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元代多民族統一國家的重建和忽必烈時期的元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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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張起岩：《張宏行狀》，《元文類》卷五○；《元史》卷五《世祖紀》二。
自己周圍。
他們既已在新政權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又怎麼肯輕易冒險稱叛？為求南宋支持，李璮起兵後立即獻漣、海諸城于宋，表示歸順。
宋将夏貴應李璮之請，由蒙宋邊境向北推進，占領亳、滕、徐、宿、邳等州，另一支宋軍約由海路繞過山東半島，在濱州海灘登陸，克利津等縣，轉戰至滄州③。
但是，北進宋軍随即遭到蒙古軍和漢軍合力堵擊，被迫節節南退。
進至濱州、滄州等地的宋軍亦因勢單力薄難以有所作為。
這樣，困守濟南的李璮所部五六萬人，完全陷入了坐以待斃的孤軍境地。
濟南圍城之役，始于中統三年夏四月之初。
李璮日夜拒守近四個月，城中糧草難以為繼，最後至于“人将相食”的地步。
至七月下半月，人心渙散。
李璮自知大勢已去。
“分付衆人出，各讨路去”。
自己手刃愛妾，乘舟入大明湖投水。
因水淺不死，被攻入城内的大軍擒獲，旋即被史天澤等擅殺于軍前。
明日，“天澤等引軍東行，未到益都，城中人已開門降”。
加強封建專制主義統治的措施對忽必烈而言，李璮事件的發生表明，自金末以來盡專中原兵民之權的大小世侯，無疑是新王朝有效地鞏固和強化自身統治的極大障礙。
雖然公開稱叛的隻有李璮和個别響應者，但曾與李璮互相交通、非議朝政的諸侯為數并不少。
為“潛銷諸侯之橫”以除後患，忽必烈當機立斷，以“懲青徐之亂”為由，采取了一系列削弱世侯勢力的措施：一、在各地實行兵民分治的制度，避免地方長官集軍、民之權于一身。
中統三年十二月，诏“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軍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統攝”（《元史·世祖紀二》）。
至是，諸路軍民總管，正式轉變為隻理民政的官職即路總管。
諸侯如真定史氏、保定張氏等，都一度被削去軍權，保留的都是文職。
二、至元元年（1264）十二月，罷各地管民官世襲，立遷轉法，收世侯符節，易地為官；死後，其子孫按蔭叙法授官而不再承襲父職。
三、對一家有數人居于要職的漢地世侯，規定兵民之權不可聚于一門，諸侯總兵者，其子弟勿複任兵事。
制下，史天澤子侄同日解兵符者十七人。
朝廷宣稱這是“務裁諸侯權以保全之”①。
四、中統四年五月，立樞密院，以皇子真金兼判樞密事，統一調度侍衛親軍和各地的蒙古、漢軍萬戶。
由是确立了千戶、萬戶&mdash&mdash統軍司（分立于河南、山東）或元帥府（立于東西兩川等地，後亦改為統軍司）&mdash&mdash樞密院的指揮系統，把軍權集中控制在中央政府的手中。
上述措施的推行，不僅較為有效地抑制了漢地世侯的割據勢力，同時也③《元史》卷一四八《嚴忠嗣傳》；卷一四七《張宏略傳》；卷五《世祖紀》二。
①《元史》卷一四八《董文用傳》；卷一五五《史天澤傳》；卷一四七《張弘略傳》。
