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祀典的改定和月令的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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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帝、赤靈祝融畤，及熒惑星、南宿、南宮，于南郊兆。
④西方帝少皞、白靈蓐收畤，及太白星、西宿、西宮，于西郊兆。
⑤北方帝颛顼、黑靈玄冥畤，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宮，于北郊兆。
這就是《周官》裡所說的“兆五帝于四郊”，他把這制度實現了。
這五帝的名目，讀者應當記得，便是第十六章裡《五德終始表》的第一層。
那時已是居攝中，正在醞釀着受禅，所以這五方之帝便是五行相生說下的古史系統中的帝王。
再替這五帝添上五個輔佐，太皞之佐是句芒，炎帝之佐是祝融，黃帝之佐是後土，少皞之佐是蓐收，颛顼之佐是玄冥，使得這個系統的地位可以更加鞏固。
他們把這宗材料插入古文學的兩部經典：第一是劉歆重編的《左傳》，就附在“漢為堯後”說的一章之下，說這是五行之官，生時封為上公，死後祀為貴神的。
第二是王莽征求通曉之士的《月令》，說太皞是春季的帝，句芒是春季的神；炎帝是夏季的帝，祝融是夏季的神；黃帝是中央的帝，後土是中央的神；少皞是秋季的帝，蓐收是秋季的神；颛顼是冬季的帝，玄冥是冬季的神。
一年本來是四時，到這時硬把它拉長，成為五時了。
皇天上帝泰一是最高的天帝。
太皞、炎帝們為五帝，是次一級的天帝。
這個方式固然和漢武帝的泰一壇相像（見第五章），但武帝時的五帝隻是五種顔色之帝，沒有同傳說中的古天子發生關系，而王莽定的制度則天帝的系統即是古史的系統了。
這一點的差異，不能不說是王莽設下的陰謀，也不能不說是經古文學的中心問題呵！ 《月令》這一篇，講的是天子居明堂之禮。
這篇的大意，是天子每一個月應當順着時令做天人相應的工作（見第一章）。
自從王莽當權，建築了明堂，又征求通《月令》的人，一時祭祖先，封諸侯，行大射，都在那邊，做得很有聲有色。
王莽失敗之後，長安的明堂毀廢，光武帝繼續在洛陽興造。
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下诏祀光武帝于明堂以配五帝，又頒發時令，迎氣于五郊：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祭青帝和句芒，車騎服飾都青色，唱的是《青陽》之歌。
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和祝融，車騎服飾都赤色，唱的是《朱明》之歌。
前立秋十八天，迎黃靈于中兆，祭黃帝和後土，車騎服飾都黃色，唱的是《帝臨》之歌。
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和蓐收，車騎服飾都白色，唱的是《西皓》之歌。
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和玄冥，車騎服飾都黑色，唱的是《玄冥》之歌。
從此以後，“順時令”一義遂為帝王施政的總綱。
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下诏道：“春天是生養萬物的時候，應當息事甯人以奉天氣。
”這年的秋天，又下诏道：“《月令》冬至之後，但有順陽助生的明文，而不載鞫獄斷刑的政令。
天子的生殺是應當順着時氣的。
現在特定一種法律：凡在十一月和十二月裡，不許送上刑獄的報告。
”那年十一月冬至，又依照《月令》，把關梁閉起。
元和三年二月，又下诏道：“《月令》說孟春之月，應當好好地去視察丘陵土地所宜以備種植。
現在荒地尚多，着即分給貧民，令他們各盡地力，勿得遊手。
”就在這一月裡，他因要到中山去，又令道：“現在方春的時候，所過的地方不得有所砍伐。
天子雖尊貴，但在不适當的時候砍去一株草木，就不算順天，也就是不孝。
巡行之際，凡車馬可以避開的，便避開了。
”章和元年（公元87年）七月，又诏道：“依照《秋令》，這一月裡應當養衰老，着賜高年者每二人布帛各一匹，讓他們自己備些醴酒和酪漿罷。
”章帝之後，曆朝帝王也多在春天養幼赈貧，在秋天養老恤刑。
一般的學者，把《月令》的著作時代說得早是周公作，說得遲是呂不韋作。
但此書既在漢前，何以在西漢時不能發生什麼影響而在東漢時便會發生大影響？何以漢武帝初年要立明堂隻為朝諸侯，後來在汶上造明堂隻有取資于方士的圖畫，而古制的再現必有待于王莽制禮作樂的時候？何以西漢時讨論明堂有紛紛之說，而一到東漢即翕然無異議，一切都有固定的方式可以遵循了？所以我覺得，這篇書的出現是很有問題的。
雖則這篇書還見于《呂氏春秋》等書中，難道他們就不能把它插進去嗎？ 古時最大的祭禮是郊和社。
到這時，郊是析為南郊和北郊了。
北郊由後土祠來，祭地神，性質和社實在沒有什麼分别。
但漢代在後土祠外另有官社，所以王莽更立官稷，又把夏禹配食官社，後稷配食官稷，恢複古代的社稷之祀。
這個制度傳下來，永遠沒有什麼大改變。
我們看，北京前門外有個天壇，這就是南郊；安定門外有個地壇，這就是北郊；天安門西邊的社稷壇（今為中山公園），就是官社和官稷。
還有一個先農壇，在天壇的對面，是祭農神的，好像和社稷壇的“稷”重複了，這是漢代所沒有的。
