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政治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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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人。
&rdquo在達爾文之前一個世紀，他像斯威夫特[2]和柏拉圖一樣，能夠以絕對的超脫把他的同胞當動物看待。
他認為，他本人是&ldquo社會上少數人之一，這少數人幾乎獨占了人類的全部智慧，他們生下來就是為了教育、引導和保護人類。
注定要成為人類的導師和保護者&rdquo。
至于其餘的人，&ldquo理智對他們絕少影響：妄想的一個轉變，往往像一陣狂風那樣猛烈和突然地決定他們的行為。
&rdquo 博林布魯克最傑出的弟子是迪斯累裡[3]，他寫道：&ldquo作為人類行為和人類進步裡程碑的偉大成就，沒有一樁應歸功于人的理智。
&hellip&hellip人隻有根據感情行動時才是真正的偉大；隻有當他發揮想象力時他才是不可抗拒的。
甚至摩門教徒擁有的信徒也比邊沁多。
&rdquo迪斯累裡待維多利亞女皇&ldquo像一個女人&rdquo，而從未完全擺脫牛津大學熏陶的格萊斯頓則待她&ldquo像一個群衆大會&rdquo。
迪斯累裡的本性無論多麼厚道，他巧妙地利用他所統治的人民的本能在當時不少人看來卻似乎在政治中注入了一種冷酷無情的因素，而在他的本性不太厚道的弟子倫道夫·丘吉爾勳爵[4]身上出現時，就似乎更加冷酷，更加無情了。
但是，同樣的冷酷無情現在經常發生，将來也許會發生得更多，隻要一個人為了專心追求一個政治目的而不惜沖破攔在他路上的所有一切理智或道德常規，情況就總是會這樣。
記得好幾年前，我曾經同俄國恐怖主義運動的一個領袖作過一次長談。
他說：&ldquo即使情況允許，同農民講道理也是無用的。
使他們受影響的是行動而不是言語。
如果我們殺死一個沙皇，或者一個大公，或者一個大臣，我們的運動就變成一樣實際存在的、值得重視的東西，否則的話，對他們來說，運動是根本不存在的。
&rdquo 政治中有一個含糊的慣例，即除了講道理，用任何手段影響同胞的意志都不光明正大。
這個慣例在戰争中是不存在的。
拿破侖所說，&ldquo在戰争中，人們都具有正義感，道義和輿論是勝利的一半&rdquo，就是這個意思。
奇怪的是，當人們有意或無意地決定将那個慣例置之腦後時，他們不知不覺地就使用了戰争的語言。
二十年前，英國的社會黨人經常使用&ldquo階級戰争&rdquo這個字眼來證明社會黨應當采取巴涅爾[5]所發明的那些議會恐怖主義（對立于議會辯論）方法。
1906年，蘭茲唐尼勳爵向上院建議不要推測自由黨控制的下院提交他們的議案的良好或不良行政效應，而隻研究接受或拒絕這些議案在下次大選時對選民的心理影響，他不知不覺就用了個軍事的隐喻。
他說：&ldquo如果我們進行辯論，就必須在盡可能對我們自己有利的基礎上進行。
在這件事上，我認為基礎對本院不利，我認為關鍵是，即使我們暫時獲勝，我們的勝利到頭來也會落空。
&rdquo[6] 因此，乍看起來，目前政治學正在發生的變化，其結果将是年輕政治家摒棄一切道德傳統，而作為他們新的書本知識的結果，采取那些利用人性中非理性因素的方法，這些方法迄今一直是年長者和覺醒者的行業秘密。
