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贍思 馬祖常 薩都剌 迺賢 虞集 蘇天爵
關燈
小
中
大
元仁宗嘗歎曰：“儒者皆用，惟虞伯生未顯擢爾。
”七年，元英宗碩德八剌繼立，欲大有為于天下，用拜住為丞相。
拜住超用賢俊，力薦虞集可大用。
時虞集因服父憂歸江西。
至治二年冬，才受命趨朝。
三年八月，受召與袁桷、馬祖常同趨上都。
八月五日，南坡政變，元英宗、拜住被鐵失等弑，虞集在途中折回。
泰定元年（1324）初，考試禮部進士，虞集為考官。
他認為國家科舉取士，科目以程朱經注為主，其目的為“一道德、同風俗”，而“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
”是年，遷國子司業。
泰定帝恢複經筵制度，虞集受命講授經筵，為漢文進讀。
見潤澤之際，“陳聖學未易盡其要”，“指時務尤難于極其情”，每為反複斟酌，以“通古今名物之辨”，非辭達其意而不止。
泰定帝見其氣貌溫和，敷對恺切，賜以中統鈔五十錠。
自此常從行講經。
泰定二年，自國子司業上秘書少監。
四年，再考試禮部，又拜翰林直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诏同修國史。
五月，赴上都經筵。
因講罷，議論京師恃東南海運竭民力事。
集與同列蒙古講讀阿魯威學士協同上奏，言治理之法當為“寬遠民、因地利”，即以京師之東，瀕海數千裡沃野、灘地，“用浙人耕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為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情者而易之”。
并主張減輕賦稅，“一年，勿征也。
二年，勿征也。
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于朝廷，以次漸征之。
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
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
他認為，若能行之，“則東面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纾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遊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
這是虞集一次非常重要的政論，後元順帝海口萬戶之設，即宗此說。
時朝中議之，有臣以為“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以賄成”，因而未能實行。
緻和元年（1328），虞集以前職兼經筵官，進階奉政大夫，後又兼國子祭酒。
七月，泰定帝病死于上都。
八月，留守大都的元武宗親信燕鐵木兒發動兵變，迎立武宗次子圖帖睦兒為帝。
九月，圖帖睦兒在大都即位，是為元文宗，虞集為作即位诏。
文宗在潛邸時，已知集以文辭知名，即位後，命仍兼經筵官。
集以“先世墳墓在吳越者，歲久湮沒，乞一郡自便”。
文宗婉言相勸曰：“爾材何不堪，顧今未可去爾。
”不令其去。
天曆二年（1329），文宗在大都建立奎章學士院，集被除為奎章閣侍書學士，這是虞集得到的最高職位。
他侍從文宗于奎章閣，常常“辨色入直，日未三刻始退就舍”①。
時關中大饑，百姓枕藉而死，有些地方甚至數百裡無人迹。
文宗問以對策，虞①歐陽玄：《送虞德修序》，《圭齋集》卷八。
集認為，大災之餘，當重新振作，應“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寬其禁令，使得有所為。
随郡縣擇可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修闾裡、治溝洫，限畎畝，薄征斂，招其傷殘老弱，漸以其力治之”。
并趁機求借一郡相試，左右大臣言虞集此舉是欲辭去，文宗遂罷其議。
不久虞集又以祭酒之職事繁，難于同時兼領，求免此職，文宗以奎章閣事最為切要，特免祭酒之職。
又求免同修國史之職，不允。
是年八月，文宗迎明宗和世?于旺忽察都之地（今河北張北北），元明宗暴崩，文宗立即返回上都，再次即位。
