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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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隐志,變姓名賣藥中市。

    桂王稱号肇慶,以與推戴功,擢右中尤。

    扈王幸梧州,擢侍講學士,拜禮部侍郎東閣大學士,旋罷相,固稱疾,屢诏不起。

    嘗曰:&lsquo吾歸則負君,出則負親,吾其缁乎?&rsquo&rdquo『txt小說天堂在線書庫http://www.xiaoshuotxt.net/』『txt小說天堂經典書庫http://xiaoshuotxt.com/』『電子書下載http://txt.xiaoshuotxt.com/』『幻魂文學網http://www.huanhun.com/』 其時方孔年已六十餘,方以智子職臣節,不能兩全,所以說:&ldquo歸則負君,出則負親。

    &rdquo本傳接雲: &ldquo行至樂被執,其帥欲降之,左置官服,右白刃,惟所擇,以智趨右,帥更加禮敬,聽其為僧。

    &rdquo 按:廣西有兩平樂,在東為縣,在西為村。

    方以智被執的平樂是陽朔以南的平樂縣。

    &ldquo帥&rdquo則三藩之一的孔有德,《清史稿-孔有德傳》: &ldquo(順治)七年&hellip&hellip帥入廣西境,克全州,十二月遂拔桂林,明永曆帝走南甯,留守大學士瞿式耜死之。

    斬靖江王以下四百七十三人,降将吏一百四十七人。

    桂林、平樂諸屬縣皆下。

    &rdquo 按:孔有德入桂林,在是年十一月初五,瞿式耜被難,則在閏十一月十七。

    清軍入廣西,自全州進兵桂林,乃由東北趨西南,而方以智則由桂林向東南趨避,故行至平樂被執。

    計其時在十一月間。

     餘英時《方以智晚節考》,考其逃禅之地,引施閏章(愚山)詩及年譜,以為在梧州雲蓋寺。

    其言如此: &ldquo清兵陷廣西平樂村,事在一六五零年(順治七年)。

    則密之逃禅,即始于此時。

    施愚山《浮山吟》詩有雲:&lsquo比山一片雲,飛落蒼梧野。

    忽值南風吹,旋歸廬嶽下。

    &rsquo其下雙行夾注曰:&lsquo藥公家浮山,避地梧州雲蓋寺。

    值餘奉使西粵,始同歸,抵匡廬。

    &rsquo考之愚山先生年譜卷一:&lsquo順治九年壬辰(一六五二)卷:三月,奉使廣西,達桂林。

    &rsquo秋七月桂林陷。

    從平樂經江西而歸&rdquo。

    正與詩注合。

    則密之最初落發,殆即在梧州之雲蓋寺。

    &rdquo 按:方以智出家後無常名,稱&ldquo無可&rdquo、稱&ldquo五老&rdquo、稱&ldquo藥地&rdquo、稱&ldquo墨曆&rdquo,此非好奇,亦是避邏者耳目。

    &ldquo藥公&rdquo乃愚山對方的尊稱,浮山則為桐城的别名。

     餘英時以為方以智至廬山後,即挂單歸宗寺,引施愚山《初至歸宗寺同藥公作》詩為證。

    此則不然,方以智歸宗寺不過暫駐而已,旋即還裡。

    其時在順治九年之冬,侯方域與方密之書,一則曰:&ldquo往在昆陵,陳子定生私以問仆雲:&lsquo密之之還,何也。

    &rsquo&rdquo侯方域訪陳貞慧于宜興在是年冬天,年内還家。

    而此時陳已知方還裡,則計途程,不可能在歸宗寺久駐。

    再則曰:&ldquo歸雪苑,遇何次德,具為述密之還裡月日甚詳。

    &rdquo何次德名杲,桐城人,在是年冬天與侯相會于商丘,而述&ldquo密之還裡月日甚詳&rdquo,更為方以智已歸桐城的确證。

     方以智于順治九年南歸,其最初托迹之處,于考定其生平殊有關系。

    餘著《方以智晚節考》,以為有自平樂歸後,即在匡廬挂錫,其實不然,已如前述。

    為補餘著之疏,進一步略考方南歸後初期的行蹤如下: 一、施愚山《無可大師六十序》雲:&ldquo餘昔奉使,經蒼梧&hellip&hellip至匡廬同遊五老、三壘間,旬日始别。

    &rdquo 按:旬日始别者,非僅施别于方,亦方别于施。

    兩人&ldquo從平樂經江西而歸&rdquo,同遊廬山後,施北上回京複命,方則東歸桐城。

     二、歸桐城未幾,即去金陵,在高座寺坐關。

    侯方域《與方密之書》,自道在宜興時,即聞方&ldquo止于高坐寺&rdquo。

    又送《何子歸金陵序》末有語:&ldquo今聞于高生寺為僧,何子歸,試以語之。

    &rdquo此何子,亦為侯方域&ldquo述密之還裡月日甚詳&rdquo的&ldquo何三次德&rdquo。

    何次德,行三,名杲。

     按:序中着一&ldquo聞&rdquo字,顯見得方以智在高坐寺,非何杲告于侯方域者,甚至亦非何杲所知,以意測度,方以智既已出家,無在俗家久住之理,到桐城後,亦必擇一古刹挂單,還家一谒老父,囑咐妻子盡心侍養,旋即飄然遠引,止于金陵高座寺。