例如，曾經有人告訴我說，有一小群婦女于1906至1907年在實際政治範圍内提出了婦女選舉權問題，其中有一個婦女曾在大學裡受過嚴格的心理學訓練，這些婦女采用的策略基本上是起因于她的這樣一個口實：要使男人思考，首先必須使他們感覺。
[7] 還有，數月前，一位也學過心理學的印度鼓動家錢德拉·帕爾[8]先生模仿蘭茲唐尼勳爵的口氣說：&ldquo在把心理學原則用于研究政治問題的時候，我們認為重要的是&hellip&hellip不應該做任何事情使政府成為一個對我們有影響的機構。
因為如果政府變得溫厚，變得可愛，如果它變成好政府，那麼，我們脫離政府獨立的證據就會逐漸消失。
&rdquo[9]錢德拉·帕爾先生和蘭茲唐尼勳爵不同，不久就被捕入獄，但是他說的這番話卻在印度産生了巨大的政治影響。
如果這種心理态度和基于這種态度的戰術獲得成功，那麼，它們必然以愈益增快的速度傳播；而且正如按照貿易中的格雷欣法則，劣币如果過多必然驅逐良币一樣，在政治中，較容易和立時見效的宣傳方法必然驅逐較難而效驗較差的方法。
今天，人們不能光用知識能使人聰明這個說法來回答這樣一個争論。
在從前時候，依靠人隻要學會了解自身就能使生活和行為臻于完美這一信念是很容易的。
在達爾文之前，多數政治空談家都習慣于描繪一種隻要徹底實行他們的原則即可産生的完美的政體，例如柏拉圖和莫爾的共和國、培根的阿特蘭提斯島、洛克的必須有意識地實現上帝意志的政府，或者邊沁的奠基于&ldquo行為動力表&rdquo的功利國家。
然而，我們生活在達爾文之後時代的人已經接受了一個慘痛的教訓，就是決不能指望知識來引導我們臻于完美，無論這種知識是多麼充實。
現代的生理學者認為，如果他的工作獲得成功，人的健康狀況會比處于愚昧狀态來得好，但是他并不夢想創造一個完全健康的民族；他總是準備發現他所難以控制的種種生物學上的原因使健康狀況更趨惡劣。
教育學作者如今也不再硬說他能在他的學校裡培養出完美無缺的人物。
如果我們的想象居然又重新走上烏托邦的老路，那隻消記住，我們是其他動物的骨肉之親，我們沒有比親屬更多的權利來假設上蒼已規定好我們隻要尋求一種十全十美的生活就定能如願。
蜜蜂将來可能會意識到它們自己的天性以及在營造得井然有序的蜂房裡浪費掉的生命和勞力。
然而它們也可能懂得，被如此有限的觀察和推理力所牽制，并被如此瘋狂的熱情所束縛的生物，是不可能擁有大大改進了的機體的。
它們可能被迫認識到，隻要它們是蜜蜂，它們的生命就隻能是混亂、狂熱和短促的。
政治調查研究的對象是目前狀況的人，是今後幾個世紀人的生活組織中可能有的變化。
幾十個世代之後，我們也許會發現，這種調查研究所帶來的政府的進步與通過選種這一冒險實驗改變人類本身所産生的變化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無論我們多麼急于不存幻想地了解我們的生活真相，對任何沒有根據的事不抱期望，我們還是可以從回憶中獲得一點安慰，那就是，在政治曆史有案可查的過去幾千年中，人類在天性不變的情況下，已經在政體方面取得了巨大進步，而那些進步往往是在新知識影響下形成的新道德觀念的結果。
我們知識的點滴增加對我們行為的最終和更廣泛的影響，确實與它的即時的和較狹窄的影響大不相同，而且更加重要。
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一個想象的天地裡，這個天地隻有一小部分應歸功于我們自己的觀察和記憶，更大一部分應歸功于我們從他人那裡學來的知識。
諸如美洲的發現或較近天體的真正運動的确定在我們心理環境中所産生的變化，使人類在宇宙中所處地位的總概念受到了影響，這種影響最終證明比刺激探險家和提高航海技術的直接影響更加重要。
