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商業與市鎮
關燈
小
中
大
幾個值得注意的方面：其一，在大統一條件下，路、府、州、縣等行政治所廣泛分布、水陸交通的空前拓展以及各地官手工業局院的分布，不同程度地帶動了大批市鎮的興起與發展。
其中，尤以南北大運河與海運的全線打通而興盛起來的一批城市更具有久遠影響，如真州（今江蘇儀征市），宋代已取代揚州，成為運河與長江銜接的重要口岸，元代亦為“南北商旅聚集去處”，辦課總額在一萬錠以上，與杭州及其附近的兩處一起，成全國之最⑦；揚州“為南北之要沖，達官顯人往來無虛日，富商大賈居積貨财之淵薮”①；濟州“高堰北行舟，市雜荊吳客”，“人煙多似簇，聒耳厭喧啾”②；臨清“每屆漕運時期，帆樯為林，百貨山集”，“當其盛時，北至塔灣，南至頭閘，綿亘數十裡，市肆栉比”③；直沽口設有接納運河與海運物資的漕運機構與糧倉，延祐三年（1316）改為海津鎮，“兵民雜居久，一半解吳歌”，“一日糧船到直沽，吳罂越布滿街衢”④。
劉家港所在的太倉州（今江蘇太倉市）本為草莽之地，成為海運的主要起運港口後，很快就以“番漢雜處，閩廣混居”的“六國碼頭”⑤而著稱。
七處對外貿易港口全部在南方，泉州已取代廣州，成為元代第一大港，“番貨、遠物、異寶、奇玩之所淵，殊方别域富商巨賈之所窟宅，号為天下最”⑥，伊本·拔圖塔稱為“世界上各大港之一”⑦。
馬可·波羅說：“印度一切船舶運載香料及其他一切貴重貨物鹹莅此港。
是亦為一切蠻子（指中國南方）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貨寶石珍珠輸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議，然後由此港轉販蠻子境内。
我敢言亞曆山大或他港運載胡椒一船赴諸基督教國，乃至此刺桐港（即泉州）者，則有船舶百餘，所以大汗在此港征收稅課，為額極巨”⑧。
廣州地位退居第二，但仍是一派“萬舶集奇貨”⑨的繁盛景象，不失為是“世界上擁有最優美市場的大城市之一”①。
慶元港主要從事對高麗和日本的貿易，⑦《元典章》卷二二《戶部》八《課程·鹽課·新降鹽法事理》，卷九《吏部》三《官制》三《場務官·額辦課程處所》。
①危素：《揚州正勝寺記》，《說學齋集》上。
②《濟甯直隸州志》卷三三《濟州》。
③《臨清縣志·商業》引楊效曾：《臨清小記》。
④傅若全：《直沽詩》，《傅與砺詩文集》卷四；張翥：《讀瀛海喜其絕句清遠因口号數詩示九成皆實意也十首》，《蛻庵詩集》卷四。
⑤楊譓：《昆山郡志》卷一《風俗》；明桑悅：《太倉州志》卷一《沿革》一。
⑥吳澄：《送姜曼卿赴泉州路錄事序》，《吳文正公集》卷十六。
⑦《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P486。
⑧《馬可波羅行記》第2卷第156章，馮承鈞譯本。
⑨吳師道：《送王正善提舉廣州市舶司》，《吳禮部集》卷三。
①伊本拔圖塔語，見《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p.488。
“是邦控島夷，走集聚商舸。
珠香雜犀象，稅入何其多”②。
澉浦港在南宋後期建立的舶場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成為“遠涉諸番，近通福、廣”的要沖③。
