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月—194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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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我頗有些感想,蓋棺定論,就他個人說,他的成就已不少了。

     民國三四年間,正是風花雪月文章達到最高潮的一個階段,他以“天虛我生”的筆名,執着“禮拜六派”文壇的牛耳,真是睥睨一世。

    後來入主《申報·自由談》,他幡然變計,提倡登常識文字,雖給予讀者不過是逐臭蟲、造皮蛋那類小事,究比《玉梨魂》這種文字有益社會。

    他也就利用讀者一時的信仰,提倡家庭小手工業,躬親試驗,以無敵牌牙粉一物,成立了今日号稱數十萬資本的家庭工業社。

    他固然發了财,對國家社會也幫了一些忙。

     一個封建時代的文人,肯接受科學知識,且能腳踏實地去幹,是不易的。

    雖然他還是資本主義社會裡的文人,而“知行合一”這一點,依然可以取法。

     1940年3月27日 再談天虛我生 ——與林琴南之比較 水 我正寫着悼天虛我生一稿,有人問我,他與林琴南的比較如何?此問是很有意義的。

    因為林、陳二位都是舊文人,都曾以文言翻譯歐美小說,我的總答複是:若就介紹西洋文化說,陳對林當然是望塵莫及。

    以學力說,陳雜蕪,林醇厚,陳也比不了林。

    但今日的中國社會,卻需要的是家庭工業社陳老闆這種人。

    我覺得與其讓中國人能知道《茄因小傳》與《茶花女遺事》,不如讓中國人更知道一些牙粉制造法與除蟲菊種植法。

    所以文藝界多出兩個陳蝶仙,倒是好事。

     話又說回來了,天虛我生還是襟懷窄小些,他隻知道謀個人事業的成就,不曾把他自己實行的事業,用文字來喚醒社會一同進行。

    陳是極愛寫文章的人,二十年來,竟不曾寫一冊很好的家庭工業書本出版,不是一件怪事嗎? 1940年3月28日 何必上海 水 我每次到上海,住一個星期,就感到透不過氣來,非走不可。

    這原因雖很多,而人事給我的刺激為最大。

    我覺得那裡是物質文明的最高潮,表示人類在進步。

    而另一方面卻是荒淫與糜爛,鬥争與動亂,看不慣事小,受不了事大,沒有法子叫我忍耐下去。

     這多年,我跑了更多的地方,覺得我以前是犯了短視病。

    一壁廂現着光明,一壁廂又透着黑暗,哪裡不如此?宇宙之謎,慢慢揭開,物質的享受,引導着人類入于荒淫,生活就糜爛了。

    過糜爛生活的人,要找大量的容易錢花,必須鬥争,而那環境也就呈現着動亂。

    這其間勝利者更可享受,失敗者也要麻醉,一個大循環,總歸是荒淫了。

     這年頭,安貧樂道的分子,雖不至于活不下去,但絕不會舒服。

    要解決這個問題,倒不必歎人心不古,最好是人人去做适當的工作。

    然而難矣。

     1940年3月29日 為宋明之士呼冤 水 理學倡而南宋亡,複社興而朱明覆。

    有人就根據這一點,攻擊讀書人砥砺士氣,無補于國家。

    這是因噎廢食的說法,值得我們批他一批。

     誠然,宋明之士講氣節,而沒有挽救國家的危亡,他們要負責任;但他們責任卻負得很輕。

    因為他們講氣節的時候,全是在野之身。

    在朝握着權柄的人,都是賈士道、馬士英之流。

    讀書人盡管說要如何保護人民社稷,宰相卻在鬥蟋蟀,唱曲子。

    他們赤手空拳,哪有什麼法子去挽救危亡呢?譬如文天祥、史可法,他們有那螳臂當車的武力,他們就曾與敵人以打擊。

    而他們那種大義孤忠,也讓強敵低首下心的欽佩,講氣節真無補于國家嗎? 至于他們應負些輕微責任,是可惜他們講的理學過于空洞,不切實際。

    所以宋明士人的氣節,依然可師的,不過不要學他們那樣迂腐而已。

     1940年3月31日 孟子所痛 水 《孟子》七篇,開宗明義就是打破人的自私自利心。

    他說:“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這段文義甚明,“利吾國”之“吾”字,不要呆看,是指着王的倉庫兵甲,而不是國人通有的國。