但是，以往世界觀的任何改變，其規模和重要性都及不上過去五十年裡發生的變化，例如人及其環境的新曆史回溯到迄今沒有想到的年代，不斷變化的世界的無
&rdquo在達爾文之前一個世紀，他像斯威夫特[2]和柏拉圖一樣，能夠以絕對的超脫把他的同胞當動物看待。
他認為，他本人是&ldquo社會上少數人之一，這少數人幾乎獨占了人類的全部智慧，他們生下來就是為了教育、引導和保護人類。
注定要成為人類的導師和保護者&rdquo。
至于其餘的人，&ldquo理智對他們絕少影響：妄想的一個轉變，往往像一陣狂風那樣猛烈和突然地決定他們的行為。
&rdquo 博林布魯克最傑出的弟子是迪斯累裡[3]，他寫道：&ldquo作為人類行為和人類進步裡程碑的偉大成就，沒有一樁應歸功于人的理智。
&hellip&hellip人隻有根據感情行動時才是真正的偉大；隻有當他發揮想象力時他才是不可抗拒的。
甚至摩門教徒擁有的信徒也比邊沁多。
&rdquo迪斯累裡待維多利亞女皇&ldquo像一個女人&rdquo，而從未完全擺脫牛津大學熏陶的格萊斯頓則待她&ldquo像一個群衆大會&rdquo。
迪斯累裡的本性無論多麼厚道，他巧妙地利用他所統治的人民的本能在當時不少人看來卻似乎在政治中注入了一種冷酷無情的因素，而在他的本性不太厚道的弟子倫道夫·丘吉爾勳爵[4]身上出現時，就似乎更加冷酷，更加無情了。
但是，同樣的冷酷無情現在經常發生，将來也許會發生得更多，隻要一個人為了專心追求一個政治目的而不惜沖破攔在他路上的所有一切理智或道德常規，情況就總是會這樣。
記得好幾年前，我曾經同俄國恐怖主義運動的一個領袖作過一次長談。
他說：&ldquo即使情況允許，同農民講道理也是無用的。
使他們受影響的是行動而不是言語。
如果我們殺死一個沙皇，或者一個大公，或者一個大臣，我們的運動就變成一樣實際存在的、值得重視的東西，否則的話，對他們來說，運動是根本不存在的。
&rdquo 政治中有一個含糊的慣例，即除了講道理，用任何手段影響同胞的意志都不光明正大。
這個慣例在戰争中是不存在的。
拿破侖所說，&ldquo在戰争中，人們都具有正義感，道義和輿論是勝利的一半&rdquo，就是這個意思。
奇怪的是，當人們有意或無意地決定将那個慣例置之腦後時，他們不知不覺地就使用了戰争的語言。
二十年前，英國的社會黨人經常使用&ldquo階級戰争&rdquo這個字眼來證明社會黨應當采取巴涅爾[5]所發明的那些議會恐怖主義（對立于議會辯論）方法。
1906年，蘭茲唐尼勳爵向上院建議不要推測自由黨控制的下院提交他們的議案的良好或不良行政效應，而隻研究接受或拒絕這些議案在下次大選時對選民的心理影響，他不知不覺就用了個軍事的隐喻。
他說：&ldquo如果我們進行辯論，就必須在盡可能對我們自己有利的基礎上進行。
在這件事上，我認為基礎對本院不利，我認為關鍵是，即使我們暫時獲勝，我們的勝利到頭來也會落空。
&rdquo[6] 因此，乍看起來，目前政治學正在發生的變化，其結果将是年輕政治家摒棄一切道德傳統，而作為他們新的書本知識的結果，采取那些利用人性中非理性因素的方法，這些方法迄今一直是年長者和覺醒者的行業秘密。
例如，曾經有人告訴我說，有一小群婦女于1906至1907年在實際政治範圍内提出了婦女選舉權問題，其中有一個婦女曾在大學裡受過嚴格的心理學訓練，這些婦女采用的策略基本上是起因于她的這樣一個口實：要使男人思考，首先必須使他們感覺。
[7] 還有，數月前，一位也學過心理學的印度鼓動家錢德拉·帕爾[8]先生模仿蘭茲唐尼勳爵的口氣說：&ldquo在把心理學原則用于研究政治問題的時候，我們認為重要的是&hellip&hellip不應該做任何事情使政府成為一個對我們有影響的機構。