    或者何杲亦不及知。

     餘著用力甚勤,何以獨于此節疏忽?當是為《清史稿》所誤。

    《清史稿-方以智傳》&ldquo其閉關高坐時也&rdquo雲雲,已見前引。

    而此傳實采自馬其昶《桐城耆舊傳》,原文為&ldquo先生閉關高座寺也&rdquo,落一&ldquo寺&rdquo字,遂大有出入。

    因為&ldquo高坐&rdquo,或作&ldquo高座&rdquo原為禅門用語之一,講經說法,例必高坐,雖落一&ldquo寺&rdquo字,文義依舊可通,因而餘君偶然放過。

     侯方域所說的&ldquo高坐寺&rdquo應為&ldquo高座寺&rdquo。

    以《送何子歸金陵序》證之,此寺确在金陵。

    但查《嘉慶一統志》、《清涼山志》,以及《實用佛學辭典》,均無此寺。

    但《高僧傳》有慧進者,駐錫&ldquo京師高座寺&rdquo,卒于齊武帝永明三年,年八十五。

    此京師即金陵,原來高座寺乃&ldquo南朝四百八十寺&rdquo之一。

    六朝古刹,至清猶存,應該亦是有名的叢林,熟于僧史者,必能述其涯略。

    但可決其必非天界寺,因為天界寺建于明洪武中,非六朝之遺。

     方以智晚年逃禅,雖示不仕清的決心,亦以俗緣未斷,隻覺君親兩不可負。

    至于對恢複明室,經過弘光、永曆兩個年号,實已灰心。

    因此,康熙十年被逮,說是&ldquo密之罪狀,必屬謀反&rdquo之類,亦頗有商榷的餘地。

     方以智晚年定居江西吉州青原山淨居寺,死于康熙十年,曆來皆不知其死因。

    鄧石如輯《清詩記事初編》,叙方以智次子中通生平,兼及其父雲: &ldquo以智晚年住持廬陵縣河南十裡青原山,康熙十年辛亥,以事被累入粵,卒于道中&hellip&hellip今讀此集陪詩卷四為《惶恐集》,紀其事甚詳。

    &lsquo惶恐&rsquo者,以智卒于萬安舟中,即文山集之惶恐灘也。

    中通亦在桐城就逮,事曆二年,經皖、贛、粵三省,賴周亮工營救得白,又以他事坐系獲釋。

    究為何事,一字未及。

    &rdquo 鄧石如又述方中通之學雲: &ldquo中通&hellip&hellip當從西洋人穆尼閣布算,又問學于湯若望,熟讀利瑪窦之書,通曆算之學,與湯聖弘&hellip&hellip梅文鼎為友。

    撰《數度衍》二十四卷,附錄一卷;别刻《陪集》以載詩文。

    迄康熙二十九年庚午,曰《陪古》三卷、《陪詩》七卷,《陪詞》一卷,又刻《續陪》四卷,則詩文不分。

    &rdquo 按:方中通詩文集,稱為《陪集》,表示詩文皆得自父授,不足以自成一家,為《浮山集》(方以智詩文集)陪襯而已。

     餘英時據鄧記,斷為方以智乃被逮赴廣東時,舟過文山《過零丁洋》詩中所提到的惶恐灘,有感而自裁,其論斷是: &ldquo甲申之歲,密之不死,可以見諒于世人者也。

    辛亥再陷缧绁,上距永曆之亡,亦既已十易寒暑矣。

    此時而仍不惜對簿虜廷,苟延殘喘,雖密之号愚者,餘知其決不出此也!然而古人有言,死得其所;就密之當時所處之情勢言,其最适當之死所,殆莫惶恐灘若。

    此所以舟過萬安,抵惶恐灘頭,密之遂不得不死矣!&rdquo 餘英時此論,極其精确。

    方以智之死,即在不願&ldquo對簿虜廷&rdquo,死志固已早萌,但死非其時、其地,則易滋人誤會,以為畏罪自盡,此為方以智所決不甘于忍受者。

    是故,筆者以為可以進一步論斷,自裁于惶恐灘,乃方以智早經選定的畢命之地。

     方以智獲罪,究為何事?餘英時亦未能考據,僅據方以智幼子中履文集中,&ldquo兩言&lsquo全家齑粉&rsquo&rdquo,以為&ldquo密之罪狀必屬謀反之類&rdquo。