    戰國時代之“國”字上,本還有一個“天下”包括着。

    不然,《孟子》“五畝之宅”那一篇利人利國的建議,怎樣解釋呢? 這段書固痛言自私,尤其在那“交征”兩字上,感慨系之。

    一個諸侯,上與天子分财,下與士大夫平利。

    士大夫上對諸侯,下對人民,亦莫不然。

    大家都圖摟錢上腰包,隻有内失人心,外引強敵觊觎的份兒,還談個什麼治理?“而國危矣”。

    各諸侯都不解,豈但梁惠王?于是乎秦始皇就得其所哉了。

     1940年4月28日 萬壽宮 水 看到報上贛北我軍在萬壽宮殲敵的消息,便憧憬着兒時神往的西山。

    江西人最信仰晉修道士許遜,幾乎每縣每鄉均有一座萬壽宮,供奉着許多真君。

    而西山這座萬壽宮,是許遜故宅,等于江西人眼裡的聖城,尤為香火盛地。

    然而自這聖城起,有無數的萬壽宮被敵蹂躏過了,這可證明,沒有力量保證信仰,信仰也終必被摧殘。

    這一次大戰以後,江西人對于萬壽宮的建築,也許要減色了。

     這祠為什麼要叫萬壽宮哩?這理由我還沒有在人間找到。

    但我知道每個許遜神像前,在滿清時代都有一塊萬壽牌,這或有點原因。

    隻是供許遜的人,對于這牌卻是熟視無睹。

    這與上說相輔相成,卻是用武力攫取人民的信仰,亦不可能。

     1940年4月29日 西門慶何以有錢 ——《水浒傳》人物評論之三 水 物以類集,在抗戰前的一些時,不少文藝人捧潘金蓮,以為他有革命性。

    換句話說,也就是捧西門慶。

    西門大官人,時代驕子哉! 在《金瓶梅》一書裡,誨淫是另一件事。

    但描寫西門慶這個身兼土豪劣紳的典型人物,上敲官府之門,下聯無類之黨,活靈活現,不能說是作者向壁虛構。

    我們想到宋元政治腐敗,權奸當道,普通人民受壓迫,有養成西門慶這類人物的可能。

    因為下民易欺,官府易買,有幾個錢的紳士,是無求不得的。

    唯其是無求不得,西門慶一個開藥店的商人,可以妻妾成群,可以揮金似土,可以甲第連雲。

    讀《金瓶梅》《水浒傳》的人,也許這樣想,他的錢從哪裡來?其實,這沒有什麼難解,西門慶的錢,還是從經商得來。

    而經商之所以能發大财,依舊歸到上面那十二個字:“下民易欺,官府易買,無求不得。

    ” 1940年5月1日 記起了孔夫子 水 中國儒家對這個“窮”字,有特殊的解釋。

    如“窮則獨善其身”的“窮”,如“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的“窮”,都不是說貧窮,而是說失意。