因為如果政府變得溫厚，變得可愛，如果它變成好政府，那麼，我們脫離政府獨立的證據就會逐漸消失。
&rdquo[9]錢德拉·帕爾先生和蘭茲唐尼勳爵不同，不久就被捕入獄，但是他說的這番話卻在印度産生了巨大的政治影響。
如果這種心理态度和基于這種态度的戰術獲得成功，那麼，它們必然以愈益增快的速度傳播；而且正如按照貿易中的格雷欣法則，劣币如果過多必然驅逐良币一樣，在政治中，較容易和立時見效的宣傳方法必然驅逐較難而效驗較差的方法。
今天，人們不能光用知識能使人聰明這個說法來回答這樣一個争論。
在從前時候，依靠人隻要學會了解自身就能使生活和行為臻于完美這一信念是很容易的。
在達爾文之前，多數政治空談家都習慣于描繪一種隻要徹底實行他們的原則即可産生的完美的政體，例如柏拉圖和莫爾的共和國、培根的阿特蘭提斯島、洛克的必須有意識地實現上帝意志的政府，或者邊沁的奠基于&ldquo行為動力表&rdquo的功利國家。
然而，我們生活在達爾文之後時代的人已經接受了一個慘痛的教訓，就是決不能指望知識來引導我們臻于完美，無論這種知識是多麼充實。
現代的生理學者認為，如果他的工作獲得成功，人的健康狀況會比處于愚昧狀态來得好，但是他并不夢想創造一個完全健康的民族；他總是準備發現他所難以控制的種種生物學上的原因使健康狀況更趨惡劣。
教育學作者如今也不再硬說他能在他的學校裡培養出完美無缺的人物。
如果我們的想象居然又重新走上烏托邦的老路，那隻消記住，我們是其他動物的骨肉之親，我們沒有比親屬更多的權利來假設上蒼已規定好我們隻要尋求一種十全十美的生活就定能如願。
蜜蜂将來可能會意識到它們自己的天性以及在營造得井然有序的蜂房裡浪費掉的生命和勞力。
然而它們也可能懂得，被如此有限的觀察和推理力所牽制，并被如此瘋狂的熱情所束縛的生物，是不可能擁有大大改進了的機體的。
它們可能被迫認識到，隻要它們是蜜蜂，它們的生命就隻能是混亂、狂熱和短促的。
政治調查研究的對象是目前狀況的人，是今後幾個世紀人的生活組織中可能有的變化。
幾十個世代之後，我們也許會發現，這種調查研究所帶來的政府的進步與通過選種這一冒險實驗改變人類本身所産生的變化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無論我們多麼急于不存幻想地了解我們的生活真相，對任何沒有根據的事不抱期望，我們還是可以從回憶中獲得一點安慰，那就是，在政治曆史有案可查的過去幾千年中，人類在天性不變的情況下，已經在政體方面取得了巨大進步，而那些進步往往是在新知識影響下形成的新道德觀念的結果。
我們知識的點滴增加對我們行為的最終和更廣泛的影響，确實與它的即時的和較狹窄的影響大不相同，而且更加重要。
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一個想象的天地裡，這個天地隻有一小部分應歸功于我們自己的觀察和記憶，更大一部分應歸功于我們從他人那裡學來的知識。
諸如美洲的發現或較近天體的真正運動的确定在我們心理環境中所産生的變化，使人類在宇宙中所處地位的總概念受到了影響，這種影響最終證明比刺激探險家和提高航海技術的直接影響更加重要。
但是，以往世界觀的任何改變，其規模和重要性都及不上過去五十年裡發生的變化，例如人及其環境的新曆史回溯到迄今沒有想到的年代，不斷變化的世界的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