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政治實體
關燈
小
中
大
在實驗的早些時候）在我們還來不及有意識地反省或選擇之前就已經出現了。
除語言外，其他象征也能建立一個相應的過程。
如果實驗中不用寫上字的卡片，而改用幾頂家庭成員們的帽子，這個過程的其餘部分仍照常進行&mdash&mdash自動的&ldquo意象&rdquo伴随自動的感情聯想之後，緊接着在一瞬間就自發地認識&ldquo意義&rdquo，最後再有意識地進行回憶和思考。
坦尼生（部分因為他天生是位詩人，部分也許是因為他吸煙過度使得他偶爾頭腦混亂）所描寫的各種心理狀态（對多數人來說，這些心理狀态都被記憶融合在一起）是極其精确的。
例如，《公主》這首詩中有一段描繪了我正在論述的相繼順序： 你的聲音在鼓聲中清晰可聞， 戰鼓聲在他站立處隆隆擂起。
你的臉在他的想象中閃現， 将戰鬥交付在他手裡。
當号角吹響的瞬間， 他看到他的孩子們在你膝前， 下一瞬間他像烈火般撲向敵人， 為了你和你的将他殺死。
我認為，末句&ldquo你和你的&rdquo似乎精确地表達了從&ldquo聲音&rdquo和&ldquo臉&rdquo的自發意象到反省心情的轉變，他為之戰鬥的全部意義都在其中體現出來了。
但是，&ldquo将戰鬥交付在他手裡&rdquo的是&ldquo臉&rdquo。
在這一點上，當我們将各種沖動本身作比較時可以看出，進化史上較早、較自發的因素具有更大的沖動力，而較晚的理智因素的沖動力則比較小。
即使當你坐在椅中也能感到是這麼一回事。
如果考慮到宗教現象，這種感受就更清楚了。
唯一的一種由心理學家有意識地創立的有點重要性的宗教，是奧古斯特·孔德的實證主義。
為了産生一種相當有力的刺激以便在日常生活種種邪念和誘惑中确保道德行為，孔德叫他的信徒們各自制造一個關于&ldquo人&rdquo的視覺形象。
信徒每天早晨一個固定時候必須在心中默憶他所知所愛的一個婦女&mdash&mdash他的母親、妻子或姐妹&mdash&mdash的身形。
身形必須總是處于同一姿态，穿同一服裝，因此一聯系到&ldquo人&rdquo這個詞，它就必須總是作為一個固定心象自動呈現出來。
[13]與此自動聯系的還有對想象中的人的原來的情感沖動。
在這以後，就盡快地出現詞的意義，以及與該意義相關的比較充分然而說服力較差的感情聯想。
這個發明部分地因襲了羅馬天主教的某些戒律，部分是出于孔德所親身感受的德沃克斯夫人的形象對他的影響。
之所以未被更廣泛地應用，其原因之一可能是一般人不像孔德自以為是的那樣想象豐富。
紐曼紅衣主教在其《辯解書》富有啟發性的一節中，解釋他如何為自己制造拟人化國家的形象，并暗示說，他之所以相信這些形象實際存在着，是因為感到制造這些形象有其方便之處。
他說他把&ldquo國家&rdquo以及使他吃了不少苦頭的&ldquo宗教團體政府&rdquo的特征和天性與&ldquo部分地堕落、任性、反複無常；高尚或奸詐、仁慈或歹毒（視情況而定）的人物等同起來&hellip&hellip我喜歡&lsquo具體&rsquo勝于&lsquo抽象&rsquo使我理所當然抱有這種見解。
我認為它受《但以理書》中提到的波斯王的支持；我認為《啟示錄》介紹&lsquo七個教會的天使&rsquo時說的就是這種中間人&rdquo。
[14] &ldquo1837年&hellip&hellip我說過&hellip&hellip英國有許多崇高的美德，然而天主教的信條卻很差。
在我看來，約翰牛這個人物既不屬于天堂，也不屬于地獄。