在行政和軍事兩大系統内，使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各主要環節基本上得以互相銜接，整合為一體。
在這樣的基礎上，中統後期和至元之初，忽必烈加快了按中原封建王朝的傳統模式進一步完善新政權的步伐。
中統四年升開平府為上都。
至元元年下诏，按前年議定給官員俸祿，頒公田，考殿最，定官吏員數，分品從官職。
同年，改燕京為中都，定中外百官儀從，設翰林院。
二年，依诏命省并州縣，共省并地方建制二百二十餘處。
三年，正式實施對京、府、州、縣、司官吏頒給官俸職田的制度②。
四年，始于中都東北營建新都城。
八年十一月，下令禁行自國初以來用以折抵量刑的金朝刑律《泰和律》；以建“大元”國号诏頒天下。
九年，改中都為大都，确定以大都為國家首都。
從此，中書省、禦史台、樞密院均置于大都，省台大員随皇帝巡幸上都時，則置分省、分台于彼。
兩都畿輔，成為國家的“腹裡”之地。
忽必烈明确宣布：“山以南，國之根本也”（《元史·董文炳傳》），以之與“太祖皇帝肇定區夏，視居庸以北為内地”兩相對照①。
可以看出，忽必烈的觀念，與乃父乃祖相比已經發生了多麼深刻的變化。
在北方的封建統治秩序漸趨穩定的同時，攻取南宋逐漸被提上元朝政權的議事日程。
②《元史》卷六《世祖紀》三。
又據《元史》卷九六《食貨志》四，最初議定“祿科之制”，事在中統元年、二年。
①袁桷：《華嚴寺碑》，《清容居士集》卷二五。
第三節 南宋的滅亡與江南的統一 1259年末，忽必烈與賈似道在鄂州訂立城下之盟，蒙古退兵。
賈似道向宋廷隐瞞了議和、納币之事，以所殺獲俘卒上功，謊稱“諸路大捷”、“江漢肅清”。
之後，長期甘弱幸安的宋廷對來自北邊的嚴重威脅置若罔聞，“從容如常時”②，仍然沉溺于窮奢極欲之中，南宋政權的腐敗發展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
賈似道擅權無上，集百官議事時居然厲聲斥問他們：“諸君非似道拔擢，安得至此？”時人至有“辇毂誰知有趙皇，宮廷也隻說平章”之譏③。
被譽為“真将才”的劉整受統帥呂文德、俞興忌惡構陷，被迫北降，“蒙古由是盡得國事虛實”。
甚至當襄陽已下，元軍“旦暮斧斤不絕，整兵練衆，意在渡江”之時，宋朝的方面大員中仍有人認定“漁舟如葉，江濤渺然”，北兵自然攻不破“長江天塹”④。
朝廷大權掌握在這樣一班将相手中，遂使宋朝愛國軍民一城一地的英勇抗戰終于不能挽回亡國的命運。
劉整降蒙後向忽必烈建議：“攻宋方略宜先從襄陽。
”至元五年，忽必烈命阿術、劉整督軍，攻宋軍重鎮襄陽，“張平宋本”。
元軍于漢水東岩的鹿門山和白河口等築堡，以逼襄樊。
由于守城之戰素為宋所擅長，元軍意在以長圍久困克複之，故于同年立河南行省，經理屯田，就便供給襄樊前線。
六年，命史天澤至前線經畫。
史天澤用張弘範建言，“城萬山以斷其西，栅灌子灘以絕其東”（《元史·張弘範傳》）。
七年，又築實心台于漢水中流，置弩炮于其上，與夾江堡相應；繼而複築圍城，完全切斷了救援襄陽的陸路。
同時，由劉整選卒七萬，日練水軍，以濟己之短。
宋人援襄之兵多次失敗。
八年，宋将範文虎率舟師十萬來援，至鹿門山大敗，船艦百餘及辎重全部落入元軍之手。
九年，宋将李庭芝又遣民兵都統張順、張貴自襄陽西北清泯河乘舟突入重圍，接應襄陽。
張順、張貴先後戰死，襄樊之圍仍不得解。
是年，元軍對樊城實施攻堅戰。
襄陽和樊城隔漢水南北相望。
宋人列木植江中，貫以鐵索，上造浮橋，互相應援。
冬，元軍斷木沉索，焚毀浮橋，絕兩城間的聯絡，并用回回炮猛擊樊城。
