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政治推理的方法
關燈
小
中
大
傳統的政治推理方法不可避免地具有其題材上的缺點。
在思考政治的時候，我們難得深入那些非常容易在我們頭腦裡形成的簡單的實體，或者認真地探索現實世界的無限複雜性。
一些抽象的政治概念，例如正義、自由或國家，就像實際存在的東西一樣貯存在我們頭腦裡。
一些專門的政治名詞，例如&ldquo政府&rdquo、&ldquo權利&rdquo或&ldquo愛爾蘭人&rdquo，都向我們暗示單一的&ldquo模式标本&rdquo概念；而我們就像中世紀的生物學家一樣，傾向于認為一個物種的每一成員在一切方面都和模式标本相同，彼此也相同。
在政治學裡，一個&ldquo凡甲都是乙&rdquo形式的正确命題幾乎一定意味着許多具有甲的特質的人或物，其變異數就和個人本身一樣多。
可是，在我們的語言以及與語言相聯系的心理習慣的影響下，我們總是要麼把甲當作單獨一個具有乙的特質的人，要麼當作許多同樣具有那種特質的人。
當我們在報紙上看到&ldquo受過教育的孟加拉人對政府不滿&rdquo這條消息時，我們要麼在看報過程中附帶出現的半無意識視覺形象中看到單獨一個對政府流露不滿情緒的&ldquo巴布&rdquo[46]，要麼依稀看到一大群同樣的&ldquo巴布&rdquo同樣都對政府表示不滿。
這些拟人化和劃一又唆使我們在政治思維中使用培根時代以來的自然科學一直反對的那種從大而未經考驗的概括作出先驗的推論的方法。
今天沒有一個科學家硬說行星繞圈子轉是因為行星是完美的，而圈子是一個完美的圖形；也沒有一個科學家硬說每一種新發現的植物必能治某種病，因為大自然賦予一切植物以治病的特性。
但是，&ldquo邏輯的&rdquo民主主義者仍舊在美國争辯說，由于一切人生來平等，政治機關必須輪換，&ldquo邏輯的&rdquo集體主義者也往往根據國家應擁有一切生産工具的&ldquo原則&rdquo堅稱一切鐵路公司的經理必須由普選産生。
還有，在自然科學中，原因的多重性和相互作用概念已成為我們習慣性心理内容的一部分；但是，在政治中，迷信書本的學生以及街上的人說話的口氣卻仿佛每個果都隻有一個因。
比方，如果提出英日同盟問題，任何兩個政治家，無論他們是海德公園人群外圍的流浪者，還是為《泰晤士報》撰稿的學院院長，都有可能一個說一切國家都是疑心病重的，因此這種同盟必定失敗，另一個說一切國家都是受其利益指引的，因此這種同盟必定成功。
《織工馬南》中的&ldquo彩虹&rdquo房東聽過好幾千次政治辯論，最後才選定了一道公式：&ldquo真理在你們中間；像我常常說的，你們兩個都對，也都不對。
&rdquo 在經濟學裡，把抽象和同一的詞當作仿佛等于抽象和同一的物的危險，在過去半個世紀裡就已經被認識了。
當開始有這種認識時，&ldquo經典&rdquo政治經濟學的信徒們表示反對，說抽象是思想的一個必要條件，隻要我們清楚地了解我們所做的事情，它所産生的一切危險就都能避免。
站在新、老經濟學結合點的巴奇霍特[47]于1876年寫道： &ldquo政治經濟學&hellip&hellip是一門抽象的科學，就像靜力學和動力學是演繹的科學一樣。
因此，它是對付一個不真實的、假想的主題&hellip&hellip不是我們實際上認識的真實的人，而是一個比較簡單的假想的人&hellip&hellip&rdquo[48] 巴奇霍特進一步争論說，隻要記住一系列假想的、簡單的人，真實的和複雜的人就可以刻畫出來了。
他說：&ldquo科學的原理是常識&mdash&mdash首先是一些簡單的事例；先了解主要的力量在盡可能小的阻力下如何起作用，等你充分了解以後，再把每一個幹擾因素的各個結果接連加上去。
&rdquo[49] 但是，這種心理彩色石印圖畫制作法雖然有時不失是一種學會一門科學的好方法，卻并不是使用這門科學的方法；巴奇霍特也沒有說明他從多層抽象概念形成的人的複雜形象應如何實際用來預測經濟效果。