&rdquo 同樣地，哈内克在說明基督教擴張的原因時，強調&ldquo教會&rdquo這個詞的使用以及&ldquo這個詞所提供的拟人化可能性&rdquo。
[15]這種使用可能起源于某位基督教哲學家對全體基督教會衆的共同特征所作的抽象理智努力，雖然更可能來源于使用一個流行名詞時的半自覺适應過程。
但是，一個詞既經确定，它對多數人的巨大力量就在于拟人化所自動激發的感情，而不在于将詞義充分辨析後所産生的那些感情。
宗教史提供了無數這樣的例證。
&ldquo一個故事包含的真理&rdquo要比不包含在故事中的真理具有更大的感情力量，而從視覺上認識故事的主要人物比故事本身具有更大的力量。
一個使&ldquo一切人都彎腰&rdquo的神聖名字的聲像，或甚至形之于心但未出之于口，在感情最強烈時，其力量要比真正了解它的意義大得多。
感覺到的東西&mdash&mdash可以品嘗的聖餐、可以觀看和觸摸的貞女凱維拉，要比他們在天上的原型更加真實。
如果我們從政治中尋找同樣的例證，就能再次發現，在政治中要抵制對感情經曆作理智解釋的習慣，要比在宗教、道德或教育中不知難多少。
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主要的政治實體是他們的祖國。
當一個人為國捐軀時，他是為什麼東西捐軀呢？坐在椅中的讀者想到地圖冊上某個地區的面積和氣候、曆史和人口，然後按照愛國者與所有這一切東西的關系來解釋他的行為。
但是在戰鬥緊急關頭所發生的并非是從邏輯上确定或分析一個人的祖國概念，而是頭腦自動選擇一樣感覺上的東西，這樣東西伴有我已經叙述過的同樣自發的愛慕感情。
應征入伍者畢生生活在一連串感覺之中：所讀到的地理書，所看到的街道、田野和面孔，所聽到的人聲、鳥聲或流水聲，凡此一切構成他可以從中得出祖國概念的無窮事物。
在最後的沖鋒中他想到了什麼呢？也許是故鄉的一排大榆樹，更可能是祖國的某種化身，某種能使一樣為人喜愛的實物從衆多經曆中脫穎而出的習慣或想象。
如果他是個意大利人，這可能是意大利的名字、音節。
如果他是個法國人，這可能是他在故鄉市場上看到的佩着一把斷劍的法國大理石像，或者馬賽曲那令人發狂的節奏。
羅馬人為飾有花環的權杖上的銅鷹獻身，英國人為司令旗獻身，蘇格蘭人為風笛聲獻身。
一個人可能千年一遇地在戰鬥結束後站在參加葬禮的人群裡，聆聽伯裡克利[16]從古往今來雅典人的無數品質中歸納出那些使雅典為世界所推崇的品質而怦然心動。
但是過後他所能記住的恐怕隻有伯裡克利的抑揚頓挫的聲音、他的手勢，或者一位陣亡戰士的母親的啜泣。
在政治演變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是接連創造了許多新的道德實體，如正義、自由和權利等理想。
就它們的起源來說，那種我們總想把它當做一切心智現象的解釋的自覺邏輯抽象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必然符合曆史事實。
例如，我們有關于蘇格拉底在其中把陪審員和政治家的一些勉強的回答予以比較分析的對話的當代記述，知道&ldquo正義&rdquo這個字眼被他變成了一個靈到極點的政治名詞。
在蘇格拉底之前許多世紀，同一個詞被普遍采用的緩慢過程屢屢被某位已被遺忘的智者加快，力求使其受到過度的自覺思維的影響，這也是肯定無疑的。
但是，每個階段工作一完成，正義女神就像一尊曆代藝術家不斷對之精工雕琢的石雕像，以逼人的美傲視一切，她不是被視為一樣抽象事物，而是看作一個直接的啟示。
這種啟示确實使一些較老的象征黯然失色，但是淩駕它們之上的似乎是一樣真實和肉眼能見的東西，而不是一個艱難的比較分析過程。