    也許儒家先哲,看到知識分子,很容易不擇手段地找出路,對于這點,不但言之再三,而且不惜以身作則,極力地向“獨善”與“不濫”上做去。

    你看,“齊人婦女樂,三日不朝孔子行”。

    其不肯含糊如此。

     現在的先生們,忽然在抗戰四個年頭裡記起了孔夫子,有所組織起來了。

    我們莫測高深,不知他們何所感想而出此?據我個人的觀察,假使先生們都有孔夫子那份人格,則政治早已趕上了軍事。

    雖然,他們到底記起了孔夫子,以後也許可以多“善”點,少“濫”點,做到“膰肉不至”就不幹。

    但也不可為了紀念孔子,隻曉得“脍不厭細”才好。

     1940年5月2日 市劫一周年 水 自去年“五三”起,敵機對渝市加以殘暴的轟炸與燃燒,今天已是一周年了。

    敵人以為這樣無人性,可以動搖後方人民抗戰的決心,然而我們用事實來答複他,讓他自己明白這觀念過于幼稚。

     單就重慶市而論,我們有兩點感想。

    第一是許多新修的馬路,為本市建了百年大業,若非因敵機肆虐,市當局絕無力拆出許多大巷來築路。

    而他種建築,散之四郊,也把重慶擴大了三四倍。

    敵人轟炸燃燒的結果,毋甯說适得其反。

    但第二點,是另一件事,許多市民發了财。

    一年之間,由兩三萬資本一躍而為數十萬富翁的,幾乎指不勝屈。

    他們也未嘗不是受轟炸之賜,其詳例不必說,反正人人知道。

    對此輩财神爺,願進一言,望其飲水思源,想到被炸死燒窮的那些苦人兒。

     1940年5月3日 “五四”雜感 水 在去年“五四”以後,本報因疏散停刊,而筆者記“五四”闊人那篇短文,也未能與讀者相見。

    今年“五四”,我們倒無暇去談由五四運動變成了名人的先生,雖然陳公博已做了漢奸了。

     去年“五四”轟炸,更慘于“五三”。

    筆者在硫磺氣味中出了防空洞,便覺被包圍在火城裡。

    那真成了俗話“生死隻隔一張紙”。

    但就拿我這社會不值一顧的人物說,絲毫沒有動搖我抗戰到底的主張,這也可以知道轟炸的政治作用微乎其微。

    我們事實的證明,可作為世界軍事家的參考。

    歐戰也快一年了,除了德機炸華沙,大部分是軍事上的要求而外,交戰國簡直不轟炸平民。

    以蘇聯空軍之盛,而蘇芬戰争中,芬蘭自己公布,全國平民傷亡于轟炸者,不過百餘人。

    以歐戰之文明,越是反映敵人之殘暴。

    像汪精衛這類自負悲天憫人的家夥,會由轟炸區鑽出去給敵人叩頭,卻又是心理學上一種研究品了。

     1940年5月4日 蕭讓幫兇 ——《水浒傳》人物評論之四 水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這話不盡然,梁山泊裡就先後有三個秀才。

    一是王倫,因不第而落草,仿佛事出無奈。

    二是吳用,那是懷才不遇,铤而走險。

    三是聖手書生蕭讓,為了吳用要造一封蔡京的假信,把他賺上山的,強盜做得最無所謂。

     自然蕭讓真不肯落草,便是被賺上山,吳用也無奈何他。

    他首先對王矮虎說:“山寨裡要我們何用?我兩隻手無縛雞之力,隻好吃飯。

    ”他連金大堅的意思也代表了,并無不幹強盜之意,隻是怕幹不來而已。

    本來做秀才的人個個都解得禮義廉恥,則國家有千千萬萬仁人志士可用,那由唐虞三代以來,永遠是治平之世了。

    讀聖賢書的人,豈能一定走做聖賢這條大路?蕭讓仿人筆迹,本是幫閑材料。

    今入了夥,卻是幫兇。

    其替人捧場一也,何足責焉! 1940年5月5日 要善讀死書 水 在今日而提倡念舊書,自然是過于開倒車。

    但《論語》《孟子》裡,就有很多治國做人的大道理,倒也不必過于抹煞。

    試舉幾個例:“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拿嶄新的馬克思學說來看,這些話也并不見得有違背之處。