上海于北宋熙甯七年（1074）建鎮，大觀元年（1107）設市舶務（司下面的分支機構），由于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棉紡織業的飛速發展，至元十四年置市舶司，至元二十七年，“以戶口繁多”，置上海縣，下轄于松江府④。
該港主要管理對高麗和日本的貿易，造船能力雄厚，并擁有大批舶商、梢水。
潮州雖未設市舶機構，但“舶通瓯吳及諸蕃國，人物輻集”（周伯崎《肅政箴》），也不失為溝通海外的一個門戶。
其二，縣以及縣以下的鎮、市墟、村集這類初級市場普遍比宋代有所發展。
《元典章·吏部·官制》載錄了全國縣級以上稅收點（場務）的分布狀況，而更下一級的還有大量稅收分點，它們大都分散在鎮、市或要道之處，如鎮江路丹徒縣與丹陽縣下屬的若幹務便設在谏壁鎮、丁角鎮、延陵鎮、呂城鎮等地。
元代稽察基層地方治安的巡檢司也多設在交通要道處，這裡往往是市、鎮的所在地或集市交易的場所，有的逐步上升為市、鎮，有的還升格為縣級治所。
集市的活躍充分顯示出商品經濟蓬勃發展的趨勢。
元代中期，官府擔心在大都郊區“起立集場”會造成“走透課程”、“滋長盜賊”的後果，下令“住罷”，但集市仍盛行不衰，這使官府認識到：“辇毂之下，尚且奉行不至，何況外路！”①在城市和工商業不太發達的邊遠地區，集市的作用更為突出，如雲南金齒地區，“交易五日一集。
旦則婦人為市，日中男子為市，以毯、布、茶、鹽互相貿易”（李京《雲南志略》），集市的盛行使得“各墟商稅”②的征收成為場務官的重要職責之一③，受到元政府的重視，從中也可以反映出元代初級市場發展的面貌。
其三，在長江三角洲市鎮發展史上，元代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
馬可·波羅從蘇州南行，進入杭嘉湖平原，用“商業繁盛”、居民“皆良商賈與良工匠”、“恃工商為活”之類的字句，表述沿途所見城鎮的觀感，這種情形，與經行中國境内其他地區的感受是決然不一樣的。
這一地域的典型市鎮如嘉興府嘉興、秀水、桐鄉之間的濮院鎮，前身為永樂市，起名的原因據說是：“市中立四大牙行，收積機産，遠方商賈旋至旋行，無羁之苦，因有永樂市之名”④；嘉興王店鎮，因工部尚書王逵“構屋于梅溪，聚貨貿易，因名王店”，此後“日見殷庶，遂成巨鎮”（姚桐壽《樂郊私語》）。
清代②張翥：《元音》卷九《送黃中玉之慶元市舶》。
③周達觀：《真臘風土記》。
④《元史》卷六二《地理志》五。
①《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諸禁》。
②《南甯志·賦稅》，見《永樂大典》八五○七《南甯府》二。
③《馬可波羅行記》第2卷第150章《蘇州城》、第153章《塔皮州城》，馮承鈞譯本。
④金淮：《濮川所聞記》卷一《總叙·開鎮源流》。
的一批方志也記述了嘉定南翔鎮與黃渡鎮、嘉興羅店鎮、吳江平望鎮與黎裡鎮等市鎮發展的狀況⑤，肯定了元代在這批市鎮發展中的地位。
上述市鎮的經營範圍除了屬初級形态的農産品外，更多成分是比較先進的手工業品，反映了當時社會生産力的提高與生産關系的發展，其地域可擴充到包括江西在内的長江大三角洲，行業則以瓷器、絲織業與棉織業為代表。
瓷器制造中心以景德鎮為典型（見前），棉布，“松江者佳”（徐碩《嘉禾志》卷六），松江所屬沙岡、烏泥泾等地生産出“緊細若綢”、“粲然若寫”的名貴品種①；浙江餘姚、彭橋有“小江布”②。