至元十年正月，樊城破。
襄陽守将呂文煥見大勢已去，即向元軍投降。
到這時為止，宋軍苦守襄陽首尾達六年。
時論對呂文煥出降雖有“須知李陵生，何若張巡死”的批評，但對他兵盡力竭，不得已而出此之舉仍寄于同情之心。
汪元量在《湖山類稿》的《醉歌》中唱道：“呂将軍在守襄陽，襄陽十年鐵脊梁。
望斷援兵無消息，聲聲罵殺賈平章。
” 攻克襄樊之後，阿術奉命移軍略淮東，遊弋揚州城下。
直到這時候，忽必烈仍未最後下定一舉滅宋的決心。
十一年元月，阿術入觐，堅請興師平江②語見王應麟向朝廷的上言，見《宋史》卷四三八本傳。
③《宋史》卷四二四《李伯玉傳》；劉壎：《賈似道》，《水雲村泯稿》卷四。
④吳萊：《張定傳》，《吳淵穎集》卷七。
南。
诏令相臣會議，史天澤也力主平宋。
在幾經猶豫以後，忽必烈終于接納了阿術、劉整等人的建言。
他遣使潛入宋境，到信州（治今江西上饒）龍虎山問天命于張天師，當即在此前後①。
至元十一年三月，元廷調兵數十萬，以伯顔、史天澤（尋以疾還）、阿術、呂文煥行省荊湖，由江漢圖宋；以合答、劉整、董文炳等行省淮西（八月改為行樞密院），駐紮正陽，“南逼江，斷其東西沖”；以淮東地區地元軍授大将察罕統一節度，配合攻宋，構成三路進兵态勢，而以伯顔一軍為主攻。
七月，伯顔等将領陛辭，忽必烈叮囑他要效法曹彬，“不殺”而取江南。
九月，伯顔親自領軍，自襄陽沿漢水趨郢（今湖北鐘祥），揭開大舉滅宋的戰幕。
時宋軍在郢州聚重兵十萬，夾漢水而城，鐵索橫江，阻遏元軍水師。
伯顔棄城不攻，由藤湖繞過郢州，複舟行漢水，長趨直入，于十二月抵達漢口。
宋淮西制置使夏貴以戰船萬艘列置江中，戍重兵于江北重鎮漢陽軍、陽邏堡，與江南鄂州互為應援，力圖阻攔元軍從這裡入江東下。
伯顔麾軍佯攻漢陽，揚言将由漢口入江，同時暗遣别騎倍道襲取沙蕪，計成。
元軍遂從漢水下遊開壩導水，接通淪河下遊水域，使舟師得以由此進入大江。
而後又佯攻陽邏堡，别遣精兵溯流西，屯于青山矶對岸；至夜，搶渡大江，占青山矶，起浮橋引大軍絕江而南。
夏貴聞元軍渡江，大驚，引麾下三百艘遁還廬州（今安徽合肥）。
元軍克陽邏堡，南宋江漢守軍士氣瓦解，漢陽、鄂州、德安（治今湖北安陸）相繼投降。
是年底，伯顔留阿裡海牙兵四萬于鄂，以規取荊湖，自己與阿術領兵沿江東下。
次年三月，阿裡海牙于洞庭湖口擊潰宋高世傑軍；四月，攻取江陵，荊湖北部州縣多降。
阿裡海牙的這一勝利，完全解除了伯顔“上流一動，則鄂非我有”①的後顧之憂。
忽必烈對攻宋能否成功信心不足，伯顔南征後“使久不至”，竟命楊恭懿入殿蔔吉兇；濟江下鄂之捷聞，仍未完全消釋其疑慮。
他夜召姚樞入内，說道：“朕昔濟江而家難作，天不終此大惠而歸。
今伯顔雖濟江，無能終此與否，猶未可知！是家三百年天下，天命未在吾家，先在于彼。
勿易視之。
”直至阿裡海牙下江陵，他才放心地說：“東南之勢定矣”②，乃敢在京師排宴志慶。
伯顔與阿術自鄂州順流而東，仍以呂文煥為前軍。
宋沿江将帥多為呂氏舊部、門生，每不戰而降。
十二年二月初，元軍進至安慶，在這裡與從正陽南下的董文炳會師，又進至池州（治今安徽貴池）。
南宋自鄂州失守，阖朝震驚。
賈似道迫于太學生及群臣的輿論壓力，隻好親自都督諸路軍馬，集諸①危素：《送程南溟序》，《危太樸文續集》卷一。
又據鄭元祐《遂昌雜錄》，潛往龍虎山者，為“伯顔丞相先鋒”尤宣撫，其人“諜江南凡八年，至以龍虎山張天師符錄取信于世祖皇帝雲”。
①姚燧：《阿裡海牙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三。
