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商業與市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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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葉伯幾序》，《松鄉先生文集》卷四。
⑤參見陳高華、吳泰：《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頁187，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⑥此據《元史》卷二六《仁宗紀》三估計。
文稱，延祐七年正月壬午禦史台臣言，賜完者不花海舶稅計鈔數十萬錠，這應該是上年的舶稅收入數，并且是一個低限數目。
⑦《元史》卷一七五《張珪傳》。
種弊端的作用下，促進商業發展的有利因素又往往産生種種負面效應，從而在相當程度上造成元代市場的萎縮與畸形，其中直接幹預、擾亂市場正常運行的主要是特權階層的活動。
如色目富豪通過獻賣珠寶、借貸金錢等手段，滿足蒙古皇族的欲望，不時解決政府财政上的燃眉之急，換取的則是發放高利貸、大規模參與撲買課稅等方便。
僧、道、也裡可溫、答失蠻上層以及漢人中的富商大賈也多享有經商特權。
這樣，在商業中出現了一系列不正常現象：弊害叢生的官營商業遍及國計民生的重要領域；特權階層持玺書、佩虎符，其活動深入到經商、販運的全過程；元代還一度盛行人口買賣，其情形超過金代，買賣雙方隻要講清來曆，書寫契券，依例投稅，交易活動就獲法律認可。
這項交易最興盛的北方地區，“處處有人市數層，等級其坐，貿易甚盛”①。
此外，還存在市場萎縮的一些重要因素。
大量被掠奪、檢括來的手工業工匠集中在官府手工業局院中，從事軍工生産，并幾乎控制了日用工藝品生産的各個重要部門，民間手工業為之相應萎縮；元代發行的紙币開始時數量有限，準備充足，自阿合馬當政後，鈔法日虛，開支又不斷增加，二十多年間，鈔币“輕重相去至數十倍”（《元史·趙孟頫傳》）。
此後每況愈下，元末紙鈔形同廢紙，至使民間普遍以物貨相交易。
紙币逐步變成擾亂市場的因素。
再次，出于政治防範與維護特權等需要，元代還設置了一系列禁令，如在江南地區，規定“市井點燈買賣”隻能在每夜禁鐘前進行；江南鐵貨與熟鐵器，曾一度不允許販往江、漢以北；“諸關廂戶居停旅客”，必須持有“官府文引”，“可疑者”即“不得容止”；“諸經商或因事外出，必從有司會問鄰保出給文引”。
海濱豪民“辄與番商交通貿易銅錢下海者，杖一百七”；絲綿緞匹绫羅之類的優勢手工業品，也與人口、軍器等一并當作禁品，“不得私販下海”①。
這些禁令不同程度地抑制了正常商業活動的展開。
①鄭思肖：《心史》卷下《大義略叙》。
①《元史》卷五二《刑法志》三《食貨》、卷五四《刑法志》四《禁令》。
第二節 市鎮 早期的市是交換地點，鎮為軍事戍守地，發展到宋代，市、鎮連稱，已成為工商業活動場所的一般性概念。
廣義的市鎮包括首都與路、府、州、縣治所以及市鎮、村集、市墟等若幹層次。
市鎮是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
元代的市鎮較之宋、金時代有比較顯著的發展變化。
城鎮人口、數量有較大增長。
除首都之外，宋之府（含部分州）與元之路大緻為兩代地方最高一級城市，宋代版圖最廣時設二十六路，京府四，府三十，元代有路一百八十五個，其中除去原燕雲十六州、北方地區、西夏、新疆、西藏、雲南等地，元代地方最高一級城市的數量仍超過宋代。