    這樣推斷,自然合理,但方以智實無&ldquo罪狀&rdquo,不過他人誣以謀反而已。

    而此誣也,實亦并不難辯白。

    不知者,一聞方以智被逮的原因,&ldquo咋舌搖手,如疫疠猛火不敢近&rdquo,知者則必能辨誣的信心極強。

     方以智為人所誣,幾罹巨禍,以不甘對簿虜廷,而自裁于惶恐灘。

    自況其追步文信國的節概,據鄧石如、餘英時先後考證,已成定論。

    所成疑問者有二:第一,被誣者是何案?雖可想像為&ldquo謀反大逆&rdquo,究系哪一樁逆案?&ldquo通海&rdquo之餘波,永曆之遺烈,還是三落之變,或者&ldquo朱三太子&rdquo案?第二,方以智有子三人,長幼無恙,獨獨仲子方中通兩受其禍,此又何說? 我以為這兩個疑問,決非無望解決。

    清初文集、筆記以及官文書,浩如煙海,若能遍搜,或有水落石出之一日。

    求證之先,筆者&ldquo大膽&rdquo提兩個&ldquo假設&rdquo,借為線索。

     先說第二個疑問,竊以為仇家構陷,怨從子起而&ldquo禍延顯考&rdquo。

    如前引,方中通乃清初&ldquo疇人&rdquo之一。

    而清初曆法之争,科學打倒玄學,乃中國科學發展史上極重要的一頁,亦為形成康熙性格中極可寶貴的科學精神,而成就其為中國曆史上一位異常傑出的統治者的誘因,所關匪細,值得不憚煩一述始末。

     明朝的戊申《大統曆》,實即元朝郭守敬所造的《授時曆》,但節氣及日月食的推算,參用《回回曆》。

    回曆與陽曆大同小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分十二宮,即十二個月,正至三月各三十一天,四月三十二天,五至六月各三十一天,七至八月各三十天,九至十月各二十九天,十一、十二月各三十天,遇閏年則十二月加一天。

     《大統曆》用至成化年間,日月食時刻的推算,常有失誤,但憲宗不罪欽天監的官員,以為&ldquo天象微渺&rdquo,推算有誤,不足為非。

    像憲宗這樣的庸主,當然不會知道天象運行有常,若得其法,是可以準确推算的。

    他的意思是,天象下應人事。

    英宗北狩,遇土木之變,蒙塵塞外。

    景帝即位,迎英宗回京,幽居南内,結果又有奪門之變而複辟。

    這一連串的大變化,是任何人所夢想不到的,豈非&ldquo天象微渺&rdquo難憑? 弘治、正德間,誤差的現象越來越嚴重。

    很明顯的,《大統曆》的所謂&ldquo曆元&rdquo在元世祖至元十八年辛已,至正德年間已曆時二百三十多年,分秒之差,年積月累,失誤自大,于是改曆之議複起。

    聚訟紛纭,莫衷一是,到了世宗即位,他是笃信神仙的,嘉靖七年、十九年兩次推算日當食而未食,證明誤差已到了非修正不可的時候,也就是《大統曆》的缺點已充分暴露,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

    而&ldquo帝喜以為天眷&rdquo,因而終嘉靖之世,無人敢言改曆。

     萬曆末年,西學傳入中土。

    利瑪窦挾天算之學為有識之士所尊重,推算天象,屢次獲得證明,精确勝于古法。

    至崇祯初年,在徐光啟的極力主張,以及思宗的支持之下,修曆之議逐漸成為事實。

    但尊古法者固極力頑抗,思以逞異說而取富貴者,亦頗有人,因此修曆共設四局,各搞各的。

    四局者:大統、回回、東局、西局。

    西局由徐光啟的繼承者山東參政李天經主持,成員皆西洋天主教士;東局則别具一說,而多少具有投機性質的曆學家魏文魁所領。

    崇祯十年正月初一日食,四局預推的結果如次: 一、大統:食一分六十三秒。

     二、回回:食三分七十秒。

     三、東局:遊氣侵光三十餘秒。

     四、西局:京師見食一分一十秒。

    應天(南京)及各省分秒各殊。

    雲南、太原不見食。

    此外初虧、食甚、後圓時刻亦各異。

     事後證明,惟有西局所推皆驗。

    于是崇祯決定廢《大統曆》用新法。

    而遵古者,抗章交谏,并策動太監作内應,反對新法,這樣遲延到了崇祯十六年,三月初一日食,又是西局所測獨準。

    這年八月下诏:&ldquo西法果密,即改為大統曆法通行天下。

    &rdquo可惜&ldquo未幾國變、竟未施行&rdquo。

     入清則順治二年即用新曆,名為《時憲曆》。

    清史稿《湯若望傳》: 順治元年,睿親王多爾衮定京師。

    是歲六月,湯若望啟言:&ldquo臣于明崇祯二年來京,用西洋新法修正舊曆,制測量明星晷,定時考驗諸器,近遭賊毀,拟重制進呈。

    先将本年八月初一日日食,照新法推步,京師日食限分秒,并起複方位,與各省所見不同諸數,開列呈覽。

    &rdquo王命湯若望修正曆法&hellip&hellip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王令大學士馮铨與湯若望率領天監官赴觀象測驗,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