②姚燧：《姚樞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歐陽玄：《阿裡海牙新廟碑》，《圭齋集》卷九。
路軍十三萬，上表出師。
他與夏貴會師江上，複進至蕪湖。
這時候，他還想以歲納币與元軍議和，遭到伯顔拒絕。
至元十二年二月，伯顔自池州向東推進，與宋軍遇于丁家洲。
伯顔部騎兵沿大江兩岸掩殺，舉巨炮猛轟宋軍，阿術則驅船艦突入宋水師。
宋前軍孫虎臣戰線動搖。
夏貴見狀不戰而走，以扁舟掠賈似道船，對他喊道：“彼衆我寡，勢不支矣！”賈似道驚慌失措，下令退師。
宋軍全線潰敗，軍資器械全為元軍所獲。
伯顔軍進至建康（今南京），不戰而降鎮江，時近暑夏，遂遵旨駐兵建康、鎮江休整。
五月，伯顔奉召赴阙議事，攻宋戰争稍有間歇。
入秋，宋沿江制置使趙晉、樞密都承旨張世傑等陳舟師于鎮江水面，邀元軍會戰。
宋水師“舳舻連接，旌旗蔽江”，每十船為一舫，連以鐵鎖，以示必死。
時伯顔北觐未歸，元軍由阿術指揮，分兵逆戰。
元軍以火延燒宋師篷樯，宋軍大潰，董文炳軍追張世傑至海。
自此戰後，宋人基本上失去與元軍正面交戰的能力。
江北揚、泰等州，江南常州等地雖都嬰城固拒達數月，卻已無法阻止元軍南進的破竹之勢。
八月，伯顔還軍前。
十一月，伯顔以阿術駐瓜洲絕揚州之援，餘部分軍三道發動總攻。
右路以步騎自建康趨廣德軍四安鎮，由獨松關（在今浙江舊餘杭西北九十裡）包抄臨安；左路以董文炳、範文虎率水軍從京口循大江蹈海，繞行入杭州灣；伯顔自率中路水陸諸軍，沿運河，曆常州、無錫、平江（治今江蘇蘇州）、嘉興，趨臨安。
無軍強克常州後實行屠城，“城内外積骸萬數，至不可計。
井池溝塹，無不充滿。
僅餘婦女嬰兒四百而已”①。
自元軍下建康，宋廷“舉朝相顧失色”，“台谏哭聲震天”②。
大臣們相率“接踵宵遁”，以至“朝中為之蕭然”。
賈似道被罷黜後，宋廷以王瀹、陳宜中為相，并都督諸路軍馬。
尋複以二相論事不合，免王瀹相位，改任留夢炎與陳宜中。
陳宜中當危難之秋，竟“以王師務宜持重”為辭，拒絕文天祥、張世傑以勤王之師與敵決戰的建言，一意向元朝求和，甚至不惜晉用降元将領呂文煥的侄子呂師孟（呂文德子）為兵部侍郎，以求和議。
這時候，陳宜中主持下的宋廷，幾度遣使至日益逼近宋都的伯顔軍前，乞求罷兵，表示願意稱侄，如不許，稱侄孫亦可，再不許，甚至隻求封一小國。
但這時元軍滅宋之意已決，不許和。
至元十三年正月，元三軍畢會于臨安府郊外。
張世傑、文天祥堅請三宮入海，願率衆背城一戰。
陳宜中沮之，說太皇太後謝氏獻傳國玉玺及降表于伯顔軍前。
當夜，陳宜中便遁溫州。
張世傑眼看臨安不守，亦在此時移師定海（今浙江鎮海），抗命拒元。
宋度宗子益王趙昰和廣王趙昺在廷臣保護下潛出臨安府，渡浙江（今富春江），趨婺州（治今浙江金華），經溫州，由陳宜中等相擁入閩。
是月，阿裡海牙破潭州（治今湖南長沙），招降湖南①危素：《昭先小錄序》，《危太樸集》卷七。
②王義山：《徐卿孫事狀》，《稼村類稿》卷二八。
諸郡。
元廷诏阿術所部李恒從遜都台趨江右，立都元帥府于江州（治今江西九江），經略江西。
這樣就使元軍從荊湖至浙東，完全連成一片。
二月，伯顔遣官入臨安視事，籍府庫，收百官符印，遣散禁軍。
三月，伯顔入臨安，依旨押送全太後與宋少帝趙北上，留阿剌罕、董文炳領行省事，忙兀台鎮浙西，唆都鎮浙東。
謝太後因疾暫留南方，後來也被押到大都。
趙先受封為瀛國公，後入吐蕃學佛，号合尊大師，一号木波講師，英宗時被毒死；全太後則入庵為尼。
是年五月，逃到福州的陸秀夫、張世傑、陳宜中等擁益王昺為帝，進廣王昺2為衛王。