城市管理制度也發生引人注目的變化。
宋代諸州縣城鎮人戶按城鎮戶口編制管理，說明當時工商業發展引起城市管理體制的劃時代變化。
元代在城市中仍實行“分城市之居民，成井邑之定制”的廂坊制②（分隅、廂、坊、巷等層次），但管理體制發展變化更為顯著：除四川、嶺北、湖廣、雲南等行省的一些邊遠地區外，路級治所均設錄事司，“掌城中民戶之事”。
該司作為一級行政機構與州、縣并統于路。
大都則設左、右警巡院，“分領坊民事”，下設四隅，轄五十坊；南城區居民區劃分為六十二坊，後添設南城巡院管轄①（大同路、遼陽縣元初均設警巡院，改置路所後廢罷）。
原南宋首都臨安府曾于宋高宗時設九廂，元改路後，分設四隅錄事司，後并為左、右兩處錄事司②。
元代一百八十五個路治所在地，絕大部分設置專管城中民戶事宜的機構，無疑是為了适應中心城市民戶增加、事務繁雜的需要，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城市工商業的發展程度。
一批曆史悠久的城市，如北方的涿州、太原、奉元（今陝西安市）、開封，西南地區的成都，長江中遊的江陵、九江等地，其工商業在原有基礎上仍有所發展。
原南宋首都臨安（杭州）繼續保持“五方之民所聚，貨物之所出，工巧之所萃，征輸之所入，實他郡所不及”③的發展勢頭。
在北方地區，新興起謙州、稱海、德甯等大批城鎮，并先後建成和林、上都和大都三個政治中心。
大都地處金中都東北，至元二十年（1283）竣工，亦稱新城，舊城稱南城。
周長五十七裡有餘，居民五十多萬④。
置十②《至順鎮江志》卷二《地理·坊巷》。
①《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二，卷二三《武宗紀》二；《元一統志》卷一《中書勝大都路》。
②《元史》卷六二《地理志》五。
③徐一夔：《思政堂記》，《始豐稿》卷十。
④大都擁有十多萬戶、五十萬口是一般公認的數字（《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至元七年統計，中都路戶十四萬七千五百九十，口四十萬一千三百五十；《大元倉庫記》載，至元三十年“大都民有十萬”；王恽：《秋澗集》卷二八《宮井七絕》：“波及都城十萬家”，卷八《日蝕傳》：“都城十萬家”；宋：《燕石集》卷八《三月一日雜詩四首》寫元中期大都風物詩：“寂寞東風十萬家”；童冀：《尚齋集》卷五《追和東坡石炭詩韻，奉簡衍公》仍稱明初“燕城居人十萬家”。
人口數按每戶五口計算）。
權衡《庚一個城門，南面偏東的文明門外，号稱彙集南方百貨的“舳舻之津&rsquo，正南的麗正門外号稱勳貴聚居的“衣冠之海”，南面偏西的順承門外為“南商之薮”，西面偏南的平則門外為“西賈之派”①。
城内有各種專門市集三十多處，其中最繁華的三處：一在南面偏西的順承門内，為“人煙湊集”的羊市角頭（簡稱羊角市），有羊、馬、牛、駱駝、驢騾等市；二在今東四牌樓西南，稱樞密院角市；最繁華的斜街市位于全城中心（鐘、鼓樓周圍），有段子、皮帽、鵝鴨、珠子、沙剌（珠寶）、鐵器、米、面等市。
鐘樓之北與文明、麗正、順承三門以南尚有等待出賣勞力的“窮漢市”②。
各門外和南城，也是集市紛呈。
管理大都商業市場的機構是大都宣課提舉司，各市分設提領或大使。
元代中期大都商稅為十萬三千餘錠，僅次于江浙、河南二行省，其餘各行省的稅收總數，尚不及大都一市③。
大都在遼（南京）、金（中都）的基礎上，發展為全國的政治中心，其城市功能及輻射能力空前增大。