絲織業成為江南更普遍的行業，如湖州歸安縣東林鎮（又稱商林鎮，明代改稱雙林鎮），據說元代已設有十所絹莊，收購四方農戶所産絲絹③；嘉興以永樂市聞名的濮院鎮，由南宋濮鳳後人“督課農桑、機纾之利”，元大德年間其族人開設四大牙行，“收織機産”，“取絹者曰絹主，售絹者曰機戶”④；元末錢塘相安裡有位“饒于财”者，以四五張織機，雇傭十多個專為雇主工作而領取工資的工人，工資以技藝的熟練程度而定，因而熟練工人可較自由地選擇“倍值者”⑤，說明這種手工業作坊在當地分布較為廣泛。
散布在長江三角洲的這批市鎮，以其更大活力，影響着商品經濟的發展。
⑤參見嘉慶《南翔鎮志》卷一《疆域·沿革》、鹹豐《黃渡鎮志》卷一《建置緣起》、乾隆《吳江縣志》卷四《鎮市村》、嘉慶《同裡志》卷一《地輿志·沿革》、嘉慶《黎裡志》卷十二《雜錄》。
①宋如林、林溥：《松江府志》卷六《物産》引《雲間續志》與《五茸志逸》。
②唐若瀛等：《餘姚志》卷九《物産》引《元一統志》。
③參見同治《湖州府志》卷二二《輿地略·村鎮》；光緒《歸安縣志》卷六《輿地略·區莊村鎮》。
④金淮：《濮川所聞記》卷一《總叙·開鎮源流》；胡琢《濮鎮紀聞》卷首《總叙》；另參見同治《湖州府志》卷三三《輿地略·物産》下。
⑤徐一夔：《織工對》，《始豐稿》卷一。
第三節 商人 蒙古貴族很早就與商人結下了不解之緣。
大蒙古國建立前，成吉思汗結識了一位販羊到也裡古納河來的西域商人，後來又有一位“饒于财，商販巨萬，往來于山東河北”的回鹘人，曾煽動成吉思汗南下用兵①。
随着蒙古勢力的擴展，西域商人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影響越來越大，1215年成吉思汗派往花剌子模的報聘團隊便主要由西域商人組成。
忽必烈平定西北諸王之亂，還曾得到回鹘巨商阿老瓦丁兄弟的資助。
後來，漢地商人的地位也相應提高。
元代以商人身份入統政柄
其中，尤以南北大運河與海運的全線打通而興盛起來的一批城市更具有久遠影響，如真州（今江蘇儀征市），宋代已取代揚州，成為運河與長江銜接的重要口岸，元代亦為“南北商旅聚集去處”，辦課總額在一萬錠以上，與杭州及其附近的兩處一起，成全國之最⑦；揚州“為南北之要沖，達官顯人往來無虛日，富商大賈居積貨财之淵薮”①；濟州“高堰北行舟，市雜荊吳客”，“人煙多似簇，聒耳厭喧啾”②；臨清“每屆漕運時期，帆樯為林，百貨山集”，“當其盛時，北至塔灣，南至頭閘，綿亘數十裡，市肆栉比”③；直沽口設有接納運河與海運物資的漕運機構與糧倉，延祐三年（1316）改為海津鎮，“兵民雜居久，一半解吳歌”，“一日糧船到直沽，吳罂越布滿街衢”④。
劉家港所在的太倉州（今江蘇太倉市）本為草莽之地，成為海運的主要起運港口後，很快就以“番漢雜處，閩廣混居”的“六國碼頭”⑤而著稱。
七處對外貿易港口全部在南方，泉州已取代廣州，成為元代第一大港，“番貨、遠物、異寶、奇玩之所淵，殊方别域富商巨賈之所窟宅，号為天下最”⑥，伊本·拔圖塔稱為“世界上各大港之一”⑦。
馬可·波羅說：“印度一切船舶運載香料及其他一切貴重貨物鹹莅此港。
是亦為一切蠻子（指中國南方）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貨寶石珍珠輸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議，然後由此港轉販蠻子境内。
我敢言亞曆山大或他港運載胡椒一船赴諸基督教國，乃至此刺桐港（即泉州）者，則有船舶百餘，所以大汗在此港征收稅課，為額極巨”⑧。