戲中安提戈涅[17]以正義女神的名義蔑視手執權杖的國王通過傳令官發布的命令。
但是對她來說，正義女神是個絕世美女，&ldquo下界衆神的同住者&rdquo&mdash&mdash那些為安提戈涅鼓掌歡呼的雅典公民的後裔把蘇格拉底罵得要死，因為他的辯證法使神又變成了抽象概念。
偉大的猶太先知的精神優勢多半應歸功于他們能夠以強大的感情力量提出一種道德觀念而不使它僵化為一個典型；但那是因為他們總是按照它與一切神中最人格化的東西的關系來看待它。
阿摩司[18]寫道：&ldquo我厭惡你們的節期，也不喜悅你們的嚴肅令&hellip&hellip要使你們歌唱的聲音遠離我，因為我不聽你們彈琴的響聲。
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公義如江河滔滔。
&rdquo[19]&ldquo公平&rdquo和&ldquo公義&rdquo不是女神，但是阿摩司聽見的聲音并非是一個抽象的聲音。
有時候，一個新的道德或政治實體之産生，與其說是通過緩慢的冥思苦想，不如說是通過洞見。
某些天才的先知一眼就能看出至今在人的頭腦中分立的東西的基本相似處&mdash&mdash使人對自己弟兄發怒的沖動之與使人行兇的沖動、寡婦的一文錢施舍之與富人的大量黃金施舍、蕩子的放縱之與政黨領袖的放縱。
但是，一旦主人死了，洞見也往往随他一同死去。
柏拉圖的&ldquo理念&rdquo成了一個魔術體系的公式，而耶稣關于一個人應該把他的所有一切送給窮人的訓令卻使歐洲三分之一的土地變為富有的基督教牧師的免稅财産。
上述詞和事物之間的關系是政治思維的主要困難。
詞非常硬性，非常容易人格化，同感情和偏見有莫大關系；詞所代表的事物非常不穩定。
正如一個希臘人所說，道學家或教師多半同&ldquo天然&rdquo的東西打交道，政治家總是
除語言外，其他象征也能建立一個相應的過程。
如果實驗中不用寫上字的卡片，而改用幾頂家庭成員們的帽子，這個過程的其餘部分仍照常進行&mdash&mdash自動的&ldquo意象&rdquo伴随自動的感情聯想之後，緊接着在一瞬間就自發地認識&ldquo意義&rdquo，最後再有意識地進行回憶和思考。
坦尼生（部分因為他天生是位詩人，部分也許是因為他吸煙過度使得他偶爾頭腦混亂）所描寫的各種心理狀态（對多數人來說，這些心理狀态都被記憶融合在一起）是極其精确的。
例如，《公主》這首詩中有一段描繪了我正在論述的相繼順序： 你的聲音在鼓聲中清晰可聞， 戰鼓聲在他站立處隆隆擂起。
你的臉在他的想象中閃現， 将戰鬥交付在他手裡。
當号角吹響的瞬間， 他看到他的孩子們在你膝前， 下一瞬間他像烈火般撲向敵人， 為了你和你的将他殺死。
我認為，末句&ldquo你和你的&rdquo似乎精确地表達了從&ldquo聲音&rdquo和&ldquo臉&rdquo的自發意象到反省心情的轉變，他為之戰鬥的全部意義都在其中體現出來了。
但是，&ldquo将戰鬥交付在他手裡&rdquo的是&ldquo臉&rdquo。
在這一點上，當我們将各種沖動本身作比較時可以看出，進化史上較早、較自發的因素具有更大的沖動力，而較晚的理智因素的沖動力則比較小。
即使當你坐在椅中也能感到是這麼一回事。
如果考慮到宗教現象，這種感受就更清楚了。
唯一的一種由心理學家有意識地創立的有點重要性的宗教，是奧古斯特·孔德的實證主義。
為了産生一種相當有力的刺激以便在日常生活種種邪念和誘惑中确保道德行為，孔德叫他的信徒們各自制造一個關于&ldquo人&rdquo的視覺形象。
