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逃難
關燈
小
中
大
自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的幾年間，國内有心人士無日不在研究中國問題的症結及其補救的方法。
大家讨論的結果，是大同小異。
這是說，日本的南進是勢在必行，所難捉摸的就是日本發動侵略的時間。
大部分人認為1936年是最後關頭，一刻也難延緩。
幸虧那年平靜渡過，除了西安事變的一個插曲外，國内一般情況還算不錯。
到了1937年，日本的侵略政策越來越表面化，它派遣大批浪人到處去制造事件，然後以各地不同的事件編成系統的故事，以便向“低頭外交”的南京政府讨價還價。
在一宗買賣還沒有成交前，日本又派遣第二批浪人到處去制造事件，然後以這些事件為挑戰的口實，強迫南京政府承認。
南京越讓步，日本便得寸進尺，氣焰萬丈，終于釀成七七事變。
在事變沒有爆發前，中國各地的學生曾接二連三地起來作抗日運動。
他們有的卧軌，有的絕食，有的作大規模的遊行示威運動。
在中國的政治史上，學生一向站在很重要的地位。
漫說學生是手無寸鐵，他們的一紙宣言，很可能引起國内外人士的注意。
雖然日本以種種方法強制南京政府來壓迫學生運動，但學生運動卻如火如荼地在全國各地展開。
日本既然變成中國的公敵，那麼一千七百多年前的諸葛亮的“漢賊不兩立”的名言，便不知不覺地在每個青年的心裡生了根。
青年人讀書雖不多，但他們有的是正義感，絕不把個人的利害放在心裡。
他們一心一德地關懷社會的前途，凡是有利于國家民族的事情，他們都是赴湯蹈火而不辭。
老實說，在抗日的光榮的曆史上，中國各地的男女青年的确造成不可磨滅的功績。
盧溝橋的炮聲一響，中國的抗日的火炬馬上照耀得通紅。
那時的日本因為長期備戰的關系，兵精械足，不用二十多天工夫便把北京攻下。
8月3日，東洋兵整隊入城，大家都成為甕中之鼈，除抗日和逃亡外，沒有第三條路。
一般單身漢的朋友們多準備到西山去打遊擊。
我是有家眷的人，當然以逃到大後方為妙。
人類的惰性真是可怕。
一個地方住到十年以上，連每根草每棵樹都發生感情了。
我在北京住了那麼久，對于周遭的景物都有濃厚的感情及密切的關系。
最使我依依不舍的，就是我的甯靜的院子和一間書房的書。
書這東西有如鴉片，誰也會上瘾，雖然擺在書架上的書大部分是不常用的，但是茶餘飯後，偶爾翻一翻，摸一摸，心裡總覺得很快樂。
現在橫着心腸，和心愛的書籍脫離關系，這怎麼不令人傷心。
聽說周作人先生之所以苦守北京，不肯離開，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的家庭環境太複雜（他的太太和他的兒子的媳婦都是日本人），一方面也因為過分留戀他的著名的“苦雨齋”的書。
起初我打算先到上海，由上海轉到大後方。
到了八一三，上海的抗日怒潮高漲，把政府的妥協忍讓的政策改為全面抗戰的政策後，申江已經炮火連天了。
上海既然走不通，最好是往香港逃難。
我天天跑到外國輪船公司去打聽船期。
據說，從八月到年底往南開駛的輪船早給人家定完。
但是，我們的處境十分困難，非走不可。
于是趕緊籌備路費，收拾圖書雜物，變賣家私。
這些東西都是平時一點一滴搜集起來的，現在自己好像死人一樣，一下子要把它們抛掉，不禁為之怅惘！ 老實說，我的家私都不是名貴的東西。
我既沒有楠木、桃花心木的家私，又沒有價值連城的古董，我所置的都是簡單實用，朝夕不能須臾離開的東西。
不過日子久了，連家私對我也有感情。
我想把這些東西送給親友，但是在那兵荒馬亂的年頭，大家都準備逃難，誰需要這些東西？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我隻好請教舊家私鋪；舊家私的掌櫃們老是搖搖頭，不肯接受。
最後，我以一賣九送的辦法，把全部家私送給舊家私鋪，隻收回七八十元，便算了事。
家私打發清楚後，剩下還有一大堆書。
我決定把報紙雜志及上海各書局出版的有關政治問題的書籍一一毀掉，至于比較善本的中外書籍，一一裝箱，寄在朱士嘉兄的嶽母的家裡。
士嘉兄是燕大老同學，他的太太又是我的同鄉，仗着這兩重關系，我才把這個重任寄托他。
當我把書籍送出後，眼前一陣昏黑，簡直像百萬富翁宣告破産一樣，幾乎要暈倒。
書籍整理完，剩下還有一位男工友，一位女工友。