廣州地位退居第二，但仍是一派“萬舶集奇貨”⑨的繁盛景象，不失為是“世界上擁有最優美市場的大城市之一”①。
慶元港主要從事對高麗和日本的貿易，⑦《元典章》卷二二《戶部》八《課程·鹽課·新降鹽法事理》，卷九《吏部》三《官制》三《場務官·額辦課程處所》。
①危素：《揚州正勝寺記》，《說學齋集》上。
②《濟甯直隸州志》卷三三《濟州》。
③《臨清縣志·商業》引楊效曾：《臨清小記》。
④傅若全：《直沽詩》，《傅與砺詩文集》卷四；張翥：《讀瀛海喜其絕句清遠因口号數詩示九成皆實意也十首》，《蛻庵詩集》卷四。
⑤楊譓：《昆山郡志》卷一《風俗》；明桑悅：《太倉州志》卷一《沿革》一。
⑥吳澄：《送姜曼卿赴泉州路錄事序》，《吳文正公集》卷十六。
⑦《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P486。
⑧《馬可波羅行記》第2卷第156章，馮承鈞譯本。
⑨吳師道：《送王正善提舉廣州市舶司》，《吳禮部集》卷三。
①伊本拔圖塔語，見《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p.488。
“是邦控島夷，走集聚商舸。
珠香雜犀象，稅入何其多”②。
澉浦港在南宋後期建立的舶場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成為“遠涉諸番，近通福、廣”的要沖③。
上海于北宋熙甯七年（1074）建鎮，大觀元年（1107）設市舶務（司下面的分支機構），由于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棉紡織業的飛速發展，至元十四年置市舶司，至元二十七年，“以戶口繁多”，置上海縣，下轄于松江府④。
該港主要管理對高麗和日本的貿易，造船能力雄厚，并擁有大批舶商、梢水。
潮州雖未設市舶機構，但“舶通瓯吳及諸蕃國，人物輻集”（周伯崎《肅政箴》），也不失為溝通海外的一個門戶。
其二，縣以及縣以下的鎮、市墟、村集這類初級市場普遍比宋代有所發展。
《元典章·吏部·官制》載錄了全國縣級以上稅收點（場務）的分布狀況，而更下一級的還有大量稅收分點，它們大都分散在鎮、市或要道之處，如鎮江路丹徒縣與丹陽縣下屬的若幹務便設在谏壁鎮、丁角鎮、延陵鎮、呂城鎮等地。
元代稽察基層地方治安的巡檢司也多設在交通要道處，這裡往往是市、鎮的所在地或集市交易的場所，有的逐步上升為市、鎮，有的還升格為縣級治所。
集市的活躍充分顯示出商品經濟蓬勃發展的趨勢。
元代中期，官府擔心在大都郊區“起立集場”會造成“走透課程”、“滋長盜賊”的後果，下令“住罷”，但集市仍盛行不衰，這使官府認識到：“辇毂之下，尚且奉行不至，何況外路！”①在城市和工商業不太發達的邊遠地區，集市的作用更為突出，如雲南金齒地區，“交易五日一集。
旦則婦人為市，日中男子為市，以毯、布、茶、鹽互相貿易”（李京《雲南志略》），集市的盛行使得“各墟商稅”②的征收成為場務官的重要職責之一③，受到元政府的重視，從中也可以反映出元代初級市場發展的面貌。
其三，在長江三角洲市鎮發展史上，元代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
馬可·波羅從蘇州南行，進入杭嘉湖平原，用“商業繁盛”、居民“皆良商賈與良工匠”、“恃工商為活”之類的字句，表述沿途所見城鎮的觀感，這種情形，與經行中國境内其他地區的感受是決然不一樣的。