虞集趨上都，奉命寫即位诏。
至順元年（1330）初，廷試進士，虞集為讀卷官。
二月，文宗诏命奎章閣學士采輯本朝典故，仿唐、宋會要，修撰《經世大典》，以虞集與趙世延同任總裁，又特命燕鐵木兒總監其事。
虞集以“入侍燕間，無益時政，且娼嫉者多”，與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都兒迷失、撒迪等人一起辭職。
文宗谕謂：所以立奎章閣，是“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日陳于前，卿等其悉所學，以輔朕志”。
“若軍國機務，自有省院台任之，非卿等責也。
其勿複辭。
”是夏，文宗在上都，欲立己子阿剌忒納答剌為皇太子，乃以明宗長子妥歡貼睦爾乳母夫言，謂妥歡貼睦爾非明宗子，并召令忽都魯都兒迷失、阿嶙帖木兒書其事于蒙古國書《脫蔔赤顔》上，以虞集書诏，播告天下。
①秋，趙世延因病告歸，虞集遂領《經世大典》總裁官之職，并兼修治典事。
至順二年五月一日，《經世大典》修成，共八百帙。
上進文宗後，集乃以目疾求解職，文宗不允。
集又上章舉治書侍禦史馬祖常自代，禦史中丞趙世安也為集請：“虞集久居京師，又病目，幸假一外任使得便醫藥，他日後诏用未晚也。
”文宗終不令其去，并遷怒于趙世安，言：“一虞伯生，汝輩不容耶！” 至順三年，虞集拜翰林侍講學士，餘如故。
八月，文宗崩。
十月甯宗懿璘質班立。
十一月，甯宗崩。
四年，朝臣在上都議立順帝妥歡貼睦爾，有人言及書诏事，虞集遂謝病歸臨川。
有終隐之志，乃在舊居處築室，每日以讨論舊學、詠詩讀書，引賓客、門生弟子徜徉山水之間為樂。
元統二年（1334），順帝遣使召虞集還朝，因疾作不能行。
後至元六年（1340），順帝诏撤文宗廟。
有人又以虞集诏書事告于順帝，順帝不悅，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①至正三年（1343），诏修遼、金、宋三史，大臣欲以虞集任總裁，終因老病、目疾難以前行而止。
至正八年，病卒。
贈為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封仁壽郡公。
虞集在當時文學儒士中享有盛名，是以一時大典、制诏、冊文多出其手。
然而他并未得到文宗真正的信任，僅被視為為皇權利益服務的詞臣而已。
虞①虞集書“順帝非明宗子诏”事，見《元史·虞集傳》，根據《元史·文宗紀》卷三四，至順元年（1330）八月，文宗大駕才至京師，禦史台臣即請立燕王為皇太子，文宗言俟燕鐵木兒至，共議之。
是以知這之前（在上都時）文宗早有立皇太子意。
故虞集書诏事，當取在至順元年。
①據《續資治通鑒》卷二○八《元紀·二十六·考異》雲：“《元史·虞集傳》以順帝&lsquo此我家事&rsquo之言系于元統二年，按其時尚未追理文宗舊诏也。
蓋《元史》連書之，失之限斷，今酌于至元六年。
又《庚申外史》謂順帝撤去文宗廟主。
并逮當時草诏者。
瞿宗吉《歸田詩話》雲：集已謝病在家，以皮繩拴腰，馬尾縫眼，夾兩馬間，逮捕至大都，則以文宗親改稿呈上。
帝覽之曰：&lsquo此朕家事，外人豈知！&rsquo即脫脫亦為之言，得釋，然兩目由是喪明。
宗吉所述，近委老之言，殆惡集者為之也。
使文宗當日果有親改诏書，是為禦筆改定，其稿當藏之禁中，豈得為集所藏，留為他日地步耶？”所見甚是。
另，從虞集詩文來看，是年，虞集一直居在臨川且目未喪明。
集亦知曉上層政治鬥争的險惡，故“每承诏有所述作，顧問古今政治得失，尤委曲盡言，或随事規谏，出不語人，谏或不入，歸家悒悒不樂。
家人見其然，不敢問其故”。
在文宗朝複雜多變的政局中，盡管虞集小心謹慎，但還是因其受到文宗所謂的“知遇之隆”而被許多人所嫉妒。
一日，虞集受命草封營都王制，貴臣阿榮、巎巎因平素嫉集，乃傳謬言，令集制封營國公制。
虞集完稿，丞相來索取發現其誤，問其故，虞集乃知是此二人所為，即請重新易稿以進。
後始終不言此事，故人皆以為“集有雅量”。
虞集待人處世上亦講求孝友。
其弟虞槃早卒，留下遺孤，集撫育如己子。
其孟兄虞采曾因管庫輸賦京師，虧損數千缗，虞集乃盡力借貸代為償還，無難色。
其交友以“尚德”為準則②。
遇“山林之士知古學者，必折節下之。
接後進，雖少且賤，如故己。
”而對“權門顯赫，則未嘗有所附麗”。
歸老後，虞集家貧，然“平時居口未嘗言貧”①，常受到鄰裡鄉親、故友門生的接濟，于其求碑跋、墓銘，有求必應，然卻未嘗苟作。
