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英雄誰是英雄？（陳釀三國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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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龍，鳳生鳳，老鼠兒子會打洞”，因此官員中“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庶族”，“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左思《詠史》）不但沒有保住曹氏江山，而且斷絕了西晉的人才，鄧艾、稽康等武略文才之士，一個個被送上了斷頭台。
曹操“代漢”采取的策略步驟：挾天子，加九錫，樹黨羽，把一切都鋪墊妥當了，然後再讓子弟從容登基，并且同樣美其名曰：“禅讓天下”，等等，都被司馬氏亦步亦趨地學到手了。
和曹操同時代的劉邵寫過一本《人物志》（曾有出版社以“三國人才學”大做廣告）。
書裡專有“英雄”一章，可以窺見當時對這個概念的看法。
劉劭以為若分别言之，“夫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群者為雄。
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于此。
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
”但是事實上“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說不行；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事不立。
”舉例而言，“必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膽能決之，然後可以為英。
張良是也；氣力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斷事，乃可以為雄。
韓信是也。
”這就是當時的“英雄觀”。
自打漢末天下大亂，群起諸公曾籠而統之地被稱為“群雄”。
《三國演義》裡又細分為“英雄”、“枭雄”和“奸雄”三檔。
曹操是以“英雄”自許而且許人的，見他“青梅煮酒”一事，卻不幸被後人評定為“奸雄”之首。
這一字之别，古時說法是效《春秋》褒貶之義，深入骨髓的。
恐怕就是經過若幹世代的後人體驗捉摸，“鍛煉”出來的筆法。
這就是中國人的曆史感和曆史觀，也是“演義”之所謂“演義”。
“英雄”的稱謂不但沒有曹操的份兒，也沒有留給他私相授受的劉備，一般稱劉為“枭雄”。
《三國》的最終英雄是諸葛亮和關羽，他們是失敗者，卻使後世詩人寫出“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這樣“惺惺惜惺惺”的詩句來。
古人本有“三不朽”的說法，為“立功”、“立言”、“立德”。
諸葛亮和關羽是立德的楷模，也就成為文化意義上的英雄。
這正是《三國演義》的價值所在，因為它能從“群雄逐鹿”的紛繁史事中，清理、提煉、總結出超功利的“不以成敗論英雄”的價值判斷，來抗衡甚至替代“成則王侯敗者賊”的功利判斷，所以它才不朽。
和中國“不以成敗論英雄”的說法相反，有句西方諺語道是“誰笑到最後，誰笑得最好”。
“文革”中因為陳伯達的引用曾經風行一時。
不過當時“笑得最好”的風雲人物，包括陳伯達自己個兒，也沒能“笑到最後”。
這真是一種曆史的諷刺。
說到三國群雄，崇尚功利說的人往往以為“笑到最後”的是曹操。
但翻開《三國演義》的最後一回，卻赫然寫明“三家歸晉”，天下屬于了司馬家族，“笑到最後”的并不是曹操和他的子孫。
如果曆史的大幕從此落下，或者社會出現了一個相對平穩的時期，那麼“笑到最後”，能夠出來向置身于曆史之外的觀衆謝幕的“英雄”，當然是其心思之透明度已經達到“路人皆知”的司馬昭和他的兒子司馬炎。
可惜曆史的鍊論永不止息，曆史的帷幕永不降下。
當我們看到曆史的連台本戲（今日謂之“連續劇”）的下一出時，發現整個中國的走向在這裡出現了極富戲劇性的急轉直下：剛剛沉醉于“三分歸一統”（公元280年）西晉政權，夾屁股就出現了皇族内戰（公元301年，史稱“八王之亂”），“接下來”就是“中原闆蕩”，北部少數民族進入中原（公元304年起，史稱“五胡亂華”）。
司馬氏的子孫和近臣不得不放棄黃河流域優越的文化及經濟核心地帶，逃往東吳和西蜀的“邊鄙”故地（公元317年，史稱“晉室東遷”）。
從此，開始了長達273年的全國大分裂（史稱“南北朝”）。
可見他們也不算作“笑到最後”。
從漢末黃巾亂（184年）開始社會大動蕩，用了96年實現的大統一，僅僅勉強維持了37年（其中還打了16年内戰），就帶來更深重的民族劫難，陷入更長久的國家分裂，更深刻的社會沖突和更劇烈的文化變動之中。
無怪司馬氏的舊臣在長江南岸的新亭聚會，眼見山河變色，人物寥落，感慨萬分，會相對欷噓落淚了。
南朝裴松之所以“奉敕”為《三國志》加注了比正文還多的資料，就代表着被迫南遷的中原士人痛定思痛的結果，還能對“始作俑者”曹操說出什麼歌功頌德的話來？如果曆史學家隻以現今所謂“階段性成就”，楞要對曹操作出純功利性評價，那麼他心裡一定還有什麼沒有講出來的東西。
當然，一個人“生而有涯”，在價值系統紊亂或失衡的時代，判斷誰是英雄尤難，難免又會見仁見智。
我想起三十年前讀到元代揚州人張鳴善的一首散曲《譏時》，調寄《水仙子》：“鋪眉苫眼早三公，裸袖揎拳享萬鐘，胡言亂語成時用。