    若以為舊書充滿了封建思想,恐沾上傳染病,那實在是讓書攪死了活人,而不是活人去善用死書。

     我為什麼想起這些話?由邵力子先生之言而起,國人對于邵先生,當然有相當的認識。

    他絕不落伍。

    然而他于國人歡送他使蘇聯的宴會上,就一再用《論語》來表示他的正确态度,國人的批評,也一緻認為對的。

    然而舊書不可讀與用乎?但孔子也氣憤地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

    ”若提倡孔學的人,其出發點在此,則我全部取消我的勸說。

     1940年5月6日 高俅逼人 ——《水浒傳》人物評論之五 水 俗言有一句話:“逼上梁山”。

    但《水浒傳》上一百零八籌好漢,真正被逼上山的,恐怕隻有林沖一人。

    引這四字來作為恕詞,是不甚恰當的。

     但就大體說,宋時君是昏君,相是奸相,權奸當道,賄賂公行。

    安分的良民,無可為生;不安分的東西,铤而走險。

    整個梁山泊的産生,說是由朝廷逼出,也未嘗不可。

    作《水浒傳》者在這個“逼”字上,很着重高俅,上台就無故找王進的錯,逼得他逃上邊疆。

    天下有多少王進?所以第二次逼林沖時,林沖就走上梁山這條路了。

    當高俅為他兒子害林沖時,他總想着手下一個武弁,有多大能為?他沒有想到遍天下都是林沖,隻待一個人去勾結成夥。

    作書者寫高俅之一逼再逼終于逼出事來,是大有用意的。

     1940年5月8日 一個原則 水 “守如處女,出如脫兔。

    ”世界上的軍事外交,各國都極力向這條路上走。

    這樣,世界隻有欺詐,沒有信義,而且不講面子,隻談利害了。

     英國的打算,想引誘德艦到丹挪海峽之間一舉而殲滅之,德國吃了一個敗仗,甯可失些面子,将海艦遠避。

    意國想向盟軍在挪威展開大戰,他好在巴爾幹動手。

    結果是英、法在近東布置了軍事,甯可失些面子,把挪威遠征軍撤退。

    把眼前事實去看世界,哪裡有準稿子? 雖然“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任何國家對外打算,總不外乎這十四個字的原則。

