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文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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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哲學思想、文學藝術、史學等文化領域，既有承上啟下的特點，又有許多創造性；而元代疆域遼闊、民族衆多，在文化發展上又充分體現了多元性。
第一節 哲學思想 理學的繼承和傳播 理學始于北宋周敦頤，中經程颢、程頤，集大成于南宋朱熹，它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統治思想。
理學是在儒家經學、道教與佛教相結合的基礎上孕育發展起來的，理學家們把反映封建地主階級利益的三綱五常加以理論化系統化，成為全社會的共同秩序和宇宙的規律，神聖不可侵犯的天理，他們使三綱五常上升到世界本體的高度，這在儒學的理論思維上，形成了一套比漢唐儒學更加成熟的唯心主義體系。
理學日益成為維護封建制度的思想工具，“時君世主，欲複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宋史·道學傳》）。
蒙古貴族占領北方地區後，面臨着如何來統治這個原來是封建機制運轉下的高度發達的農業社會的問題。
在耶律楚材、楊惟中、姚樞等儒士的幫助下，蒙古統治者逐漸懂得了利用儒學思想的重要性。
在金和南宋對峙時期，“南北道絕，載籍不相通”，理學著作在北方流傳不多。
太宗七年（1235），蒙古軍隊占領德安（今湖北安陸），楊惟中、姚樞等從俘虜中挑出江漢先生趙複，請到燕京，建太極書院，請他講授其中。
趙複以其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注，選取遺書八千餘卷，又著《傳道圖》、《伊洛發揮》等書，對程朱理學的書目、宗旨、師承關系作了全面介紹。
姚樞、楊惟中等從其學，窦默、郝經、許衡、劉因等也因讀了這些書尊信理學。
故全祖望說：“河北之學，傳自江漢先生，曰姚樞、曰窦默、曰郝經，而魯齋（許衡）其大宗也，元時實賴之。
”①南方的理學家都是朱熹、陸九淵的繼承者。
朱熹的弟子黃幹門下有金華、江右兩支：金華一支，有何基的弟子金履祥、許謙等人，入元後多隐居不仕；江右一支，有饒魯及其再傳弟子吳澄。
而陸學人物則以陳苑、趙偕、鄭玉為代表。
元代理學家中，其政治态度與理學的特點不完全相同。
許衡、郝經、窦默等積極用世，官位很高，在理學上隻是“承流宣化”，不重玄奧。
劉因、吳澄、許謙等人閉門冥索，高蹈不仕，理學學說趨于幽玄。
陸學人物多屏迹山野，不改陸學“自識本心”的宗旨。
這些理學家中，以許衡、劉因、吳澄最有影響，稱為元代三大“學者”，許衡、劉因被稱為“元之所以藉以立國者也”②。
元代理學雖然繼承了宋代理學的基本原則，但也有自己的一些特點。
首先，從朱陸之争趨于朱陸“和會”。
南宋時朱、陸兩派就如何獲得天理的方法開展過争論，從“鵝湖之會”到“無極而太極”之争，始終無法調和。
入①《宋元學案》卷九○《魯齋學案》。
②《宋元學案》卷九○《靜修學案》。
元後，朱、陸對立的氣氛消失，元代朱學系統的人物，為了更好地推行理學，遂避繁就簡，紛紛兼取陸學直識本心的簡易方法。
如許衡自問自答地說：“人與天地同，是甚底同？..指心也，謂心與天地一般。
”①這裡所謂的“天地”是指宇宙本體，亦即天理。
而“心與天地一般”，也就是人心就是天理，因而“人心本自廣大”②，故“心之所存者理也”，“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③。
這與陸九淵的天理在心中，心具天理是一個道理。
吳澄雖然認為由于人的氣質不同形成人性的善惡，而接近朱熹的見解，但在如何去惡從善、恢複天地之性上，并沒有沿着朱熹格物窮理的方法，而是直接從自身去發現善端，擴充善端。
他說：“所謂性理之學，既知得吾之性，皆是天地之性，即當用功其性，以着其性，能認得四端之發見謂之知，随其所發見，保護持守。
”“今不就身上實學..非善學也”④。
這種所謂“得吾之性”，“就身上實學”，是吸取程颢的“識仁”到陸九淵的自識本心的方法。
他反過來批評朱熹格物窮理的“道問學”是“偏于言語訓釋之末”的煩瑣。
陸學人物在堅持自求本心的同時，也吸取朱學一些内容。
如由宋入元的鄭玉，就大談所謂“即氣以明理”，“即理以明氣”，和所謂“天地之大，人物之繁，孰能出于理氣之外哉”⑤。
明顯地吸收了朱熹的理氣觀。