臨安投降前使于伯顔軍前遂被羁的文天祥，在北解途中逃脫，這時也輾轉來投趙昰。
流亡小朝廷力圖憑借福建，規複兩浙和贛南。
江西、兩浙地區聞閩廷頒诏，亦“在在起應，蜂屯蟻附”①。
秋，張世傑以十萬大軍攻建昌（今江西南城），敗績。
文天祥先開府南劍（今福
自己周圍。
他們既已在新政權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又怎麼肯輕易冒險稱叛？為求南宋支持，李璮起兵後立即獻漣、海諸城于宋，表示歸順。
宋将夏貴應李璮之請，由蒙宋邊境向北推進，占領亳、滕、徐、宿、邳等州，另一支宋軍約由海路繞過山東半島，在濱州海灘登陸，克利津等縣，轉戰至滄州③。
但是，北進宋軍随即遭到蒙古軍和漢軍合力堵擊，被迫節節南退。
進至濱州、滄州等地的宋軍亦因勢單力薄難以有所作為。
這樣，困守濟南的李璮所部五六萬人，完全陷入了坐以待斃的孤軍境地。
濟南圍城之役，始于中統三年夏四月之初。
李璮日夜拒守近四個月，城中糧草難以為繼，最後至于“人将相食”的地步。
至七月下半月，人心渙散。
李璮自知大勢已去。
“分付衆人出，各讨路去”。
自己手刃愛妾，乘舟入大明湖投水。
因水淺不死，被攻入城内的大軍擒獲，旋即被史天澤等擅殺于軍前。
明日，“天澤等引軍東行，未到益都，城中人已開門降”。
加強封建專制主義統治的措施對忽必烈而言，李璮事件的發生表明，自金末以來盡專中原兵民之權的大小世侯，無疑是新王朝有效地鞏固和強化自身統治的極大障礙。
雖然公開稱叛的隻有李璮和個别響應者，但曾與李璮互相交通、非議朝政的諸侯為數并不少。
為“潛銷諸侯之橫”以除後患，忽必烈當機立斷，以“懲青徐之亂”為由，采取了一系列削弱世侯勢力的措施：一、在各地實行兵民分治的制度，避免地方長官集軍、民之權于一身。
中統三年十二月，诏“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軍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統攝”（《元史·世祖紀二》）。
至是，諸路軍民總管，正式轉變為隻理民政的官職即路總管。
諸侯如真定史氏、保定張氏等，都一度被削去軍權，保留的都是文職。
二、至元元年（1264）十二月，罷各地管民官世襲，立遷轉法，收世侯符節，易地為官；死後，其子孫按蔭叙法授官而不再承襲父職。
三、對一家有數人居于要職的漢地世侯，規定兵民之權不可聚于一門，諸侯總兵者，其子弟勿複任兵事。
制下，史天澤子侄同日解兵符者十七人。
朝廷宣稱這是“務裁諸侯權以保全之”①。
四、中統四年五月，立樞密院，以皇子真金兼判樞密事，統一調度侍衛親軍和各地的蒙古、漢軍萬戶。
由是确立了千戶、萬戶&mdash&mdash統軍司（分立于河南、山東）或元帥府（立于東西兩川等地，後亦改為統軍司）&mdash&mdash樞密院的指揮系統，把軍權集中控制在中央政府的手中。
上述措施的推行，不僅較為有效地抑制了漢地世侯的割據勢力，同時也③《元史》卷一四八《嚴忠嗣傳》；卷一四七《張宏略傳》；卷五《世祖紀》二。
①《元史》卷一四八《董文用傳》；卷一五五《史天澤傳》；卷一四七《張弘略傳》。
在行政和軍事兩大系統内，使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各主要環節基本上得以互相銜接，整合為一體。
在這樣的基礎上，中統後期和至元之初，忽必烈加快了按中原封建王朝的傳統模式進一步完善新政權的步伐。