自我在北京成家後，他們一直在我家幫忙。
在封建的社會關系上，彼此算是主仆，處于不同的階級；但是在感情上，大家卻很
大家讨論的結果，是大同小異。
這是說，日本的南進是勢在必行，所難捉摸的就是日本發動侵略的時間。
大部分人認為1936年是最後關頭，一刻也難延緩。
幸虧那年平靜渡過，除了西安事變的一個插曲外，國内一般情況還算不錯。
到了1937年，日本的侵略政策越來越表面化，它派遣大批浪人到處去制造事件，然後以各地不同的事件編成系統的故事，以便向“低頭外交”的南京政府讨價還價。
在一宗買賣還沒有成交前，日本又派遣第二批浪人到處去制造事件，然後以這些事件為挑戰的口實，強迫南京政府承認。
南京越讓步，日本便得寸進尺，氣焰萬丈，終于釀成七七事變。
在事變沒有爆發前，中國各地的學生曾接二連三地起來作抗日運動。
他們有的卧軌，有的絕食，有的作大規模的遊行示威運動。
在中國的政治史上，學生一向站在很重要的地位。
漫說學生是手無寸鐵，他們的一紙宣言，很可能引起國内外人士的注意。
雖然日本以種種方法強制南京政府來壓迫學生運動，但學生運動卻如火如荼地在全國各地展開。
日本既然變成中國的公敵，那麼一千七百多年前的諸葛亮的“漢賊不兩立”的名言，便不知不覺地在每個青年的心裡生了根。
青年人讀書雖不多，但他們有的是正義感，絕不把個人的利害放在心裡。
他們一心一德地關懷社會的前途，凡是有利于國家民族的事情，他們都是赴湯蹈火而不辭。
老實說，在抗日的光榮的曆史上，中國各地的男女青年的确造成不可磨滅的功績。
盧溝橋的炮聲一響，中國的抗日的火炬馬上照耀得通紅。
那時的日本因為長期備戰的關系，兵精械足，不用二十多天工夫便把北京攻下。
8月3日，東洋兵整隊入城，大家都成為甕中之鼈，除抗日和逃亡外，沒有第三條路。
一般單身漢的朋友們多準備到西山去打遊擊。
我是有家眷的人，當然以逃到大後方為妙。
人類的惰性真是可怕。
一個地方住到十年以上，連每根草每棵樹都發生感情了。
我在北京住了那麼久，對于周遭的景物都有濃厚的感情及密切的關系。
最使我依依不舍的，就是我的甯靜的院子和一間書房的書。
書這東西有如鴉片，誰也會上瘾，雖然擺在書架上的書大部分是不常用的，但是茶餘飯後，偶爾翻一翻，摸一摸，心裡總覺得很快樂。
現在橫着心腸，和心愛的書籍脫離關系，這怎麼不令人傷心。
聽說周作人先生之所以苦守北京，不肯離開，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的家庭環境太複雜（他的太太和他的兒子的媳婦都是日本人），一方面也因為過分留戀他的著名的“苦雨齋”的書。
起初我打算先到上海，由上海轉到大後方。
到了八一三，上海的抗日怒潮高漲，把政府的妥協忍讓的政策改為全面抗戰的政策後，申江已經炮火連天了。
上海既然走不通，最好是往香港逃難。
我天天跑到外國輪船公司去打聽船期。
據說，從八月到年底往南開駛的輪船早給人家定完。
但是，我們的處境十分困難，非走不可。
于是趕緊籌備路費，收拾圖書雜物，變賣家私。
這些東西都是平時一點一滴搜集起來的，現在自己好像死人一樣，一下子要把它們抛掉，不禁為之怅惘！ 老實說，我的家私都不是名貴的東西。
我既沒有楠木、桃花心木的家私，又沒有價值連城的古董，我所置的都是簡單實用，朝夕不能須臾離開的東西。
不過日子久了，連家私對我也有感情。
我想把這些東西送給親友，但是在那兵荒馬亂的年頭，大家都準備逃難，誰需要這些東西？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我隻好請教舊家私鋪；舊家私的掌櫃們老是搖搖頭，不肯接受。
最後，我以一賣九送的辦法，把全部家私送給舊家私鋪，隻收回七八十元，便算了事。
家私打發清楚後，剩下還有一大堆書。
我決定把報紙雜志及上海各書局出版的有關政治問題的書籍一一毀掉，至于比較善本的中外書籍，一一裝箱，寄在朱士嘉兄的嶽母的家裡。
士嘉兄是燕大老同學，他的太太又是我的同鄉，仗着這兩重關系，我才把這個重任寄托他。
當我把書籍送出後，眼前一陣昏黑，簡直像百萬富翁宣告破産一樣，幾乎要暈倒。
書籍整理完，剩下還有一位男工友，一位女工友。
自我在北京成家後，他們一直在我家幫忙。
在封建的社會關系上，彼此算是主仆，處于不同的階級；但是在感情上，大家卻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