總而言之，元代理學家中除一部分堅持朱、陸學統的門徒外，多數朱學和陸學的人物，如許衡、吳澄、劉因、鄭玉、史豪卿、徐霖、胡長孺、許謙等，總結了南宋時朱、陸之争的教訓，認為朱學過于“支離”，而陸學過于“空談”，各走極端，這種學統難以為繼，他們主張打破門戶之見，兼取各家之長，如朱學的笃實“下學”工夫，陸學“簡易”本心論，互相補充。
這種“和會”趨向，正是明代王學的先聲。
所以元代理學實為宋明理學的過渡環節。
第二，許衡的治生論具有進步意義。
許衡提出“治生最高為先務”思想，重視民生日用。
他認為，理學的理、道含有“日月常行”之則，道不是“高遠難行”，應當接近“衆人”，他把“民生日用”的“鹽米細事”視為道和義。
他說：“大而君臣、父子，小而鹽米細事，總謂之文；以其合宜之義，又謂之義；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謂之道。
文也道也，隻是一般。
”①這就使過去空談性命的理學與實際有所接觸，對吃飯穿衣有所重視。
許衡進一步提出了“治生”，論。
“（許衡）言：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
苟生理不足，則于為學之道有所妨。
彼旁求妄進及作①許衡：《語錄》下，《許文正公遺書》卷三。
②許衡：《中庸直解》，《許文正公遺書》卷五。
③許衡：《語錄》下，《許文正公遺書》卷二。
④吳澄：《答人問性理》，《吳文正公遺書》卷二。
⑤《宋元學案》卷九二《草廬學案》。
①許衡：《語錄》上，《許文正公遺書》卷一。
官嗜利者，殆亦窘于生理之所緻也”②。
許衡以滿足人的“生理”即物質生活前提來談“治生”，這同程朱“行天道，遏人欲”的思想不盡一緻。
朱熹說為學之道首先在于正人心、明天理，而許衡認為“治生最為先務”，把“旁求妄進”、“作官嗜利”的原因，歸之于“生理不足”，而不是朱熹所謂利欲昏弊的結果。
許衡的治生論，為明清時代進步思想家所繼承和發展。
第三，劉因的“返求六經”和“古無經史之分”的經學思想，是明清經學思想的濫觞。
劉因認為六經是理學之根本。
他說：“六經自火于秦，傳注于漢，疏釋于唐，議論于宋，日起而日變，學者亦當知其先後，不以彼之言而變吾之良知也。
近世學者往往舍傳、疏釋，便讀（宋）諸儒之議論，蓋不知議論之學，自傳注、疏釋出..故先傳注而後疏釋，疏釋而後議論，始終原委，推索究竟”①。
他經過“推索究竟”之後，指出理學出自漢唐訓诂，訓诂又本于六經，故六經為根本。
唐代韓愈、李翺，尤其是宋代理學家們，把《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架于六經之上，視為理學主要經典。
他們隻就四書矜
第一節 哲學思想 理學的繼承和傳播 理學始于北宋周敦頤，中經程颢、程頤，集大成于南宋朱熹，它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統治思想。
理學是在儒家經學、道教與佛教相結合的基礎上孕育發展起來的，理學家們把反映封建地主階級利益的三綱五常加以理論化系統化，成為全社會的共同秩序和宇宙的規律，神聖不可侵犯的天理，他們使三綱五常上升到世界本體的高度，這在儒學的理論思維上，形成了一套比漢唐儒學更加成熟的唯心主義體系。
理學日益成為維護封建制度的思想工具，“時君世主，欲複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宋史·道學傳》）。
蒙古貴族占領北方地區後，面臨着如何來統治這個原來是封建機制運轉下的高度發達的農業社會的問題。
在耶律楚材、楊惟中、姚樞等儒士的幫助下，蒙古統治者逐漸懂得了利用儒學思想的重要性。
在金和南宋對峙時期，“南北道絕，載籍不相通”，理學著作在北方流傳不多。
太宗七年（1235），蒙古軍隊占領德安（今湖北安陸），楊惟中、姚樞等從俘虜中挑出江漢先生趙複，請到燕京，建太極書院，請他講授其中。
趙複以其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注，選取遺書八千餘卷，又著《傳道圖》、《伊洛發揮》等書，對程朱理學的書目、宗旨、師承關系作了全面介紹。
姚樞、楊惟中等從其學，窦默、郝經、許衡、劉因等也因讀了這些書尊信理學。
故全祖望說：“河北之學，傳自江漢先生，曰姚樞、曰窦默、曰郝經，而魯齋（許衡）其大宗也，元時實賴之。
”①南方的理學家都是朱熹、陸九淵的繼承者。
朱熹的弟子黃幹門下有金華、江右兩支：金華一支，有何基的弟子金履祥、許謙等人，入元後多隐居不仕；江右一支，有饒魯及其再傳弟子吳澄。
而陸學人物則以陳苑、趙偕、鄭玉為代表。
元代理學家中，其政治态度與理學的特點不完全相同。
許衡、郝經、窦默等積極用世，官位很高，在理學上隻是“承流宣化”，不重玄奧。