中統四年升開平府為上都。
至元元年下诏，按前年議定給官員俸祿，頒公田，考殿最，定官吏員數，分品從官職。
同年，改燕京為中都，定中外百官儀從，設翰林院。
二年，依诏命省并州縣，共省并地方建制二百二十餘處。
三年，正式實施對京、府、州、縣、司官吏頒給官俸職田的制度②。
四年，始于中都東北營建新都城。
八年十一月，下令禁行自國初以來用以折抵量刑的金朝刑律《泰和律》；以建“大元”國号诏頒天下。
九年，改中都為大都，确定以大都為國家首都。
從此，中書省、禦史台、樞密院均置于大都，省台大員随皇帝巡幸上都時，則置分省、分台于彼。
兩都畿輔，成為國家的“腹裡”之地。
忽必烈明确宣布：“山以南，國之根本也”（《元史·董文炳傳》），以之與“太祖皇帝肇定區夏，視居庸以北為内地”兩相對照①。
可以看出，忽必烈的觀念，與乃父乃祖相比已經發生了多麼深刻的變化。
在北方的封建統治秩序漸趨穩定的同時，攻取南宋逐漸被提上元朝政權的議事日程。
②《元史》卷六《世祖紀》三。
又據《元史》卷九六《食貨志》四，最初議定“祿科之制”，事在中統元年、二年。
①袁桷：《華嚴寺碑》，《清容居士集》卷二五。
第三節 南宋的滅亡與江南的統一 1259年末，忽必烈與賈似道在鄂州訂立城下之盟，蒙古退兵。
賈似道向宋廷隐瞞了議和、納币之事，以所殺獲俘卒上功，謊稱“諸路大捷”、“江漢肅清”。
之後，長期甘弱幸安的宋廷對來自北邊的嚴重威脅置若罔聞，“從容如常時”②，仍然沉溺于窮奢極欲之中，南宋政權的腐敗發展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
賈似道擅權無上，集百官議事時居然厲聲斥問他們：“諸君非似道拔擢，安得至此？”時人至有“辇毂誰知有趙皇，宮廷也隻說平章”之譏③。
被譽為“真将才”的劉整受統帥呂文德、俞興忌惡構陷，被迫北降，“蒙古由是盡得國事虛實”。
甚至當襄陽已下，元軍“旦暮斧斤不絕，整兵練衆，意在渡江”之時，宋朝的方面大員中仍有人認定“漁舟如葉，江濤渺然”，北兵自然攻不破“長江天塹”④。
朝廷大權掌握在這樣一班将相手中，遂使宋朝愛國軍民一城一地的英勇抗戰終于不能挽回亡國的命運。
劉整降蒙後向忽必烈建議：“攻宋方略宜先從襄陽。
”至元五年，忽必烈命阿術、劉整督軍，攻宋軍重鎮襄陽，“張平宋本”。
元軍于漢水東岩的鹿門山和白河口等築堡，以逼襄樊。
由于守城之戰素為宋所擅長，元軍意在以長圍久困克複之，故于同年立河南行省，經理屯田，就便供給襄樊前線。
六年，命史天澤至前線經畫。
史天澤用張弘範建言，“城萬山以斷其西，栅灌子灘以絕其東”（《元史·張弘範傳》）。
七年，又築實心台于漢水中流，置弩炮于其上，與夾江堡相應；繼而複築圍城，完全切斷了救援襄陽的陸路。
同時，由劉整選卒七萬，日練水軍，以濟己之短。
宋人援襄之兵多次失敗。
八年，宋将範文虎率舟師十萬來援，至鹿門山大敗，船艦百餘及辎重全部落入元軍之手。
九年，宋将李庭芝又遣民兵都統張順、張貴自襄陽西北清泯河乘舟突入重圍，接應襄陽。
張順、張貴先後戰死，襄樊之圍仍不得解。
是年，元軍對樊城實施攻堅戰。
襄陽和樊城隔漢水南北相望。
宋人列木植江中，貫以鐵索，上造浮橋，互相應援。
冬，元軍斷木沉索，焚毀浮橋，絕兩城間的聯絡，并用回回炮猛擊樊城。
至元十年正月，樊城破。
襄陽守将呂文煥見大勢已去，即向元軍投降。
到這時為止，宋軍苦守襄陽首尾達六年。
時論對呂文煥出降雖有“須知李陵生，何若張巡死”的批評，但對他兵盡力竭，不得已而出此之舉仍寄于同情之心。
汪元量在《湖山類稿》的《醉歌》中唱道：“呂将軍在守襄陽，襄陽十年鐵脊梁。
