緻劉麟同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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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篇小說：“AHДpeЙЛoЖyxoB”中的男主人公。
典”我沒有參加過。
但是我十幾歲的時候見過綁赴刑場的犯人和挂在電杆上示衆的人頭。
我也聽見人有聲有色地談起劊子手殺人的情形。
《革命黨被捕》和《八日》兩章多少有些根據。
我去法國之前住在上海舊法租界馬浪路一個弄堂裡。
我和兩個朋友同住在三樓的前後樓。
房東可能是舊政客或者舊軍人，他和幾個朋友正在找出路，準備招兵買馬，迎接快要打到上海來的北伐軍。
不知道怎樣，有一天他的一個姓張的部下在華界被孫傳芳的人捉去了，據說是去南市刻字店取什麼司令的關防，給便衣偵探抓去的。
他的妻子到房東家來過一兩次，她是一個善良的年輕女人。
她流着淚講過一番話。
後來房東一家人全躲到别處去了，隻留下一位老太太看家。
不久我就在報上看到那位張先生被殺頭的消息，接着又聽說他在牢裡托人帶話給房東：他受了刑，并未供出同謀，要房東以後照顧他的妻子兄弟。
過兩天我就上船去馬賽了。
兩三個月以後我偶然在巴黎的中法聯誼會或者這一類的地方看到幾張《申報》，在報上又發現那房東的一個朋友也被孫傳芳捉住殺頭示衆了。
孫傳芳退出上海之前不知道砍了多少人的頭。
要不是接連地看到殺頭的消息，我也不會想到寫《殺頭的盛典》。
那位張先生的砍頭幫助我描寫了張為群的英勇的犧牲和悲慘的死亡。
關于李靜淑我講得很少，因為她也是一個虛構的人物。
我隻見過她的外形、服裝和動作。
我指的是一個朋友的新婚的太太。
我創造李靜淑出來給我解決愛與憎的問題。
結果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
我曾經同一位年紀較大的朋友辯論過這個問題，《最後的愛》一章中李靜淑講的一段話，就是根據他的來信寫成的。
關于《滅亡》我已經講了不少的話。
我談創作的過程談得多，談人物談得少。
我在前面說過我創造人物來發洩我的感情，解決我的問題，暴露我的靈魂。
那麼我在小說裡主要地想說明什麼呢？不用說，我集中全力攻擊的目标就是一切不合理的舊制度；我所期待的就是：革命早日到來。
貫穿全書的響亮的呼聲就是這樣一句話：“凡是曾經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應該滅亡。
”所以《滅亡》并不是一本悲觀的書，絕望的書。
不管我自己思想的局限性有多大，作品的缺點有多少，《滅亡》決不是一本虛無主義的小說，否定一切的小說，也不是恐怖主義的小說。
《滅亡》這個書名有雙重的意義。
除了控訴、攻擊和詛咒外，還有歌頌。
《滅亡》歌頌了革命者為理想英勇犧牲的獻身精神。
書名是從過去印在小說扉頁上的主題詩（或者歌詞）來的。
這八句關于“最先起來反抗壓迫的人” 的詩決非表現“革命也滅亡，不革命也滅亡”的虛無悲觀的思想。
唯一的證據就是：這八句詩并非我的創作，它們是我根據俄國詩人雷列葉夫①的幾句詩改譯成的。
雷列葉夫的确說過“我知道：滅亡（погибель）等待着第一個起來反抗壓制人民的暴君的人。
”②而且他自己就因為“起來反抗壓制人民的暴君”，領導十二月黨人的起義，死在尼古拉一世的絞刑架上。
他是為了追求自由、追求民主甘願滅亡的英雄。
我這幾句改譯的詩不僅歌頌了十七世紀俄國農民革命的領袖哥薩克英雄拉辛，也歌頌了為俄國民主革命英勇戰鬥的十二月黨人，也歌頌了一切“起來反抗壓迫的人”，一切的革命者。
1958年3月20日。
①雷列葉夫（K.Φ.РЬIЛeeB，1759—1826），十二月黨五烈士之一，被沙皇尼古拉一世處絞刑。
