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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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瓢”——下了肚，又大嚼了一堆西紅柿黃瓜，我們全被撐得不能動了。
我們仰面躺在渠壩的坡上，頭枕着自己的胳膊。
大隊收工回去了，周圍陡然異常地靜谧。
烏鴉在老柳樹上拉屎，稀糞穿過枝葉掉在積滿黃土的渠壩上，砸出“撲、撲”的聲音。
太陽落在群山之巅，灌滿了水的大面積稻田，蓦地變得清涼起來。
青蛙和癞蛤蟆先是試探性的，此起彼伏地叫那麼兩三聲。
聲調悠長而懶散，仿佛是它們剛醒過來打的哈欠似的。
接着，它們便鼓噪開了，整個田野猝然響成一片：“咯咯咕”！“咯咯咕”！歡快而又憤怒。
它們要把世界從人的手中奪回來，并充滿着必勝的信念。
同時，習習的晚風從一眼望不到頭的稻田那邊吹拂過來，并且送來無數跳躍的、閃爍不定的點點金光。
我閉上眼睛，進入一種忘我的恬靜。
這種忘我的恬靜是在等待中的最佳情緒狀态，也是在漫長的等待中不自覺地鍛煉出來的。
在曆史的轉折到來之前，人根本無能為力，與其動辄得咎，不如潛心于思索。
但我思索些什麼呢？我什麼也沒有思索。
外面的世界已經完全逸出了馬克思所探索出的規律，書本已經被抛到一邊。
據說這才是真正遵循了馬克思所說的“批判的武器不如武器的批判”。
因此，不但使王隊長目瞪口呆，也使自以為比他高明的我偶然失措。
王隊長的沉默給我留下的那個空白，盡管填滿了渺茫的，但又必不可少的希望，卻也沒有給我對社會的思考提供任何線索。
斯賓諾莎是這樣說的：“無知并不是論據。
” 管他媽的！當個純粹的勞改犯吧。
王隊長還把我看作與其他勞改犯不同，說來慚愧，實際上我從骨子裡都成了一個勞改犯，因為我在社會上所從事的職業，就數我當勞改犯當得時間最長。
在渠壩下躺夠了，勞改犯們舒臂伸腿地活動起來。
“操！夜黑裡來個女鬼就好了。
” “來的女鬼可别是披頭散發的，最好是塗脂抹粉的。
” “熊！吊死鬼都伸着舌頭，老長老長，通紅通紅，在你臉上舔一下，可夠你嗆！” “一個女鬼不夠分，最好來一幫，十三個，咱們一人摟一個。
” “咱們組長不要呀，咱們組長是個讀書人。
” “讀書人咋啦？讀書人也長着一個……” 我仍閉着眼睛，但也不禁和大家一同“撲哧”地笑了。
我感覺得到這時大夥兒的眼睛都在看着我。
我受着一種獨立于他們之外的尊敬，但我的内心卻傾向于他們。
自一九五八年“公社化”以後，法律之外又加上種種規章制度，空前的嚴厲滲透到農村生活的每條縫隙。
每一個農民都象古希臘傳說中叙拉古國王的寵信，頭上懸着一柄達摩克利斯劍，不知什麼時候它全突然掉下來，砍着自己的腦袋。
歸我率領的十二個田管組員，全是精于農活的強壯小夥子。
聽着他們平靜地叙說自己的案情，就象絮絮的微風穿過林間。
“苦啊，不偷咋辦呢？肚子餓着哩……” 一個塌鼻子小夥子盜賣了生産隊的化肥，判了五年，而談起來卻懷着一種幸運感。
“值！我給我老媽治病了哩。
判我五年，就不讓我退賠了……” “嘿嘿！我也運氣。
”另一個把生産隊的牛喂得撐死的勞改犯這樣說，“法院問我，你願意勞改還是願意賠錢？我琢磨着：勞改隊還管飯吃，我就來了。
來了一看，還真不賴！就是沒有娘兒們。
哎，熬着點吧……” 有時，他們也問我：“章組長，你是為啥進來的？” “我麼？”我說，“我什麼也不為。
” 他咔裂開嘴理解地笑了。
“什麼也不為”就進了勞改隊似乎已經成了司空見慣的事情，就好象吃飽了會打嗝，着了涼會生病一樣，但卻沒有一個人去探究底蘊：為什麼“什麼也不為”就把人送進勞改隊？他們那種毫無抱怨的，任憑自己的生命和命運象流水上的浮葉，漂到哪兒是哪兒的态度，表現了我們這個民族靈魂深處的溫順。
達觀和樂天知命。
我在他們中間，竟有時會懷疑起自己；為什麼要思考？在宿命的面前，思考又有什麼用？ 啊，宿命！ 我知道他們為什麼會想到女鬼，想到吊死鬼。
我們住的這幢遠離勞改大隊的土坯房——照日本戰術教科書上的術語說，是“獨立家屋”，是自五十年代初期建立勞改農場以來就聳立在這廣袤的、平整的田野上的，年年月月，飽經風霜。
據傳說，五十年代中期，渠那邊莊子上有一個黃花閨女，為了抗拒父母包辦的婚姻，大白天就跑過鬥渠到這屋子裡來上了吊。
這是個上吊的好地方，屋頂上沒有頂棚，彎彎扭扭的木頭椽子露在外面，随便哪根椽子上都可經搭上繩子。
而且，有誰會到農閑時空無一人的這幢屬于“嚴禁入内”的勞改農場的“獨立家屋”中來，幹擾她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呢？刑期在十年以上的老勞改犯說起來，至今還津津有味： “咦！俊着哩！還穿着紅鞋，兩條大辮子，唏溜個光！臉白森森的，眼睛毛毛長刷刷的。