望斷援兵無消息，聲聲罵殺賈平章。
” 攻克襄樊之後，阿術奉命移軍略淮東，遊弋揚州城下。
直到這時候，忽必烈仍未最後下定一舉滅宋的決心。
十一年元月，阿術入觐，堅請興師平江②語見王應麟向朝廷的上言，見《宋史》卷四三八本傳。
③《宋史》卷四二四《李伯玉傳》；劉壎：《賈似道》，《水雲村泯稿》卷四。
④吳萊：《張定傳》，《吳淵穎集》卷七。
南。
诏令相臣會議，史天澤也力主平宋。
在幾經猶豫以後，忽必烈終于接納了阿術、劉整等人的建言。
他遣使潛入宋境，到信州（治今江西上饒）龍虎山問天命于張天師，當即在此前後①。
至元十一年三月，元廷調兵數十萬，以伯顔、史天澤（尋以疾還）、阿術、呂文煥行省荊湖，由江漢圖宋；以合答、劉整、董文炳等行省淮西（八月改為行樞密院），駐紮正陽，“南逼江，斷其東西沖”；以淮東地區地元軍授大将察罕統一節度，配合攻宋，構成三路進兵态勢，而以伯顔一軍為主攻。
七月，伯顔等将領陛辭，忽必烈叮囑他要效法曹彬，“不殺”而取江南。
九月，伯顔親自領軍，自襄陽沿漢水趨郢（今湖北鐘祥），揭開大舉滅宋的戰幕。
時宋軍在郢州聚重兵十萬，夾漢水而城，鐵索橫江，阻遏元軍水師。
伯顔棄城不攻，由藤湖繞過郢州，複舟行漢水，長趨直入，于十二月抵達漢口。
宋淮西制置使夏貴以戰船萬艘列置江中，戍重兵于江北重鎮漢陽軍、陽邏堡，與江南鄂州互為應援，力圖阻攔元軍從這裡入江東下。
伯顔麾軍佯攻漢陽，揚言将由漢口入江，同時暗遣别騎倍道襲取沙蕪，計成。
元軍遂從漢水下遊開壩導水，接通淪河下遊水域，使舟師得以由此進入大江。
而後又佯攻陽邏堡，别遣精兵溯流西，屯于青山矶對岸；至夜，搶渡大江，占青山矶，起浮橋引大軍絕江而南。
夏貴聞元軍渡江，大驚，引麾下三百艘遁還廬州（今安徽合肥）。
元軍克陽邏堡，南宋江漢守軍士氣瓦解，漢陽、鄂州、德安（治今湖北安陸）相繼投降。
是年底，伯顔留阿裡海牙兵四萬于鄂，以規取荊湖，自己與阿術領兵沿江東下。
次年三月，阿裡海牙于洞庭湖口擊潰宋高世傑軍；四月，攻取江陵，荊湖北部州縣多降。
阿裡海牙的這一勝利，完全解除了伯顔“上流一動，則鄂非我有”①的後顧之憂。
忽必烈對攻宋能否成功信心不足，伯顔南征後“使久不至”，竟命楊恭懿入殿蔔吉兇；濟江下鄂之捷聞，仍未完全消釋其疑慮。
他夜召姚樞入内，說道：“朕昔濟江而家難作，天不終此大惠而歸。
今伯顔雖濟江，無能終此與否，猶未可知！是家三百年天下，天命未在吾家，先在于彼。
勿易視之。
”直至阿裡海牙下江陵，他才放心地說：“東南之勢定矣”②，乃敢在京師排宴志慶。
伯顔與阿術自鄂州順流而東，仍以呂文煥為前軍。
宋沿江将帥多為呂氏舊部、門生，每不戰而降。
十二年二月初，元軍進至安慶，在這裡與從正陽南下的董文炳會師，又進至池州（治今安徽貴池）。
南宋自鄂州失守，阖朝震驚。
賈似道迫于太學生及群臣的輿論壓力，隻好親自都督諸路軍馬，集諸①危素：《送程南溟序》，《危太樸文續集》卷一。
又據鄭元祐《遂昌雜錄》，潛往龍虎山者，為“伯顔丞相先鋒”尤宣撫，其人“諜江南凡八年，至以龍虎山張天師符錄取信于世祖皇帝雲”。
①姚燧：《阿裡海牙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三。
②姚燧：《姚樞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歐陽玄：《阿裡海牙新廟碑》，《圭齋集》卷九。
路軍十三萬，上表出師。
他與夏貴會師江上，複進至蕪湖。
這時候，他還想以歲納币與元軍議和，遭到伯顔拒絕。