②見雷列葉夫著叙事詩“HaЙЛИBaЙКО”第八篇《納裡瓦依科的自白》。
選自《巴金全集》第二十卷第388頁。
典”我沒有參加過。
但是我十幾歲的時候見過綁赴刑場的犯人和挂在電杆上示衆的人頭。
我也聽見人有聲有色地談起劊子手殺人的情形。
《革命黨被捕》和《八日》兩章多少有些根據。
我去法國之前住在上海舊法租界馬浪路一個弄堂裡。
我和兩個朋友同住在三樓的前後樓。
房東可能是舊政客或者舊軍人，他和幾個朋友正在找出路，準備招兵買馬，迎接快要打到上海來的北伐軍。
不知道怎樣，有一天他的一個姓張的部下在華界被孫傳芳的人捉去了，據說是去南市刻字店取什麼司令的關防，給便衣偵探抓去的。
他的妻子到房東家來過一兩次，她是一個善良的年輕女人。
她流着淚講過一番話。
後來房東一家人全躲到别處去了，隻留下一位老太太看家。
不久我就在報上看到那位張先生被殺頭的消息，接着又聽說他在牢裡托人帶話給房東：他受了刑，并未供出同謀，要房東以後照顧他的妻子兄弟。
過兩天我就上船去馬賽了。
兩三個月以後我偶然在巴黎的中法聯誼會或者這一類的地方看到幾張《申報》，在報上又發現那房東的一個朋友也被孫傳芳捉住殺頭示衆了。
孫傳芳退出上海之前不知道砍了多少人的頭。
要不是接連地看到殺頭的消息，我也不會想到寫《殺頭的盛典》。
那位張先生的砍頭幫助我描寫了張為群的英勇的犧牲和悲慘的死亡。
關于李靜淑我講得很少，因為她也是一個虛構的人物。
我隻見過她的外形、服裝和動作。
我指的是一個朋友的新婚的太太。
我創造李靜淑出來給我解決愛與憎的問題。
結果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
我曾經同一位年紀較大的朋友辯論過這個問題，《最後的愛》一章中李靜淑講的一段話，就是根據他的來信寫成的。
關于《滅亡》我已經講了不少的話。
我談創作的過程談得多，談人物談得少。
我在前面說過我創造人物來發洩我的感情，解決我的問題，暴露我的靈魂。
那麼我在小說裡主要地想說明什麼呢？不用說，我集中全力攻擊的目标就是一切不合理的舊制度；我所期待的就是：革命早日到來。
貫穿全書的響亮的呼聲就是這樣一句話：“凡是曾經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應該滅亡。
”所以《滅亡》并不是一本悲觀的書，絕望的書。
不管我自己思想的局限性有多大，作品的缺點有多少，《滅亡》決不是一本虛無主義的小說，否定一切的小說，也不是恐怖主義的小說。
《滅亡》這個書名有雙重的意義。
除了控訴、攻擊和詛咒外，還有歌頌。
《滅亡》歌頌了革命者為理想英勇犧牲的獻身精神。
書名是從過去印在小說扉頁上的主題詩（或者歌詞）來的。
這八句關于“最先起來反抗壓迫的人” 的詩決非表現“革命也滅亡，不革命也滅亡”的虛無悲觀的思想。
唯一的證據就是：這八句詩并非我的創作，它們是我根據俄國詩人雷列葉夫①的幾句詩改譯成的。
雷列葉夫的确說過“我知道：滅亡（погибель）等待着第一個起來反抗壓制人民的暴君的人。
”②而且他自己就因為“起來反抗壓制人民的暴君”，領導十二月黨人的起義，死在尼古拉一世的絞刑架上。
他是為了追求自由、追求民主甘願滅亡的英雄。
我這幾句改譯的詩不僅歌頌了十七世紀俄國農民革命的領袖哥薩克英雄拉辛，也歌頌了為俄國民主革命英勇戰鬥的十二月黨人，也歌頌了一切“起來反抗壓迫的人”，一切的革命者。
1958年3月20日。
①雷列葉夫（K.Φ.РЬIЛeeB，1759—1826），十二月黨五烈士之一，被沙皇尼古拉一世處絞刑。
②見雷列葉夫著叙事詩“HaЙЛИBaЙКО”第八篇《納裡瓦依科的自白》。
選自《巴金全集》第二十卷第38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