當傑文斯[50]于1871年發表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時，已經普遍感到，一個簡單的、假想的人，或甚至由許多個不同的簡單的、假想的人構成的複合圖像，雖然對回答考題有用，但是在制定一項工廠法或仲裁一項按物價漲落計算工資法時卻沒有什麼用處。
因此傑文斯把他的經濟方法建立在個别事例的多樣性而不是同一性上。
他把一個工作日的工時或花錢獲得的滿足單位排列在上升和下降的曲線上，并用數學方法表示一根曲線（無論是代表一個假想的數值還是代表一個已确定的事實）在哪一點上與其他曲線相交最為有利。
這個方法是與講求實際的人用來獲得實際而可靠的結果的方法一緻的，盡管是粗略的一緻。
一個鐵路公司的經理要了解他的旅客所能承受的最高運費率，如果有人對他說，運費率是根據一切人都希望盡可能少花氣力多掙錢的規律定的，這條規律的作用又被人們不願破除老的工作習慣所修改，他對這種說法是不會感興趣的。
他需要一種方法，這種方法不僅僅是向他提供已經發生了什麼的口頭&ldquo解釋&rdquo，而是使他能夠對于在特定條件下會發生什麼作出一個量的估計。
不過，他能夠（我以為他現在也經常這樣做）用傑文斯的方法從記錄運費和運輸量等實際統計數字的曲線相交點得出以半便士和噸計的明确結果。
傑文斯的方法從創始以來正在不斷發展；經濟方法和統計方法已差不多變成一樣，疲勞或後天技能問題、家庭影響和個人節儉問題、企業家或雇員管理問題，都已以定量的形式提出和讨論。
如馬歇爾教授前不久所說，在經濟學中，定性推理已經過時，定量推理正在開始取而代之。
[51] 假使不是讨論企業和金融，而是讨論政治體制的結構和作用，方法上類似的變化又有多大的可能呢？ 挑選一些顯然能夠用量的方法來處理的政治問題當然是很容易的。
例如，可以舉出大英帝國聯合協商會議使用的會議廳的最佳面積問題&mdash&mdash假定廳的形狀已經确定。
問題的主要因素是會議廳要有氣派，要大得足可容納各行各業的代表并能進行委員會工作，又不可過大，要使所有的人不必豎起耳朵就能聽見讨論。
最後決定的面積将代表這些因素的折中，容納的人數将少于單單考慮代表因素和氣派因素，而多于單單考慮便于讨論因素。
一群經濟學家可能同意畫或想象一系列&ldquo曲線&r
在思考政治的時候，我們難得深入那些非常容易在我們頭腦裡形成的簡單的實體，或者認真地探索現實世界的無限複雜性。
一些抽象的政治概念，例如正義、自由或國家，就像實際存在的東西一樣貯存在我們頭腦裡。
一些專門的政治名詞，例如&ldquo政府&rdquo、&ldquo權利&rdquo或&ldquo愛爾蘭人&rdquo，都向我們暗示單一的&ldquo模式标本&rdquo概念；而我們就像中世紀的生物學家一樣，傾向于認為一個物種的每一成員在一切方面都和模式标本相同，彼此也相同。
在政治學裡，一個&ldquo凡甲都是乙&rdquo形式的正确命題幾乎一定意味着許多具有甲的特質的人或物，其變異數就和個人本身一樣多。
可是，在我們的語言以及與語言相聯系的心理習慣的影響下，我們總是要麼把甲當作單獨一個具有乙的特質的人，要麼當作許多同樣具有那種特質的人。
當我們在報紙上看到&ldquo受過教育的孟加拉人對政府不滿&rdquo這條消息時，我們要麼在看報過程中附帶出現的半無意識視覺形象中看到單獨一個對政府流露不滿情緒的&ldquo巴布&rdquo[46]，要麼依稀看到一大群同樣的&ldquo巴布&rdquo同樣都對政府表示不滿。
這些拟人化和劃一又唆使我們在政治思維中使用培根時代以來的自然科學一直反對的那種從大而未經考驗的概括作出先驗的推論的方法。
今天沒有一個科學家硬說行星繞圈子轉是因為行星是完美的，而圈子是一個完美的圖形；也沒有一個科學家硬說每一種新發現的植物必能治某種病，因為大自然賦予一切植物以治病的特性。
但是，&ldquo邏輯的&rdquo民主主義者仍舊在美國争辯說，由于一切人生來平等，政治機關必須輪換，&ldquo邏輯的&rdquo集體主義者也往往根據國家應擁有一切生産工具的&ldquo原則&rdquo堅稱一切鐵路公司的經理必須由普選産生。
還有，在自然科學中，原因的多重性和相互作用概念已成為我們習慣性心理内容的一部分；但是，在政治中，迷信書本的學生以及街上的人說話的口氣卻仿佛每個果都隻有一個因。