至元十二年二月，伯顔自池州向東推進，與宋軍遇于丁家洲。
伯顔部騎兵沿大江兩岸掩殺，舉巨炮猛轟宋軍，阿術則驅船艦突入宋水師。
宋前軍孫虎臣戰線動搖。
夏貴見狀不戰而走，以扁舟掠賈似道船，對他喊道：“彼衆我寡，勢不支矣！”賈似道驚慌失措，下令退師。
宋軍全線潰敗，軍資器械全為元軍所獲。
伯顔軍進至建康（今南京），不戰而降鎮江，時近暑夏，遂遵旨駐兵建康、鎮江休整。
五月，伯顔奉召赴阙議事，攻宋戰争稍有間歇。
入秋，宋沿江制置使趙晉、樞密都承旨張世傑等陳舟師于鎮江水面，邀元軍會戰。
宋水師“舳舻連接，旌旗蔽江”，每十船為一舫，連以鐵鎖，以示必死。
時伯顔北觐未歸，元軍由阿術指揮，分兵逆戰。
元軍以火延燒宋師篷樯，宋軍大潰，董文炳軍追張世傑至海。
自此戰後，宋人基本上失去與元軍正面交戰的能力。
江北揚、泰等州，江南常州等地雖都嬰城固拒達數月，卻已無法阻止元軍南進的破竹之勢。
八月，伯顔還軍前。
十一月，伯顔以阿術駐瓜洲絕揚州之援，餘部分軍三道發動總攻。
右路以步騎自建康趨廣德軍四安鎮，由獨松關（在今浙江舊餘杭西北九十裡）包抄臨安；左路以董文炳、範文虎率水軍從京口循大江蹈海，繞行入杭州灣；伯顔自率中路水陸諸軍，沿運河，曆常州、無錫、平江（治今江蘇蘇州）、嘉興，趨臨安。
無軍強克常州後實行屠城，“城内外積骸萬數，至不可計。
井池溝塹，無不充滿。
僅餘婦女嬰兒四百而已”①。
自元軍下建康，宋廷“舉朝相顧失色”，“台谏哭聲震天”②。
大臣們相率“接踵宵遁”，以至“朝中為之蕭然”。
賈似道被罷黜後，宋廷以王瀹、陳宜中為相，并都督諸路軍馬。
尋複以二相論事不合，免王瀹相位，改任留夢炎與陳宜中。
陳宜中當危難之秋，竟“以王師務宜持重”為辭，拒絕文天祥、張世傑以勤王之師與敵決戰的建言，一意向元朝求和，甚至不惜晉用降元将領呂文煥的侄子呂師孟（呂文德子）為兵部侍郎，以求和議。
這時候，陳宜中主持下的宋廷，幾度遣使至日益逼近宋都的伯顔軍前，乞求罷兵，表示願意稱侄，如不許，稱侄孫亦可，再不許，甚至隻求封一小國。
但這時元軍滅宋之意已決，不許和。
至元十三年正月，元三軍畢會于臨安府郊外。
張世傑、文天祥堅請三宮入海，願率衆背城一戰。
陳宜中沮之，說太皇太後謝氏獻傳國玉玺及降表于伯顔軍前。
當夜，陳宜中便遁溫州。
張世傑眼看臨安不守，亦在此時移師定海（今浙江鎮海），抗命拒元。
宋度宗子益王趙昰和廣王趙昺在廷臣保護下潛出臨安府，渡浙江（今富春江），趨婺州（治今浙江金華），經溫州，由陳宜中等相擁入閩。
是月，阿裡海牙破潭州（治今湖南長沙），招降湖南①危素：《昭先小錄序》，《危太樸集》卷七。
②王義山：《徐卿孫事狀》，《稼村類稿》卷二八。
諸郡。
元廷诏阿術所部李恒從遜都台趨江右，立都元帥府于江州（治今江西九江），經略江西。
這樣就使元軍從荊湖至浙東，完全連成一片。
二月，伯顔遣官入臨安視事，籍府庫，收百官符印，遣散禁軍。
三月，伯顔入臨安，依旨押送全太後與宋少帝趙北上，留阿剌罕、董文炳領行省事，忙兀台鎮浙西，唆都鎮浙東。
謝太後因疾暫留南方，後來也被押到大都。
趙先受封為瀛國公，後入吐蕃學佛，号合尊大師，一号木波講師，英宗時被毒死；全太後則入庵為尼。
是年五月，逃到福州的陸秀夫、張世傑、陳宜中等擁益王昺為帝，進廣王昺2為衛王。
臨安投降前使于伯顔軍前遂被羁的文天祥，在北解途中逃脫，這時也輾轉來投趙昰。
流亡小朝廷力圖憑借福建，規複兩浙和贛南。
江西、兩浙地區聞閩廷頒诏，亦“在在起應，蜂屯蟻附”①。
秋，張世傑以十萬大軍攻建昌（今江西南城），敗績。
文天祥先開府南劍（今福