它憑借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暢達四方的水陸通道，不僅溝通南北兩大經濟區，而且，往北連結上都、和林等地，往東北經遼陽與松遼平原連成一片，并進而聯結歐亞，“東至于海，西逾于昆侖，南極交廣，北抵窮發，舟車所通，寶貨畢來”④，是一個國際性大都市。
從大都出八達嶺往北，有東西二道通上都，往西北可至和林。
上都路轄一府、六州、十五縣。
作為陪都，元政府曾陸續制定政策，扶持它的發展，“四方聞之，商農日集都市”①，“自谷粟布帛，以至纖靡奇異之物，皆自遠至。
宮府需用百端，而吏得以取具無阙者，則商賈之資也”②。
上都地處物資貧乏的高寒地帶，兩都巡幸制又使得它“官曹多合署，賈肆不常居”③，繁榮期主要在四到八、九月之間，但元中期的商稅收入已達到大都的十分之一（一萬二千餘錠）④，工商業興盛的景況，可見一斑。
和林這一政治中心的形成，帶動了漠北大片地區的經濟發展，“數十年來，婚嫁耕植，比于土著，牛羊馬駝之屬，射獵貿易之利，自金山、稱海、沿邊諸塞，蒙被涵照”⑤。
和林城内形成按行業分工的工商區，東門為糧市，西門為羊市，北門馬市，南門為牛和車輛市⑥，顯示出牧區市鎮的特申外史》上記順帝後至元六年丞相脫脫言：“大都人煙百萬”可能系形容擴大之詞。
①黃文仲：《大都賦》，載《天下同文》前甲集卷十六。
②朱彜尊：《日下舊聞考》卷三八《京城總記》引《析津志》。
③《元史》卷九四《食貨志》二《商稅》。
④程钜夫：《姚長者傳》，《雪樓集》卷七。
①虞集：《威甯井氏墓志銘》，《口北三廳志》卷十三。
②虞集：《賀丞相墓志銘》，《道園學古錄》卷十八。
③周伯琦：《上京雜詩十首》，《近光集》卷一。
④《元史》卷九四《食貨志》二《商稅》。
⑤虞集：《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墓碑》，《道園學古錄》卷十五。
⑥盧勃魯克：《東方諸國旅行記》，柔克義英譯本，P.220&mdash221。
點。
元代市鎮發展還有
⑤參見陳高華、吳泰：《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頁187，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⑥此據《元史》卷二六《仁宗紀》三估計。
文稱，延祐七年正月壬午禦史台臣言，賜完者不花海舶稅計鈔數十萬錠，這應該是上年的舶稅收入數，并且是一個低限數目。
⑦《元史》卷一七五《張珪傳》。
種弊端的作用下，促進商業發展的有利因素又往往産生種種負面效應，從而在相當程度上造成元代市場的萎縮與畸形，其中直接幹預、擾亂市場正常運行的主要是特權階層的活動。
如色目富豪通過獻賣珠寶、借貸金錢等手段，滿足蒙古皇族的欲望，不時解決政府财政上的燃眉之急，換取的則是發放高利貸、大規模參與撲買課稅等方便。
僧、道、也裡可溫、答失蠻上層以及漢人中的富商大賈也多享有經商特權。
這樣，在商業中出現了一系列不正常現象：弊害叢生的官營商業遍及國計民生的重要領域；特權階層持玺書、佩虎符，其活動深入到經商、販運的全過程；元代還一度盛行人口買賣，其情形超過金代，買賣雙方隻要講清來曆，書寫契券，依例投稅，交易活動就獲法律認可。
這項交易最興盛的北方地區，“處處有人市數層，等級其坐，貿易甚盛”①。
此外，還存在市場萎縮的一些重要因素。
大量被掠奪、檢括來的手工業工匠集中在官府手工業局院中，從事軍工生産，并幾乎控制了日用工藝品生産的各個重要部門，民間手工業為之相應萎縮；元代發行的紙币開始時數量有限，準備充足，自阿合馬當政後，鈔法日虛，開支又不斷增加，二十多年間，鈔币“輕重相去至數十倍”（《元史·趙孟頫傳》）。