比方，如果提出英日同盟問題，任何兩個政治家，無論他們是海德公園人群外圍的流浪者，還是為《泰晤士報》撰稿的學院院長，都有可能一個說一切國家都是疑心病重的，因此這種同盟必定失敗，另一個說一切國家都是受其利益指引的，因此這種同盟必定成功。
《織工馬南》中的&ldquo彩虹&rdquo房東聽過好幾千次政治辯論，最後才選定了一道公式：&ldquo真理在你們中間；像我常常說的，你們兩個都對，也都不對。
&rdquo 在經濟學裡，把抽象和同一的詞當作仿佛等于抽象和同一的物的危險，在過去半個世紀裡就已經被認識了。
當開始有這種認識時，&ldquo經典&rdquo政治經濟學的信徒們表示反對，說抽象是思想的一個必要條件，隻要我們清楚地了解我們所做的事情，它所産生的一切危險就都能避免。
站在新、老經濟學結合點的巴奇霍特[47]于1876年寫道： &ldquo政治經濟學&hellip&hellip是一門抽象的科學，就像靜力學和動力學是演繹的科學一樣。
因此，它是對付一個不真實的、假想的主題&hellip&hellip不是我們實際上認識的真實的人，而是一個比較簡單的假想的人&hellip&hellip&rdquo[48] 巴奇霍特進一步争論說，隻要記住一系列假想的、簡單的人，真實的和複雜的人就可以刻畫出來了。
他說：&ldquo科學的原理是常識&mdash&mdash首先是一些簡單的事例；先了解主要的力量在盡可能小的阻力下如何起作用，等你充分了解以後，再把每一個幹擾因素的各個結果接連加上去。
&rdquo[49] 但是，這種心理彩色石印圖畫制作法雖然有時不失是一種學會一門科學的好方法，卻并不是使用這門科學的方法；巴奇霍特也沒有說明他從多層抽象概念形成的人的複雜形象應如何實際用來預測經濟效果。
當傑文斯[50]于1871年發表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時，已經普遍感到，一個簡單的、假想的人，或甚至由許多個不同的簡單的、假想的人構成的複合圖像，雖然對回答考題有用，但是在制定一項工廠法或仲裁一項按物價漲落計算工資法時卻沒有什麼用處。
因此傑文斯把他的經濟方法建立在個别事例的多樣性而不是同一性上。
他把一個工作日的工時或花錢獲得的滿足單位排列在上升和下降的曲線上，并用數學方法表示一根曲線（無論是代表一個假想的數值還是代表一個已确定的事實）在哪一點上與其他曲線相交最為有利。
這個方法是與講求實際的人用來獲得實際而可靠的結果的方法一緻的，盡管是粗略的一緻。
一個鐵路公司的經理要了解他的旅客所能承受的最高運費率，如果有人對他說，運費率是根據一切人都希望盡可能少花氣力多掙錢的規律定的，這條規律的作用又被人們不願破除老的工作習慣所修改，他對這種說法是不會感興趣的。
他需要一種方法，這種方法不僅僅是向他提供已經發生了什麼的口頭&ldquo解釋&rdquo，而是使他能夠對于在特定條件下會發生什麼作出一個量的估計。
不過，他能夠（我以為他現在也經常這樣做）用傑文斯的方法從記錄運費和運輸量等實際統計數字的曲線相交點得出以半便士和噸計的明确結果。
傑文斯的方法從創始以來正在不斷發展；經濟方法和統計方法已差不多變成一樣，疲勞或後天技能問題、家庭影響和個人節儉問題、企業家或雇員管理問題，都已以定量的形式提出和讨論。
如馬歇爾教授前不久所說，在經濟學中，定性推理已經過時，定量推理正在開始取而代之。
[51] 假使不是讨論企業和金融，而是讨論政治體制的結構和作用，方法上類似的變化又有多大的可能呢？ 挑選一些顯然能夠用量的方法來處理的政治問題當然是很容易的。
例如，可以舉出大英帝國聯合協商會議使用的會議廳的最佳面積問題&mdash&mdash假定廳的形狀已經确定。
問題的主要因素是會議廳要有氣派，要大得足可容納各行各業的代表并能進行委員會工作，又不可過大，要使所有的人不必豎起耳朵就能聽見讨論。
最後決定的面積将代表這些因素的折中，容納的人數将少于單單考慮代表因素和氣派因素，而多于單單考慮便于讨論因素。
一群經濟學家可能同意畫或想象一系列&ldquo曲線&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