    明乎此,則今日摩拳擦掌,明日握手言歡,也就無足為異了。

    世上僅有那死心眼兒國家,自發高論,我也不敢說絕無例外。

     1940年5月13日 何不辦工讀學校 水 關于學生營養不夠的話,報紙上已經一再呼籲過了。

    我覺得與其養着成群面黃肌瘦的青年讀者,成天讓他夢想着哪裡有大碗的幹飯和青菜?這是人類最低的希望,心未必在書上。

    倒不如幹脆辦些工讀學校,讓青年賣力氣去換幹飯與青菜(甚至可以吃肉),而學校隻供給他們精神食糧,則國家輕了負擔,青年飽了肚子,各得其便。

    雖然肄業的年月會長些,我想大多數人會同意的。

    因為現在勞工收入很好,每日不難獲得一二元的工資。

     自然,這裡有個用童工問題。

    但中學生平均年齡在十四五歲,輕微的工役是可以勝任的。

    我并不主張青年都去挑煤與拉人力車。

    當局何妨試他一試呢? 1940年5月14日 世界在做外交戰 水 世界上在做炮火戰,也在做外交戰。

    今日世界上的任何國外交當局,其責任并不亞于統軍大元帥。

     在報紙上最活躍的人物,美有赫爾,蘇有莫洛托夫,德有裡賓特羅甫。

    雖然英、法的外長,其才為首相或總理所掩,然也相當地有表現。

    當國際舞台每一張繡幕揭開的時候,我們要回想到揭幕以前的寫劇本與排戲,是有人大大地出了汗的。

    我相信,當今的情勢之下,負有外交責任的人,晚上是不能高枕而卧的。

    自然,也有睡得着的寬心人。

     信任一個外交當局,與信任一個軍事當局,并無二理,任何國的人民,都把他的命運和子孫的命運交給了他。

     1940年5月15日 找奴才法求人才 水 自古到今,為國家辦事的人,誰都想找幾個人才來輔佐自己成功。

    但找是盡管找,而人才之發現,卻是沙裡淘金。

    其故何在?第一,找的條件之下,他們要“招之便來”。

    第二,要樣子看得入眼,話聽得入耳。

    第三,要看這人才是哪條路來的,往常是不是和自己主張相同。

    第四,總得有個信任的薦主。

    這樣,是找人才嗎?這和以前白人購買黑人奴隸,并無二由。

    因為都是要絕對服從。

     以求國士的辦法去求人才,人才不必就有。

    用購買奴隸的辦法去征求人才,來的是奴才。

    便是上選,大多恐怕來的隻是無才的奴隸而已。

    加之用慣了奴才的人,他也不慣用人才。

    縱然求得人才,其不為範增者,未之有也。

     1940年5月16日 吳承仕已死 水 吳承仕先生,為章太炎先生三大弟子之一。

    原來是個講國故的教授。

    民國二十年以後,他忽然以辯證法講漢學,緻每課講堂加凳。

    二十四年有教授改聘事件,先生中元,以後就漸漸不得意了。

    “七七”事變,先生走天津,既不能如其師兄弟錢玄同,在北平掙紮,也不願和其他教師一般,微服南下,隻是仿“自由的比利時”辦法,油印抗敵刊物。

    日人本來恨他,這一來是恨上加恨。

    結果是于去冬被敵人架去,虐待而死。

     他非不能求生,他也非有愛于天津。

    他之死,由于他暮年的奮鬥精神,加上書生積習,有以緻之,然而疾風知勁草。

    我知道他稍多,記述待于異日。

     1940年5月17日 荷印當小心扒手 水 說大話救命,中國一部分人,也有這個習性。

    往常,我們也吃過這個虧,兩三年來,我們是很警惕着這件事了。

     德國終于把荷蘭卷入了漩渦,日寇虎視眈眈下的荷印,當然有問題。

    世界上說大話救命的朋友,也許又給荷、印寬心丸吃,“日本給中國拖疲了,沒法動,而且怕美國艦隊”。

    這自然是事實。

    可是荷、印的資源,是太讓餓瘋了的倭寇垂涎的。

    假使他在“兩利相權取其重”的情形下,他抽出侵華或防蘇的一部分力量,搶了資源再說,誰又能保險“絕不會這樣”?所以與其武斷着敵人絕無力搶荷、印,倒不如疑他有些可能的好。

    我們勸與南洋有關的國家還是小心扒手為是。

     1940年5月19日 應鼓勵遊資内投 水 歐戰擴大,财神爺發生了恐慌,覺得資金逃避到哪裡去也不安全,雖美洲不能例外。

    魂兮歸來,這是他們最後一個覺悟機會了。

     在去年冬,香港彙豐結賬,存款有七萬萬元,幾乎完全屬于華人的。

    這七萬萬港币,折合法币現達三十多萬萬,真是可觀!香港如此,上海及國外其他地方可知,彙豐一家如此,其他外銀行可知。

    我想着,這樣逃避在外的遊資,總有驚人的數目吧?當着這些人拿了大批遊資,不知向哪裡放着好的時候,政府固然當盡量鼓勵遊資内集,而西南實業界也應當躍起,拿一點兒顔色給人看,好讓有錢的投資。