大剛來都是哄。
說英雄誰是英雄？五眼雞歧山鳴鳳，兩頭蛇南陽卧龍，三腳貓渭水飛熊！” 在這種時代，拿英雄自許或者許人，當然有各人的自由，也真的是“大無可奈何”之事。
但後人如何看，後人的後人如何看，才是曆史。
（原載《陳釀三國》，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8年）
”（左思《詠史》）不但沒有保住曹氏江山，而且斷絕了西晉的人才，鄧艾、稽康等武略文才之士，一個個被送上了斷頭台。
曹操“代漢”采取的策略步驟：挾天子，加九錫，樹黨羽，把一切都鋪墊妥當了，然後再讓子弟從容登基，并且同樣美其名曰：“禅讓天下”，等等，都被司馬氏亦步亦趨地學到手了。
和曹操同時代的劉邵寫過一本《人物志》（曾有出版社以“三國人才學”大做廣告）。
書裡專有“英雄”一章，可以窺見當時對這個概念的看法。
劉劭以為若分别言之，“夫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群者為雄。
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于此。
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
”但是事實上“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說不行；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事不立。
”舉例而言，“必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膽能決之，然後可以為英。
張良是也；氣力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斷事，乃可以為雄。
韓信是也。
”這就是當時的“英雄觀”。
自打漢末天下大亂，群起諸公曾籠而統之地被稱為“群雄”。
《三國演義》裡又細分為“英雄”、“枭雄”和“奸雄”三檔。
曹操是以“英雄”自許而且許人的，見他“青梅煮酒”一事，卻不幸被後人評定為“奸雄”之首。
這一字之别，古時說法是效《春秋》褒貶之義，深入骨髓的。
恐怕就是經過若幹世代的後人體驗捉摸，“鍛煉”出來的筆法。
這就是中國人的曆史感和曆史觀，也是“演義”之所謂“演義”。
“英雄”的稱謂不但沒有曹操的份兒，也沒有留給他私相授受的劉備，一般稱劉為“枭雄”。
《三國》的最終英雄是諸葛亮和關羽，他們是失敗者，卻使後世詩人寫出“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這樣“惺惺惜惺惺”的詩句來。
古人本有“三不朽”的說法，為“立功”、“立言”、“立德”。
諸葛亮和關羽是立德的楷模，也就成為文化意義上的英雄。
這正是《三國演義》的價值所在，因為它能從“群雄逐鹿”的紛繁史事中，清理、提煉、總結出超功利的“不以成敗論英雄”的價值判斷，來抗衡甚至替代“成則王侯敗者賊”的功利判斷，所以它才不朽。
和中國“不以成敗論英雄”的說法相反，有句西方諺語道是“誰笑到最後，誰笑得最好”。
“文革”中因為陳伯達的引用曾經風行一時。
不過當時“笑得最好”的風雲人物，包括陳伯達自己個兒，也沒能“笑到最後”。
這真是一種曆史的諷刺。
說到三國群雄，崇尚功利說的人往往以為“笑到最後”的是曹操。
但翻開《三國演義》的最後一回，卻赫然寫明“三家歸晉”，天下屬于了司馬家族，“笑到最後”的并不是曹操和他的子孫。
如果曆史的大幕從此落下，或者社會出現了一個相對平穩的時期，那麼“笑到最後”，能夠出來向置身于曆史之外的觀衆謝幕的“英雄”，當然是其心思之透明度已經達到“路人皆知”的司馬昭和他的兒子司馬炎。
可惜曆史的鍊論永不止息，曆史的帷幕永不降下。
當我們看到曆史的連台本戲（今日謂之“連續劇”）的下一出時，發現整個中國的走向在這裡出現了極富戲劇性的急轉直下：剛剛沉醉于“三分歸一統”（公元280年）西晉政權，夾屁股就出現了皇族内戰（公元301年，史稱“八王之亂”），“接下來”就是“中原闆蕩”，北部少數民族進入中原（公元304年起，史稱“五胡亂華”）。
司馬氏的子孫和近臣不得不放棄黃河流域優越的文化及經濟核心地帶，逃往東吳和西蜀的“邊鄙”故地（公元317年，史稱“晉室東遷”）。
從此，開始了長達273年的全國大分裂（史稱“南北朝”）。
可見他們也不算作“笑到最後”。
從漢末黃巾亂（184年）開始社會大動蕩，用了96年實現的大統一，僅僅勉強維持了37年（其中還打了16年内戰），就帶來更深重的民族劫難，陷入更長久的國家分裂，更深刻的社會沖突和更劇烈的文化變動之中。
無怪司馬氏的舊臣在長江南岸的新亭聚會，眼見山河變色，人物寥落，感慨萬分，會相對欷噓落淚了。
南朝裴松之所以“奉敕”為《三國志》加注了比正文還多的資料，就代表着被迫南遷的中原士人痛定思痛的結果，還能對“始作俑者”曹操說出什麼歌功頌德的話來？如果曆史學家隻以現今所謂“階段性成就”，楞要對曹操作出純功利性評價，那麼他心裡一定還有什麼沒有講出來的東西。
當然，一個人“生而有涯”，在價值系統紊亂或失衡的時代，判斷誰是英雄尤難，難免又會見仁見智。
我想起三十年前讀到元代揚州人張鳴善的一首散曲《譏時》，調寄《水仙子》：“鋪眉苫眼早三公，裸袖揎拳享萬鐘，胡言亂語成時用。
大剛來都是哄。
說英雄誰是英雄？五眼雞歧山鳴鳳，兩頭蛇南陽卧龍，三腳貓渭水飛熊！” 在這種時代，拿英雄自許或者許人，當然有各人的自由，也真的是“大無可奈何”之事。
但後人如何看，後人的後人如何看，才是曆史。
（原載《陳釀三國》，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