此後每況愈下，元末紙鈔形同廢紙，至使民間普遍以物貨相交易。
紙币逐步變成擾亂市場的因素。
再次，出于政治防範與維護特權等需要，元代還設置了一系列禁令，如在江南地區，規定“市井點燈買賣”隻能在每夜禁鐘前進行；江南鐵貨與熟鐵器，曾一度不允許販往江、漢以北；“諸關廂戶居停旅客”，必須持有“官府文引”，“可疑者”即“不得容止”；“諸經商或因事外出，必從有司會問鄰保出給文引”。
海濱豪民“辄與番商交通貿易銅錢下海者，杖一百七”；絲綿緞匹绫羅之類的優勢手工業品，也與人口、軍器等一并當作禁品，“不得私販下海”①。
這些禁令不同程度地抑制了正常商業活動的展開。
①鄭思肖：《心史》卷下《大義略叙》。
①《元史》卷五二《刑法志》三《食貨》、卷五四《刑法志》四《禁令》。
第二節 市鎮 早期的市是交換地點，鎮為軍事戍守地，發展到宋代，市、鎮連稱，已成為工商業活動場所的一般性概念。
廣義的市鎮包括首都與路、府、州、縣治所以及市鎮、村集、市墟等若幹層次。
市鎮是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
元代的市鎮較之宋、金時代有比較顯著的發展變化。
城鎮人口、數量有較大增長。
除首都之外，宋之府（含部分州）與元之路大緻為兩代地方最高一級城市，宋代版圖最廣時設二十六路，京府四，府三十，元代有路一百八十五個，其中除去原燕雲十六州、北方地區、西夏、新疆、西藏、雲南等地，元代地方最高一級城市的數量仍超過宋代。
城市管理制度也發生引人注目的變化。
宋代諸州縣城鎮人戶按城鎮戶口編制管理，說明當時工商業發展引起城市管理體制的劃時代變化。
元代在城市中仍實行“分城市之居民，成井邑之定制”的廂坊制②（分隅、廂、坊、巷等層次），但管理體制發展變化更為顯著：除四川、嶺北、湖廣、雲南等行省的一些邊遠地區外，路級治所均設錄事司，“掌城中民戶之事”。
該司作為一級行政機構與州、縣并統于路。
大都則設左、右警巡院，“分領坊民事”，下設四隅，轄五十坊；南城區居民區劃分為六十二坊，後添設南城巡院管轄①（大同路、遼陽縣元初均設警巡院，改置路所後廢罷）。
原南宋首都臨安府曾于宋高宗時設九廂，元改路後，分設四隅錄事司，後并為左、右兩處錄事司②。
元代一百八十五個路治所在地，絕大部分設置專管城中民戶事宜的機構，無疑是為了适應中心城市民戶增加、事務繁雜的需要，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城市工商業的發展程度。
一批曆史悠久的城市，如北方的涿州、太原、奉元（今陝西安市）、開封，西南地區的成都，長江中遊的江陵、九江等地，其工商業在原有基礎上仍有所發展。
原南宋首都臨安（杭州）繼續保持“五方之民所聚，貨物之所出，工巧之所萃，征輸之所入，實他郡所不及”③的發展勢頭。
在北方地區，新興起謙州、稱海、德甯等大批城鎮，并先後建成和林、上都和大都三個政治中心。
大都地處金中都東北，至元二十年（1283）竣工，亦稱新城，舊城稱南城。
周長五十七裡有餘，居民五十多萬④。
置十②《至順鎮江志》卷二《地理·坊巷》。
①《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二，卷二三《武宗紀》二；《元一統志》卷一《中書勝大都路》。
②《元史》卷六二《地理志》五。
③徐一夔：《思政堂記》，《始豐稿》卷十。