信徒每天早晨一個固定時候必須在心中默憶他所知所愛的一個婦女&mdash&mdash他的母親、妻子或姐妹&mdash&mdash的身形。
身形必須總是處于同一姿态，穿同一服裝，因此一聯系到&ldquo人&rdquo這個詞，它就必須總是作為一個固定心象自動呈現出來。
[13]與此自動聯系的還有對想象中的人的原來的情感沖動。
在這以後，就盡快地出現詞的意義，以及與該意義相關的比較充分然而說服力較差的感情聯想。
這個發明部分地因襲了羅馬天主教的某些戒律，部分是出于孔德所親身感受的德沃克斯夫人的形象對他的影響。
之所以未被更廣泛地應用，其原因之一可能是一般人不像孔德自以為是的那樣想象豐富。
紐曼紅衣主教在其《辯解書》富有啟發性的一節中，解釋他如何為自己制造拟人化國家的形象，并暗示說，他之所以相信這些形象實際存在着，是因為感到制造這些形象有其方便之處。
他說他把&ldquo國家&rdquo以及使他吃了不少苦頭的&ldquo宗教團體政府&rdquo的特征和天性與&ldquo部分地堕落、任性、反複無常；高尚或奸詐、仁慈或歹毒（視情況而定）的人物等同起來&hellip&hellip我喜歡&lsquo具體&rsquo勝于&lsquo抽象&rsquo使我理所當然抱有這種見解。
我認為它受《但以理書》中提到的波斯王的支持；我認為《啟示錄》介紹&lsquo七個教會的天使&rsquo時說的就是這種中間人&rdquo。
[14] &ldquo1837年&hellip&hellip我說過&hellip&hellip英國有許多崇高的美德，然而天主教的信條卻很差。
在我看來，約翰牛這個人物既不屬于天堂，也不屬于地獄。
&rdquo 同樣地，哈内克在說明基督教擴張的原因時，強調&ldquo教會&rdquo這個詞的使用以及&ldquo這個詞所提供的拟人化可能性&rdquo。
[15]這種使用可能起源于某位基督教哲學家對全體基督教會衆的共同特征所作的抽象理智努力，雖然更可能來源于使用一個流行名詞時的半自覺适應過程。
但是，一個詞既經确定，它對多數人的巨大力量就在于拟人化所自動激發的感情，而不在于将詞義充分辨析後所産生的那些感情。
宗教史提供了無數這樣的例證。
&ldquo一個故事包含的真理&rdquo要比不包含在故事中的真理具有更大的感情力量，而從視覺上認識故事的主要人物比故事本身具有更大的力量。
一個使&ldquo一切人都彎腰&rdquo的神聖名字的聲像，或甚至形之于心但未出之于口，在感情最強烈時，其力量要比真正了解它的意義大得多。
感覺到的東西&mdash&mdash可以品嘗的聖餐、可以觀看和觸摸的貞女凱維拉，要比他們在天上的原型更加真實。
如果我們從政治中尋找同樣的例證，就能再次發現，在政治中要抵制對感情經曆作理智解釋的習慣，要比在宗教、道德或教育中不知難多少。
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主要的政治實體是他們的祖國。
當一個人為國捐軀時，他是為什麼東西捐軀呢？坐在椅中的讀者想到地圖冊上某個地區的面積和氣候、曆史和人口，然後按照愛國者與所有這一切東西的關系來解釋他的行為。
但是在戰鬥緊急關頭所發生的并非是從邏輯上确定或分析一個人的祖國概念，而是頭腦自動選擇一樣感覺上的東西，這樣東西伴有我已經叙述過的同樣自發的愛慕感情。
應征入伍者畢生生活在一連串感覺之中：所讀到的地理書，所看到的街道、田野和面孔，所聽到的人聲、鳥聲或流水聲，凡此一切構成他可以從中得出祖國概念的無窮事物。
在最後的沖鋒中他想到了什麼呢？也許是故鄉的一排大榆樹，更可能是祖國的某種化身，某種能使一樣為人喜愛的實物從衆多經曆中脫穎而出的習慣或想象。