嘗有南昌富民伍真父，富甲一方，死後
”七年，元英宗碩德八剌繼立，欲大有為于天下，用拜住為丞相。
拜住超用賢俊，力薦虞集可大用。
時虞集因服父憂歸江西。
至治二年冬，才受命趨朝。
三年八月，受召與袁桷、馬祖常同趨上都。
八月五日，南坡政變，元英宗、拜住被鐵失等弑，虞集在途中折回。
泰定元年（1324）初，考試禮部進士，虞集為考官。
他認為國家科舉取士，科目以程朱經注為主，其目的為“一道德、同風俗”，而“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
”是年，遷國子司業。
泰定帝恢複經筵制度，虞集受命講授經筵，為漢文進讀。
見潤澤之際，“陳聖學未易盡其要”，“指時務尤難于極其情”，每為反複斟酌，以“通古今名物之辨”，非辭達其意而不止。
泰定帝見其氣貌溫和，敷對恺切，賜以中統鈔五十錠。
自此常從行講經。
泰定二年，自國子司業上秘書少監。
四年，再考試禮部，又拜翰林直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诏同修國史。
五月，赴上都經筵。
因講罷，議論京師恃東南海運竭民力事。
集與同列蒙古講讀阿魯威學士協同上奏，言治理之法當為“寬遠民、因地利”，即以京師之東，瀕海數千裡沃野、灘地，“用浙人耕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為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情者而易之”。
并主張減輕賦稅，“一年，勿征也。
二年，勿征也。
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于朝廷，以次漸征之。
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
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
他認為，若能行之，“則東面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纾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遊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
這是虞集一次非常重要的政論，後元順帝海口萬戶之設，即宗此說。
時朝中議之，有臣以為“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以賄成”，因而未能實行。
緻和元年（1328），虞集以前職兼經筵官，進階奉政大夫，後又兼國子祭酒。
七月，泰定帝病死于上都。
八月，留守大都的元武宗親信燕鐵木兒發動兵變，迎立武宗次子圖帖睦兒為帝。
九月，圖帖睦兒在大都即位，是為元文宗，虞集為作即位诏。
文宗在潛邸時，已知集以文辭知名，即位後，命仍兼經筵官。
集以“先世墳墓在吳越者，歲久湮沒，乞一郡自便”。
文宗婉言相勸曰：“爾材何不堪，顧今未可去爾。
”不令其去。
天曆二年（1329），文宗在大都建立奎章學士院，集被除為奎章閣侍書學士，這是虞集得到的最高職位。
他侍從文宗于奎章閣，常常“辨色入直，日未三刻始退就舍”①。
時關中大饑，百姓枕藉而死，有些地方甚至數百裡無人迹。
文宗問以對策，虞①歐陽玄：《送虞德修序》，《圭齋集》卷八。
集認為，大災之餘，當重新振作，應“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寬其禁令，使得有所為。
随郡縣擇可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修闾裡、治溝洫，限畎畝，薄征斂，招其傷殘老弱，漸以其力治之”。
并趁機求借一郡相試，左右大臣言虞集此舉是欲辭去，文宗遂罷其議。
不久虞集又以祭酒之職事繁，難于同時兼領，求免此職，文宗以奎章閣事最為切要，特免祭酒之職。
又求免同修國史之職，不允。
是年八月，文宗迎明宗和世?于旺忽察都之地（今河北張北北），元明宗暴崩，文宗立即返回上都，再次即位。
虞集趨上都，奉命寫即位诏。
至順元年（1330）初，廷試進士，虞集為讀卷官。
二月，文宗诏命奎章閣學士采輯本朝典故，仿唐、宋會要，修撰《經世大典》，以虞集與趙世延同任總裁，又特命燕鐵木兒總監其事。