④大都擁有十多萬戶、五十萬口是一般公認的數字（《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至元七年統計，中都路戶十四萬七千五百九十，口四十萬一千三百五十；《大元倉庫記》載，至元三十年“大都民有十萬”；王恽：《秋澗集》卷二八《宮井七絕》：“波及都城十萬家”，卷八《日蝕傳》：“都城十萬家”；宋：《燕石集》卷八《三月一日雜詩四首》寫元中期大都風物詩：“寂寞東風十萬家”；童冀：《尚齋集》卷五《追和東坡石炭詩韻，奉簡衍公》仍稱明初“燕城居人十萬家”。
人口數按每戶五口計算）。
權衡《庚一個城門，南面偏東的文明門外，号稱彙集南方百貨的“舳舻之津&rsquo，正南的麗正門外号稱勳貴聚居的“衣冠之海”，南面偏西的順承門外為“南商之薮”，西面偏南的平則門外為“西賈之派”①。
城内有各種專門市集三十多處，其中最繁華的三處：一在南面偏西的順承門内，為“人煙湊集”的羊市角頭（簡稱羊角市），有羊、馬、牛、駱駝、驢騾等市；二在今東四牌樓西南，稱樞密院角市；最繁華的斜街市位于全城中心（鐘、鼓樓周圍），有段子、皮帽、鵝鴨、珠子、沙剌（珠寶）、鐵器、米、面等市。
鐘樓之北與文明、麗正、順承三門以南尚有等待出賣勞力的“窮漢市”②。
各門外和南城，也是集市紛呈。
管理大都商業市場的機構是大都宣課提舉司，各市分設提領或大使。
元代中期大都商稅為十萬三千餘錠，僅次于江浙、河南二行省，其餘各行省的稅收總數，尚不及大都一市③。
大都在遼（南京）、金（中都）的基礎上，發展為全國的政治中心，其城市功能及輻射能力空前增大。
它憑借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暢達四方的水陸通道，不僅溝通南北兩大經濟區，而且，往北連結上都、和林等地，往東北經遼陽與松遼平原連成一片，并進而聯結歐亞，“東至于海，西逾于昆侖，南極交廣，北抵窮發，舟車所通，寶貨畢來”④，是一個國際性大都市。
從大都出八達嶺往北，有東西二道通上都，往西北可至和林。
上都路轄一府、六州、十五縣。
作為陪都，元政府曾陸續制定政策，扶持它的發展，“四方聞之，商農日集都市”①，“自谷粟布帛，以至纖靡奇異之物，皆自遠至。
宮府需用百端，而吏得以取具無阙者，則商賈之資也”②。
上都地處物資貧乏的高寒地帶，兩都巡幸制又使得它“官曹多合署，賈肆不常居”③，繁榮期主要在四到八、九月之間，但元中期的商稅收入已達到大都的十分之一（一萬二千餘錠）④，工商業興盛的景況，可見一斑。
和林這一政治中心的形成，帶動了漠北大片地區的經濟發展，“數十年來，婚嫁耕植，比于土著，牛羊馬駝之屬，射獵貿易之利，自金山、稱海、沿邊諸塞，蒙被涵照”⑤。
和林城内形成按行業分工的工商區，東門為糧市，西門為羊市，北門馬市，南門為牛和車輛市⑥，顯示出牧區市鎮的特申外史》上記順帝後至元六年丞相脫脫言：“大都人煙百萬”可能系形容擴大之詞。
①黃文仲：《大都賦》，載《天下同文》前甲集卷十六。
②朱彜尊：《日下舊聞考》卷三八《京城總記》引《析津志》。
③《元史》卷九四《食貨志》二《商稅》。
④程钜夫：《姚長者傳》，《雪樓集》卷七。
①虞集：《威甯井氏墓志銘》，《口北三廳志》卷十三。
②虞集：《賀丞相墓志銘》，《道園學古錄》卷十八。
③周伯琦：《上京雜詩十首》，《近光集》卷一。
④《元史》卷九四《食貨志》二《商稅》。
⑤虞集：《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墓碑》，《道園學古錄》卷十五。
⑥盧勃魯克：《東方諸國旅行記》，柔克義英譯本，P.220&mdash221。
點。
元代市鎮發展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