咱們給她擡下來的時候，
我們仰面躺在渠壩的坡上，頭枕着自己的胳膊。
大隊收工回去了，周圍陡然異常地靜谧。
烏鴉在老柳樹上拉屎，稀糞穿過枝葉掉在積滿黃土的渠壩上，砸出“撲、撲”的聲音。
太陽落在群山之巅，灌滿了水的大面積稻田，蓦地變得清涼起來。
青蛙和癞蛤蟆先是試探性的，此起彼伏地叫那麼兩三聲。
聲調悠長而懶散，仿佛是它們剛醒過來打的哈欠似的。
接着，它們便鼓噪開了，整個田野猝然響成一片：“咯咯咕”！“咯咯咕”！歡快而又憤怒。
它們要把世界從人的手中奪回來，并充滿着必勝的信念。
同時，習習的晚風從一眼望不到頭的稻田那邊吹拂過來，并且送來無數跳躍的、閃爍不定的點點金光。
我閉上眼睛，進入一種忘我的恬靜。
這種忘我的恬靜是在等待中的最佳情緒狀态，也是在漫長的等待中不自覺地鍛煉出來的。
在曆史的轉折到來之前，人根本無能為力，與其動辄得咎，不如潛心于思索。
但我思索些什麼呢？我什麼也沒有思索。
外面的世界已經完全逸出了馬克思所探索出的規律，書本已經被抛到一邊。
據說這才是真正遵循了馬克思所說的“批判的武器不如武器的批判”。
因此，不但使王隊長目瞪口呆，也使自以為比他高明的我偶然失措。
王隊長的沉默給我留下的那個空白，盡管填滿了渺茫的，但又必不可少的希望，卻也沒有給我對社會的思考提供任何線索。
斯賓諾莎是這樣說的：“無知并不是論據。
” 管他媽的！當個純粹的勞改犯吧。
王隊長還把我看作與其他勞改犯不同，說來慚愧，實際上我從骨子裡都成了一個勞改犯，因為我在社會上所從事的職業，就數我當勞改犯當得時間最長。
在渠壩下躺夠了，勞改犯們舒臂伸腿地活動起來。
“操！夜黑裡來個女鬼就好了。
” “來的女鬼可别是披頭散發的，最好是塗脂抹粉的。
” “熊！吊死鬼都伸着舌頭，老長老長，通紅通紅，在你臉上舔一下，可夠你嗆！” “一個女鬼不夠分，最好來一幫，十三個，咱們一人摟一個。
” “咱們組長不要呀，咱們組長是個讀書人。
” “讀書人咋啦？讀書人也長着一個……” 我仍閉着眼睛，但也不禁和大家一同“撲哧”地笑了。
我感覺得到這時大夥兒的眼睛都在看着我。
我受着一種獨立于他們之外的尊敬，但我的内心卻傾向于他們。
自一九五八年“公社化”以後，法律之外又加上種種規章制度，空前的嚴厲滲透到農村生活的每條縫隙。
每一個農民都象古希臘傳說中叙拉古國王的寵信，頭上懸着一柄達摩克利斯劍，不知什麼時候它全突然掉下來，砍着自己的腦袋。
歸我率領的十二個田管組員，全是精于農活的強壯小夥子。
聽着他們平靜地叙說自己的案情，就象絮絮的微風穿過林間。
“苦啊，不偷咋辦呢？肚子餓着哩……” 一個塌鼻子小夥子盜賣了生産隊的化肥，判了五年，而談起來卻懷着一種幸運感。
“值！我給我老媽治病了哩。
判我五年，就不讓我退賠了……” “嘿嘿！我也運氣。
”另一個把生産隊的牛喂得撐死的勞改犯這樣說，“法院問我，你願意勞改還是願意賠錢？我琢磨着：勞改隊還管飯吃，我就來了。
來了一看，還真不賴！就是沒有娘兒們。
哎，熬着點吧……” 有時，他們也問我：“章組長，你是為啥進來的？” “我麼？”我說，“我什麼也不為。
” 他咔裂開嘴理解地笑了。
“什麼也不為”就進了勞改隊似乎已經成了司空見慣的事情，就好象吃飽了會打嗝，着了涼會生病一樣，但卻沒有一個人去探究底蘊：為什麼“什麼也不為”就把人送進勞改隊？他們那種毫無抱怨的，任憑自己的生命和命運象流水上的浮葉，漂到哪兒是哪兒的态度，表現了我們這個民族靈魂深處的溫順。
達觀和樂天知命。
我在他們中間，竟有時會懷疑起自己；為什麼要思考？在宿命的面前，思考又有什麼用？ 啊，宿命！ 我知道他們為什麼會想到女鬼，想到吊死鬼。
我們住的這幢遠離勞改大隊的土坯房——照日本戰術教科書上的術語說，是“獨立家屋”，是自五十年代初期建立勞改農場以來就聳立在這廣袤的、平整的田野上的，年年月月，飽經風霜。
據傳說，五十年代中期，渠那邊莊子上有一個黃花閨女，為了抗拒父母包辦的婚姻，大白天就跑過鬥渠到這屋子裡來上了吊。
這是個上吊的好地方，屋頂上沒有頂棚，彎彎扭扭的木頭椽子露在外面，随便哪根椽子上都可經搭上繩子。
而且，有誰會到農閑時空無一人的這幢屬于“嚴禁入内”的勞改農場的“獨立家屋”中來，幹擾她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呢？刑期在十年以上的老勞改犯說起來，至今還津津有味： “咦！俊着哩！還穿着紅鞋，兩條大辮子，唏溜個光！臉白森森的，眼睛毛毛長刷刷的。
咱們給她擡下來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