如果他是個意大利人，這可能是意大利的名字、音節。
如果他是個法國人，這可能是他在故鄉市場上看到的佩着一把斷劍的法國大理石像，或者馬賽曲那令人發狂的節奏。
羅馬人為飾有花環的權杖上的銅鷹獻身，英國人為司令旗獻身，蘇格蘭人為風笛聲獻身。
一個人可能千年一遇地在戰鬥結束後站在參加葬禮的人群裡，聆聽伯裡克利[16]從古往今來雅典人的無數品質中歸納出那些使雅典為世界所推崇的品質而怦然心動。
但是過後他所能記住的恐怕隻有伯裡克利的抑揚頓挫的聲音、他的手勢，或者一位陣亡戰士的母親的啜泣。
在政治演變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是接連創造了許多新的道德實體，如正義、自由和權利等理想。
就它們的起源來說，那種我們總想把它當做一切心智現象的解釋的自覺邏輯抽象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必然符合曆史事實。
例如，我們有關于蘇格拉底在其中把陪審員和政治家的一些勉強的回答予以比較分析的對話的當代記述，知道&ldquo正義&rdquo這個字眼被他變成了一個靈到極點的政治名詞。
在蘇格拉底之前許多世紀，同一個詞被普遍采用的緩慢過程屢屢被某位已被遺忘的智者加快，力求使其受到過度的自覺思維的影響，這也是肯定無疑的。
但是，每個階段工作一完成，正義女神就像一尊曆代藝術家不斷對之精工雕琢的石雕像，以逼人的美傲視一切，她不是被視為一樣抽象事物，而是看作一個直接的啟示。
這種啟示确實使一些較老的象征黯然失色，但是淩駕它們之上的似乎是一樣真實和肉眼能見的東西，而不是一個艱難的比較分析過程。
戲中安提戈涅[17]以正義女神的名義蔑視手執權杖的國王通過傳令官發布的命令。
但是對她來說，正義女神是個絕世美女，&ldquo下界衆神的同住者&rdquo&mdash&mdash那些為安提戈涅鼓掌歡呼的雅典公民的後裔把蘇格拉底罵得要死，因為他的辯證法使神又變成了抽象概念。
偉大的猶太先知的精神優勢多半應歸功于他們能夠以強大的感情力量提出一種道德觀念而不使它僵化為一個典型；但那是因為他們總是按照它與一切神中最人格化的東西的關系來看待它。
阿摩司[18]寫道：&ldquo我厭惡你們的節期，也不喜悅你們的嚴肅令&hellip&hellip要使你們歌唱的聲音遠離我，因為我不聽你們彈琴的響聲。
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公義如江河滔滔。
&rdquo[19]&ldquo公平&rdquo和&ldquo公義&rdquo不是女神，但是阿摩司聽見的聲音并非是一個抽象的聲音。
有時候，一個新的道德或政治實體之産生，與其說是通過緩慢的冥思苦想，不如說是通過洞見。
某些天才的先知一眼就能看出至今在人的頭腦中分立的東西的基本相似處&mdash&mdash使人對自己弟兄發怒的沖動之與使人行兇的沖動、寡婦的一文錢施舍之與富人的大量黃金施舍、蕩子的放縱之與政黨領袖的放縱。
但是，一旦主人死了，洞見也往往随他一同死去。
柏拉圖的&ldquo理念&rdquo成了一個魔術體系的公式，而耶稣關于一個人應該把他的所有一切送給窮人的訓令卻使歐洲三分之一的土地變為富有的基督教牧師的免稅财産。
上述詞和事物之間的關系是政治思維的主要困難。
詞非常硬性，非常容易人格化，同感情和偏見有莫大關系；詞所代表的事物非常不穩定。
正如一個希臘人所說，道學家或教師多半同&ldquo天然&rdquo的東西打交道，政治家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