劉因、吳澄、許謙等人閉門冥索，高蹈不仕，理學學說趨于幽玄。
陸學人物多屏迹山野，不改陸學“自識本心”的宗旨。
這些理學家中，以許衡、劉因、吳澄最有影響，稱為元代三大“學者”，許衡、劉因被稱為“元之所以藉以立國者也”②。
元代理學雖然繼承了宋代理學的基本原則，但也有自己的一些特點。
首先，從朱陸之争趨于朱陸“和會”。
南宋時朱、陸兩派就如何獲得天理的方法開展過争論，從“鵝湖之會”到“無極而太極”之争，始終無法調和。
入①《宋元學案》卷九○《魯齋學案》。
②《宋元學案》卷九○《靜修學案》。
元後，朱、陸對立的氣氛消失，元代朱學系統的人物，為了更好地推行理學，遂避繁就簡，紛紛兼取陸學直識本心的簡易方法。
如許衡自問自答地說：“人與天地同，是甚底同？..指心也，謂心與天地一般。
”①這裡所謂的“天地”是指宇宙本體，亦即天理。
而“心與天地一般”，也就是人心就是天理，因而“人心本自廣大”②，故“心之所存者理也”，“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③。
這與陸九淵的天理在心中，心具天理是一個道理。
吳澄雖然認為由于人的氣質不同形成人性的善惡，而接近朱熹的見解，但在如何去惡從善、恢複天地之性上，并沒有沿着朱熹格物窮理的方法，而是直接從自身去發現善端，擴充善端。
他說：“所謂性理之學，既知得吾之性，皆是天地之性，即當用功其性，以着其性，能認得四端之發見謂之知，随其所發見，保護持守。
”“今不就身上實學..非善學也”④。
這種所謂“得吾之性”，“就身上實學”，是吸取程颢的“識仁”到陸九淵的自識本心的方法。
他反過來批評朱熹格物窮理的“道問學”是“偏于言語訓釋之末”的煩瑣。
陸學人物在堅持自求本心的同時，也吸取朱學一些内容。
如由宋入元的鄭玉，就大談所謂“即氣以明理”，“即理以明氣”，和所謂“天地之大，人物之繁，孰能出于理氣之外哉”⑤。
明顯地吸收了朱熹的理氣觀。
總而言之，元代理學家中除一部分堅持朱、陸學統的門徒外，多數朱學和陸學的人物，如許衡、吳澄、劉因、鄭玉、史豪卿、徐霖、胡長孺、許謙等，總結了南宋時朱、陸之争的教訓，認為朱學過于“支離”，而陸學過于“空談”，各走極端，這種學統難以為繼，他們主張打破門戶之見，兼取各家之長，如朱學的笃實“下學”工夫，陸學“簡易”本心論，互相補充。
這種“和會”趨向，正是明代王學的先聲。
所以元代理學實為宋明理學的過渡環節。
第二，許衡的治生論具有進步意義。
許衡提出“治生最高為先務”思想，重視民生日用。
他認為，理學的理、道含有“日月常行”之則，道不是“高遠難行”，應當接近“衆人”，他把“民生日用”的“鹽米細事”視為道和義。
他說：“大而君臣、父子，小而鹽米細事，總謂之文；以其合宜之義，又謂之義；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謂之道。
文也道也，隻是一般。
”①這就使過去空談性命的理學與實際有所接觸，對吃飯穿衣有所重視。
許衡進一步提出了“治生”，論。
“（許衡）言：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
苟生理不足，則于為學之道有所妨。
彼旁求妄進及作①許衡：《語錄》下，《許文正公遺書》卷三。
②許衡：《中庸直解》，《許文正公遺書》卷五。
③許衡：《語錄》下，《許文正公遺書》卷二。
④吳澄：《答人問性理》，《吳文正公遺書》卷二。
⑤《宋元學案》卷九二《草廬學案》。
①許衡：《語錄》上，《許文正公遺書》卷一。
官嗜利者，殆亦窘于生理之所緻也”②。
許衡以滿足人的“生理”即物質生活前提來談“治生”，這同程朱“行天道，遏人欲”的思想不盡一緻。
朱熹說為學之道首先在于正人心、明天理，而許衡認為“治生最為先務”，把“旁求妄進”、“作官嗜利”的原因，歸之于“生理不足”，而不是朱熹所謂利欲昏弊的結果。
許衡的治生論，為明清時代進步思想家所繼承和發展。
第三，劉因的“返求六經”和“古無經史之分”的經學思想，是明清經學思想的濫觞。
劉因認為六經是理學之根本。
他說：“六經自火于秦，傳注于漢，疏釋于唐，議論于宋，日起而日變，學者亦當知其先後，不以彼之言而變吾之良知也。
近世學者往往舍傳、疏釋，便讀（宋）諸儒之議論，蓋不知議論之學，自傳注、疏釋出..故先傳注而後疏釋，疏釋而後議論，始終原委，推索究竟”①。
他經過“推索究竟”之後，指出理學出自漢唐訓诂，訓诂又本于六經，故六經為根本。
唐代韓愈、李翺，尤其是宋代理學家們，把《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架于六經之上，視為理學主要經典。
他們隻就四書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