    至于那些應當以身作則的人,就無須多說了,為國家計,為私财計,似乎可以把在倫敦的錢拿些回來,在紐約的就聽便吧。

     1940年5月20日 韓愈不值一文 ——尚論古人之二十四 水 “韓昌黎文章起八代之衰”,這評價已很久了。

    而他的抱負,也極是不凡。

    他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道統相傳,孟荀而後,更無傳人,隐隐以承堯舜道統自居。

    可是把他的《三上宰相書》一讀,其為人就一文不值。

    古人上萬言書以求一官,固然也是常事,何至于像他第二書裡所譬喻,“或取于盜,或取于管庫”。

    張子诏批評他說:“略不知恥。

    ”豈止略不知恥而已哉? 假使後人隻讀過他的“原道”,而沒有讀過他的《三上宰相書》,縱不承認他上承周孔,也不敢拟與不倫,而韓愈于盜。

    可是他求官,他自己就這樣下身份了。

    這何怪權貴們瞧不起斯文種子。

    無論什麼大文豪,一想做官就完了,證于韓愈可知也。

     1940年5月21日 英媪驚雷 水 我們不諱言,“七七”事變前,中國确有少數人患着恐日病。

    第一期抗戰時,這病也許還有些存在。

    但達到抗戰第二期時,毋甯說這因果倒轉了過來,日人有了恐華病了。

    于是每戰必輸,我并非作抗戰八股,而是想起了一個笑話。

     倫敦在每日有空襲可能的情形之下,打了一個大雷,街上一位老太太吓得抖顫,四處找地下室。

    一個賣報童對她說:“老婆婆,不要害怕,是上帝,不是希特勒。

    ”這充分表現了英人犯着恐德病。

    有了這個病,非拿出鐵拳來是不可救藥的,中國對日本就是一個方案。

     張伯倫的紳士作風,一味怕事,害得老太婆把大雷當作炸彈。

    這種政治家,在今日情形之下,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應該予以廓清。

    至于學張伯倫學得隻是虛有其表的,自己就是一個怕雷的老太婆,更不待論了。

     1940年5月22日 我們的作風 水 有人說,《最後關頭》的稿件,諷刺多于批評。

    這卻不是我們并無所知。

    也可以說,我們正要這樣做。

    因為慷慨陳詞,垂涕而道,在善頌善禱之群以外,也還大有人在,似乎用不着這豆腐幹大的刊物,再去放那不響的炮。

     我們夠不上幫忙,又不願在今日之下幫閑。

    無已,且在這個“诤”字上做點功夫。

    中國先哲,講個君有诤臣,父有诤子,士大夫有诤友。

    于是诤民也是今日所必須的。

    诤之道不一,賈誼痛哭是诤,東方朔玩玩笑笑是诤,三蘇嬉笑怒罵是诤,二程講學是诤,甚至柳敬亭說書,頓老彈琵琶,也無非是诤。

    其出發點則無不同。

    我們倒不十分菲薄自己,願在國有诤民之下,做個千百分之一的人。

    說什麼聞者足戒,卻不敢必。

    而言者無罪,是自己相信的。

    因為我們絕不會有二程夫子講大學之道的地位,我們就走了柳麻子這條路。

    此亦孟子所謂不得已也。

     1940年5月23日 鑒于紙煙跌價 水 最近紙煙跌價,以紙包的為限,而聽子的卻原價不動。

    其原因是囤貨的人,因到了黴天怕紙盒裝的要壞,大量抛出。

    而聽子煙不怕上黴,所以不廉價求售。

    由于這一點,證明物價之漲,受奸商囤積的原因居多。

    評價而不能爬梳囤積,那麼,你越抑價,他越囤積,結果适得其反。

    有些地方,評一回價漲一回價。

    其故在此。

     這一點理由,恐怕是盡人皆知的,而囤的貨,也不會上窮碧落下黃泉,讓人無法尋覓。

    然而始終爬梳不得,必待囤貨的自動抛出,則這裡面,多少還另有一個緣故。

    這我就聯想到“有治法,無治人”的六個字,中國不大通用。

    我們還是“以人為政”。

     1940年5月24日 此理甚淺 水 前方軍事吃緊,後方的人說,有錢為什麼不花?過一天是一天。

    前方大打勝仗,後方的人又說,有錢為什麼不花?應該大大慶祝一下。

    樂意花錢,反正是有的說,誰也管不了,我們所要問的,會花錢的人,他們的錢從何而來?大概床底下不會出黃金。

     我們的看法,前方軍事吃緊,應該鼓勵軍心,有錢人應該出錢。

    前方大打勝仗,應該感謝戰士,有錢人也應該出錢。

    不然,我們老百姓就可徹底地問一聲,你的财産從何來?你的财産又靠誰保護?此理甚淺,就是沒人肯繃住臉子對那應當聽的人說。

    假使後方要慰勞豫鄂大捷的戰士們的話,我們希望眼光放大些,别兩毛三毛的,讓童軍在馬路上去勸募。

     1940年5月25日 不可不知“時” 水 中國儒家,講個“天不變道亦不變”。

    他們所謂天,除了宇宙,另外還夾含有一種神秘的信仰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