虞集以“入侍燕間，無益時政，且娼嫉者多”，與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都兒迷失、撒迪等人一起辭職。
文宗谕謂：所以立奎章閣，是“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日陳于前，卿等其悉所學，以輔朕志”。
“若軍國機務，自有省院台任之，非卿等責也。
其勿複辭。
”是夏，文宗在上都，欲立己子阿剌忒納答剌為皇太子，乃以明宗長子妥歡貼睦爾乳母夫言，謂妥歡貼睦爾非明宗子，并召令忽都魯都兒迷失、阿嶙帖木兒書其事于蒙古國書《脫蔔赤顔》上，以虞集書诏，播告天下。
①秋，趙世延因病告歸，虞集遂領《經世大典》總裁官之職，并兼修治典事。
至順二年五月一日，《經世大典》修成，共八百帙。
上進文宗後，集乃以目疾求解職，文宗不允。
集又上章舉治書侍禦史馬祖常自代，禦史中丞趙世安也為集請：“虞集久居京師，又病目，幸假一外任使得便醫藥，他日後诏用未晚也。
”文宗終不令其去，并遷怒于趙世安，言：“一虞伯生，汝輩不容耶！” 至順三年，虞集拜翰林侍講學士，餘如故。
八月，文宗崩。
十月甯宗懿璘質班立。
十一月，甯宗崩。
四年，朝臣在上都議立順帝妥歡貼睦爾，有人言及書诏事，虞集遂謝病歸臨川。
有終隐之志，乃在舊居處築室，每日以讨論舊學、詠詩讀書，引賓客、門生弟子徜徉山水之間為樂。
元統二年（1334），順帝遣使召虞集還朝，因疾作不能行。
後至元六年（1340），順帝诏撤文宗廟。
有人又以虞集诏書事告于順帝，順帝不悅，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①至正三年（1343），诏修遼、金、宋三史，大臣欲以虞集任總裁，終因老病、目疾難以前行而止。
至正八年，病卒。
贈為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封仁壽郡公。
虞集在當時文學儒士中享有盛名，是以一時大典、制诏、冊文多出其手。
然而他并未得到文宗真正的信任，僅被視為為皇權利益服務的詞臣而已。
虞①虞集書“順帝非明宗子诏”事，見《元史·虞集傳》，根據《元史·文宗紀》卷三四，至順元年（1330）八月，文宗大駕才至京師，禦史台臣即請立燕王為皇太子，文宗言俟燕鐵木兒至，共議之。
是以知這之前（在上都時）文宗早有立皇太子意。
故虞集書诏事，當取在至順元年。
①據《續資治通鑒》卷二○八《元紀·二十六·考異》雲：“《元史·虞集傳》以順帝&lsquo此我家事&rsquo之言系于元統二年，按其時尚未追理文宗舊诏也。
蓋《元史》連書之，失之限斷，今酌于至元六年。
又《庚申外史》謂順帝撤去文宗廟主。
并逮當時草诏者。
瞿宗吉《歸田詩話》雲：集已謝病在家，以皮繩拴腰，馬尾縫眼，夾兩馬間，逮捕至大都，則以文宗親改稿呈上。
帝覽之曰：&lsquo此朕家事，外人豈知！&rsquo即脫脫亦為之言，得釋，然兩目由是喪明。
宗吉所述，近委老之言，殆惡集者為之也。
使文宗當日果有親改诏書，是為禦筆改定，其稿當藏之禁中，豈得為集所藏，留為他日地步耶？”所見甚是。
另，從虞集詩文來看，是年，虞集一直居在臨川且目未喪明。
集亦知曉上層政治鬥争的險惡，故“每承诏有所述作，顧問古今政治得失，尤委曲盡言，或随事規谏，出不語人，谏或不入，歸家悒悒不樂。
家人見其然，不敢問其故”。
在文宗朝複雜多變的政局中，盡管虞集小心謹慎，但還是因其受到文宗所謂的“知遇之隆”而被許多人所嫉妒。
一日，虞集受命草封營都王制，貴臣阿榮、巎巎因平素嫉集，乃傳謬言，令集制封營國公制。
虞集完稿，丞相來索取發現其誤，問其故，虞集乃知是此二人所為，即請重新易稿以進。
後始終不言此事，故人皆以為“集有雅量”。
虞集待人處世上亦講求孝友。
其弟虞槃早卒，留下遺孤，集撫育如己子。
其孟兄虞采曾因管庫輸賦京師，虧損數千缗，虞集乃盡力借貸代為償還，無難色。
其交友以“尚德”為準則②。
遇“山林之士知古學者，必折節下之。
接後進，雖少且賤，如故己。
”而對“權門顯赫，則未嘗有所附麗”。
歸老後，虞集家貧，然“平時居口未嘗言貧”①，常受到鄰裡鄉親、故友門生的接濟，于其求碑跋、墓銘，有求必應，然卻未嘗苟作。
嘗有南昌富民伍真父，富甲一方，死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