學生，十九都很聰明活潑，但埋頭研究的不算太多。
反正每間大學裡真正自動地用功的學生隻限于少數人，一般學生到學校的目的不在于讀書，而在于混資格。
一學期上課的結果，随試卷交回給教員。
因此，我所評定的分數特别寬，很少學生不及格。
這樣一來，學生不會難過，自己也省了不少麻煩。
在出版物上，《嶺南學報》算是最著成績的一種。
這是登載學術研究的刊物，性質與中央研究院及北平研究院的專刊，或《燕京學報》、《清華學報》相似，雖然分量上并不完全相同。
就一般學術的水準而論，華北似乎優于華南。
這主要的是曆史傳統的關系，将來時移勢易，華南的藏書增加，專門的學者有立足的地方，學術水準不難盡量提高。
除《嶺南學報》外，還有一個專門發表自然科學論著的刊物。
據微生物學家陳心陶先生報告，嶺南的自然科學雜志出版後，學校當局曾将該刊寄往各國，跟各學術機關交換，甚得外國學術界的注意。
陳先生是個笃實的學者，他的話很可靠。
由此可見一個文化教育機關的主持人是多麼重要，有了得力的人才，聲名與日俱高；沒有得力的人才，一個機關便沒有存在的價值了。
像一間大公司有自己的基本的顧客一樣，一間大學也有它的基本隊伍。
嶺南的學生的來源，主要的是培正、培英、培道、真光等教會中學，而嶺南附設的中學更是就地取材，給學校造就很好的後備軍。
嶺南的開國元勳鐘榮光先生給嶺南奠定不朽的基礎，它的校友司徒衛先生給嶺南到處成立分校，而香港、澳門、西貢等地的嶺南中學的次第成立，不但使母校不怕沒有好學生，而且在各該地的中等教育上都卓著聲譽，被社會重視。
嶺南對于用人行政，力求規律化；它不随便用人，也不随便辭退。
在嶺南任職二三十年以上的教職員甚至校丁，并不是罕見。
你瞧，一個人在一個機關裡服務到十年以上，這個人的生命便和這個機關的窮通利達結不解緣。
他們隻想嚴守固定的崗位，不想另有高就。
一個機關如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固定的教職員甚至校丁，它的一切的發展當然能按照一定的方針來進行。
這種注重曆史傳統的作風，是嶺南能夠省錢省時，而行政效率和學術成績又能夠差強人意的主要原因。
相反的，人事如時常調動，誰都抱着五日京兆的觀念，天天忙着移交、接收，接收、移交，哪裡還有餘力發展校務？ 我在嶺南服務三年，到太平洋戰争爆發時告一結束。
由于這一段因緣，我對于嶺南的愛護不亞于燕京。
我希望華南的文化堡壘之一的嶺南能夠繁榮滋長，繼續給中國造就人才——文化的、政治的、經濟的人才。
以嶺南的曆史的長久及校友的衆多，我相信它永遠能夠負起這個艱巨的責任。
香港的氣候炎熱，看書的人不多，可是她一有工夫，就到圖書館去讀書寫作，獨來獨往，旁若無人。
雖然她遇着一兩個可以交談的同事或同學時，仍笑容可掬地跟人談天。
在我所教的學生中，我發現兩位成績優異的人才。
一個是金應熙君，另一個是張維持君。
金君是廣東教育廳廳長金曾澄先生的公子，家學淵源，敏而好學。
他本來是港大的學生，白天上完功課後，晚上又來旁聽我的功課。
他戴着高度的近視眼鏡，一年到底僅穿一套灰布大褂。
這種樸素的裝束和刻苦用功的精神，在北京的學生界很平常，在豪奢成性的香港學生界中卻是鳳毛麟角。
普通大學旁聽生隻有聽講的權利，沒有做指定功課的義務。
可是金君旁聽我的功課時，總是早到晚退，我所指定的學期論文，他也照樣做，而且他是恭恭正正地用楷書抄寫一遍，字裡行間時常露出自己的心得。
據說，戰後他已經到嶺南教書。
我聽了之後，心裡特别高興。
和金應熙君異曲同工的是張維持君。
張君是伍銳麟先生的及門弟子。
我到嶺南任職時，他已經修畢大學的課程，在社會學系做助理了。
他對于中國社會經濟史很有興趣，每次我上課時，他總是細心靜聽，下了課後還找機會跟我在一起喝茶、散步、聊天。
據我的觀察，他更适宜做社會調查的工作。
别後音信鮮通，我希望他有機會多接近陳翰笙先生及費孝通先生，一面精研社會人類學，一面從事實地調查，将來總有較好的成績表現。
至于選修我的功課的學生，十九都很聰明活潑，但埋頭研究的不算太多。
反正每間大學裡真正自動地用功的學生隻限于少數人，一般學生到學校的目的不在于讀書，而在于混資格。
一學期上課的結果，随試卷交回給教員。
因此，我所評定的分數特别寬，很少學生不及格。
這樣一來，學生不會難過，自己也省了不少麻煩。
在出版物上，《嶺南學報》算是最著成績的一種。
這是登載學術研究的刊物，性質與中央研究院及北平研究院的專刊，或《燕京學報》、《清華學報》相似，雖然分量上并不完全相同。
就一般學術的水準而論，華北似乎優于華南。
這主要的是曆史傳統的關系，将來時移勢易，華南的藏書增加，專門的學者有立足的地方，學術水準不難盡量提高。
除《嶺南學報》外，還有一個專門發表自然科學論著的刊物。
據微生物學家陳心陶先生報告，嶺南的自然科學雜志出版後，學校當局曾将該刊寄往各國，跟各學術機關交換，甚得外國學術界的注意。
陳先生是個笃實的學者，他的話很可靠。
由此可見一個文化教育機關的主持人是多麼重要，有了得力的人才，聲名與日俱高；沒有得力的人才，一個機關便沒有存在的價值了。
像一間大公司有自己的基本的顧客一樣，一間大學也有它的基本隊伍。
嶺南的學生的來源，主要的是培正、培英、培道、真光等教會中學，而嶺南附設的中學更是就地取材，給學校造就很好的後備軍。
嶺南的開國元勳鐘榮光先生給嶺南奠定不朽的基礎，它的校友司徒衛先生給嶺南到處成立分校，而香港、澳門、西貢等地的嶺南中學的次第成立，不但使母校不怕沒有好學生，而且在各該地的中等教育上都卓著聲譽，被社會重視。
嶺南對于用人行政，力求規律化；它不随便用人，也不随便辭退。
在嶺南任職二三十年以上的教職員甚至校丁，并不是罕見。
你瞧，一個人在一個機關裡服務到十年以上，這個人的生命便和這個機關的窮通利達結不解緣。
他們隻想嚴守固定的崗位，不想另有高就。
一個機關如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固定的教職員甚至校丁，它的一切的發展當然能按照一定的方針來進行。
這種注重曆史傳統的作風，是嶺南能夠省錢省時，而行政效率和學術成績又能夠差強人意的主要原因。
相反的，人事如時常調動，誰都抱着五日京兆的觀念，天天忙着移交、接收，接收、移交，哪裡還有餘力發展校務？ 我在嶺南服務三年，到太平洋戰争爆發時告一結束。
由于這一段因緣，我對于嶺南的愛護不亞于燕京。
我希望華南的文化堡壘之一的嶺南能夠繁榮滋長，繼續給中國造就人才——文化的、政治的、經濟的人才。
以嶺南的曆史的長久及校友的衆多，我相信它永遠能夠負起這個艱巨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