推原它的由來，當出于周人的“郊祀後稷以配天”。
地壇祭地，先農壇祭後稷，社和稷都有了着落了，為什麼還要立社稷壇？原來社稷一名已習用為國家的代名詞，其本義已經送給地壇和先農壇了。
④西方帝少皞、白靈蓐收畤，及太白星、西宿、西宮，于西郊兆。
⑤北方帝颛顼、黑靈玄冥畤，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宮，于北郊兆。
這就是《周官》裡所說的“兆五帝于四郊”，他把這制度實現了。
這五帝的名目，讀者應當記得，便是第十六章裡《五德終始表》的第一層。
那時已是居攝中，正在醞釀着受禅，所以這五方之帝便是五行相生說下的古史系統中的帝王。
再替這五帝添上五個輔佐，太皞之佐是句芒，炎帝之佐是祝融，黃帝之佐是後土，少皞之佐是蓐收，颛顼之佐是玄冥，使得這個系統的地位可以更加鞏固。
他們把這宗材料插入古文學的兩部經典：第一是劉歆重編的《左傳》，就附在“漢為堯後”說的一章之下，說這是五行之官，生時封為上公，死後祀為貴神的。
第二是王莽征求通曉之士的《月令》，說太皞是春季的帝，句芒是春季的神；炎帝是夏季的帝，祝融是夏季的神；黃帝是中央的帝，後土是中央的神；少皞是秋季的帝，蓐收是秋季的神；颛顼是冬季的帝，玄冥是冬季的神。
一年本來是四時，到這時硬把它拉長，成為五時了。
皇天上帝泰一是最高的天帝。
太皞、炎帝們為五帝，是次一級的天帝。
這個方式固然和漢武帝的泰一壇相像（見第五章），但武帝時的五帝隻是五種顔色之帝，沒有同傳說中的古天子發生關系，而王莽定的制度則天帝的系統即是古史的系統了。
這一點的差異，不能不說是王莽設下的陰謀，也不能不說是經古文學的中心問題呵！ 《月令》這一篇，講的是天子居明堂之禮。
這篇的大意，是天子每一個月應當順着時令做天人相應的工作（見第一章）。
自從王莽當權，建築了明堂，又征求通《月令》的人，一時祭祖先，封諸侯，行大射，都在那邊，做得很有聲有色。
王莽失敗之後，長安的明堂毀廢，光武帝繼續在洛陽興造。
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下诏祀光武帝于明堂以配五帝，又頒發時令，迎氣于五郊：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祭青帝和句芒，車騎服飾都青色，唱的是《青陽》之歌。
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和祝融，車騎服飾都赤色，唱的是《朱明》之歌。
前立秋十八天，迎黃靈于中兆，祭黃帝和後土，車騎服飾都黃色，唱的是《帝臨》之歌。
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和蓐收，車騎服飾都白色，唱的是《西皓》之歌。
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和玄冥，車騎服飾都黑色，唱的是《玄冥》之歌。
從此以後，“順時令”一義遂為帝王施政的總綱。
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下诏道：“春天是生養萬物的時候，應當息事甯人以奉天氣。
”這年的秋天，又下诏道：“《月令》冬至之後，但有順陽助生的明文，而不載鞫獄斷刑的政令。
天子的生殺是應當順着時氣的。
現在特定一種法律：凡在十一月和十二月裡，不許送上刑獄的報告。
”那年十一月冬至，又依照《月令》，把關梁閉起。
元和三年二月，又下诏道：“《月令》說孟春之月，應當好好地去視察丘陵土地所宜以備種植。
現在荒地尚多，着即分給貧民，令他們各盡地力，勿得遊手。
”就在這一月裡，他因要到中山去，又令道：“現在方春的時候，所過的地方不得有所砍伐。
天子雖尊貴，但在不适當的時候砍去一株草木，就不算順天，也就是不孝。
巡行之際，凡車馬可以避開的，便避開了。
”章和元年（公元87年）七月，又诏道：“依照《秋令》，這一月裡應當養衰老，着賜高年者每二人布帛各一匹，讓他們自己備些醴酒和酪漿罷。
”章帝之後，曆朝帝王也多在春天養幼赈貧，在秋天養老恤刑。
一般的學者，把《月令》的著作時代說得早是周公作，說得遲是呂不韋作。
但此書既在漢前，何以在西漢時不能發生什麼影響而在東漢時便會發生大影響？何以漢武帝初年要立明堂隻為朝諸侯，後來在汶上造明堂隻有取資于方士的圖畫，而古制的再現必有待于王莽制禮作樂的時候？何以西漢時讨論明堂有紛紛之說，而一到東漢即翕然無異議，一切都有固定的方式可以遵循了？所以我覺得，這篇書的出現是很有問題的。
雖則這篇書還見于《呂氏春秋》等書中，難道他們就不能把它插進去嗎？ 古時最大的祭禮是郊和社。
到這時，郊是析為南郊和北郊了。
北郊由後土祠來，祭地神，性質和社實在沒有什麼分别。
但漢代在後土祠外另有官社，所以王莽更立官稷，又把夏禹配食官社，後稷配食官稷，恢複古代的社稷之祀。
這個制度傳下來，永遠沒有什麼大改變。
我們看，北京前門外有個天壇，這就是南郊；安定門外有個地壇，這就是北郊；天安門西邊的社稷壇（今為中山公園），就是官社和官稷。
還有一個先農壇，在天壇的對面，是祭農神的，好像和社稷壇的“稷”重複了，這是漢代所沒有的。
推原它的由來，當出于周人的“郊祀後稷以配天”。
地壇祭地，先農壇祭後稷，社和稷都有了着落了，為什麼還要立社稷壇？原來社稷一名已習用為國家的代名詞，其本義已經送給地壇和先農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