這一地域的典型市鎮如嘉興府嘉興、秀水、桐鄉之間的濮院鎮，前身為永樂市，起名的原因據說是：“市中立四大牙行，收積機産，遠方商賈旋至旋行，無羁之苦，因有永樂市之名”④；嘉興王店鎮，因工部尚書王逵“構屋于梅溪，聚貨貿易，因名王店”，此後“日見殷庶，遂成巨鎮”（姚桐壽《樂郊私語》）。
清代②張翥：《元音》卷九《送黃中玉之慶元市舶》。
③周達觀：《真臘風土記》。
④《元史》卷六二《地理志》五。
①《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諸禁》。
②《南甯志·賦稅》，見《永樂大典》八五○七《南甯府》二。
③《馬可波羅行記》第2卷第150章《蘇州城》、第153章《塔皮州城》，馮承鈞譯本。
④金淮：《濮川所聞記》卷一《總叙·開鎮源流》。
的一批方志也記述了嘉定南翔鎮與黃渡鎮、嘉興羅店鎮、吳江平望鎮與黎裡鎮等市鎮發展的狀況⑤，肯定了元代在這批市鎮發展中的地位。
上述市鎮的經營範圍除了屬初級形态的農産品外，更多成分是比較先進的手工業品，反映了當時社會生産力的提高與生産關系的發展，其地域可擴充到包括江西在内的長江大三角洲，行業則以瓷器、絲織業與棉織業為代表。
瓷器制造中心以景德鎮為典型（見前），棉布，“松江者佳”（徐碩《嘉禾志》卷六），松江所屬沙岡、烏泥泾等地生産出“緊細若綢”、“粲然若寫”的名貴品種①；浙江餘姚、彭橋有“小江布”②。
絲織業成為江南更普遍的行業，如湖州歸安縣東林鎮（又稱商林鎮，明代改稱雙林鎮），據說元代已設有十所絹莊，收購四方農戶所産絲絹③；嘉興以永樂市聞名的濮院鎮，由南宋濮鳳後人“督課農桑、機纾之利”，元大德年間其族人開設四大牙行，“收織機産”，“取絹者曰絹主，售絹者曰機戶”④；元末錢塘相安裡有位“饒于财”者，以四五張織機，雇傭十多個專為雇主工作而領取工資的工人，工資以技藝的熟練程度而定，因而熟練工人可較自由地選擇“倍值者”⑤，說明這種手工業作坊在當地分布較為廣泛。
散布在長江三角洲的這批市鎮，以其更大活力，影響着商品經濟的發展。
⑤參見嘉慶《南翔鎮志》卷一《疆域·沿革》、鹹豐《黃渡鎮志》卷一《建置緣起》、乾隆《吳江縣志》卷四《鎮市村》、嘉慶《同裡志》卷一《地輿志·沿革》、嘉慶《黎裡志》卷十二《雜錄》。
①宋如林、林溥：《松江府志》卷六《物産》引《雲間續志》與《五茸志逸》。
②唐若瀛等：《餘姚志》卷九《物産》引《元一統志》。
③參見同治《湖州府志》卷二二《輿地略·村鎮》；光緒《歸安縣志》卷六《輿地略·區莊村鎮》。
④金淮：《濮川所聞記》卷一《總叙·開鎮源流》；胡琢《濮鎮紀聞》卷首《總叙》；另參見同治《湖州府志》卷三三《輿地略·物産》下。
⑤徐一夔：《織工對》，《始豐稿》卷一。
第三節 商人 蒙古貴族很早就與商人結下了不解之緣。
大蒙古國建立前，成吉思汗結識了一位販羊到也裡古納河來的西域商人，後來又有一位“饒于财，商販巨萬，往來于山東河北”的回鹘人，曾煽動成吉思汗南下用兵①。
随着蒙古勢力的擴展，西域商人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影響越來越大，1215年成吉思汗派往花剌子模的報聘團隊便主要由西域商人組成。
忽必烈平定西北諸王之亂，還曾得到回鹘巨商阿老瓦丁兄弟的資助。
後來，漢地商人的地位也相應提高。
元代以商人身份入統政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